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花儿”当代呈现剖释
——基于2023 年中国花儿大会的田野观察

2023-03-22 21:33陈丹曦王颢凝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2023年3期
关键词:花儿文化遗产物质

●陈丹曦 王颢凝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12)

一、研究对象界定与考察情况简述

(一)研究对象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 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中国积极参与推进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步建立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并将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大门类。

本文研究对象花儿隶属传统音乐门类。王耀华、杜亚雄编著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可以分为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四个构成部分,[1](P45-161)其中,民间音乐主要指“由普通庶民百姓集体创作的、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情景、生动地表达了他们的情感愿望的音乐作品”[1](P47),即由民众在生产生活中自主创造、在地域交际中口耳流播、在历史演进中代际相传的音乐形态。花儿正是诞生于、传承于中国西北部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风貌的民间音乐,题材以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为主,内容包罗万象。有关于其源流和族属的考证至今没有明确定论,黄荣恩《青海花儿的来龙去脉》[2]、赵存禄《“花儿”的来龙去脉再探》[3]、孙殊青《“花儿”的起源》[4]、张亚雄《花儿古今谈》[5](P53-57)等论文都对花儿的源流问题做出不同角度的推测和论证,诸如在赵存禄等的“周代说”、张亚雄等的“唐代说”、孙殊青等的“宋代说”、武宇林等的“元代说”、柯杨等的“明代说”等多种说法中,花儿学习者和研究者多支持证据链条相对完整的“明代说”。迄今发现最早的有关花儿的文字记载,即明万历年间诗人高洪的诗作《古鄯行吟(之二)》可作侧面的佐证。族属问题亦有柯杨《关于临夏花儿——“出门人的歌”的族属问题》[6](P25-29)、刘忠等《花儿族属考辨》[7](P29-32)等论文提出“汉族说”“回族说”等不同观点,但学界普遍认可多民族共创共享的观点,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时所采用的也是这种观点。

(二)考察地点

本次调查的田野地点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松鸣岩景区附近,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山丘连绵、沟壑纵横、植被茂盛、水系丰富,城镇大多建在河谷平原,汉族、回族、土族、藏族、羌族等众多民族均在此地有所分布。近年,和政县持续依托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进行乡村建设与旅游开发,先后获得“中国花儿传承基地”①“古动物化石之乡”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③等荣誉称号。活动中心松鸣镇因位于和政县南端陡石关口的松鸣岩景区而得名,作为“河州八景”④之一,峭壁嶙峋、河谷开阔的松鸣岩被选定为河州一带花儿相关活动所依托的主要场所,松鸣岩“花儿会”便是定期举行花儿竞唱活动以及集中展示花儿文化内涵的主要文化空间。

活动期间,受邀人员经主办方安排入住位于松鸣镇中心地带的“花儿之家”和“松鸣之家”别墅度假庭院。

(三)人员构成

2005 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我国“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原则,[8](P12-17)因此政府出面统筹举办此类大型活动成为常态惯例。本届中国花儿大会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共临夏州委等单位主办,100 多位花儿专家和来自高校与研究院、所的音乐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受邀参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演职人员、媒体记者和当地民众共同构建各个环节的有机互动,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花儿保存、保护、传承、传播的主体。

(四)活动内容

自6 月12 日受邀人员前往参会地点至6 月16 日受邀人员陆续离开,考察流程内容主要包含演出活动、参观活动、学术活动三个部分。演出活动包括欢迎晚宴展演、开幕式展演、闭幕式展演等。晚宴展演多为富有地方特色的歌舞,例如敦煌或藏地风格的舞蹈、烟火大会和锅庄舞会;开幕式展演基本都是“花儿歌手”的献唱,既有经典性的传统曲目,也有代表性的创新曲目,中间穿插地方民谣;闭幕式展演一改前貌,流行歌曲、现代舞蹈、杂技等项目成为主导;参观活动包括参观花儿大会文化展览、和政古生物博物馆、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等;学术活动则是第四届全国花儿研讨会。

这些活动辗转于场馆和场馆之间,参会人员在传统花儿会当天得以身临松鸣岩。途中,随行的工作人员介绍,当地民众往往称花儿会为“四月八”,也称周边地区前往松鸣岩参加花儿会为“浪”“四月八”。也就是说,当地民众口语中的“四月八”既可以指代这个活动、这段时间,也可以指代松鸣岩这处地点。“四月八”是当地民众对于文化空间“约定俗成”的统称,而花儿会是后来学术界普遍通用的规范表述。

