空战与试飞:我与抗美援朝战争*

2023-03-22 16:21吴克明口述郎煜萱整理
军事历史 2023年4期
关键词:长机僚机航校

★ 吴克明(口述) 檀 松 郎煜萱(整理)

一、小时候的飞行梦想

我是浙江萧山人,从小成长在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1937 年,我8 岁时插班进入萧山仓桥小学三年级读下学期,七七事变后,萧山在11 月30 日遭日机毁灭性轰炸,于是开始辍学逃难,算起来小学在校时间总计不足二年,其余学业均由父母在家辅导完成。小学毕业后又因经济困难未能外出升学,在家种地二年。1943 年萧山办中学才进萧山中学学习,1946 年夏毕业,同年考入浙江省立湘湖师范普师科,在校曾参加过1947 年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8 年担任湘师学生自治会理事会主席,接触一些进步人士,实际上大都是我党地下党员,如复旦大学张凤翔等。经他们介绍,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材》《资本论》等。当时不管看懂看不懂,统统啃读,于是了解了一些有关解放区、共产党的情况,这对个人人生观的形成影响比较大。加上当时国统区政治腐败,我对没有人剥削人的解放区是非常向往的。1948 年,我特别关心国内战场的战况,从国民党报纸的字里行间,看出了人民解放军从一个战场到又一个战场的胜利,认识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垮台和江南很快要解放是历史的必然。

1949 年浙江解放前夕,我从浙江湘湖师范普师科毕业。我幼年接受的教育其实以封建思想居多,这和家庭环境分不开,父亲希望我能光宗耀祖,至少按着儒家思想要能够独善其身,母亲在我幼年时,经常给我讲一些忠君爱国的英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岳飞传》。这些思想,从积极意义方面讲,使我幼小心灵种下了自律思想和对外族入侵的仇恨心理,幼年眼见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立志要成为岳飞式的“抗虏”英雄。

我在湘湖师范学习时名列前茅,但并未培养我对教育工作的爱好,我自小欢喜搬弄机械,对工科有兴趣,当然我更爱好历史,但从未想过要去治史,爱好做工程演算和机械装修,为后来当飞行员打下了思想基础。我进入空军以前,见过天上飞的飞机,但见得最多和最令人愤慨的还是肆虐轰炸无辜百姓的日寇飞机。1937 年11 月30 日,我的家乡萧山县城遭日机毁灭性滥炸,全城2/3 房屋被毁,百姓死伤不计其数,日寇与中国军队隔钱塘江相持3 年,由于中国军队没有空防,萧山成了日寇驻杭州笕桥机场飞机的活靶场,几乎每个晴朗的日子都遭袭扰,使我从小就盼着有朝一日中国人能开着自己的飞机把日机打下来。是共产党毛主席把我过去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不但把我培养成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还赶上抗美援朝,有机会和美帝侵略者展开了空战。

二、航校毕业后走向抗美援朝战场

1949 年5 月,我的家乡迎来了解放,这时,我已有革命思想启蒙,高中毕业时,我怀着从小就有的报国梦想,毫不犹豫就到杭州去准备参军,后来进入浙江干校。杭州浙江干校,是一所军队干部短期培训学校,负责为军队选拔输送各类干部。8 月初,我在浙江干校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在浙江干校时,有一天,班长告诉我如果体检合格的话,就能到北方参加航空工作。结果,我顺利地通过了体检,进入航校学习,先是分配到中央航校第四大队(即后来长春预校)。11 月,航校扩编,我被分配到济南第五航空学校学习飞行,从此开始了20 余年的飞行工作。

航校是一所培养歼击机飞行员(当时还培养过机务人员)的初级航空院校,1949 年12 月1 日开学,首批飞行学员100 名,包括在老航校已飞过的16 名速成班学员。1950 年初开始上机训练,由于身体及其他技术等原因,初教机训练结束时,只剩70 余名飞行学员了。1950 年6 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由于战争需要,训练加紧进行,航校从学员中挑选出36 人,一边学习当时密级较高的喷气式歼击机米格-15的飞行原理,一边加速中级教练机的飞行训练,并增加了训练科目。10 月,我以优秀成绩修完雅克-18初级教练机、雅克-11 中级教练机的飞行课程和米格-15 歼击机的飞行理论,通过机上实习后毕业。听从组织分配,提前把我们6 人调赴东北抗美援朝前线(其余30 人后来去上海组建空2 师6 团),实际上就是加入了抗美援朝部队。

