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创新

段 钢

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是其民族文化精神的延续。历史上许多民族的文明已经消亡，因为其文化生命走到了尽头，而依然闪耀的人类文明成为人类思想的源头。比如，中华文明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古希腊文明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家、古希伯来文明的一批先知及古印度文明的释迦牟尼等人的思想，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所持的开放姿态，以及不断自我革新的精神，一直滋养着几千年的人类文明。

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走入低谷时，就是需要反省和自我革命的时候。恰如希腊文化在衰落后并没有走向解体，而是在经受外来的犹太文化的浸染后，创生出基督教文化。这样的融合创新成为下一阶段文化勃兴的必要准备。中华民族几千年繁衍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有目共睹，灿烂文明的存续背后经历的是不断的斗争、融合以致创生。新的世纪已走过五分之一，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反省，是思考民族复兴的根本立足点。

一、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历史观照

地球上若干文明经过历史的选择，有的已经被淘汰，有的绵延至今仍旧散发着光辉。一个民族的延续，从弱小到强大，根本动力在于民族文化精神的生生不息。民族在延续的历史进程中有辉煌的时期，也有危机的时刻。经历磨难而顽强延续下来的文化精神，都经历了辩证发展的过程。

自夏商周开始，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几经跌宕起伏，登过顶峰，掠过低谷。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遵循“天人合一”原则，重视生命情感的实践体悟。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其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探讨的焦点问题，天人合一是其精粹概述。从东周末年天下大乱的时代背景中诞生的诸子百家，到儒学独尊，经由经学的发展，直至佛学引进，历史催生了宋明新儒学，由此传统中国走到思想的顶峰。从尊儒并融进道、佛精髓，形成儒释道的文化精神传统，背后隐含着一条主线，即对“心”的体悟。从孟子的“心之四端”“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①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34页。到宋明新儒学对心的发挥，“心外无理，心外无事”②王阳明：《传习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67页。，延续的是“天人合一”的生命体验的文化路向。

历史地看，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曾历经辉煌，在魏晋之后受到冷落。但在佛教传入后却展现出新的文化生命力，宋明新儒学更是融合、借鉴了佛教的文化思想，形成以儒家为基础、道佛互参的新境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曾一度打开了中华文化的新境界。可惜的是，历史错过了这一机会：一种使中国人成为独立自主的主体的可能。有学者推断，如果沿着这个路向，千百年来中国人传统的主奴文化关系似乎能够被打破，并可能由此开拓民族文化勃兴大业。遗憾的是，满清入主中原打乱了这一历史进程，民族文化的血脉几经波折。以致后来文人只能埋头于乾嘉学问，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是，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文化血气依然流动不息。比如《红楼梦》对传统文化的映现，其中许多人物角色潜移默化地传达着传统文化精神：薛宝钗的儒家个性、探春的法家做派、迎春的道家态度、惜春的佛家心境……这些人物的处事方式对败落的贾家都没有起到作用，这也让我们从侧面看到了曹雪芹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失望。然而，这种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反省（能力），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生命生生不息的体现。

文化精神也是不可拒绝的，这种精神是近代无数文人无畏前行的精神动力。近代以来，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开始，再到制度的模仿，进而认识到问题的本质在于国民性，开始了一个世纪的改造。以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历史并没有朝着设想的方向前进，以西方文化为目标的改造遭遇水土不服，直至失败。而许多学者往往无视这种对西方文化的水土不服，藉口“启蒙被救亡掩盖”，文化生命的拯救必须让位于民族危机救亡。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民族文化的发展似乎被延宕了。这期间不乏在文化上进行思考与呼喊的有识之士，在传统和西方文化的争辩中，出现了许多关注民族文化命运的清醒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明白，文化生命的存续不是观念的解放，而应在实践中体悟其重要性。比如，在战争中显现的民族大义精神正是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知而践行的品格是民族文化精神中一直没有被消灭的存在。这种精神力量无法简单地被外来文化所取代。

