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利赫执政以来也门国家治理的特征、困境与影响

李宝凤

(1.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127；2.宁夏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宁夏 银川 750004)

在中东的政治动荡中，也门危机发生时间较早，至今仍尘埃未定，并日益呈现出复杂化、长期化、边缘化的特点。在动荡发生前，也门就被资源枯竭、贫困加剧、派系冲突、外部干预、部落割据以及地方分离主义(1)参见Sarah Phillips, Yemen and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25．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所困扰。随着萨利赫(2)萨利赫出生于1942年，曾参与1962年北也门“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9·26”政变，推翻了伊玛目封建王朝。1978年萨利赫出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Yemen Arab Republic)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成为头号实权人物，并将其影响力从军界扩展到政界。1990年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宣布统一，萨利赫成为也门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Yemen)的总统,直至2012年交权。失权，也门政治转型失败，“胡塞武装”夺取萨那，多国联军介入战局，也门内战愈演愈烈。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也门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受到严重冲击，面临全线崩溃。萨利赫执政以来对也门的国家治理经历了从制衡到失衡的过程，最终导致国家体制严重失序和内外环境演化中形成矛盾的集中爆发。

一、“庇护”关系网下的生存型政治治理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到：“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3)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自1978年出任北也门总统以来，萨利赫就开始利用国家资源构建“庇护”关系网。他采用分而治之的方式，拉拢、安抚庇护对象，通过政治手腕处理危机，对国家进行管控。

(一)也门的“庇护”关系网

“庇护”一词最初作为人类学术语指“戏谑关系”(joking relations)或“亲属关系行为”(kinship behavior)等特殊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特定的二元社会互动模式。(4)参见Alex Weingrod, “Patrons, Patronage, and Political Parties”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68, vol. 10, no. 2, p. 379.政治学家将它应用于政治学研究，其核心含义是政治、经济地位较高的庇护者利用掌握的资源为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和恩惠，被保护者则以其忠诚、默认和服从作为回馈的垂直结构关系。(5)参见James C. Scott,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2, vol. 66, no. 1, p. 92.“庇护制”作为一项隐秘的非正式制度，未被纳入正式的政府机构，却强力渗透至国家的正式权力结构之中，发挥着不弱于正式制度的作用。

莎拉·菲利浦认为，也门“庇护”关系网以萨利赫为中心，形成“同心圆模式”。(6)参见Sarah Phillips, Yemen's Democracy Experiment in Reg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4.萨利赫政权根据亲疏远近关系将家族成员、精英人物纳入“庇护”之下，运用所掌握的资源换取承认与支持，以维持政治权威。政治角色越重要的人物越深入地融入政权的“庇护”关系网。(7)参见Sarah Phillips, Yemen and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22．萨利赫的家族成员与精英人物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政治体系中的实力人物成为萨利赫时期国家政治治理的重要基础。“同心圆”内部是由50人左右组成的“核心圈子”(inner circle)。离萨利赫最近的内圈由他的儿子、侄子、同父异母的兄弟、表亲和姻亲等近亲组成。家族成员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重要部门被委以重任，也门的石油、建筑、通讯等重要领域都牢牢控制在萨利赫家族手中。萨利赫总统曾经试图培养他的长子艾哈迈德接替他的职位。萨利赫总统同父异母的兄弟担任空军指挥官和办公室主任兼首席指挥官；中央安全部队副指挥官和国家安全局副局长是萨利赫的侄子；总统卫队首领也是萨利赫的侄子。萨利赫时期所构建的“庇护”关系网，利用宝贵国家资源采取“分享而治”的方式，逐步形成家族政治并滋生贪污腐败。

(二)也门政治体系中的精英

精英人物是指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占据重要权力职位的群体。也门的精英阶层由部落“谢赫”、军事领袖、政党精英、技术官僚以及少数传统商人组成。精英类别的划分存在相互交织和重叠，萨利赫将资源分配给各政治和社会精英人物团体，以确保自己的政治权力。