二、新机四起与危机四伏

乔建中于1987 年发表的《甘肃、青海“花儿会”采访报告》[9](P48-60)和武宇林于2006 年发表的《“洮岷花儿”的现状与西北“花儿”的传承——甘肃省岷县二郎山“花儿会”田野调查》[10](P138-141)《中国“花儿”传承基地——松鸣岩“花儿会”调研报告》[11](P33-38)等均详尽记叙不同时段两位学者对甘、青、宁一带进行花儿田野采风的所见所闻,今日与之对照不免产生新形势之下的诸多变化,这些变化令人喜忧参半,既展现出新的气运,也暴露出新的困境。笔者将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传承、传播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保存

1.迭代更新的保存手段赋能

常规语境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史料、文献、实物、录音、录像等物质载体进行搜集、整理、修复、记录、建档等;第二层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托的知识、技能、流程的保有与存续。

第一层而言,始自20 世纪20 年代的花儿研究至今已经留下丰富浩瀚的资料,随着交通方式的不断迭代与数字技术的持续更新,无论是各个环节的工作对接,还是史料文献的搜索归档,抑或是实地实景的调查观摩,都已变得非常便捷。旧有资料的缺漏损耗通过新兴技术可以进行弥补与修复,基本实现乔建中于其报告中谈到的“进行有组织的调查,做出定量定性分析,掌握基本情况”的建议。本届设于和政县花儿会场的花儿大会文化展览展出的一系列出版物、照片、磁带、影像已经充分证明第一层的工作成效。第二层而言,几十年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然建立较为完备的代表性名录和传承人体系,申报程序对无保留提交和传授技艺也做出相应的硬性要求。笔者在本次考察中发现,和政县的民众几乎人人都能简单演唱部分花儿选段,足以说明狭义的花儿歌唱技艺尚未出现断流现象。

2.不可逆转的社会生活变迁

然而,作为一定生产生活方式的产物,花儿植根的土壤正在发生裂变。

但凡出现音调高昂悠长的民歌形态之处,基本多山多野,“山歌”“野曲”之类的花儿别称便是来源于此——花儿既是社区群体在耕地、牧羊时生产节拍的“伴奏”,也是生产者农闲季节面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辽阔景象时的自娱自乐、情感交流和精神寄托。但是随着现代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加速,花儿赖以生存的环境正飞快逝去农业自动化和工商业勃兴使得人们逐渐远离传统的劳作生活方式;空前便捷的科技顷刻拉近千里之遥的距离;互生爱慕之情的男女青年已不用再隔着山头通过花儿表情达意……花儿作为自在文化的生存空间遭遇冲击。

纵然扼腕,历史进程正如自然演化有其自身规律,小隐隐于林般的无视规律心态或是卢德主义者⑤般的违抗规律心态却在无限怅惘之中不时风行,坦诚来说都不可取,反而可能造成更大危机。如何正视规律、利用规律促进花儿免于消亡、重绽光彩,才是今日摆在眼前待寻出路的大势所趋。

(二)保护

1.政策扶持、政府支持、学术介入:被需要的前进发展助力

《礼记·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12](P249-250)郑玄注曰:“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13](P925)“采诗观风”这一诗经学的议题显示先秦时期中国文化就有专门机构搜集整理民间艺术。近年的出土简牍《孔子诗论》《采风曲目》则为“采诗观风”制度的真实性补足地下证据。民族民间文化纳入官方系统进行保护既是我国千年积累的传统模式,也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依据的工作原则。自2001 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始,“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正式进入中国政府、学界和民众的视野。2005 年《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14](P14-18)提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五项部署,到同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颁布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文件,再到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15](P3-8)的出台,2021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见》[16](P14-17)的展望,以及设置文化和自然遗产日[17]、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18]、扶植非遗扶贫就业工坊[19]、开发非遗数字化博物馆[20]等一系列文件政策和行动指南的施行,从顶层设计为非遗带来前所未有的关注热度和切实支持,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治理水平同样深刻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模式和命运走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申报书显示[21],莲花山花儿会⑥的鼎盛时期,能够辐射三州(地)六县七十八个会场,参加民众可达十万人次,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成为花儿会的历史创举。二郎山花儿会、老爷山花儿会、张家川花儿会等会场规模均与松鸣岩花儿会不相上下。乔建中在1983 年的田野考察报告中选取的三个研究例证即是莲花山花儿会、丹麻寺花儿会和瞿昙寺花儿会,并且称其“更具代表性”。但近些年只有临夏州和政县着力举办此等规模的活动,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建设活动场馆、组织人员培训等等,松鸣岩花儿会因此脱颖而出。

