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存在的价值是求真
——《历史学十二讲》浅谈

张梦欢

安托万·普罗斯特(以下简称普罗斯特)，1933年生于法国汝拉，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巴黎第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专攻二十世纪法国社会史，著有《法国的教学(1800—1967)》《一战老兵(1914—1940)》《历史学十二讲》等专著。其中，《历史学十二讲》是一本对历史学科进行批判、反思的书，书中的反思源于普罗斯特在索邦大学给本科生上的一门历史认识论课程。该书除十二讲的课程讲义外，设有导论、结语及两篇附录，结构完整清晰，内容充实详细，在学界获得好评。

普罗斯特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解释了写此书的原因：“本书的目的是要通过种种方法使学生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人们自称在研究历史时的所作所为。”[1]1作者通过整理课堂讲义而成的《历史学十二讲》即是对历史学方法论上谦逊的反思，并用这种反思向读者介绍历史学。此书对笔者了解西方史学理论有一定的助益，使笔者更深刻地领会到：历史学存在的首要价值是求真。本文现对这一观点进行论述，期望求教于方家。

一、历史学要从问题出发，没有问题就没有事实

历史学研究以问题为出发点，历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受到个人兴趣的影响，在研究中应尽量保持理性客观的学术态度。

(一)历史学以问题为出发点

法国实证主义史学代表人物夏尔·瑟诺博司强调，历史学方法的出发点是直接观察记录下的资料，由资料出发经过一系列的推理回到需要认识的过去的事实。然而，普罗斯特不这么认为，他提出：“历史学实际上无法以事实为起点：没有问题，没有预设，也就没有事实。”[1]74也就是说，历史学研究必须以问题为出发点。即使有时候问题是隐含的，但历史学家心中必然存在问题并且在提出时已经想到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史料；有时问题是模糊的，但只有在研究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才能找到答案。法国历史学家拉孔布指出，假设显然是需要去证明的，尽管没那么明显，但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在观察之前，需要有假设这一观念。严耕望认为“研究历史，首要的是选择问题”[2]47。在构建历史的过程中，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是问题而不是其他构建起历史学的对象，史学研究离不开问题意识。

历史学家在提出一个问题时，对这个问题的史料和资料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因此若没有资料，问题无法研究，然而不提出问题则更不会有资料。过去留下的痕迹，若没有历史学家去挖掘和利用，那痕迹只能是痕迹，而无法成为“历史事实”，只有到了有人带着问题找到并思索这些痕迹时，痕迹才成为证据。因此，问题优先于资料[1]82。这意味着：第一，对于某一特定资料我们无法做出一劳永逸的解读，因为提出问题的方向不同，对同一资料的处理办法也不会相同；第二，问题、资料和处理资料的方法三者密不可分，问题的更新推动资料和方法的更新，正是学者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根据问题的需要选择资料进行研究，为回应新的调查，资料和方法才越来越丰富。

(二)历史学家所提问题受其个人兴趣影响

在所有脑力活动中，个人本身都在起着作用。如果一项研究对个人来讲毫无意义，他就不会长年累月地研究下去。没有激情很难成为一位优秀的学者，没有对历史的好奇心，历史学家就难以提出问题，更不会付出毕生精力去寻求真相。

历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与其自身存在内在的联系，因此要有自觉，要保持头脑清醒。一方面，研究者想要对研究对象有更深刻更内在的认识，主动加入这一群体从内部来了解其运行机制，或假设自己身处研究对象的位置上，必能更迅速、更深入地理解其对象；另一方面，研究者很可能会不自觉地陷入其研究对象那一方，在激情辩护中丧失理性客观。

