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方法论研究述评

■ 郭晨娟，吴文新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关于《资本论》学界已有过许多详瞻的研究与讨论，但多集中于政治经济学领域，表明这些研究总体偏重于经济理论及经济体制改革，倾向事实和现象及应用对策研究，而对《资本论》方法论关注不够。本文无意于全面概述《资本论》方法论的重大意义或者总结《资本论》的全部思想方法，而仅仅是围绕《资本论》方法论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资本论》尤其是《资本论》方法论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研究还有待加强，需要积极探索该领域新的研究热点，形成较为成熟的核心领域。

一、对我国《资本论》方法论学术研究的评析

以下主要依据发表《资本论》方法论相关文献的核心期刊，按照观点的侧重作出初步归纳分类，来梳理代表性观点并进行简单评析，以理顺其成就，发现其不足。

（一）关于《资本论》方法论的前提性意义

较早研究《资本论》方法论的学者李炳炎[1]强调只有重视《资本论》的方法论研究，才能真正做到坚持和发展《资本论》的基本原理。这体现了《资本论》方法论对《资本论》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白暴力和付辉煌[2]认为，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历史唯物论与辩证法、抽象法，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经济理论，并且重点论述了《资本论》中的关于经济规律的存在原因及实现形式和马克思经济理论中数学方法的使用及原则[3]。也就是说，他们是在运用《资本论》方法论的前提下，对《资本论》的相关具体内容进行阐述的。赵磊[4]认为，《资本论》即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内在规律的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国内对于《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开始时间较早，在关于《资本论》方法论的问题及思考上，不少学者特别关注《资本论》方法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前提性意义，认为方法论是把整个《资本论》架构起来的关键，要真正做到理解、坚持和发展《资本论》基本原理，前提在于重视方法论的理解和阐释，如果不理解《资本论》方法论，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并科学地运用《资本论》及其基本原理。

（二）《资本论》方法论研究的几个要点

1.特别关注抽象-具体的方法应用

抽象和具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使用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例如，邓晓芒[5]主张，《资本论》的方法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的方法，是“说明的方法”。林鹭航[6]认为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笔者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和由具体到抽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两种不可分割的方法,只强调马克思使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片面的、非辩证的,《资本论》中也决没有“肯定一条道路,否定另一条道路”,而是把这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使用的。

2.大多学者更加关注唯物辩证法在《资本论》中的运用

我国大多数学者在研究《资本论》方法论时，非常重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例如，最早研究《资本论》方法论的学者王学文[7]认为，唯物辩证法是《资本论》一以贯之的根本方法，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过程，开近50年来我国学者研究《资本论》方法论之先河，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胡岳岷[8]认为中介方法是几乎贯穿于《资本论》之始终的唯物辩证法中的重要方法，而资本是《资本论》的中介。郭华、刘清纪[9]认为马克思建立的唯物辩证法是《资本论》的逻辑，它阐明了《资本论》方法论原理的科学性、普适性。马卫刚[10]从《资本论》经济范畴体系的整体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和逻辑一贯性原则进行阐述，强调研究这些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是唯物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生动体现。张华荣[11]强调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中，唯物史观是核心、是灵魂，辩证方法是主体。沈[12]认为“资本内在否定性”是马克思辩证法在《资本论》中的具体表达，它自身内含“发展”的特质。

以上各位学者分别从唯物辩证法中的中介方法、范畴分析方法、系统论原理、矛盾论原理及其普遍适用性、对实践工作的指导意义等不同的层面，对《资本论》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及其运用进行了论证。由此可知，关于《资本论》唯物辩证法各个不同方面的论述较多，说明大多数学者注重《资本论》中蕴藏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这为我们完整、准确、深刻地解读《资本论》的唯物辩证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

3.《资本论》方法论具有高度综合性和创新性

有些学者对《资本论》各种方法论进行了综合论述，凸显了《资本论》方法论的高度综合性。如高凤岐[13]尝试厘清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等范畴。王敏[14]探讨了公理化方法、从抽象到具体方法及其公理化方法关心形式、从抽象到具体关心内容的互补性等方面。两位学者不仅仅对抽象与具体相结合这一单一的方法进行了研究，这为我们研究《资本论》方法论提供了一个较为综合的视角。

有些学者对《资本论》方法论的创新性发展进行了研究。李建平[15]认为，《资本论》的方法论有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有利于从动态方面纵深考察《资本论》方法论的历史演变。

希伯鸣[16]对《资本论》第一卷以篇章为单元进行研究和叙述，从理论内容中概括出方法，从方法角度阐释内容，使二者融合在一起。他开创了研究《资本论》方法的一种新的尝试，促进了《资本论》方法论的创新性研究。

