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启蒙者的审视
——读《祝福》[1]

2023-04-05 02:20张晶婷
中学语文 2023年5期
关键词:柳妈启蒙者魂灵

■ 张晶婷

一、“我”是谁

“我”究竟是怎样的身份,鲁四叔和“我”的对话说明了一切。“……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骂的还是康有为。”鲁四叔分不清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他的迂腐守旧和与“我”的不对付表明他与“我”是截然对立的——“我”是接受过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鲁镇的人们而言我是归家的启蒙者。

“我”是鲁迅本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鲁迅将他自己与叙述者剥离开来,把叙述的任务交给“我”,更加客观且真实地把故事呈现出来。《祝福》采用了一人称叙事者和虚拟视角叙事,即作为叙事主人公的“我”从多个方面展示了祥林嫂的全部生活。[2]河边对话时,我既是小说的叙事者又是故事中的角色;当讲述祥林嫂五年前经历的细节——“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时,采取了虚拟视角叙述的方式,“我”退到幕后,客观的叙述者登场了;“我给那些爆竹声惊醒……”叙事者“我”又从幕后登场,叙述对鲁镇的感慨。[3]从小说的人物形象来看,“我”的性格与鲁迅相差甚远。“我”面对鲁四叔的嘲讽不愿反驳,只“决计要离开了”;面对祥林嫂的问题,只“说不清”便匆匆逃走;面对内心煎熬只到酒楼消遣,流露出颓废、慵懒无力。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谈到“铁屋子”,将启蒙者分为熟睡的和较为清醒的两类,而“我”的逃避与百无聊赖无不显示其“熟睡的”启蒙者身份。

虽然不能简单地将“我”与鲁迅对等,但可以相信的是:“我”是对鲁迅“彷徨期”心境的一种映射,体现了鲁迅精神层面的困惑。1924 年,新文化运动浪潮退去,启蒙者应该何去何从依旧是个严峻的问题。鲁迅试图借助“我”这样一个不彻底的启蒙者,追问当时睡着了的知识分子,更深层地剖析知识分子的价值,探寻未来之路。

二、“我”与祥林嫂的关系

此前学者对《祝福》的研究,大多将目光聚焦在主人公祥林嫂身上,深度探究杀死祥林嫂的元凶,“我”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关于“我”的作用,一是认为“我”是杀死祥林嫂的元凶之一,二是将“我”简单作为一个叙事视角,“我”是祥林嫂悲剧的见证者和讲述人。

《祝福》发生在鲁镇这样一个宗法社会中,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物的经历。与祥林嫂有过接触的人有鲁四爷、鲁四婶、卫老婆子、柳妈、婆婆、短工、鲁镇的人们等,其中存在着雇佣、亲戚、邻里关系三种。

祥林嫂与鲁四叔一家是雇佣关系,作为雇主的鲁四叔是当地有名的老监生,面对祥林嫂被婆婆抓走卖到山里,他只是一句“可是,然而……”,漠视着这一切,从内心里认为祥林嫂是个不祥不忠之人,不允许她参加祝福礼。

亲戚关系体现在祥林嫂和婆婆一家上文中并未明说祥林嫂为何出走,但我想是丈夫去世后受到了婆婆的非人虐待吧。出走还不够,甚至为了自身利益强行将祥林嫂“捆了”卖到山里,祥林嫂短暂地享受了温情,贺老六和阿毛的相继去世,给祥林嫂带来沉重的打击,最后又来到鲁四叔家做工。

祥林嫂和鲁镇的人们是一种淡漠的邻里关系。镇上的男人女人们将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枯燥生活中的笑料和谈资,女人们缠着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非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才“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而同为鲁四叔家短工的柳妈,更是狠毒至极:“柳妈是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只肯洗器皿”。但是信佛不杀生的柳妈却在听厌了阿毛的故事后,再次揭开祥林嫂的伤疤,寻找新的笑料;如此“善女人”却说出让祥林嫂撞死、死后魂灵被锯开这等恶毒之语。

在鲁镇这个社会中,雇主、亲戚、邻里关系都是祥林嫂悲剧的重要推手,“我”与祥林嫂的关系值得深究。笔者认为“我”和祥林嫂并不是简单的害与被害的关系,二者关系需要重新考量。