起初,我们到达鞍山苏联空军师,后又转入沈阳,与第3、第6 航校毕业的飞行员一起组建空军第3 师7 团,在苏联空军顾问指导下掌握了喷气式歼击机的初步飞行技术。这是一步跨越很大的冒险训练,因为我们只在初、中两级螺旋桨飞机上飞行过,对前三点喷气式高速歼击机根本不摸门,当时还没有相应的教练机,一切都只靠飞行过70 来小时的飞行员自己摸索着飞,困难是很大的。我记得第一次飞行时,连飞机起动都是由苏联机械员帮助操作的,飞行指挥也是苏联人负责,当时语言不通,所以初飞阶段起落事故不少,空中还有特技飞行中螺旋坠地的,但是我侥幸未出任何差错。

改装飞行训练结束后,我于1951 年2 月调到空军第4 师10 团28 大队,这是一个首创空战战功的大队,大队长名叫李汉,因此当时又叫“李汉大队”,这个大队后来改为一大队。李汉是我国空军第一个击落美军飞机的英雄,是我学习的榜样。当时该大队有三个中队,我被分配到第三中队,编入三中队当双机组长。每个飞行中队有4 架飞机:1 号机是中队长,2 号机是飞行员,3 号机是长机,4 号机也是飞行员。在三中队里,我负责飞3 号机,即长机。

8 月,空4 师全师到一线参加实战锻炼,临战前调整序列,这是真正要去朝鲜参加空中作战了。当时,我被编入二大队当僚机,首战无功,11月部队返回沈阳二线,后转辽阳。1952年2月再次进安东(今丹东市)一线,在实战中立三等功1 次。5 月底返辽阳二线整训,1953 年4 月再次进驻大孤山一线机场,于4 月17 日及6 月22 日两次实战中击落美国F-86 喷气战斗机两架,立二等功1 次,获得朝鲜三级国旗勋章1 枚,军功章2 枚。

三、恪尽僚机职守,保护协同长机打击敌机

我在空4 师10 团二大队时,刚开始一直是僚机,主要负责保卫长机。1952 年3 月10 日11 时04 分至47 分,我军先后发现13 批共172 架敌机,其中60 余架F-86 活动于宣川、新义州、昌城地区,掩护战斗轰炸机于铁山、定州、安州及以南地区活动,其中约20 架活动于铁山和鸭绿江口之间。空4 师10团起飞18 架米格-15 飞机,由空10 团副团长吉世堂率领作为左梯队配合兄弟部队作战,空4 师10 团刚起飞完毕,第一梯队(二大队)离地1200 米进入第一转弯,全团最后一对双机离地20 米,由于我雷达未能事先发现敌情,敌10 余架F-86 掩护F-84、F-80 各两架,突然由海面低空进入,企图偷袭我起飞部队。空10 团随即在浪头机场上空与敌展开空战。我当时处于第一梯队二中队6 号机位置,敌机4 架F-86企图趁我第一梯队进入二转弯之前从右后方偷袭。我和长机见敌插到一中队尾后企图攻击,为保证长机中队安全,长机赵明(5 号机)和我就调转机头向敌1、3 号机射击,敌左转180 度脱逃。长机和我继续切敌内圈转弯,我掩护长机向敌射击7 次,击伤敌1 架F-86,然后以左上升退出攻击。这次战斗,我空10 团在刚离地爬高,无高度、速度,队形没有编好的极端不利情况下,遭到敌机突然袭击,但由于我飞行员警惕性高,及时发现了敌机,沉着勇敢,机动灵活,处置果断正确,积极主动地相互掩护,密切协同,向敌进攻,转被动为主动,取得了击落敌机2 架,击伤敌机1 架的战绩。

