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视域下“古”镇旅游的地方营造
——以恩施土家女儿城为例

牟伦超，程 励

（1.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2.湖北民族大学林学园艺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3.四川大学遗产跨学科国际联合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64）

引言

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伴随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古镇旅游成为一种备受游客青睐的旅游产品。古镇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产业发展的两难境地，资本与游客的进入不断挤压原住民的生产与生活空间，古镇空心化[1-2]、同质化[3-4]和过度商业化[5-7]等问题日益严重。随着古镇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入，古镇社会空间变迁及其动力机制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资本推动下异质文化的介入被认为是推动古镇旅游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因[8-9]，早期的古镇旅游开发给当地居民和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10]，而地方政府为了进一步扩大旅游生产规模，积极给予外来投资者（开发商）优惠政策，不断吸引古镇旅游投资开发成为当前各地通行的文旅发展手段[11]。这一过程也使得古镇的空间生产主体从原住民主导转变为政府和外来投资者（开发商）共同主导，古镇空间由居住生活空间转变为谋求经济效益的商业空间[6,12]。

在我国现有的约70万个村镇中，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的古村镇大约5000个[13]，2003年至2019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前后7次共同组织评选并公布了7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其中，名镇312个，名村487个[14]。从总体上来说，历史遗留古镇的数量和空间规模是有限的，当既有古镇空间规模满足不了政府和外来投资者（开发商）空间规模需求时，一种新的古镇形式应运而生，学界把它叫做“新古镇”[15]。很多旅游城市都会借“恢复保护”或“历史典故”来修建一些“新古镇”吸引游客。如浙江的宋城是模仿《清明上河图》而建[16]，西安大唐芙蓉园是模仿唐代皇家园林而建[17]。与传统古镇因“古”而兴“游”不同，“新古镇”是因“游”而创“古”[18]。为了对新旧古镇予以区分，本文将历史文化古镇称为古镇，新建以发展旅游为目的的人造古镇统一称为“古”镇。

“古”镇源于对古镇的模仿，通过仿造、嫁接和移植等手段营造类似古镇的空间氛围，是一种旅游的地方营造。同时，“古”镇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Lefebvre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生产的产物，是由人类实践活动生成的生存区域[19]。“古”镇旅游是在“古”镇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一种空间生产行为。本文以恩施土家女儿城为例，将“古”镇旅游的地方营造置于空间生产视域之下，重点讨论空间生产视域下“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核心要素、逻辑结构及其空间生产的动力和制约因素，对“古”镇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

1.1 古镇、“古”镇与“古”镇旅游

在我国，有关古镇的概念形成于20 世纪80 年代。学界普遍认为，古镇历史久远[20]，且至今保留较好的历史沿革、建筑环境和风貌，与自然融为一体[21]，保留着传统的民风民俗，仍然有人生活和居住[22]。古镇是人类历史文明的结晶，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记忆与民族文化的集中表达[23]。古镇的旅游发展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居民的就业，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旅游经济收入，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保护，提升了地方民族自豪感[24-25]。同时，古镇的旅游开发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建设性破坏[26]，或者叫旅游创造性破坏[27-28]。比如为了弥补本地居民商业从业人员的不足，古镇引进外来人员从事旅游相关的商业经营活动[29-30]，使得古镇在商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原住民的社区参与逐渐被忽视与弱化。

由于古镇空间资源的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特点，人们在对古镇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不断地向古镇的周边区域进行拓展。20世纪90年代，盛极一时的仿古街区便是古镇向周边区域拓展的阶段性成果，学界普遍认为，仿古街区是对历史街区的模仿和仿制，通过沿用古代街区的格局，以古建筑的基本形式，以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为主题，以满足现代人们的生活、休闲和旅游需要为目的而开发建设的一种街区形式[31]。仿古街区在我国大城市旧区开发改造和功能置换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城市旅游资源[32]，是对文化资源进行产业转化、商业化运作的重要路径[33-34]，南京的夫子庙、成都的锦里和昆明的东西寺塔等是仿古街区成功的典型案例。仿古街区是以“街”的形式对古城镇进行拓展，当“街”的规制无法满足社会需要时，一种“新区”便应运而生。“保护古镇，建设新区，发展经济，开辟旅游”成为很多古镇发展的重要策略[35]，周庄古镇、云南丽江古城等都在原有历史街区的基础上进行了新区的拓展，将客流从老区引向新区，既缓解了古镇老区的压力，同时又扩大了古镇旅游的空间规模[36]。现有的丽江和周庄旅游景点早已不是历史上的古镇，而是有“古”也有“新”，既有真实的历史遗存，更有现代的仿古。

在Lefebvre看来，空间已然成为一种生产资料，资本利用空间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利润[19]。古镇旅游开发者通过自身资本的优势影响政府，在地方政府的协作下，通过不断地扩大古镇空间生产规模，以达到从游客身上获得更多经济回报的目的[12]。开发者并不满足于在既有古镇周边进行仿古建设，而是逐渐演变为在任何一个适宜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仿古街区建设。这种“新古镇”体现的是年代的“新”，“古”强调的是建筑与景观的仿“古”[15]，“古”镇开发成为国内旅游地产的一种模式。