《祝福》写于1924 年2 月7 日,1915 至1924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下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祝福》中的鲁镇延续着宗法社会的古老传统,像祥林嫂这样的乡下妇人应该是没有接触过新思想的。其次,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以笔为武器唤醒麻木沉睡的中国人,因而鲁迅是一个启蒙者的形象。最后,鲁迅笔下有多对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药》中英勇的革命者夏瑜,被麻木和愚昧的被启蒙者吃掉;《长明灯》中想要吹熄长明灯的疯子,被全屯人关押。祥林嫂在“我”回来之后“直挺挺地”向“我”走来,发出三个魂灵之问。从祥林嫂的态度来看,“我”是知识分子,而祥林嫂是未接受新知识的普通民众,因此笔者认为“我”与祥林嫂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

与其说是“我”杀了祥林嫂,不如说是“我”未能拯救祥林嫂,未能发挥启蒙的作用。在祥林嫂心中“我”是学识渊博、见多识广的启蒙者,而处在封闭落后社会中的祥林嫂自然而然成了“我”启蒙的对象。继续看下去,面对祥林嫂的问题,启蒙者是这样的反应:很“悚然”,“吞吞吐吐”地说,“吃惊”“支梧”,“说不清”。很显然“我”并没有发挥到启蒙者的作用,甚至用“说不清”敷衍她,自然也就未能拯救她。

三、“魂灵”之问

祥林嫂和“我”关于人死后有没有“魂灵”的对话是解读创作意图的核心所在,甚至是颠覆“我”和祥林嫂关系的关键所在。文中对此次对话描写很详细: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伦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不见面呢?……”“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关于“魂灵”之问,笔者认为有三层含义:“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祥林嫂就可以和死去的阿毛相见,弥补她内心的愧疚。“那么,也就有地狱?”是祥林嫂担心的事,柳妈告诉她下地狱后会被两任丈夫争夺,灵魂都会被劈开,祥林嫂活着已经受了这么多罪了,她害怕也不愿到地狱仍旧受此折磨。“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是祥林嫂的期盼。关于祥林嫂的家人,我们认为是贺老六和阿毛,这段时间祥林嫂“胖”了,跟柳嫂谈起时也“笑”了,这可能是她悲惨的人生中少有的温暖,她渴望死后能与他们团聚。

然而启蒙者“我”支支吾吾,十分悚然,没有给她明确的回答,只是说不清就匆匆逃走,任由祥林嫂饱受灵魂的煎熬,走向黑暗且令人恐惧的死后地狱。

四、为何是“我”

“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这里有个清晰的时间点:祥林嫂经历的悲剧发生在五年前。笔者不禁发问:从五年前祥林嫂成为乞丐到五年后向我提问,这期间究竟发生什么?为何祥林嫂漂泊五年却在祝福日的前一晚“瞪着眼的视线”向我走来?为何“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死去?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找到答案:

作为小说叙事者的“我”是最让作者信任的叙事者,“我”以旁观者的角度讲述了祥林嫂五年前的悲惨。五年前的“我”和祥林嫂是没有交集的,祥林嫂五年前经历的一切悲剧“我”都没有参与,所以祥林嫂没有向“我”求助。

在五年精神和肉体双重的折磨下,祥林嫂早已不堪重负,魂灵之问是祥林嫂的精神支柱,她必须等到一个确切的答案。迂腐的鲁四叔、冷漠的鲁镇人、恶毒的柳妈都无法回答祥林嫂这个问题,冷漠无情的鲁镇没有人对祥林嫂施以援手,她早就活不下去了。那么她敢“死”吗?我想是不敢的,在夫权社会下,丈夫死后要守活寡,嫁给另一个男人就是不祥不贞洁。初到鲁四叔家时,大家都叫她祥林嫂,祥林嫂嫁给贺老六后回到鲁镇,应该改为“老六嫂”才对,然而“大家仍叫她祥林嫂。”连犹豫、商量、思考都没有,就这样自动地作出反应,可见鲁镇的人们不承认她的改嫁。祥林嫂是什么反应呢?她没有任何反驳,这是最可怕的地方,她接受“祥林嫂”这个称谓,自认改嫁是有罪的,死后灵魂会被劈开。这恐怕是祥林嫂害怕下地狱的原因,她需要一个有学识的人告诉她准确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五年间的精神支柱。

“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归乡,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身份。