四、我打了一场1 ∶1 的空战

1953 年3 月31 日,空4 师第四次进驻一线参战。4 月17 日,我第一次击落敌机。当天,我们和平常一样从黄海北岸大孤山机场起飞,准备迎击来犯朝鲜清川江一带的美机。我们团起飞8 架米格-15 比斯,我当时处于一中队4 号机位置,编队刚飞过鸭绿江,在铁山半岛上空就被敌机偷袭了。我们中队4 架飞机被30 多架敌机围住。因我们刚过鸭绿江,尚未升到预定高度时,突然发现后方有敌机向我们双机袭来,长机何有珍立刻进入下滑倒转作摆脱,我也跟随而行,在攻击过程中,忽然见到左前方又出现敌双机,我立即追上向敌机瞄准射击,敌机当场被击落。在我追寻长机过程中,由于疏于防范,又遭后上方敌机攻击,飞机中弹。我觉得敌机是从右后方开火的,子弹打进了我的座舱,我的手臂负伤,牙齿也被打掉4 个,我现在的门齿都是假的。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后来我再次被打中,发动机停止工作了,我没有办法了,只好跳伞。我跳伞时正好赶上快过鸭绿江,本拟从朝鲜一方飘回鸭绿江北我国一方,但由于鸭绿江两岸山高,降落伞飘浮在鸭绿江上空时,风向顺流向下,接近水面时,我打开携带的救生船,弃伞落入江中,结果,正好掉到了鸭绿江中间。当时想方设法爬到救生船上面去,结果却没劲了,怎么也上不去,只好扒着救生船,后来朝鲜的小船把我救起来了。

那天我的长机(3 号机何有珍)在击落1 架敌机后,也被数倍于我们的敌机击落,不幸牺牲。

五、朝鲜战场第二次击落敌机

1953 年6 月22 日,停战协议签字前,敌机活动也更猖狂了。在这天的空战中,我已经开始飞长机,这时才真正开始有机会攻击敌人,我抱着拼命的决心发挥优势,又一次击落敌机。

那天,我方刚进入清川江地区上空,前方就出现敌机群,其中左前方一对敌双机正和我们相向而遇,双方从战术考虑,均未先行攻击。敌我双方一直僵持、周旋,都想取得有利作战位置。我们飞行大队派出了6 架飞机,分为3 对双机组,我是最后双机组的长机。当时队形没有编好,敌机从一侧过来,另一侧的飞行员都看不见,因为大家都向长机看齐,所以只有我们最后面的两架飞机注意到了。于是,我们2 架就要对付4 架敌机。我们很早就发现对方了,但不敢轻举妄动,动手早了反而会吃亏,因此一直等待对方飞过来,飞到与我们的位置平行时,再来对付他。

这时候的情况是:4 架敌机也不能都保持住队形,我们对付的是最前面的2 架,但是他也保证不了他僚机的位置,长机在上、僚机在下相互间没有靠得太近,所以我们可以对付敌人的长机。我们为了逼他再靠近一点,就长时间跟着他,敌机也用最大的力量在那转弯,双方各向对方急转弯,以便绕到对方后部,取得进攻良机。

我和僚机邹广儒以最大转弯角速度飞行,由于离心力太大,飞机已出现轻微颤抖,在坚持转弯几近一周,我机已略占优势,基本已绕至敌后,但尚不能构成射击前置角。在这关键时刻,我发现敌机已略微减少了转弯角速度,我抓住机遇,猛拉一杆,机头迎角增大,构成了射击合适的前置角,立即三炮齐射,敌F-86 飞机迅即中弹下坠。我猜想敌机之所以减少转弯角速,估计是难以承受长时间高负荷,因为在高速度大角速度旋转时,飞机承载力已达6—8 倍,大迎角飞行飞机几近失速,飞行员承受力也达极限,我之所以拼战胜利,除卫国决心和克敌意志主导外,本身高承载能力也是重要因素。敌僚机见长机被击中就迅速逃走了。

那时候的飞机既没有导弹也没有别的先进武器,只有炮和机枪。我们米格-15 上装备的是3 门航炮:2 门口径23 毫米的炮和1 门37 毫米的炮。美军F-86 装备的是机枪,每架飞机上装有6 挺口径12.7 毫米的机枪。敌我双方都没有朝后开火的武器,所以在空战过程中,无论是开枪还是开炮,一定要对方在前面才可开火,对方在后面就无法攻击,所以大家都尽最大努力要绕到对方飞机后面去。这需要飞行技术和自己的身体情况,要尽可能让飞机达到最大的旋转速度。当飞机达到最大旋转速度时,飞行员身体一般要达到6G 以上的载荷,也就是说在飞机加速时候要承受6 倍身体的重量。一般情况下,这种压力很难承受。由于我的身体抗过载方面比较好,我曾经在地面检查有9.4G 压力下坚持30 秒钟的记录。第二次击落敌机,既靠飞机的性能,也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和过硬的身体素质。

六、志愿军飞行员打仗靠的是坚强意志

在抗美援朝战斗过程当中,我只击落了2 架敌机,但经历了多次的险境。美国空军最强的队伍是第4 联队和第51 联队,当时的敌人大部分是参加过二战的飞行员,飞行时间有二三千小时,比我们在航校里面飞几十小时的时间要长得多。