“古”镇的开发与建设一直备受学界质疑，尽管作为传统地方民族文化展示的平台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但由于文化“拼贴与植入”的特点，“古”镇并不具备原真性（authenticity）的特征[15]。“古”镇在开发建设之前通常都经过自上而下系统的总体规划与设计，由专业的规划设计人员进行专业的设计表达[37-38]；在功能构成方面，旅游是“古”镇的核心功能，围绕旅游设置文化和商业功能[37]；在物质环境构成方面，模仿再现古代名画名园场景，将文化融入“古”镇的物质环境之中[39]；在建筑风貌塑造方面，充分展现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民族建筑风貌；在核心吸引力塑造方面，以文化为核心，强调地方民族文化特色和地方性的塑造[40]。通过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植入塑造文化核心吸引力[41]，通过旅游的方式实现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42]。此外，运营是关键，强调游客的体验营销[43]，将旅游和商业引入地产，通过文化吸引旅游，带动商业与地产发展[44-45]，实现文化、旅游、商业与地产的有机融合。

1.2 旅游空间生产的内涵研究

Lefebvre 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空间生产理论（theory of production of space），他认为，空间生产是指“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过程”，并构建了由空间表征、表征空间和空间实践组成的空间三元辩证法来阐释他所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19]。Young 最早将空间生产理论引入旅游领域，他认为旅游空间是由社会建构和协商形成的，提出了旅游产业空间生产和旅游消费空间生产两个维度的空间意义[46]。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空间一直是一种媒介、一种资源和一种对象，在其商业概念的逻辑下，它是另一种标准化的产品[47]。旅游空间生产是通过社会的建构，以旅游的方式将空间商品化，将原本没有价值的空间旅游化，通过旅游的形式完成旅游的空间消费，进而实现空间的价值。

同时，旅游空间被认为是一种多维的空间，在特定旅游目的地，游客的旅游空间与商业空间、文化空间和宗教空间等多种空间类型并存。利用Lefebvre 的三元分析框架，以色列海法的巴哈花园被认为是一个多维空间，其特征是游客和朝圣者的两个不同的社会空间实践过程共同存在，而这些实践将圣地变成了一个世俗的共享社区资产[48]。郭文认为，旅游空间生产是借用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并伴随空间形态转变的一个过程，空间成为一种用于旅游消费的产品，古镇原有生活空间被置换开发、设计、改造，并用于旅游发展的社会实践过程[49]。旅游空间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空间生产行为，其嵌套于特定阶段、特定地理单元的旅游空间实践，不同的旅游空间生产实践均凸显了旅游空间内社会化结构与社会空间关系的建构[50-51]。旅游空间生产的本质是一种以旅游为基本出发点的空间生产行为，它既包括了对特定空间进行旅游化的物质空间改造、修复与建造，也包括了对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商品化生产。同时，旅游空间生产往往与相关空间生产行为并存，并相互依赖，其对外表现为空间生产的多维性。

1.3 旅游地方营造的内涵研究

地方营造是一个规划、设计、管理和制造场所的渐进和协作过程[52]。人文地理学家Relph 首次整合各个相关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将场所的特性概括为物质、活动和意义3个要素，场所感的形成需要这三要素相互作用和联系[53]。英国理论家Montgomery 认为，场所的质量是活动、物质属性加意义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优秀的场所应该同时具备这3个要素[54]。物质是场所空间的基本载体，活动是场所的空间表现形式，意义则是人在具体空间环境之中通过相关活动所感受到的价值。物质、活动和意义是场所感构成的基本要素，它们三者之间的辩证联系组成场所感的基本结构关系。

旅游业的发展使旅游目的地的空间转化为旅游目的地的场所，旅游规划与开发中的地方营造塑造了影响游客体验的场所形象和场所感[55-56]。旅游地方营造的主要功能是利用其产出和成果“建造”一个村庄、城镇或城市作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利用地方营造可以创造全新的身份、形象和体验。同时，旅游业也可能会给一个地方赋予更多的意义，从而对当地城镇产生真正的影响[57]。旅游业热情地采纳了地方营造的概念，在最引人注目的形式下，旅游地方营造创造了一种身份，一种形象，一种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吸引物[53,58-59]。

旅游地方营造的本质是目的地的规划与营销，即有意识地塑造一个地方的形象与表象。旅游发展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几乎总是有一个规划的地方营造方案，不管是无意识的地方建构，还是有计划的地方营造行为。从旅游的角度来看，除了一个地方的物质环境设计之外，地方还有更多的内容[52]。一个地方的形象和体验还反映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神话，以及有意和无意的事件[60-61]。与城市规划师和设计专业人员不同，旅游专业人员更多地是通过讲故事和形象创造来塑造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和身份[62]。对于民族地区来说，旅游已成为当代中国探讨民族意义的重要场所。通过一系列的地方营造行为，香格里拉成功地被建构为人类对一个完美和平世界渴望的象征，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完全和谐[63]。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和研究目标的选取

恩施土家女儿城（以下简称女儿城）坐落于湖北省西南部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恩施州）内。恩施州拥有悠久的民俗文化，以吊脚楼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西兰卡普为代表的经典传统服饰文化（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龙船调》《黄四姐》《六口茶》和撒尔嗬等为代表的民族歌舞，其中，《龙船调》被列为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64]。

女儿城是恩施具有较高市场认知度的旅游目的地，为开放式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以恩施土家女儿会为主题打造的民族风情旅游街区，现已发展为集餐饮、住宿、娱乐、休闲和非物质文化传承等于一体的文商旅综合体，入驻商家1000 余户，创造就业岗位10 000余个。自2013年开城以来，女儿城坚持以土家民族文化为主题，从挖掘地方民俗文化入手，以保护和传承土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己任，不断丰富女儿城的文化内涵，提升文化品位。在经济发展方面，女儿城每年的经济收入在亿元以上，年度营业额在10亿元以上，年度上缴各项税收千万元以上；在游客接待方面，女儿城每年接待的旅游人次在200 万人以上，2019 年达到430 多万人，即使在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下的2020 年和2021 年，女儿城的旅游人次依然在150 万人以上；在文化建设方面，女儿城现已成为恩施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保护与传承基地，基地内共涉及非遗项目27项，其中，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名录8 项，列入省级非遗代表性名录14 项，列入州级非遗代表性名录5 项①资料来源：恩施州门户网站、2020年恩施州统计公报和恩施女儿城官网等。。