西方文化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从柏拉图到近代，一直秉承对理念的信仰，坚信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存在，“感性世界是对理念世界不完善的模仿”观念深入人心。因此，为了让世界更加完美，西方一直坚持对世界的改造理念，以求得对理念世界更加完美的追求。为达到对理念的完美模仿，西方人非常努力。这一切依靠的是理性崇拜，相信理性能带领人进入完美的世界。

进入21世纪，回顾20世纪的世界历史，理性不断被怀疑。理性最终无法回答休谟的质疑：人类如何能从事实里推出自己行动的合理性，即能推出必然的价值么？事实是，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灾难，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价值：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恶不能被掩盖，它只会带给人无穷的痛苦，甚至倒退，不能把恶的行径当成必然。事实告诉我们，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背后只是资本列强对地球资源的无尽掠夺。“强权为公理开辟道路”（黑格尔语）了么？萨特对此早就批判：理性无法消除人类的罪恶。“一切在生活世界中发生的邪恶，都无法用理性来救赎，邪恶一旦发生，就无可挽回地成了人类的耻辱和罪孽，它不可被逻辑地还原为必然性的一个环节，然后轻松地把它抹去。”①王德峰：《哲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6页。也就是说，活在当下的每个人都是无法还原的，邪恶是无法救赎的。萨特对奥斯维辛集中营造成的苦难的反省是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深刻剖析。

轴心时代的地球，每一种文明的发展都自身包含着马克思所说的感性的辩证法。“对于现存事态，它固然包含着肯定的理解，但在这种肯定的理解中，它还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即现存事态必然归于消灭的理解。”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跋”，第9—10页。这个辩证法体现在，如果一种文明缺乏对自身的革命，对外来文明的包容、学习与融合，就难以形成新的文明样式。例如，古希腊文明在走向衰落之时，犹太文明进入希腊文化，并与之融合，经历改造，形成新的文明样式。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基督教的诞生。正是希腊文化接受了犹太思想中原罪观念（对理性的批评），最终使基督教得以形成。海德格尔晚年对东方思想很重视，在他的书房里挂着老子思想的条幅：“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③老子：《老子·十五章》，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9页。，这就是对中国思想的认同。反过来，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文化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可能远远超过西方人自己的理解。由此，我们看到这种文化交流未来发展的端倪：东西方文化的深度互补或借鉴，或许是下一次文化生命爆发的前提。文化生命的延续和再度辉煌需要进一步融合，文化生命的活力除了自身的反省外，接受外来文化的启示和洗礼尤其重要。文化生命需要敞开胸怀，去接纳和融摄更广大的异质文明，这是自身得以更新和新生命诞生的源泉。

二、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特征与悟“道”

（一）认识自身民族的文化生命特征

考察国民性的时代特征，思考民族的未来向度，必须明白中华民族的复兴受其自身文化基因的决定，既有优良的传承，也有落后于时代的障碍因素。首先要认识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几大特征：

1.集体主义精神：在社会关系中生存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生命传统一直存续在社会的五伦关系中。传统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粘合了社会各个阶层，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社会依然传承着这种关系，只是有所变化，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皆被赋予现代意义，内涵印有时代的痕迹。比如，君臣关系在当今则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父子则为上一辈和下一辈非僵化的亲情关系，尊敬而独立；夫妇也如此，非附属的传统社会关系；兄弟也不仅仅是亲属关系，即使保有血缘关系，也必须服从社会的规制；朋友关系也是服从现代治理的法治关系。总而言之，中国人生存的社会关系既不排斥旧有传统文化，又积极向现代社会转换，并在关系中创新性发展。不可否认，这种在五伦关系中展现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国民性的最大体现，也是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动力。