1.部落精英。也门部落精英大多是北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谢赫”，他们掌握着部落权力和影响部落集团的效忠程度。萨利赫总统本人出身桑汉(Sanhan)部落，从桑汉部落精英向外扩张构成更广泛的也门政权“庇护”关系网。萨利赫主要通过利益输送的方式拉拢部落精英：一是建立部落事务部发放津贴或以实物形式输送利益。萨利赫时期成立部落事务部，大约5000名部落“谢赫”根据政府所赋予的职务级别，每月领取津贴。部落事务部根据“谢赫”的效忠程度，来决定津贴数量以及是否持续提供。“谢赫”们每月津贴收入约为105—525美元，2003年部落事务部共为部落“谢赫”发放了420万美元的津贴。(8)参见Sarah Phillips, Yemen's democracy experiment in regional perspective: Patronage and plu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104.部落事务部还不定期向“谢赫”提供房屋、土地、车辆，以换取部落效忠。二是虚设岗位和默许腐败行为。地方政府在学校和卫生部门设立虚假岗位和“幽灵员工”(ghost employees)，受庇护人员“吃空饷”，相应职责则无人履行，地方政府机构行政效率低下。三是“谢赫”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和国家工程承包资格。许多“谢赫”成为国家的承包商，获取资源开采、海洋捕捞权和电信运营资格，由此获得丰厚利润。

也门在进入石油时代(9)1982年也门有了石油工业，也门政府与美国亨特公司签订了马里卜—焦夫孟迪地区约16000平方公里土地的石油勘探、开采协议。亨特公司于1984年7月30日在该地区打成了也门历史上的第一口油井，开启了也门的石油时代。之前，部落精英一般通过家族承袭和自身能力来获取权力，他们在部落中发挥的作用相对稳定。石油时代开启后，萨利赫政权运用“庇护”关系换取部落精英效忠的方式更加普遍，部落精英在萨利赫总统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这种资源换取利益，利益赢得“忠诚”的方式也会随着资源和利益输送的减少而减弱。因此，萨利赫维系对部落社会统治的基础极其脆弱，随着也门能源储备的减少，部落的“忠诚”程度也在逐渐衰减。

2.政党精英。也门是阿拉伯半岛首个实行多党制的国家，统一以后曾经出现40多个政党的“政治膨胀”时期。也门的政党政治经历了早期全国人大党与也社党联合执政时期；统一后首次议会选举形成的全国人大党、也社党与伊斯兰改革集团的三党联合政府时期；南北内战后全国人大党与伊斯兰改革集团联合执政时期以及1997年的议会选举后，全国人大党独立执政。

全国人大党是为发动国家政治动员而创建的，是萨利赫总统维系政治权威的工具。作为“庇护”关系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其常设委员会，特别是最高执行委员会是萨利赫给“忠诚者”实行政治庇护的机构。其次，全国人大党的党员身份是对萨利赫政权“忠诚”的标志，加入其中会成为“庇护”关系网的一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人大党的党员身份是公务员任命的“先决条件”。(10)参见April Longley Alley, “The Rules of the Game: Unpacking Patronage Politics in Yemen” ,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2010, vol. 64, no. 3, p. 390.全国人大党的政党精英将萨利赫创设的“庇护”关系网视为政治和经济竞争的主要场所。在庇护制下，也门的政党精英想要获取资源就必须被纳入到“庇护”关系网，否则就意味着被边缘化。也门的反对党也有被拉拢的情况，伊斯兰改革集团的党魁阿卜杜拉·艾哈迈尔也是也门主要部落联盟之一的哈希德部落的“大谢赫”。作为反对党的政党精英，他在任期间坚定支持萨利赫，成为萨利赫的重要政治盟友，萨利赫通过“庇护”关系网也赋予其许多经营特权。

也门的政党机构逐渐沦为萨利赫“庇护”关系网运作的工具，其主要作用是支持萨利赫总统的政治意愿，将其作为议会多数派，采取拉拢的方式获取其他政党默许或支持。

3.军事精英。萨利赫时期的也门设有五个军区，其中央军区、西北军区、南部军区和东南部军区等四个军区的指挥官均来自于桑汉部落，西北军区和第一装甲师的指挥官阿里·穆辛是总统的亲戚，也是当时也门的第二大权威人物。2009年，萨利赫总统曾解除南部军区指挥官迈赫迪·穆夸拉的职务，任命他的侄子塔里克接替。军事精英的权力，来自于对军队的控制和在“庇护”关系网下掠夺的巨额财富。萨利赫统治后期由于利益分配不均，军事精英之间产生矛盾，对萨利赫政权形成巨大挑战。