2.2 研究对象、方法与数据来源

2.2.1 研究对象

女儿城的投资方为恩施市华硒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公司获得恩施城郊洗爵溪片区土地使用权，并聘请规划设计单位编制了《恩施市洗爵溪片区规划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于2011 年4 月获得恩施土家女儿城建设项目的立项批复。随后，在2012 年完成了第二版《恩施市洗爵溪片区规划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的编制。女儿城内现状核心区域根据该版方案建设完成，并以此奠定了女儿城“古”镇的整体空间骨架和建筑风貌特征。在经过3 年的运营后，结合实际运营中的相关问题及未来发展需要，公司于2016年完成了《恩施市洗爵溪片区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的调整，并于2019—2021 年完成了女儿城的二期建设。

女儿城建设完成后，公司采用资产自持、统一运营的策略，组建了专门的女儿城日常管理机构，聘请相关人士负责女儿城景区的日常运营管理。一方面，管理团队整体把控女儿城的业态，围绕游客需求，配套完善的吃住行游购娱旅游相关业态，将地方特色美食、民俗客栈、特色小商品和休闲娱乐节目等引入女儿城，打造吸引人气、消费活力高、吸金能力强的旅游产品体系。另一方面，景区管理团队整体营造民族文化氛围。通过地方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与植入，将原真的恩施土家民族文化以活态的方式呈现给前来观光的游客。同时，对标旅游名街、旅游休闲街区和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等的划分和评定标准，不断完善旅游服务设施，提升景区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水平，游客体验价值和游客满意度不断提高。

女儿城是一座典型的“古”镇，是一座从无到有，不断规划，不断设计，不断建造，不断经营，不断营造之城，是一座快速有机生长的“古”城。就目前来说，女儿城是武陵山区少有的依托民族文化主题成功开发“古”镇旅游的典范，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切入女儿城“古”镇的旅游地方营造研究，可以很好地揭示“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要素和逻辑，剖析各相关生产主体于“古”镇的作用机理，总结“古”镇的开发、建设和运营模式，对于民族地区发挥地缘优势，盘活民俗文化资源，以文商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

2.2.2 研究方法

由于（社会）空间生产过程的特殊性，与量化研究相比较，质性研究能更好地把握微观的空间生产过程和细节，更有利于挖掘隐藏在社会背后的动力和影响机制[65]。质性研究是在研究的过程中讨论并建构理论的分析逻辑，这种研究逻辑恰好对应着特定空间单元的空间生产过程。本次研究的“古”镇既是城市社会空间，同时也是旅游空间。质性研究方法在本次研究所选定的“古”镇社会空间单元研究中具有很好的适用性。

本研究采用程序性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以Lefebvre 的空间三元辩证框架为指引，以旅游地方营造的要素为抓手，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比较、提炼、抽象和概括，构建出空间生产视角下“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理论模型，深入探讨“古”镇产生、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的全过程影响机制。

2.2.3 数据来源

深度访谈是质性研究中普遍采用的一种非结构化资料收集方法，具有明显的指向性。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需要设计一些与研究主体相关的开放性访谈内容。然后，再把访谈问题进行聚焦，引发受访者对问题的详细阐述和讨论[66]。本研究在大量阅读和梳理国内外空间生产、地方营造研究的相关文献基础上，结合“古”镇旅游发展特征，围绕“古”镇的各类空间生产主体完成本研究的访谈框架设计，访谈提纲主要包括4大类17小类人员展开（表1）。

表1 访谈人员一览表Tab.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各类访谈人员围绕女儿城“古”镇的起源、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管理、营销和文化运营等各个方面展开，针对不同人员选择与其关系密切的内容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同时，在访谈过程中根据受访者的特征追加一些有针对性的提问。本研究采用理论抽样法，访谈时间集中在2020年6月12日—2021年1月18 日之间，先后访谈企业中高层核心管理人员6人，日常商户和演艺人员27人，规划设计与旅游管理行业精英人员11人，政府及部门相关工作人员8人。

通过上述一系列访谈，基本覆盖了女儿城从项目立项、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到后期日常运营管理的各类空间生产主体，比较全面地涵盖了“古”镇旅游目的地供给侧的人员构成情况，能较为真实地再现女儿城的空间生产过程。本研究共采访52 个受访者，访谈时长在15分钟至80分钟之间。访谈时，研究者以中立的态度对待受访者的谈话，不去刻意诱导受访者说出自己预期的话语。访谈过程中，征求受访者的同意，对访谈内容进行全程录音，访谈结束后，将录音资料整理成文本材料，共得到39万余字的访谈数据，为下一步展开空间生产视角下“古”镇旅游地方营造机制的扎根理论分析提供基本素材。