在祥林嫂看来,“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学识渊博,读过很多书,自然也就能回答关于魂灵的问题。什么是出门人?祥林嫂的悲剧在鲁镇发生,她没有逃出这个小地方。而“我”是个出门人,那“我”一定是见识了鲁镇外面的世界,见识之深广也是柳妈和鲁四叔等人不能比较的,所以只有“我”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五、对启蒙者的反思

《祝福》写于1924 年,当时鲁迅已经完成《呐喊》。关于《呐喊》的创作,鲁迅在自序中说得很明白“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4]共14篇小说,其中有10 篇都是揭露封建社会的弊端,揭示愚昧麻木人民的可笑。笔者认为,鲁迅在年青时做的梦是对知识分子的呐喊,是对愚昧国民的呐喊。

《呐喊》中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对立关系非常鲜明。吃人血馒头的华老栓一家,执着于科举而精神崩溃的陈士成,站着喝酒而唯一长衫的孔乙己,善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这些都是愚昧的启蒙对象。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在《呐喊》中也非常明晰,启蒙者是看者,那些自以为是看客的启蒙对象是被看者;启蒙者是呐喊者,被启蒙者是需要被唤醒的人。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书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以冷酷的语气批判了封建伦理对民众的戕害。而《彷徨》不同,其人物关系和创作意图值得深究。1922 年《呐喊》结束,1924年《彷徨》开始,1923 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才带来鲁迅对启蒙者的重新思考?

1923 年7 月19 日,鲁迅收到其弟周作人亲手递给他的绝交信,多年的亲人、朋友、战友关系就此破裂。汪卫东认为1923 年是鲁迅的二次绝望,是他心路历程的转变,是鲁迅的又一个“原点”。[5]

后来鲁迅在《自选集》中说明创作《彷徨》时的心境。“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6]1923 年新文化运动的高潮逐渐褪去,进入了分化阵营的时期。沉寂的一年,鲁迅思考这几年的呐喊究竟有什么作用?启蒙者本身有什么局限?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关系何时发生了改变?在如此迷茫如同沙漠独行的情况下,鲁迅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剖析,对启蒙者的角色进行了深入思考。

《祝福》是鲁迅彷徨的开始,从揭露他者到审视自我。[7]

《祝福》中的启蒙者和启蒙对象的对立关系不再是固定不变,“我”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回归故乡,于祥林嫂而言,“我”是最后的救赎,是对魂灵之问的解答者。很可惜,“我”的回答模棱两可。

“也许有罢,——我想。”

“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面对魂灵之问,“我”“悚然”“遭了芒刺”“吞吞吐吐”“谁来管这等事”,更过分的是趁着间隙丢下祥林嫂独自一人匆匆走了,真是冷漠至极。启蒙者应该怀着向上的正直帮助处于苦闷中的人们,但是“我”甚至没有表现出对祥林嫂的一丝关心和安慰。柳妈尚且言语上宽慰了祥林嫂,而“我”却漠视这一切。这时“我”没有起到启蒙作用,没能够拯救祥林嫂,启蒙关系自然就不存在了。

回来之后“我”“总觉得不安”“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反复回想和祥林嫂的对话,甚至需要吃鱼翅来缓解内心的慌乱。“我”因祥林嫂的问题而不安苦恼,继而思考“无聊生者”和“厌见者”,竟终日思考祥林嫂的问题,成为被祥林嫂启蒙的对象。

“我”是一个矛盾体:面对自我时的挣扎与彷徨,面对祥林嫂时的不安与自我宽慰。

“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这是鲁迅惯用的反讽,祥林嫂这种活着没希望的人消失在世界上,让其他烦扰的人见不到她,对双方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反语太多,难以掩饰“我”的挣扎与内疚,显示出鲁迅激昂而沉痛的审问。

“我”真的渐渐地舒畅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一次又一次借助“穷死的”理由和“无神论”帮助自己开脱,却又陷入更深的惶恐中,无论如何决计离开鲁镇,逃脱祥林嫂的死,但是祥林嫂已经占据了“我”的全部精神空间,难以摆脱。

作为《彷徨》首篇的《祝福》,有两个故事:“我”回乡的故事和“我”讲述祥林嫂的故事。[8]虽然是从“我”的口中讲出祥林嫂的故事,笔者认为更多的是鲁迅想展现出来的“我”见了祥林嫂的故事而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挣扎。鲁迅不等同于“我”,但他时刻解剖着“我”,将“我”的无作为和深深的自责毫无保留展现出来,质问着当时更多像“我”一样被时代吞噬而失去启蒙作用的启蒙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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