4.技术官僚。也门的技术官僚是拥有管理现代国家所需教育和各种专业知识的精英，他们通常是来自城市中受人尊敬的卡迪(法官)家庭。技术官僚与萨利赫的关系没有其他精英那么亲近，但他们大部分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也门经济发展依赖的对象。为了获取国家资源和政治庇护，他们有时也会向萨利赫政权做出妥协。因此，萨利赫执政时期，也门的政治治理主要是在萨利赫的威权统治下，通过“庇护”关系网这种形式进行。关系网形成的体系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萨利赫将有助于政治稳定的元素悉数纳入其中，形成所谓的“影子国家”。萨利赫在接受新闻采访时曾表示，统治也门就像在“蛇头上跳舞”。(11)参见Victoria Clark, “Yemen: Dancing on the Heads of Snak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这既说明也门的国家治理环境，同时也体现出萨利赫国家治理的策略和政治生存法则。

二、“资源诅咒”背景下食利型经济治理

一般而言，国家产生的经济问题多数以政治问题为根源，而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也被视为该国政治现状的“晴雨表”。中国驻也门大使馆前任外交官戴新平针对也门危机曾指出，经济发展滞后是也门及其他中东国家政治动荡的根源。(12)参见戴新平：《也门政治危机的演变及其前景》，《中东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第113页。也门的经济落后有目共睹，虽地处阿拉伯半岛，其石油资源储量却远远不及其他海湾国家。经济治理对国家发展非常重要，但在萨利赫时期也门的经济治理收效甚微。

1993年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奥蒂提出“资源诅咒”论，认为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来说，有利的自然资源禀赋并不能使国家从中受益，反而对其经济发展产生抑制作用。(13)参见Richard M. Auty,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1.有学者认为，也门属于此类“资源诅咒”型国家。(14)参见Ramez Abubakr Badeeb, Hooi Hooi Lean, “Financial Development, Oil Depend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Republic of Yemen” , Studi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7, vol. 34, no. 2, p. 26.事实上，也门情况比较特殊，它并不完全具备“资源诅咒”国家丰富的资源储备，又在经济发展方面对资源极度依赖。也门经济基础薄弱，对石油资源过度依赖，加之耕地贫乏，水资源短缺，缺乏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替代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诸多因素制约着国家经济发展，给也门的经济治理提出严峻挑战。

(一)石油资源枯竭迫在眉睫

也门虽地处阿拉伯半岛并与沙特等产油大国毗邻，但在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建立之前并没有发现石油、天然气资源。1984年7月，马里卜—焦夫盆地发现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石油，日产原油约1068吨，也门结束无油历史，开启了对石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时代，也门石油工业随之迅速发展，带来丰厚收益，石油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也门石油储量约30亿桶，石油产业占本国GDP的30%，占国家预算的75%和出口收入的90%。(15)参见Thomas Juneau, “Yemen: Prospects for State Failure-Implications and Remedies” , Middle East Policy, 2010, vol. 17, No. 3, p. 136.2001年，也门石油产量曾经达到44万桶/天的峰值，之后逐渐下降至2010年的26万桶/天。石油出口收入也从2008年的78亿美元下降至2010年的45亿美元。由于其石油储量有限，2009年有学者评估也门石油有可能在10年内枯竭。由于内战冲突，也门的石油产业受到重创，这对财政收入约3/4来自于石油出口的也门来说，是致命的打击。石油储量减少是其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也门石油部门管理不善和产能有限也加剧了问题的严峻性。

(二)水资源枯竭与农业的畸形发展

也门没有永久性河流，地下水水位不断下降，国家90%以上的水都用在农业生产上。缺水问题成为也门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水资源争夺是导致也门地方冲突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也门的一系列水资源问题中，政府治理不善也是一个原因，对非法开采没有做到有效监管。一些官员禁止民众私自开采地下水，却在自家庭院中开井挖水。也门的水资源匮乏、人口爆炸式增长(16)从1975年到2005年，也门人口增长率平均为3.6%。、水资源消耗严重以及政府对水资源管理不善，诸多因素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在冲突不断的也门，缺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也门甚至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水资源完全耗竭的国家。