3 研究的编码过程

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也称为初始编码，是将所收集到的访谈文本数据打散、赋予概念，然后再重新归纳组合的过程。本研究在进行开放式编码过程时，将编码依据设定为“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表征、空间实践和表征空间三元框架内涵下的相关要素，只要与此主题相关的内容都进行编码，为了减少误差，采用逐行编码的方式对所记录的每一行访谈数据进行命名[67]，实现概念的初始化，得到初始概念。此外，在用Nvivo 11.0 软件对访谈数据进行初始编码、建立自由节点时，遵循尽可能贴近原始文本数据的原则，用访谈文稿中的原生代码（即访谈者原话）对自由节点进行命名，如表2所示。

通过对访谈文本的逐行阅读，提取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内容，最终得到12 000 多个自由节点，这些自由节点数量多、层次较低，并且存在许多重复交叉的问题。因此，需要对自由节点进一步地提炼和归纳，在Nvivo 11.0软件中对自由节点进行合并，共得到756 个初始概念。此时所得到的初始概念偏多，需要进一步综合地归纳和提炼数据，进行再次概念化，最终共得到176个初始概念，开放性编码示例见表2。

表2 初始编码形成的部分结果Tab.2 The results of open coding（partly）

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指在开放式编码获得的176个初始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合并，提取副范畴，以实现概念范畴化。共得到40个副范畴，将副范畴进一步提炼和归纳，寻找主范畴，通过相应的关系类别围绕主范畴建立关系网络，最终得到主范畴即“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维度的核心构成要素。这一过程共经过了4级编码，得到12个主范畴。主轴编码过程如表3所示。

表3 主轴编码形成的结果Tab.3 The results of axial coding

3.3 选择性编码

在选择性编码中，再次检视从原始资料、现象定义、初始概念到形成40 个副范畴的编码过程[68]，以确定12个主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运用描述现象的故事线来梳理和发展核心范畴，逐步将资料提升至理论维度。借助Lefebvre 空间三元辩证理论，将12 个主范畴纳入空间三元框架之下（表4），提炼出空间生产视角下“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三元辩证模型。

按照时间序列，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经历了地方营造空间生产和旅游空间再生产两个阶段，并且这两个阶段在空间生产的主体、空间生产的驱动力以及空间生产的逻辑上有所不同。“古”镇早期地方营造的空间生产主体是企业主导，政府引导，设计人员参与。“古”镇投入运营后，商户和非遗传承人通过企业招商和招聘进入女儿城，开启女儿城的文化生产、商业生产和旅游空间生产。旅游发展成为调节企业、政府、商户和非遗传人主体行为的因素。按照Lefebvre空间三元辩证理论框架，结合女儿城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与空间再生产两个阶段的特征，得到女儿城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的三元模型如图1 所示，其空间生产三元辩证逻辑如下。

图1 空间生产视角下“古”镇旅游地方营造逻辑模型Fig.1 The logic model of tourist place making in“ancient”to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production

（1）表征空间与空间实践：由文化生产、旅游生产、商业生产和人气营造要素构成企业、商户的表征空间反映了空间实践中物质空间要素的变化，而反过来空间实践又强化了表征空间，两者在3 个阶段中一直处于稳定的关系。

表4“古”镇空间生产视域下旅游地方营造主范畴及对应副范畴Tab.4 The main category and corresponding sub category of tourism place mak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ancient”town space production

（2）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整个演变历程中空间表征建构了表征空间，但表征空间对空间表征关系在不同阶段发生了变化。在地方营造的空间生产和旅游空间生产阶段，表征空间是空间表征的一种体现；在商户和非遗传人介入后的旅游空间生产与再生产阶段，表征空间表现出了对空间表征的抗争。

（3）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在地方营造的空间生产和旅游空间生产阶段，空间表征实现了空间实践，空间实践是空间表征的体现；而在旅游空间再生产阶段，两者的关系发生了转变，由于旅游业态的不断丰富和游客量的不断增加，空间实践促使空间表征对其进行调整。

4 研究发现

4.1“古”镇旅游地方营造要素内涵分析

通过质性分析构建空间生产视域下“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包含了“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三大要素，分别是“古”镇意义空间的地方营造、“古”镇物质空间的地方营造和“古”镇活动空间的地方营造，不同的地方营造行为包含了不同的地方营造要素和逻辑规律。

4.1.1 意义空间的地方营造

女儿城“古”镇旅游地方营造过程中，规划与设计属于典型的空间表征范畴，在满足企业基本空间功能需求的基础上，针对“古”镇未来的游客空间需求进行积极的民族主题意义空间建构。企业是“古”镇意义空间地方营造的管理主体，一方面，企业通过高管带动、扶持创新创业和规范化管理等形式促进“古”镇意义空间生产；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古”镇资产自持实现企业对“古”镇业态和物价的控制，通过文化主题的塑造强化“古”镇的民族文化意义空间生产。政府通过土地资源的管控、片区规划的控制、用地性质的控制、方案技术指标的控制、相关职能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项目扶持和积极推介等对“古”镇意义空间的地方营造进行监督、监管，同时又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优点是建筑设计整体上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元素，建筑的高度总体控制合理。建筑设计从总体上确定了女儿城的地方民族氛围。比如说它的飞檐翘角是比较符合土家民族特色的。”（JGH05）——建筑民族氛围营造

“古”镇意义空间的地方营造是“古”镇空间表征的重要范畴，是在特定权力结构和管理结构机制作用下“古”镇构想空间的呈现。“古”镇的构想空间既是企业、政府根据自身空间需求对“古”镇的空间构想，更是“古”镇空间客体——游客空间价值和意义的建构。