2.红色文化的基因改造

中国的发展不同于西方走过的道路。中华民族在百年发展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实践观及其哲学理论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民族事业而奋进。经过100年的红色文化浸染，中华民族认可和接纳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一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判断深得民众的认可。孟子的“五伦”思想，荀子的“人能群”思想等，均可看到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性。马克思让长期处于旧社会被奴役的底层民众知道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100年的革命和建设表明了中华民族选择这条路的正确性。几千年固化的主奴文化逐渐被摧毁，一个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共识已然形成。实践证明，红色文化的注入必定成为我们民族改革的先导，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方向的正确性。

3.儒、释、道对国民性的塑造

在古人的观念中，很早就有“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②《礼记·郊特牲》，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15页。的生命共同体意识，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儒释道的文化遗产里。在民族心理、民族基因里，儒家赞赏的坚韧不拔，佛家追求的超越境界，道家倡言的天道不可违，都在不同层面支撑着中国人的生命实践，形成入世、出世、避世等不同的人生态度，中华民族因而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生生不息，这样的精神背景塑造的国民性也无惧现代性带来的任何挑战。这种生活态度和文化浸染下的民族更不会对世界带来威胁，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几乎找不到“国强必霸”的历史痕迹。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以“天人合一”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重在个人与天道的融合，说明中国人信奉“共生”理念。可见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华崛起的误解何其深重。

4.活着是为未来奋斗的价值取向

坚韧是中华民族的品格。中国人生活的目标总是为了下一代活得更好，为了未来甘愿付出辛劳乃至生命，这种甘愿忍受苦难的精神一直被歌颂。这种品格决定了民族奋斗的动力十分巨大，也是其他民族难以理解的。因而，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不必把外在客观因素看得过重，内在的奋斗和不倦的努力会克服任何障碍。历史地看，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不断发展中，封建文化的糟粕不断被抛弃，中华文化在开放中走向新的融合与创生。

领悟了这些特征，就可以明白未来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民众和什么样的共同体，就能在实践中把握自己的方向，筹划未来，而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世界上每个民族都能够弘扬自身的优秀文化，尊重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共同进步，实现大同社会的美好远景。基于本土文化，具有全球眼光的国民，才可能抓住历史机遇，把民族复兴的事业推向前进。

（二）在实践中把握真理

经历了器物的学习，到制度的借鉴，最终落脚到国民性的改造，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一度从几千年的极度自信到不自信的境地。近代一批极端西化的学者，反对阅读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试图在文化生命上有一个完全的“净化”，这如同拽着自己头发离开地面一样不现实。在每个中华民众的生命基因里，传统文化的因素是不可能被彻底清洗的，不同民族的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只有与时代是否适应的问题，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才是当下应该思考的问题。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总是喜欢在国民素质和制度建设的关系上争论不休。争论的最后，往往得到一个不痛不痒的结论：二者都要兼顾，达到一种平衡。黑格尔指出，这个结论等于没说，于事无补。对此，黑格尔在《小逻辑》里已有论述：“相互作用无疑地是由因果关系直接发展出来的真理，也可说是它正站在概念的门口。但也正因为如此，为了要获得概念式的认识，我们却不应满足于相互关系的应用。”③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22页。“例如，认斯巴达民族的风俗为斯巴达制度的结果，或者反过来，认斯巴达的制度为他们的风俗的结果，这种看法当然是不错的。不过这种看法不能予人以最后的满足，因为事实上，这种看法对于斯巴达民族的风俗和制度并没有概念式的理解。而这样的理解只在于指出这两个方面以及一切其他足以表现斯巴达民族的生活和历史的特殊方面，都是以斯巴达民族的概念为基础。”①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323页。

什么是概念式认识？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即概念，把概念当作存在的本质，把存在当作概念的外化。概念式认识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本质，类似传统中国一直探寻的“道”。比如，民族素质和国民性格不过是文化精神外在展现的“名相”（佛家语），而制度也不过是文化精神试图驾驭的器物。停留在这个层面的争论永远只能各执一端，不能达到事情的本质。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去领悟支配一个民族文化生命历史走向的背后的道（本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许多大家无不试图努力揭示“道”。道家、儒家、法家等试图体悟道，然后开展适合时代状况的言说，一旦这种言说成为社会的主流，似乎就是道兴天下，有益于社会秩序的建立。这种体悟进而言说的道，在老庄看来，“道可道，非常道。”在孔子看来，则是社会驾驭之真理。对现代社会而言，对道的领悟是不断深入的过程，这个过程才可能防止社会的发展走偏。