也门耕地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39%，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农业畸形发展，灌溉农业比重过大，造成也门水资源危机。另外，由于过度放牧，也门沙漠化严重，耕地资源面积严重萎缩，粮食大部分需要从国外进口。农民大量种植卡特(17)卡特是一种温和的兴奋剂，由于它的经济效益远高于种植粮食作物，被广泛种植于也门的高地。代替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卡特属于水密集型的作物，每年收获多达四次，对灌溉用水需求量很大，更加剧了水资源短缺，导致缺水问题愈发严重。1970—2000年间，卡特的产量翻了10番，这对水资源极度匮乏的也门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由于大面积种植卡特，萨利赫政府没有引导农业的均衡发展，只能大量进口粮食，给也门的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带来较大隐患。

(三)也门经济治理的结构性问题

萨利赫执政时期，也门的经济治理深受现实境况影响，困难重重。1990年8月发生海湾战争，由于也门支持伊拉克的立场，导致在海湾国家工作的近百万也门侨民被驱赶回国，给也门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1994年5月，也门南北矛盾激化，爆发也门“南北战争”。内战造成约1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国内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战后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一方面，也门经济长期发展规划不够科学。萨利赫掌权后集中力量恢复经济，努力摆脱经济衰退的困境，致力于改变农业种植结构，发展工业生产和促进经济多元化。由于缺乏长期发展动力，很多计划没有付诸实施。为提高石油产量，也门加大勘探和开采力度，但囿于基础设施薄弱，投资环境不佳，经济结构单一，难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发展始终处于迟滞状态。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数据，也门是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900美元。(18)参见 Ioannis Mantzikos, “Somalia and Yemen: The Links between Terrorism and State Failure”,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011, vol. 20, no. 2, p. 244.正如查尔斯·施米茨(Charles Schmitz)所言，也门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治理不善，而国家治理不善与其“庇护”制度有着内在联系。2009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公布的“失败国家”(19)失败国家指数是描述国家能力和基本治理结果的综合指标。排名中，也门列第18位。另一方面，也门对侨民汇款过度依赖。从20世纪70年代起，成千上万的也门人在其它石油经济繁荣的海湾国家工作。实际上，大多数也门人没有打算定居海湾国家，他们在国外尽量减少支出，将收入汇到国内，成为也门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1980年，侨汇占北也门国民生产总值的40%，占南也门国民生产总值的44%。1990年海湾危机后，也门大批工人被驱逐回国，这对也门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在城市地区，投资匮乏导致市场分裂和土地价格上涨；在农村地区，工资上涨部分导致生产成本过高和产能下降，也门经济越来越依赖于粮食进口。政府拒绝将侨汇收入重点投入到经济发展上，尽管大量资金流入也门，却无法将这些财富转化为生产性资本投资。

也门工业部门单一，农业发展畸形，严重依赖石油工业、侨民汇款和外国援助。在经济治理方面，萨利赫将大部分收入用于维持其政治“庇护”关系网。萨利赫执政时期，也门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力度不大，没有构建健康的产业体系，加之人口增长过快，资源枯竭，也门的经济治理无法摆脱“资源诅咒”的厄运。

三、“强部落、弱国家”形态下的“碎片化”社会治理

米格代尔认为国家并不一定是强大的，相对于社会，国家可能是很弱的，看上去是庞然大物的国家，往往无力从社会中提取足够的资源，无法按照自身意志改造社会。(20)参见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许多学者采用“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研究不同国家的社会治理逻辑。也门作为部落传统深厚的国家，部落是基层社会的重要组织系统，国家与部落的互动是也门社会治理的基础，也门的国家与部落关系在治理架构和利益互动方面呈现出“碎片化”。

(一)也门“强部落、弱国家”的社会形态

也门社会呈现出“强部落、弱国家”的形态，部落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在也门社会的基本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萨利赫在1986年接受采访时曾说：“国家是部落的一部分，也门人民是部落的集合。”(21)Paul Dresch, Tribes, government and history in Ye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7.虽然萨利赫执政期间也门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框架，并声称在政治上实行宪政民主和社会法制，但也门的部落制度和部落习惯法在社会治理和基层事务处理中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门历史上曾有上千个部落，各部落有自己的组织结构、从属关系、传统领地和武装力量，对中央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历史演进中也门出现四大部落联盟：哈希德、巴基尔、哈卡和穆兹哈。部落大多拥有自己的武装，发挥着基层组织的作用。萨利赫时期，也门政府的政令是否顺利执行，取决于部落的支持程度。众多部落成员对本部落的忠诚高于对国家的忠诚，在其眼中部落利益甚至高于民族利益。也门政府同各部落“谢赫”之间的关系成为部落与国家互动的关键因素。