4.1.2 物质空间的地方营造

“古”镇物质空间的地方营造主要从土地资源、建筑建造、建筑二次建造、公共空间和环境建造等几个方面体现旅游地方营造的基本原则。特定区位的土地资源为“古”镇的地方营造提供了特定的空间单元，通过建筑建造实现“古”镇民族风貌特征建筑物质空间的地方营造。在建筑外环境营造上充分汲取土家民族文化元素，植入真实的传统土家吊脚楼，营造典型的地域民族物理场景。“古”镇建筑的二次空间生产体现在企业和日常经营者对建筑主体外立面和内部空间的装饰、装修和改造，建筑细部的不断更新与升级，以及后期不断地加建、改建各类建筑小品和构筑物。在公共空间营造上，尺度适宜的街巷空间既是步行交通空间，又是舞台展演空间，通过民族情景化、场景化的空间营造手法，将街巷空间与舞台空间融为一体。通过对各类民族景观、小品的细部打磨，将原生、古朴、真实的土家生产、生活器具植入特定的空间环境，再现经典的土家生产生活场景。

“这些是很原始、很纯朴的东西，像这个推磨的磨子，我们古代没这个磨子你就要吃硬苞谷子。我们现在一支（起来），只要放个磨勾一‘ga’，一喂苞谷子我就能推出（苞谷）面来，才是对的啥。”（RYY01）——原生、古朴、真实的器具

4.1.3 活动空间的地方营造

“古”镇活动空间的地方营造主要体现在日常文化生产、商业生产和旅游生产三大空间生产之中。在文化活动的地方营造上体现为以地方文化为核心，通过发掘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有组织地进行民族文化整理、加工和传承，对地方文化进行体验式生产、活化生产，形成一系列游客喜闻乐见的文化旅游产品；在商业活动生产方面，坚持以游客为中心，围绕旅游六要素打造完整的民族旅游商品产业体系，在满足游客功能需求的同时融入地方民族文化元素；在“古”镇的旅游活动营造中，坚持以地方旅游背景为依托，发展差异化、特色化旅游景点和旅游方式。

“我们这个团队里面主要做的这些，就都是我们地方文化生活中来源的东西，我们只是稍微将它整理了一下。”（RYY05）——文化再生产

重点围绕原生态习俗、原生态舞蹈、原生态文化、原生态生活、原生态民歌、原生态美食、原生态技艺和原生态场景的重塑与再现，开展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旅游活动。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再现真实的民族文化遗产，展示真实的传统技艺，体验真实的民族文化生活，建构真实的场景，还原真实的土家民族文化。在开展各类民族文化活动的同时，坚持以游客为中心，按照旅游六要素建构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通过文化带动旅游、旅游带动商业、商业反哺文化，实现商业、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

“他们基本上都是搞原生态的东西啊或者是那么些，他就没有把一个戏剧改编成舞蹈来跳，他就是戏剧。相当于在运行中保持了这个项目的原生态，这种展演贴近生活，是原生态展演。”（ZLY04）——原生态舞蹈

“我们叫千师百艺，一千个师父，一万种手艺这种样子，我们大部分有这种泥巴味，充满泥土芬芳，有瑕疵是不是。”（QZC01）——原生态技艺、真实性遗产

4.2“古”镇旅游地方营造逻辑结构分析

按照“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时间维度，遵循从宏观到微观、由表及里的基本原则，形成“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逻辑结构（图2）。“古”镇的旅游地方营造可以归纳为“1个背景，4个圈层”的递进式逻辑结构模型。1 个背景，是指“古”镇项目提出与实施的宏观环境条件。4个圈层，第1圈层为“古”镇的起源，包含了与“古”镇空间表征相关的4 个方面内容（资本循环、权力结构、空间定位和规划与设计）；第2 圈层为“古”镇的空间实践，即物质空间部分；第3圈层为“古”镇表征空间相关的5 个方面内容（管理结构、日常生活、旅游生产、文化生产和商业生产）；第4圈层为核心的空间价值层。

4.2.1“古”镇项目背景

项目的宏观背景是指“古”镇建设与发展的国家、地区和时代大背景，该背景受国家、地方经济发展、旅游发展和区域交通条件等宏观大环境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全民旅游时代已然来临，为女儿城“古”镇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市场基础。

“它的这些建设呢，天时地利人和，顺应潮流，顺应这个大的旅游。填补恩施旅游的一些空白，得益于恩施的交通，得益于恩施整体旅游的发展。”（ZLY03）——地方发展的需要

“女儿城的起因主要还是源于恩施缺乏这样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集散地，对于恩施市民来说也缺少这样一个吃喝玩乐的地方。女儿城项目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恩施旅游的需要，恩施城市的需要，同时也是政府和开发商的需要，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产物。”（JGH05）——旅游发展的需要

4.2.2“古”镇的起源

经过主轴式编码和概念化分析提炼出“古”镇的起源包含4 方面的内容：“古”镇源于企业资本循环的本能需求，通过与权力结构的结合开启“古”镇项目的空间定位和规划与设计。在资本本能需求的推动下，通过企业与政府这一掌握核心权力结构主体的结合形成“古”镇项目的空间定位，按照企业和政府的构想进行相应的空间表征。空间定位引导下的“古”镇规划与设计是“古”镇旅游意义空间地方营造的核心内容。这里的空间意义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于企业和政府分别代表资本投入和权力主体的空间意义，二是对于空间生产主体所建构的空间消费者即游客资本产出的空间意义。空间定位和规划与设计中的空间意义既要符合企业和政府对空间意义的界定，也要满足游客对空间价值和意义的认可，当空间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空间意义均得到认同时便产生了空间的价值。