如同马克思所说，“真理是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思维的此岸性，说明我们只能在现实的过程中去发现真理。也就是必须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去领悟真理（道）。费尔巴哈提纲第二条：“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第134页。结合中国文化思维的理解，就是要在实践中去体悟真理，这个真理就是道，而不是把真理的认知诉诸抽象思维，或黑格尔所言的绝对精神。在王阳明看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行是知的工夫，二者须臾不可分离。也就是说，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要到实践中去进行。《大学》的“三纲领”也说得十分明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何明德，如何获得真理，就是要参与人民生活，到人民生活中去，体悟人民生活的真理。这也是共产党的法宝之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然，对真理或道的领悟，需要借助一定的名器，形成道统、政统、学统等，对道的领悟程度关系到人与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而这个领悟来自民众的生活实践。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对民众生活实践的总结，阐发为道的行迹；另一方面，也在规避对道的扭曲践行，如防止异化的苦难。因此，思想者对源始思想的追寻并非没有意义，其意义在于对异质化世界的警惕与纠偏。

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塑造，无需把责任推到既有的国民性和制度身上。文化精神的改造来自于对道的体悟，优秀的文化精神无疑对二者起着促进和优化的作用。问题在于，面对当今时代变化，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如何去创新？如果文化观念没有更新，我们就会看见在现代社会里依然生活着前现代人。

三、文化精神的新世纪再造

有生命力的文化精神，必须具有可追求的道德自觉和不竭的创新力。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可以卓然自立的关键。王阳明心学表达了这样的文化精神愿望：满街都是圣人——“每一个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要做收拾精神，自作主张的大英雄。”心学的价值指向就是，摆脱隐含在现代社会的主奴文化印记。只有每一个人形成独立人格，新的文化生命精神才有可能焕发。历史并没有接受王阳明的心学，统治阶级把程朱理学作为统治的理论基础。然而王阳明的心学成果被邻国日本移植，最终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和文化基础。其对日本今天的发展影响值得我们反省。独立人格的塑造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根基。从家庭本位到团体本位，再到现在的个体本位，人类社会相互依存模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尽管三种模式依然并存，如某些国家的家族统治，某些国家的宗教团体统治，但大多数西方先进国家均是建立在经由新教运动后发育起来的个体独立的社会基础之上。

亨廷顿指出全球文明冲突依然存在，如马克思所言，人类社会的生活基础是非理性的。人类统治者总要给非理性穿上理性的外衣，对宪法等法律形式予以合法化。虽然这是人类社会得以稳定延续的基础。马克思早在《莱茵报》时期就已经揭示了这种假象，“物质利益是最讲究实际的。没有比消灭自己的敌人最实际的事。”人类认识到这一点，不是鼓励相互摧毁，而是为了把物质利益的斗争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尽管斗争难以避免。这就需要考虑如何穿上更加适合的理性外衣，走向更现代的文明阶段。文化则是最根本的因素。在文化上，认识文化生命勃兴的重要性，包容、自我更新、相互借鉴、交流、融合等等，都是走向文化生命新的阶段。唯此，一个民族才能拯救走向衰亡的文化，在斗争和融合中焕发生机，别无他法。按雅思贝斯所说，文化生命的思想根基来源于人类轴心时代的喷发。纵观人类从此而来的文化发展历史，在面临危机和崩溃时，有识之士总是习惯性返回轴心时代去寻找思想的力量。这个意义上说，思想都是旧的。思想只是在不同时代发展出新的样式，本质不曾改变。现代人需要远古思想的灵感启发以应对当下的困境。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之所以难以超越，就在于把文化也置于历史的视野，从感性辩证法的角度，展示了文化的发展轨迹。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要避免灭亡的结局，只有认识清楚其发展的规律，寻找其发展的轨迹，避免人为的阻碍，即打着所谓理性的幌子，背后实际是利益的计算。认识人类生活的本质，目的在于更好地寻找更适合的架构去引导和保护发展的文化个性，在资本的逻辑里尽可能减少异化的伤害。或者说，让异化的发生与人的本性自由保持合适的张力，推动异化的扬弃，达到新的人类历史阶段。马克思说，人类目前还处在史前阶段，还没有展开真正的人类发展。这一目标，同样也是文化生命的发展方向，文化只有适合人的本真发展，才具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文化生命的延续不是决然对立的，同样需要资本主义文化生命精神的交融。