学术团体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坚力量。例如20 世纪30 年代先后成立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厦门大学风俗研究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民俗学会等等就对于歌谣、民谚、口头传统进行了及时的抢救、整理工作。今天的花儿依然需要学术团体和研究人员继续挖掘其精神涵养、阐发其当代价值,并且持续审视、呼吁,为花儿的当代呈现提供理性的学术思考和研究成果,这也正是第四届全国花儿研讨会的核心意义。

2.民众隐身:被掩盖、被替代的创造享有主体

成文于20 世纪80 年代的《甘肃、青海“花儿会”采访报告》[9]就已经提到花儿虽有“愈唱愈盛之势”,但是当时便已“潜伏着某种危机”,“其主要表现是:‘对歌’中的自发性、随意性、自娱性、即兴性成份正在减弱,歌会原本所具有的‘自然天成’的特点尤嫌不足。相反,有组织的、表演性的、人为的成份却越来越明显。”[9]笔者在田野观察中发现本届花儿大会的客观呈现已经清晰明确地体现出这些特征:

首先,除6 月14 日的“野生”花儿会外,主办方安排的展演活动、参观活动和学术活动鲜少看到民众参与。“花儿歌手”在舞台上一曲接着一曲地表演独唱或对唱,专家学者、媒体人员、工作人员在舞台下正襟危坐地侧耳聆听,四周还有长枪短炮进行实时拍摄录影,观看演出的民众被阻隔在“栅栏”之外。

其次,花儿会作为“民众的狂欢”的完整性逐渐破坏。文献记载和调研报告中有关“拦路—游山对歌—夜唱—披红—敬酒话别”程序、兰布大伞“歌摊”场景、“串把式”习俗、打擂台习俗的描述实地并未见到,虽然各个会场的演出习俗不尽相同,但是活动时长以及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趣味性显然大打折扣;民众能够获得休息、娱乐、释放的时间被削减、空间被挤压;“花儿茶园”之类刻意设计的新兴形式是否能够填充遗憾、获得认可,仍需更长时间的检验。

(三)传承

1.代表性传承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 年颁布《建立“活的人类财富”国家体系指南》[22],旨在确保以人为中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永不断流。这一制度传至中国本土形成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相适应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规定符合条件的传承人经认定后需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同时可以获得一定补贴。被认定的传承人可以利用这笔补贴改善个人经济状况,以便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再创造”自身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此外,由文化和旅旅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保障部共同面向非遗传承人的专项教育活动“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23]也为代表性传承人搭建起了深造学习、深入理解的平台。

这些政策出台和落实令人振奋,但也存在某些代表性传承人承接商业演出并以纯粹商业的演出模式进行花儿演绎的隐患。诸如临夏州代表性传承人马进忠针对这一问题谈到“舞台演出只能目视前方,不能眼神交流,更无‘对话’,感觉‘很空’。”当然,承接商业演出的代表性传承人多为职业或半职业的“花儿歌手”,商业演出已经成为他们主要的谋生来源,我们不应对此过度苛责,应该重在关注如何培育人文情怀和提供良性引导。

2.“边缘化”传承人

除代表性传承人之外,还有许多未被认定的“边缘化”传承人。花儿本是多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共创共享的民间音乐形态,为群体所拥有,通过群体传承的方式才能得以延续,任何热爱花儿、需要花儿的民众都是事实上的花儿传承人。而之所以称他们“边缘化”传承人,源于两种困境:其一,部分民众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认为花儿的传承只与经过官方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有关,或是认为花儿已是“陈芝麻烂谷子”的“陈词滥调”,没有传承必要,于是自动“舍弃”作为传承人的身份;其二,在考察中,笔者发现代表性传承人基本依然保有即兴编唱的能力,但是部分民众即兴编唱的能力明显不足。乔建中于其报告中曾描述过当时路上遇到的百姓皆能随口而来、张口即唱,然而现在的花儿会现场只能见到人们团团簇簇轮番或是齐声歌唱《河州大令》《白牡丹令》《仓啷啷令》等传统经典曲目中的寥寥几首。即使“边缘化”的传承人中较为专业的“花儿迷”们也是如此,他们演唱的区别只存在于音准的精确与否、唱腔的动人与否、技艺的高超与否。花儿用以表现社会生活、抒发真挚情感、倾诉迷茫思悟、激发奋进精神的丰富含义发生矮化和窄化,其与自然、宇宙、历史、人生的链接断裂,“道”黯然失色,唯余“术”单薄示人。