由于我们师把美第4 联队“王牌飞行员”戴维斯打下来了,所以第4 联队专门对付我们空4 师。只要我们空4 师一起飞,美第4 联队就跟进攻击。有一次,我和僚机结束战斗返场,回来时飞机油量比较低了,经过指挥所时,地面指示我后方有敌人,我就选择向沈阳方向飞,但敌人一直跟在我们后面,发现我们向北飞行没有向基地飞,就准备攻击我们。我通知僚机:“我们赶快拉起来摆脱他!”就在我们拉起来的瞬间,敌机就开火了,击中我的僚机,但问题不大,我们还是摆脱了。敌机随后向大海方向飞去,我们追过去攻击他,但也没有成功,就回来着陆了。这一次非常危险!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出了威风,打击了侵略者,提高了国际威望,中国人民志愿空军敢打能拼,在空战中成长,完成了捍卫祖国领空的使命。抗美援朝战争,我方以牺牲116名飞行员的代价,换来了击落敌机330 架的战果,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S.范登堡都惊呼: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变成了世界空中力量最强国家之一。

可以说:我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完成了保家卫国的重任。

七、在试飞工作中延续抗美援朝战斗作风

朝鲜停战后,8 月,部队返回辽阳,我们开始加训昼间复杂气象和夜间飞行,我被调入空军当时唯一的夜航大队任中队长。1954 年转唐山、通县和广东沙堤、白云等地。去唐山时,我的任职命令是空4师12 团领航主任,但仍在夜航大队工作。年底我到12 团赴任,在团长李永泰同志指导下锻炼成为飞行指挥员。1955 年初,部队调回鞍山,改装第一批进口带加力的米格-17 歼击机。同年秋天,我又以教员身份帮助空16 师46 团改装,圆满完成任务。11 月,去沈阳帮助国营112 厂试飞新机,为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作新机试飞汇报表演,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国航空工业及空军部队装备的关怀。刘少奇曾指出:我们要有自己优秀的战斗机;邓小平也曾强调:为了建设强大人民空军,就是要有自己的航空工业。两位领导的指示,成为我以后献身航空事业的动力,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只要党需要,我决心为祖国航空事业作出贡献。

我的部队驻地和112 飞机制造厂同在沈阳,当时飞机制造厂指名要调我去试飞,但部队领导考虑到作训的需要不愿放,后来工厂还是把想调我的事上报了。在彭总办公室指示下,我在郑家屯机场接到主持工作的李永泰副师长的电话通知:你立即去沈阳飞机工厂报到!于是我离别了已经熟悉的部队飞行作训工作,投身到和平时期的飞行探险——试飞中去了。

1956 年6 月,我正式调任国营112 厂试飞主任,这是一个双重领导单位,建制和业务属沈阳军区空军,使用、供应和组织关系属工厂。112 厂是我国最早和规模最大的歼击机制造厂,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的首席试飞,并培养飞行员以适应新机试飞。经过认真的理论学习和对飞机制造过程的了解,第一架国产56 式喷气式歼击机终于在1956 年7 月19 日飞上了蓝天,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作战飞机的历史。该机不但性能良好,完全符合国家验收标准,而且还是当时先进机种之一,经过紧张的飞行包线试飞和各种设备试验,国产56 式(即后来统一命名的“歼五”)歼击机得到批量生产许可,为国防建设增添了力量。在以后十余年的试飞工作中,我先后完成了歼-6 甲、歼教-1、东风102、歼-6 丙等新机的首次试飞,定型试飞和批量生产试飞,以及各类实验性试飞等千余架次,累计飞行时间近千小时。同时,还为当时友好国家党政首脑,如伏罗希洛夫、于哥夫、哈达等参观航空工业的外宾作过专场飞行表演,还为我党我军领导人如朱德、董必武、彭真、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同志作过试飞汇报表演,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而且都保证了安全,得到领导同志的好评。

1958 年3 月,空军在国营112 厂设置建制试飞大队,我改任空军驻112 厂试飞大队副大队长,1963年6 月任大队长。1956 年秋至1960 年初,我参加沈阳市401 业余工学院飞机设计专业学习,我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用近4 年的时间业余攻读,修完飞机设计专业基础课程,个人试飞理论和实践积累有较大的跃升。

1963 年5 月,由试飞大队政委高建筑和大队长娄连仲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新起点,也是我为之奋斗和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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