各个民族都是由各自特有的历史和文化联结起来的人群共同体，共生理念自始至终存在于我们寻求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复兴的政治文化之中。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发展只有坚持符合自身特色的道路，才有可能获得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结果。另一方面，新世纪的人类为了共生，正在寻求一种共同的价值目标。如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写入联合国宣言。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人类实践路径的探索显得尤为迫切。这关系到民族文化生命如何延续，文化价值如何得到进一步彰显。

（一）底线思维

对中华民族而言，从传统社会经历曲折、坎坷的磨难，缓慢进入现代社会，遭遇现代性诸多挑战。然而，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在不断的摸索中，逐渐确立了自身的发展路径，即寻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坚持底线思维，在发展方向明确的前提下，依靠文化精神的支撑，推进有价值的创新。所谓底线思维，对外是民族立场的宣示，对内是凝聚民众共识的基础。这个底线包含三方面内容：生存权、发展权、受尊重权。对这三个底线的坚守是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

①生存权。保有民族的文化精神，需要坚守生存底线原则。任何国家没有权力在生存权上干涉和强迫一个民族的道路选择。中华民族的生存权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的。为民族的生存而斗争是文化生命得以承续的载体，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不可妥协的底线。②发展权。国家间斗争的目的是获得更大的发展权。一切困扰民族发展的障碍都是斗争的焦点。发展是为了民族的复兴，也是为了民族文化血脉的延续。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文化只有在发展中才具有生生不息的动力。③受尊重权。彼此尊重是国家间的基本交往原则，而尊重与被尊重是在彼此博弈中获取的。新时代强调开展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确立国家基本的精神独立原则，而不是一味沉浸于对自身的悲观认识，一味地韬光养晦。

（二）文化共存观念

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只有在相互交流中才能得到启发和发展，文明才得以进步。自东周末年起，天下大乱几百年，中华文明遭遇了深重的危机。两汉之际佛教思想的传入，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华文化不啻是一种拯救。传统文化被注入新元素，佛教思想结合儒家、道家思想，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最终在宋明达到儒释道三家合一的文化高峰，新儒家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件幸事。

尽管表面上看，文化是多样共存的。但不可否认，文化的背后必定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换言之，各民族文化精神背后的意识形态的不同，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意识形态斗争不可避免，斗而不破应是各方的基本共识。只有基于这样的理念，跨文化沟通交流才会持续。对于强势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我们一方面必须防御，另一方面也要接触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可以防止负面文化价值取向的泛滥，提升文化自信。

（三）共同规则意识

规则意识是世界秩序建立的基础。在对规则的共同遵守下，文化精神才可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呈现。各种文化精神都不可缺少遵守共同规则的意识。这就是认同理性的原则。从冲突到合作是人类依据理性进行博弈的过程。规则意识来自古老的契约意识，部落之间的初民交往为了避免冲突而订立契约。为了防止双方对契约的违背，体现其神圣性，就以神的名义来订立，以保证执行。“契约”的拉丁语动词religare，由前缀re-（回）和ligare（捆，约束）复合而成，原始意义是“义务、契约”，英语Religion（宗教）由此演变而来，契约含义一直就有“人类和神之间的联系”的意思，足见契约的神圣性不可动摇。