(四)传播

1.突破性的传媒环境

通过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丰富的网络媒介进行直播成为本届花儿大会中的抢眼镜头,这是十多年前始料未及的展示方式。首先,这种方式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极速实现跨地区、跨民族、跨国家的交际,只需轻轻点击,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花儿爱好者都能立刻“身临其境”。其次,新媒介的运用还突破了静态限制,能够动态化、立体化地传递信息,弥补了仅仅使用文字和照片的局限性,进一步保证了输出内容的真实性。同时,全民参与直播、全民分享生活使得屏幕彼端的受众对于花儿的感知更加亲切、更加细致。最重要的是,传统的文化传播当中,传播者和受传者、传播内容和个体体验之间缺乏沟通、交流和反馈,而这种方式突破了单向限制,弹幕、连麦、视频等互动方式极大增强了双方的交互性和参与感。总之,全新的传媒环境极大地赋活了花儿的传播,并且最高程度地还原了花儿的鲜活。

2.碎片化、肤浅化、同质化的宣传符号

全民自媒体的传媒环境带来非遗传播蓝海的同时,碎片化、肤浅化、同质化的宣传话语层出不穷,也有可能造成人们对于非遗认知的片面认知。以本届花儿大会为例,一条视频或是一场直播在快餐式的网络浏览时只能留下浅尝辄止的碎片化印象;直播带货、文创购物如果运用不当则会引起消解花儿深厚的文化内涵的风险;花儿会期间原本澄怀游心的朝山、祭祀、庙会等活动也已滑向扁平化的、走马观花的拍照打卡……除此之外,“花儿之家”和“松鸣之家”两处度假社区皆用青瓦、白墙、飞檐、花窗的设计元素,类似苏派建筑与皖派建筑的混合样式,内部陈设也是常见的中式酒店样板,基于自然历史因素并且受到回藏族文化双重影响而形成的半坡屋顶、繁复砖雕、红黄艳色等临夏传统建筑特色反而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还有基本遍布全国所有旅游景区的游乐园、美食街、农家乐……这些千篇一律的打造与布置并没有为花儿的宣传助长力量,还有可能淡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花儿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三、限制因素分析与生态修复建议

如前所述,花儿在诸多因素的交织互动中发展、前进、流播、嬗变,解决一些问题、发现一些困境、抓住一些机遇、应对一些挑战……总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新机再接再厉,危机则应敏锐觉察,未晚之时防范化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学者各个环节各司其职、积极配合、同心协力,才能实现天、地、人共同构建的文化生态长期稳定,从而使得花儿以及泛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本自具足的形态存续于现代生活,圆满深邃地呈现在今人眼前。

(一)政府:非遗资源利用应该树立正确观念

笔者此行看到地方政府已经竭己所能结合当地特色筹谋安排、挖掘可利用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以期借由切实可感的旅游活动“盘活”本土传统的同时,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渴望。据悉,和政县的支柱产业以农产品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小麦、玉米、蚕豆、油菜、土豆等作物资源和数十万亩草场资源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电力产业、钢铁产业、乳制品加工业和啤特果加工业等第二产业尽管也有一定进度,但是作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近年全县地区年平均生产总值远远不够支撑和政县接入高速发展进而迈向高质量发展。从县、州到省,经济建设始终还是各级政府最紧迫的工作任务,也是社区群体最殷切的民生需求。

财政困难一方面正是本届花儿大会以及其他当地文化工作暂时出现种种瑕疵纰漏,难以推进的关键原因;另一方面反而使得当地政府具备强劲的内生动力搭乘文旅融合的东风开拓第三产业,新形势之下文旅已是“命运共同体”,文旅深度融合需要继续深入下去,以文塑旅和以旅彰文不可偏废,不能仅仅把文化作为发展经济的有利因素,而应该始终怀抱宏观的文化格局,把文化作为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文旅相依相存,才能相得益彰。