张昆仑[17]从新的视角将《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提炼为九种，这促进了研究我国《资本论》方法论丰富内容的进一步具体化、精细化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林鹭航[18]认为马克思对资本家的心理活动描写及书中引用的大量实证材料，凸显了“人本主义”。杨志[19]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与《资本论》的方法论本质上是彻底的“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人”的在场。

综上，学者们关于《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为我们完整、准确地解读《资本论》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有效的方法论工具。从中亦可看出，大多数学者注重《资本论》蕴藏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以及整体性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但是对其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和公理化方法探讨较少，对《资本论》方法论的创新性研究也较少。

（三）关于《资本论》方法论的意义

1.关注《资本论》方法论对于探索我国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改革开放后，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至1992年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我国学界开始根据《资本论》方法论及相关研究对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建设性意见，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术研究既像“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对先前进程进行省察和沉思，又像“高卢的雄鸡”，担负着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之使命，或者说学术的前瞻性，学者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

这方面较突出的学者有不少，如梁坚[20]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抽象法得出：揭示经济规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运用经济规律必须正确处理经济规律体系中各个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邓国春[21]认为我国当时迫切需要把社会主义所有制范畴的理论研究推进一步，而《资木论》运用的方法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刘宝凤[22]认为干部在学习《资本论》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学习它的唯物辩证法。唐咸正[23]强调应该创造性地利用《资本论》系统方法来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2.关注《资本论》方法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

在1992年十四大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对《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也更加注重市场经济这一领域。例如，林岗、张宇[24]根据《资本论》的启示，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概括为五个基本命题，认为只要在经济分析中依循这五个命题，将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就能够创造出与新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卫兴华、张宇[25]认为《资本论》的方法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邓志平[26]强调重读《资本论》对防范和破解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

3.关于《资本论》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方法论及其理论意义

钟春阳[27]认为对劳动价值论创新与发展可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层次予以探讨：一是哲学意义上的方法；二是逻辑层次的方法；三是技术性方法。从这三个方面利用方法论来重新解读劳动价值论具有创新性意义。陈忠[28]认为《资本论》对城市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例如，《资本论》处理概念与对象关系、概念史与社会史的策略，对城市哲学形成合理的概念与概念群具有方法论意义等。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资本论》及其方法论的时候，非常注重其现实意义、回答时代提出的若干重大问题，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现实问题、党治国理政领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问题、金融危机等，除此之外还从微观入手，探析《资本论》及其方法论对劳动价值论、城市哲学等的借鉴意义。

二、对我国《资本论》方法论研究的总体评价

马克思曾经说过：“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29]也正因为这样，几代人为探索《资本论》方法而殚精竭虑、苦苦思索。目前，我国学界关于《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学者关于《资本论》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的重要前提性意义、辩证法在《资本论》中的运用、《资本论》方法论的综合性和创新性视角以及《资本论》方法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等研究十分丰富。但情况并非十分完满，我们认为对《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还有深化拓展的空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相关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哲学高度尚待进一步加强。从上述分析可知，目前《资本论》的方法论仅被较少的相关领域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学者所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及相关学科领域特别是哲学学者涉入的较少；而且在整个对《资本论》的研究中，关于其方法论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同时，这也导致我国缺少《资本论》方法论“深入浅出”的普及教育的相关文献，缺少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实证分析和全面总结和大众化推广。这些都无疑又反过来限制了我国学界对《资本论》方法论的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的产出。因此，我国相关研究的学术深度有待进一步强化，要让《资本论》方法论在哲学和智慧乃至民族精神的高度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精神武器和思维方法。

二是相关研究的理论视野和学术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宽。以往更注重对《资本论》方法论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和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研究，多从经济学也有少量从哲学的角度展开，这本无可厚非，但我们不能局限自己的思维，应积极地从其他角度、其他领域，如《资本论》的方法论在法律学、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宗教学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应用，在研究方法上也可以采用实证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力求对《资本论》方法论作多视角、多方位的探讨，使之呈现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和学术广度，从而对马克思主义领航哲学、人文及社会科学，乃至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

三是《资本论》方法论本身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本土化大众化方面尚需大力加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支柱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和智慧精华之所在，其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依然在路上；而广大民众甚至其他领域的学者对《资本论》方法论缺乏基础性了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资本论》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本土化大众化。其实《资本论》方法论不仅涉及经济学，而且其哲学方法论层面的智慧完全可以辐射、延伸和统领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众多领域的重要问题，其他学科的学者甚至广大民众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都会有形无形地运用这些方法论，当对《资本论》的方法论比如唯物辩证法及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等有了自觉的了解和把握后，再运用其去解决现实问题时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资本论》方法论的宣传教育，努力使之进一步中国化、大众化、日常化、生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