作为一诺千金的民族，中国秉持包容和谐的文化精神，对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负有重要责任。坚持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理念，既与人类所追求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共同价值相融通，也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相契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表达美好愿景的话语自觉。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部分，对规则的维护以及敦促其他国家遵守履行，是大国担当与使命的最好体现。

（四）国际运作机制

努力构建适应国家间共同发展的平台，是当下国际关系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是和习近平总书记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相吻合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理性终将抵御非理性的挑战，为了避免毁灭，在对话和冲突中终将走向共存。正如马克思所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第404页。，人类必将沿着理性的路径前行，必然坚守几个基本的路向：

1.在冲突中寻求合作。这是一种现实的共存法则。在相互依存的深度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共资源的不可独占性与国际机制的不可分割性“颠覆了个体原则的绝对性和优先性，同时证明了关系原则的绝对性和优先性”。人类无法停止为了利益而冲突，但也清楚必须避免共同毁灭的结局，因此合作是生存下去唯一的选择。千百年来，人类总是在冲突中走向合作，在合作中爆发冲突，周而反复几千年。这实际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主要脉络。

2.树立动态共生思维。国际社会的共生存在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它是基于人类日益扩大的交往与分工形成的。共生存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构建的基本前提，它使人类的命运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风险与共的共同体。变动不可怕，僵化思维才是不可取的。因此，动态共生思维要求随历史的、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共生共存的策略。和平共生原则的价值目标在于促进国家的和平共存与人的共生共在，积极推动形成一种共生性和平关系，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那样。早在古时我们就有了大同思想，懂得如何在斗争中寻求和谐。古人智慧依然启发当下。

3.发挥国际组织作用。必须在明确冲突的底线以及遵从现代理性法则的前提下，依据各国发展阶段的现实考量与人类未来发展目标，建设性地强化国际组织的作用，科学设计运行机制与路径。当前世界需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这要求人类社会把国际公正的规范价值原则，落实在国家交往以及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才能建立起发挥作用的国际机制。有了以上共识，国家之间就有可能建立一种多方沟通、不断纠偏的合作机制。这一理想框架的建立，也需要在既斗争又合作的过程中获取。

四、余论

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既定的文化脉络，在根基上不会被彻底改造。在生活的基本面上，文化传统只有融摄新的外来文化元素，才有可能生成新的文化样态，但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不会改变的，必定与本土的地理环境、生存意识、认知方式等紧密联系。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这些是民族成员身上共同的价值印记，这些印记不仅不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相反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更加被同民族和国家的人们所认可、更加稳定地被传承。被继承的基础则是每个民族的语言共同体。中华文化之所以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在其生命运动中能够不断实现传承与更新的对立统一。这种统一“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②卡西尔：《人论》，甘阳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这种统一正是在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中完成的。

中华民族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生命实践视角出发，崇尚“天人合一”价值取向，把世界当作需要与之和谐相处的统一体，而不是西方遵循的“理念论”精神：因为现实世界不如“理念”完美，世界就需要不断去改造。面对西方虚无化的警醒，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种改造理念需要与东方智慧相结合，才能避免任何一种单方面发展观念带来的负面效应。比如，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对资本逻辑和进步强制的反弹（如反全球化、反环境恶化浪潮），基于不同文化精神的民族之间更加需要相互沟通，相互借鉴。比如，中国文化精神里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文化智慧就是重要的解药。有了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就可以在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笔者相信，人类终将在制度之上的文化层面寻求最终的出路，达成共识。

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长久存在的支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即使文化精神在器物层面可以被无数次毁灭，但精神层面却始终延续着民族文化的基因，这个民族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就是所谓的“生生不息”。文化生命延续着民族血脉，在吸收、借鉴和创新的过程中秉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由此，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在21世纪如何获得再次绽放的生命力，需要长期而又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创新，需要认清我们的来路、现状与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