“当然这个也需要雄厚的资本，本身我们企业做享买乐（连锁超市）。因为我们从这个商贸这一块聚集了很多现金流。因为做任何事情首先要讲现金流。我们好又多（连锁超市）一年有十几个亿的现金流。”（QLZ01）——企业原始资本积累

4.2.3“古”镇项目的建造

经过主轴式编码和概念化分析提炼出“古”镇的建造要素，即物质空间。物质空间包含了“古”镇内所有空间物理环境的建造与实施，既包括了“古”镇初次的建筑物理环境建造，也包含了后期“古”镇景观环境的打造，以及建筑的室内外装修与二次改造等一切物质环境的建造。“古”镇的建筑以多层建筑为主，建筑单体施工难度小，施工单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完成相关建设内容。初次建筑物理环境的建造完成为“古”镇下一步的旅游地方营造提供了基本的物质载体。“古”镇物质场景的塑造既遵循了空间定位和规划与设计的引导，又为下一步“古”镇日常的运营管理准备了适宜的“地方性”场景，从物质层面实现了“古”镇的旅游地方营造。

图2“古”镇旅游地方营造逻辑结构Fig.2 The logic structure of“ancient”town tourism place making

“有的时候它那些临时建筑，比如说那些小吃一条街，确实对整个氛围还是有好处。”（ZGH03）——后期的加建和改建

“从景观的角度，他用土家族的一部分东西，像民族式的那些玩意儿，也就是说，把乡村的那些元素挖掘出来的。”（JGH04）——景观、小品场景化布置

4.2.4“古”镇的日常运营管理

随着商业从业者和游客的进入，“古”镇的日常空间生产主体与客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经过前文主轴式编码和概念化分析提炼出“古”镇日常运营和管理包含了以下相关内容：在管理结构的统一管理下呈现“古”镇的日常生活，涵盖了旅游生产、文化生产和商业生产三大空间生产行为。其中，文化生产是核心，正是“古”镇经营者植入地方民族文化作为核心吸引力，打造一系列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吸引游客，奠定了“古”镇空间旅游生产的基础。通过引入游客，按照游客的功能需求进行相应的商业配套，实现“古”镇空间的商业生产。通过游客的文化和商业消费实现“古”镇的旅游生产。“古”镇日常空间生产旅游地方营造本质是一种网络化社会空间关系的营造[69]。在“古”镇的日常运营管理中，企业、商户等日常空间生产主体坚持女儿城“古”镇的地方民族文化主题定位，在各类空间生产中呈现土家民族文化的地方性特征。

“我们这个当时没有先天禀赋的，完全就是我们自己在这里做出来的，然后靠自己的这种营销的理念和这种情怀，把人文的景观那些东西都结合起来去做的一个东西。”（QZC03）——文化为核

4.2.5“古”镇空间价值

经过主轴式编码和概念化分析提炼出了“古”镇的空间价值维度，表明“古”镇的旅游地方营造获得了社会的回应。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古”镇的成功运营获得了社会各方的普遍认可，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同度，同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第二，“古”镇的成功运营为地方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让外界对地方有了良好的认知与认同，进而提高了地方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第三，“古”镇的成功运营对当地的休闲旅游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新的旅游增长点，补齐了地方城市文化休闲旅游短板，极大地带动和促进了地方旅游的发展。

“无论从恩施州还是恩施市，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来讲缺一个东西，缺一个旅游集散中心。也就是说，这个旅游集散中心一般来讲它是一个大的公益性的一个地方，不能说恩施市或者恩施州他没得集散中心，它无意识地承担了这个功能。”（ZLY03）——形成新的旅游集散中心

4.3“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动力与制约因素

4.3.1“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动力因素分析

“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的动力来自3个方面：一是权力结构作用下的政府推动；二是资本循环作用下的资本推动；三是文化生产作用下的形象塑造。三者分别代表了权力、资本和文化3 个维度，三者共同作用推动了企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引导、建设、运营和管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商业经营者、日常管理人员、文化从业人员和游客等日常空间生产者自下而上的空间抗争，共同推动了“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空间生产循环。

（1）权力结构作用下的政府推动

空间生产与政治领域密切相关，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法规来发挥权力控制地方发展的重要作用。正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出台旅游开发优惠政策，企业才会投入巨资去开发、建设和运营女儿城。在政府的扶持下，企业先后获得了富裕的土地资源、各类规划建设许可证件，有效助推了女儿城的规划建设与实施。在进入日常运营管理阶段后，政府协助企业积极进行“古”镇的主题形象塑造、景区的宣传和推广，并通过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先后使女儿城获得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恩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和传承示范基地、湖北省旅游休闲街区等荣誉称号。权力结构主导下的政府推动是“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它代表了“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的权力维度。

（2）资本循环作用下的资本推动

市场条件下的资本包含了土地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时间资本等一系列资本形式，这些资本在“古”镇旅游地方营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70]。企业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需投入新项目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值。在女儿城早期旅游地方营造过程中，企业先后投入货币资本获取女儿城的土地资源、主导规划设计方案和组织施工单位实施项目建设等。在女儿城运营中，各商户以租赁的形式向企业缴纳房屋租金获取铺面的空间使用权，这个房屋租金是商户的资本投入，也是企业资本收益的组成部分之一。此外，商户会投入一定货币资本进行店面装修。在日常经营中，企业投入货币资本用于支付文化艺人、非遗传人、演员和日常管理人员的工资，商户投入部分货币资本用于支付商业雇员的日常工资。企业和商户成为女儿城旅游地方营造过程中付出货币资本的空间生产主体，一切参与“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空间生产主体都付出了时间资本。市民和游客在空间消费、产品消费的同时付出了货币资本和时间资本，而其中的货币资本正是企业和商户所渴求的资本及其增值。资本循环的客观需要，极大地推动了“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空间生产进程。