在亨廷顿看来，作为有效能的、强大的国家“政府享有公民的忠诚，从而有能力去开发资源，征用民力，创制并贯彻政策”。(22)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也门由于地理上分隔，政府向部落地区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较弱。萨利赫时期，相比强大的部落系统而言，也门国家形象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呈现出“衰微”的状态。对外，也门经常被称作“脆弱国家”或者“失败国家”；对内，萨利赫政令的上传下达并不畅通，有时政令甚至不能在首都萨那外执行。

在也门广大部落地区，部落认同被认为高于国家认同，加之萨利赫使用“庇护”关系网来维持国家统治，也门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强部落、弱国家”的形态。国家和部落社会不能良性互动，也门政府无法形成有效的基层动员，社会治理面临巨大困难。

(二)也门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

也门历史上存在着长期分裂、政治危机不断、国家动荡不安、政府效能低下等问题，部落成为也门政治的关键因素和国家稳定的核心角色。萨利赫时期也门政府无法实现对所有领土的直接管控，在部落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国家通过“庇护”体系拉拢一些重要部落对国家保持效忠，形成以部落为主导的国家基层治理传统。

首先，部落在也门社会治理中作用突出。也门部落的强大与国家基层组织的软弱和腐败有关。部落和部落法成为弱国家的次级替代品。也门的部落类似于“微型国家”，部落之间有明确边界和内部等级区划。部落在其范围内拥有专属管辖权，管理内部事务，动员部落进行防御或战争。(23)参见Shelagh weir, A tribal order: Politics and law in the mountains of Yeme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7, p. 307.也门人主张部落自治形式，部落为其成员提供基本的法治形式、安全保障，在正式制度之外维持基层的社会秩序。部落作为也门的基层组织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治理：一是部落内部组织地方防卫系统，并与其他部落达成防卫协议，以保证部落内部安全；二是部落创制制度，部落村庄内部或村庄之间分担经济风险；三是部落对部落成员参与对外事务和对外贸易活动提供保护；四是部落成员在部落外犯下罪行，整个部落将分担责任，并补偿产生的债务或损害。萨利赫曾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削弱部落制度，操纵部落社会，但在部落内部权力牢牢掌握在“谢赫”手中，也门的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很难直接插手部落事务。

其次，也门部落习惯法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门的部落制度繁杂，部落观念、部落习俗在也门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维持着部落社会的秩序。部落习惯法在部落地区占有重要地位，而也门的基层法院则通常被认为腐败、低效和缺乏诚信。发生矛盾纠纷时，部落成员往往拒绝向地方机构求助。也门政府不得不承认部落制度，甚至有时会转向要求部落来解决地方复杂的社会问题。1992年也门通过第一部将部落冲突管理整合到国家法律体系的提案，法律正式承认部落仲裁作为替代的纠纷解决机制。也门政府承认部落系统，借助部落本身来解决复杂的部落冲突。在冲突的早期阶段，一般主张非暴力手段。由各方“谢赫”或有影响力的人物，针对事件本身进行谈判。如果谈判不起作用，将采取第三方介入，进行仲裁。仲裁员根据证据、对话和预选会议来解决各方冲突。每一方都有权上诉两次，在第三方部落那里判定的结果为最终裁决。部落冲突治理系统基于共识和维护人际关系构建而成，重视部落习惯法的运用。习惯法在部落中的使用价值在于它的恢复性作用，即在部落内恢复群体友好关系。在冲突的仲裁过程中，部落根据传统，要求涉事者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行进行忏悔。作为回报，对方会接受调解，有时给予宽恕或减少赔偿。部落治理系统鼓励各方关注部落的利益，将认罪或道歉作为缓和紧张情绪的重要步骤，为最后的解决冲突创造条件。

因此，部落治理作为也门基层治理的重要形式，在也门社会长期存在。在国家式微的情况下，也门部落各自为政，呈“碎片化”状态。部落社会在基层治理和社会稳定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也有不小的负面影响。如何在地方治理中提高运用制度和法律的能力，提高国家治理效能，是萨利赫政府时期面临的严峻社会治理问题。

四、萨利赫执政以来也门国家治理的困境与影响

也门的国家治理建立在维持政治现状基础上，一旦国家内外情况生变，也门的稳定就会变得难以维系。由于缺乏重要的反馈机制和应对突发不测的能力，萨利赫时期也门面临着政治改革迟滞不前、经济形势萎靡不振和社会暴力冲突不断等难以摆脱的困境。