政府需要始终秉持整体观和民众观制定和出台相关策划和行动。整体观的建立基于决策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属性的深刻认识。花儿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的文化珍宝,它与地理、气候、建筑、饮食、服饰等彼此联结、互相浸润,并将继续流传下去,花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血脉相承,从地方到国家均与世界融汇交通。花儿不仅仅是民歌技艺,更是普通百姓爱情观、社会观、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模式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民众观的建立则是基于决策者对于民众创造传承主体性的深刻认识。非遗的保存、保护、传承和传播必须尊重民众意愿、惠及民众利益、慰藉民众心灵,否则其生命力的源泉将会枯竭。

(二)学者:非遗学术研究应该内蕴同情理解

自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进入学术界视野以来,学术界“非遗热”从未停歇。从千禧年代初的起步阶段,到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单公布以及文化遗产日设立的萌芽阶段,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遗产法》诞生前后的加速阶段,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学术理念也在不断发生微妙变化,其中有两种倾向需要我们的警惕:其一,研究对象的过度客体化,只将非遗作为机械分析的对象就事论事进行解剖,并未意识到活的文化与自身同样息息相关、心心相连,提倡绝对的中立客观,从而导致非遗研究“情感漠视”的问题;其二,研究立场的脱离实际化,走进田野的意义之一即是眼光向下,看到基层的难处、听到乡亲的声音,而非只作学者心中的田园诗、山水画,从而导致非遗研究“不接地气”的问题。

当以同情代替漠视、理解代替预设,才能做出回归大地经世致用的学问,真正让学术研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以得而用之的理论凭借。

(三)社会:非遗认知普及应该重视宣传教育

非遗进校园、传承人研培、传承教育月等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已经轰轰烈烈开展数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也于2023 年10 月6 日全部完结,《大河唱》《本草中国》《天工苏作》等细分门类、细分属地的纪录片同样层见叠出,可见非遗普及宣传教育越来越受关注。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效来看,宣传教育的重点应从落地措施的数量和强度转向宣传内容的质量和宣传范围的扩大。规避碎片化、肤浅化、同质化的表达,完整地、准确地、有血有肉地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所有社区群体应该履行的社会义务。师父如何向学徒传达、老师如何向学生传达、媒体如何向大众传达、“内行”如何向“外行”传达,等等,不同情景之下,不同领域之中,个体身份在宣传者与被宣传者、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翻转轮换,需要每一个人置身事内,承担责任。

虽然不同文化表现形式需要应对的具体问题有所差异,但是仍有三个宏观方向可供把握:其一,以长期性对抗碎片化;其二,以严肃性对抗肤浅化;其三,以坚守性对抗同质化。短期看似收效甚微的举动往复数年也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十首粗糙媚俗的花儿“新编”终将大浪淘沙销声匿迹,但是一首如《临夏花儿集》[24]所收录的旋律考究、行文爽朗、格调高远、内容昂扬的今人创作或可众口铄金、流芳百世;草场、石溪、野花构成的性情风韵,酿皮子、甜醅子、油馃子构成的饮食风味,牡丹砖雕影壁、藏式长廊彩画、伊斯兰式璃窗构成的建筑风格亦永存于世代临夏人的乡愁守望,凝聚成他们无法磨灭的身份标识和文化基因。

结 语

综上,本文基于2023 中国花儿大会暨“花儿临夏·在河之州”第二届文化旅游节的田野观察,以文献记载和采访报告作为对照“底本”审视本届花儿大会,从保存、保护、传承、传播四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方面进行切入,梳理田野观察当中所发现的正、负两方面的现象,从中既能看到保存手段迭代更新、政府政策大力倾斜、学术研究如火如荼、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等一系列令人欣喜的积极因素,也暴露出以下几点问题:第一,生产生活方式势不可挡的变革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花儿赖以生存的环境逐渐萎缩,从而失去持续发展的自然屏障;花儿大会自发性、自娱性的削弱和组织性、表演性的增强可能使得民众的主体性地位遭遇忽视,花儿的蓬勃生命力也将随之陷入低迷;第三,偏向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开发模式引起花儿“形”“神”剥离,有待弥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人的在场,基于以上三种困境,笔者针对作为决策者的政府、作为研究者的学者和作为创造享有者的社区群体,提出树立正确观念进行资源利用、拥抱人文情怀进行学术研究和凭借精良宣教重塑民众认知的建议。

此外,花儿的处境也可能是其他民族、其他地域的民间音乐的处境,也可能是其他门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处境。所以,花儿亦是引子,通过对于花儿的思考,或许堪得透视迷雾重重的文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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