（3）文化生产作用下的形象塑造

为了弥补文化的不足，企业和政府通过地方民族文化的嫁接和移植补足“古”镇旅游的文化短板。“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过程中的文化生产就是有意识地塑造“古”镇土家民族文化集聚地的形象与表象。“古”镇是对古镇的模仿，但其又建立在真实的地方文化基础之上。虽然“古”镇本无历史文化，但通过将真实的地方民族文化从规划与设计到物质环境，再到日常营销的全过程植入，较好地塑造了土家民族文化主题形象，实现了文化生产主导下的民族主题形象塑造。文化生产既是“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的核心内容之一，更是“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的文化维度。文化生产作用下的形象塑造是“古”镇旅游核心吸引力的关键所在，从“古”镇的规划布局、建筑设计到民族特色的主题场景塑造，再到民族歌舞、传统技艺等的活态展演和展示，都积极凸显地方民族特色文化主题。

4.3.2“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制约因素分析

（1）文化的真实性存疑

“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核心要素在于文化生产主导下的民族文化主题形象塑造，“古”镇的文化是“古”镇空间之外的一种文化，是对真实地方民族文化的嫁接和移植。“古”镇的文化是企业、政府和规划设计人员等空间生产主体在对地方民族村寨、建筑认知基础上结合现代旅游功能需求而建构的一种民族文化，是各空间生产主体基于自身空间需求和自身所理解的游客空间需求而生产的一种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离开了原生态的成长环境，被请到“古”镇落户，还能不能算真正的文化传人。这种文化传人进入“古”镇后对原生态文化节目进行整理、加工形成新的文化节目，能不能代表真实的原生态文化节目？这些都存在巨大的争议。

（2）生产主体的多元博弈与妥协

“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主体呈现多元化的构成特征，代表权力机构的政府，代表资本投入的企业和商户，代表精英阶层的规划设计人员，代表日常经营者的商户，以及从事日常经营管理的企业管理人员、从事日常文化演出的表演者和从事日常商业经营的从业人员等，共同构成了“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多元空间生产主体。不同空间生产代表了不同的空间利益生产者，他们对“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空间诉求各不相同。代表资本的企业在“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过程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在“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过程中更多地呈现了企业的空间构想，但是受制于政府权力机关的限制，企业不得不对政府的相关诉求有所让步。代表文化的日常表演者和代表精英阶层的设计人员由于是受雇于企业，因此其空间诉求受到企业的压制，也不得不对文化的生产和空间的规划与设计有所妥协。但是企业又必须依赖文化生产吸引游客进行消费，因此为了获得最大的资本收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代表文化的日常表演者和代表精英阶层的设计人员做出一定的让步。最终，各类“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主体为了寻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在相互博弈中妥协，总体上呈现了各空间生产主体和谐共处的局面。但是这种和谐是动态的，任何一类空间生产者为了寻求更多的空间利益而打破这种动态平衡都会给“古”镇的整体运营带来巨大的冲击。

（3）企业主导下的利与弊

企业是“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过程中最大的资本投入者，在“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过程中，企业自上而下地主导了“古”镇的规划与设计、物质环境建设、日常运营管理和文化主题形象塑造等核心空间生产内容。从整体上为“古”镇的建设发展开辟了一条快速通道，这种企业的绝对主导地位推动了“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快速完成，并以较快的速度投入市场，接受市场的检验。但是，企业主导下的“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更多的是基于企业对“古”镇、对地方民族文化认知而建构的一种空间产品。企业本身的质量和品质决定和制约了“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空间质量，企业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古”镇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古”镇是企业的私有财产，企业的管理理念、发展理念、运营方式和策略直接影响“古”镇的发展。企业主导下的“古”镇旅游地方营造模式利与弊共存，既推动了“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快速、高效实施，又因企业自身水平和认知的局限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限制了“古”镇的旅游地方营造。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将旅游地方营造置于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之下，通过对各类“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主体的深度访谈获取“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一手资料，借助Nvivo 11.0质性分析软件，提炼“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相关核心要素，构建空间生产视域下的“古”镇旅游地方营造逻辑框架。对“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要素、逻辑关系、动力和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剖析和解读。可以得出以下相关结论。

（1）拓展了地方营造理论的研究方法。本文将质性研究的方法引入“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相关研究，通过对“古”镇旅游地方营造若干空间生产主体的半结构化访谈，追溯“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空间生产的全过程，从项目的规划与设计到建设实施，从运营管理到日常经营等各个相关环节进行追忆式的细节重构，整理访谈及相关文献资料。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探寻“古”镇旅游地方营造核心要素及其逻辑结构。传统的地方营造理论以设计师和空间使用者为核心研究对象，忽视了政府、企业等其他空间生产者在地方营造中的作用；传统的地方营造研究强调对未来空间的规划与设计，缺乏对既有空间的历史解构。将质性研究方法引入地方营造的相关研究之中，可以将地方营造的所有参与者、全过程营造纳入研究范畴，更加全面地再现完整、可持续的地方营造过程。