(一)政治危机：国家核心力量衰减与离心力增强

也门是阿拉伯半岛上唯一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萨利赫时期曾经分别在1993年、1997年、1999年、2003年和2006年进行过议会和总统选举，呈现出民主的形式。萨利赫对国家的政治治理一直建立在非正式的、分而治之的“庇护制”基础上，执政的全国人大党成为萨利赫维护其“庇护”关系网的工具。萨利赫以国家资源拉拢社会上层精英，政治呈现出不稳定性。随着资源枯竭与能源开采量减少，也门维系其庇护关系网的开支日益短缺，脆弱性逐渐凸显。

随着国家核心力量衰减，“庇护”关系网下的昔日庇护对象和萨利赫昔日盟友也加入到反对萨利赫的阵营中。21世纪初，萨利赫政权的政治失败使也门统治精英之间产生严重摩擦。萨利赫希望艾哈迈德“子承父业”的想法，使得他昔日最亲密的盟友逐渐疏远。作为萨利赫政权曾经最有力的支持者，萨迪克·艾哈迈德和阿里·穆辛等人对萨利赫的做法极为不满，他们在声势浩大的反对萨利赫浪潮中倒戈，成为萨利赫政权瓦解的重要力量。2005年由也门人改革党、也门社会党、纳赛尔主义统一组织等5个党派组建成也门主要反对党联盟——“联合会议党”，萨利赫政权面临着反对党的严峻挑战。萨迪克·艾哈迈德在2009年甚至公开要求萨利赫辞职。

此外，“南方运动”“胡塞武装”等势力的崛起使也门国家离心力增强。1990年，也门统一后，萨利赫政府主导国家事务，违背了权力分享协议。石油和天然气的收益大部分被北方主导的也门政府获取，南方日益感到被边缘化。南北双方在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问题上的矛盾难以调和，国家面临分裂风险。1994年，爆发南北战争，萨利赫政府依靠军事力量平息内战，实现国内统一。内战后，北方一直掌握着也门政治主导权，数以万计的南方军事和文职人员被迫退休或被解雇。南北矛盾日益积聚，也门内部争斗更加严重，2007年也门南方分离主义势力正式打出了“南方运动”的旗号。随着2011年也门国内发生动荡，南方分离运动势力不断壮大，重申独立要求。也门“南方运动”的产生源于南北仓促合并的先天不足以及历史残留下来的地方主义观念。萨利赫政府在南北政治和经济利益处理上出现明显偏差和失误，造成政治“碎片化”和国家分裂。

也门北部的萨达省在政治上长期得不到重视，经济上被边缘化，对萨利赫政府存在强烈不满。1992年侯赛因·巴德雷丁·胡塞等人创立“青年信仰者”组织。1994年也门南北内战爆发后，该组织开始由政治组织转变为武装组织。从2004年到2010年，萨那政府对“胡塞武装”发动六次军事行动。“胡塞武装”的创始人侯赛因身亡后，他的儿子叶海亚继任精神领袖。“胡塞武装”从萨达省发迹，由偏处一隅到走向全国，由以复兴宰德派为目标的宗教团体发展成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意图取得也门统治权。萨利赫时期国家对经济发展规划不足，对民众许下改善民生的承诺落空，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下降，间接造成“胡塞武装”在2011年也门国内动乱中的异军突起。

萨利赫时期也门政治治理失效，以“南方运动”和“胡塞武装”为典型的也门地方主义势力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影响逐渐增强。萨利赫政权的核心力量衰减，执政危机频现，出现政治多极化。多极化撕裂着也门脆弱的政治结构并成为暴力对抗和不稳定的根源。加之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也门民众积怨的逐渐爆发和政治多极化的影响，造成也门国内社会的长期大动荡。

(二)经济危机：国家官员严重腐败与财政陷入困境

也门作为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经济停滞不前和过高的人口增长率给政府带来难以承载的压力。官员的严重腐败和国家的财政困境使萨利赫统治后期面临巨大的经济危机。

2011年也门发生动荡时，抗议活动主要针对萨利赫政府的腐败、权力过度集中和国家服务能力有限等问题，其中腐败问题是被提及最多的问题之一。2004年的《也门时报》指出也门的腐败印象指数(CPI)(24)CPI(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是 “透明国际”组织每年发布各个国家腐败印象的指数。按照“透明国际”的规定，CPI指数为10(最不腐败)至0分(最腐败)。达到2.4，世界排名第112位，成为当年最腐败的阿拉伯国家之一。萨利赫政府的纪检部门缺乏制约能力，国家腐败现象无法得到有效遏制。也门公共部门滥用收入，政府部门和官员存在严重的贪腐行为，年度预算开支款项被大量贪污和盗用。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用于维持脆弱的政治平衡，非正式的“庇护”关系网导致腐败行为的加剧，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发展。

能源部门财政收入是也门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和总统维持“庇护”关系网的重要经费来源。也门石油收入占国家出口收入的90%，约占中央政府预算的75%。(25)参见April Longley Alley, “The Rules of the Game: Unpacking Patronage Politics in Yemen” ,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2010, vol. 64, no. 3, p. 389.萨利赫将石油特许使用权、开采原油资格提供给被拉拢对象，特权人物通过购买补贴柴油在国际市场上获利，国家资源被私人大量窃取。由于石油产量下降和油价下跌的双重影响，也门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2009年初，政府财政部要求所有部门的运行开支削减50%。随着财政愈加困难，国家公务员和军人工资的支付也难以维系。由于资源和财政收入分配力不足，政府失去拉拢竞争对手和仲裁地方争端的能力。另外，政府长期忽视对劳动力的培训，缺乏人口发展规划，导致人口急速增长。民众对生活状况的普遍不满，动摇着萨利赫政府的统治基础，也门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可以说是相伴而生。

(三)社会危机：部落冲突与社会问题影响国家稳定

萨利赫时期对基层社会治理，特别是农村地区，主要依靠部落。全国82%的人口和52%的家庭生活在农村地区，城乡之间存在巨大贫富差距，也门农村贫困率比城市高了近一倍。几乎所有部落都在农村地区，部落地区的贫困化状况更为严重。农村地区同样也是部落冲突高发区，部落居民因争夺稀缺水源、土地资源及捍卫部落利益和相邻部落、地方政府发生纠纷，甚至发展为武力冲突。

部落与政府的冲突具有现实性，他们通过袭击地方政府部门，在公共场合制造爆炸和暗杀，破坏油田输油管道等手段向政府施压，促使政府投资农村，改善部落经济状况。由于冲突不断，人们渐渐远离冲突发生地，造成多地教育资源和医务人员匮乏，外来投资信心缺乏。萨利赫统治后期，也门局势动荡，中央政府对部落的控制越来越弱，部落武装更是有恃无恐。曾经作为萨利赫政府有力支持者的“哈希德”部落武装，多次炮轰也门政府的办公大楼，甚至占领总统卫队军事基地，给也门政府造成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部落力量的反戈，给了摇摇欲坠的萨利赫政权致命一击。

也门社会还面临着巨大的人口问题，为社会冲突埋下隐患。由于缺乏人口治理的相关措施，也门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人口结构不平衡，也门人口2/3以上是24岁以下的青少年，其中一半以上是文盲。萨利赫时期的社会治理忽视了人口治理和青年发展问题，没能给青年提供制度化的发展环境和机遇。青年人成为也门政治动荡时政府反对力量的急先锋，加速了萨利赫政权的瓦解。

五、结 语

纵观也门内战的发生，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外部干预等因素都发挥着作用。萨利赫时期对也门国家治理的失败，加剧了国家固有矛盾的爆发。萨利赫政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都围绕着隐秘的“庇护制”展开。也门国家权力短暂的制衡与稳定得益于萨利赫的“庇护”关系网的构建，政权的瓦解也与此关系网的断裂直接相关。2011年，也门政治动荡发生后，“庇护”关系网的内圈沿着断层线破裂，直至分崩离析。“南方运动”“胡塞武装”和“基地”组织等问题搅乱着也门的政局，使也门的政治逐渐出现多极化，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演变成复杂的内战冲突。

也门目前仍处在内战中，国家重建异常艰难，前景很不明朗。但是，也门为什么陷入内战无法自拔，如何有效开展民族国家重构是值得学界关注的命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萨利赫时期，国家治理失灵使也门面临重重难解问题。因此，如何改革国家治理体制机制，提升也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成为也门政治重建必须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