（2）丰富了旅游地方营造的理论内涵。不同学科中的地方营造研究内涵有所不同，人文地理学家们认为物质、活动和意义三要素是场所的组成部分，场所感的形成需要这三要素相互作用和联系[54]。规划师和建筑设计师从设计的角度按照上述三要素对空间场所进行设计建构，从规划设计的角度建构空间的场所感。在旅游的领域中，旅游地方营造的本质是目的地的规划与营销[52]，地方营造成为一个强大的目的地建构与营销工具。本研究通过质性分析提炼出了空间生产视域下“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12 个核心要素，这12 个要素分别构成了空间表征、空间实践和表征空间三元维度，通过地方营造理论中的物质、活动和意义三要素与空间生产三元辩证逻辑进行对接。空间生产视域下的旅游地方营造视角不仅涵盖了传统地方营造理论的规划设计视角和营销视角，更是从空间生产的理论视角涵盖了所有的空间生产主体，在揭示传统地方营造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地阐释了旅游地方营造的内在核心要素、逻辑结构、动力及其制约机制，丰富了旅游地方营造的理论内涵。

（3）拓展了跨学科理论应用与研究的案例实践。本研究将社会学的空间生产理论与源于地理学，应用于建筑学、城乡规划与设计等学科的地方营造理论进行整合，从空间生产的视角来探究“古”镇旅游地方营造要素与逻辑框架，有效地将空间生产与地方营造理论进行有机融合，呈现了完整、系统的“古”镇旅游空间生产与消费路径，丰富了跨学科理论应用研究的科学内涵。本研究既遵循了空间生产理论、地方营造理论的基本内涵和研究范式，又对上述理论的跨学科融合与应用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与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跨学科理论综合应用的案例实践，丰富了“古”镇旅游开发理论体系。

5.2 管理启示

本文使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空间生产视域下“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要素、逻辑框架、动力与制约要素进行了探讨。根据研究结论，得出以下针对“古”镇旅游发展的管理启示。

（1）以构想空间为指引，丰富“古”镇旅游意义空间的地方营造。空间构想是“古”镇旅游意义空间营造的逻辑起点。构想的空间既是空间生产者建构的空间意义生产，更是为空间使用者建构的有意义的空间生产。科学、合理的构想空间是“古”镇建造、管理和运营的重要先决条件。“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意义空间生产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针对出现的新问题从城区、片区和景区不同层面的空间构想予以解答。城市在生长，“古”镇在发展，从空间发展的脉络，建构可持续性的“古”镇构想空间，是实现“古”镇旅游意义空间生产的重要途径。

（2）以感知空间为着力点，夯实“古”镇旅游物质空间的地方营造。感知空间是“古”镇空间生产主体为满足空间客体空间消费而不断进行的物质形态空间生产。在“古”镇感知空间的营造过程中强化物质空间的民族特色空间场景化重塑是塑造“古”镇民族文化主题形象的重要内容。在感知空间的实践中，通过民族文化、民族符号和民族标识的实体化空间建构，构建具有高民族识别度的空间特性，是“古”镇旅游物质空间营造的核心内容。

（3）以生活空间为突破口，丰富“古”镇旅游活动空间的地方营造。生活空间是“古”镇日常空间生产者亲身体验和经历的日常空间。文化生产、商业生产和旅游生产是“古”镇日常空间的主要生产内容，理顺文化、商业、旅游及其与地方民族文化的关系是实现“古”镇民俗活动空间营造的核心内容。以民族文化为核心，建构民族文化导向下的民族旅游产品，通过民族旅游产品吸引游客，通过民族旅游场景建构民族旅游空间，实现“古”镇的民族旅游空间生产。以民族旅游为核心业态，构建民族旅游功能业态产品，通过游客的空间消费、产品消费，实现“古”镇的民族商业空间生产，进而实现“古”镇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商旅活动空间营造。

（4）坚持真实性原则，营造原生态文化场景。在“古”镇旅游地方营造过程中，始终坚持民族真实性的基本原则，坚持再现活态的土家生产生活场景，将真实性和原生态相结合。在空间场景塑造上，将民间各地真实的土家生产生活器具植入女儿城，再现土家百姓的生产生活场景，让游客近距离接触和体验民族文化生活。通过真实的遗产、真实的文化、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技艺和真实的场景，再现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地方和真实的民族，真实地呈现地方原生态，打造原生态民歌、原生态舞蹈、原生态技艺、原生态美食、原生态文化、原生态习俗和原生态生活的民族文化场景。

5.3 研究局限及展望

5.3.1 研究局限

（1）案例地选择的局限。“古”镇的开发与建设往往失败案例居多，成功案例较少。恩施土家女儿城于2013年开城营业，距今有9年时间，在这9年时间里先后获得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恩施州地方戏传承展演基地、湖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湖北旅游名街和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秀案例等殊荣。但从长远来说，女儿城能否持续火爆，成为“古”镇旅游目的地的经典成功案例，其作为“古”镇旅游案例的典型性、代表性还有待后续观察。

（2）访谈对象选择的局限。“古”镇的空间生产与地方营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涉及多方利益主体,错综复杂。由于部分“古”镇空间生产者工作变动，以及受访对象记忆不一定完全清晰，很难精准再现“古”镇完整的空间生产与地方营造过程。

5.3.2 研究展望

（1）扩大研究对象范围，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可以选取处于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古”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单独研究或比较研究，找出“古”镇旅游地方营造的共性和差异，增强本文研究模型的普适性和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2）开展纵向比较研究。虽然收集纵向数据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存在很大的实际困难，但对于“古”镇旅游地方营造模型的完整性和普适性的验证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由于地方营造本身就是一个空间生产的过程，通过长期的纵向观察可以获得更加详实准确的地方营造要素和逻辑关联，增加理论模型及研究结论的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