在涉及这一困境时，公众常把原因归结于这些研究者没有保持“距离”，认为应当在历史冷却下来后再去研究它。这种认识其实是粗浅的，先不论近现代史，即使专攻古代史的学者，尽管研究对象的时间距离已十分遥远，有时也不免在其研究中倾注当代的问题。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历史学家有没有认识到他所提出的问题是镶嵌于其自身所处社会环境及时代的个人意识中。“历史学当然需要‘距离’。但是距离并非自动地来自时间的流逝，要有距离，光等待是不够的。”[1]96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惯例，都是前朝灭亡后，新朝着手为前朝修史，无论是正史还是私家史籍，都会尽快编撰，以记录史实，总结前朝兴亡得失，不会等待五十载或一个世纪的。因此，历史学并不是必须先有时间差，恰恰是历史学创造了距离。必须把过去的做成历史学，才能创造距离。历史研究者保持理性客观，在任何时代的研究中都应尽量澄清个人因素的影响。

历史学家在著史的时候也是在自我创造。在写作过程中，研究对象与作者越来越密切，著作几乎无可避免地要沾染作者的情感和其所处时代的气息。如陈寅恪在晚年灌注心血所作的《柳如是别传》，写作柳如是的过程即是其自我塑造的过程。柳如是“春日酿成秋日雨”当与陈寅恪“蚤为今日谶”的寄身世之感相似，均带有悲凉的痛感。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处处流露出浓烈的感怀伤世之情，在柳如是身上寄寓自身感愤忍痛的内心世界[3]383。陈寅恪不仅仅限于宿命之叹，其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意在阐发历史未发之覆，至交吴宓记下陈氏研究“钱柳因缘”这段历史的真实意图为“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3]314。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一直坚守对已被湮没的历史场景的再现，不断在历史废墟中艰难地挖掘真相。他曾多次对其女儿表示，伪假的东西不会长久，真实的东西永远真实。其晚年严谨细致地反复增删改订自己的著作，正是渴望能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

历史学家澄清其个人因素，恰恰正是为了达到更佳的合理性[1]100。因此，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正位于最主观与最客观这两个极端之间，它深深地受到提问者个性因素的影响，与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资料相结合。历史学的庄严正在于此。譬如陈寅恪的生命气质偏于忧郁、感伤，柳如是成为其晚年宣泄悲壮情怀的合适载体，足见个人遭遇与个人气质可以左右历史学家选题时的潜意识。在写作《柳如是别传》过程中，陈寅恪重考据，重材料分析，于平常与细微之处探寻历史的一般规律，始终保持清醒理智。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必然带有主观性，他只有通过一定程序的严密方法提交历史学的证据，才能得到真实性的结论。

二、仍要回到考证法来确定事实

历史学家所提问题难免带有主观性，因此在找寻事实的过程中要运用考证法，遵循考证规则是历史学家的职业信念。

(一)考证法

由于受个性的影响，历史学家所提的问题必然带有主观性，故而其工作方法中的准则就显得极为重要。历史学中事实是坚实的要素，不容辩驳。“在历史学中对事实的关心，就是关心对证据的掌控，而这离不开注释……这正是历史学家这份职业的共同准则。”[1]54-55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每一句话都要有证据，引用史料时要注明史料的出处，要有引文，等等，这是历史学家的职业守则。严耕望先生认为，“一个谨慎的史学家写专门论著时要勤于检书，凡说一句话，没有把握，就得去查，不可信口开河。”[2]10历史学的首要价值便是求真，而真相必须建立在考证基础上才具有客观性。如王家范先生所言，“史家历来崇尚史料的淹博、识断和精审，不以孤证立论，切忌胸臆武断，贵在反复参证互通，求真剔伪。”[4]412史学家第一步须把握史料，让历史事实说话。

邓广铭先生在考证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这一问题时，将众多史料进行归纳分类以辨析宋太宗即位“烛影斧声”之说。“烛影斧声”一说初见于文莹《续湘山野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对于太宗即位一事亦引用《续湘山野录》文字，没有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属于孤证。邓先生从《宋史》及《长编》中辑录出太宗多养力士、招纳亡命、收受赂遗及私结禁近军校等不法事迹，暴露其蓄意谋取皇位并非一朝一夕，而就其他事实及太宗即位之后的举措可知，太宗篡夺皇位属实，但太祖之崩却不是“烛影斧声”所致。邓先生参照《涑水记闻》《宋纪受终考》及《宋史》等进行推理论证，证明太宗皇位的确出于逆取，然而其所用手段还未惨毒到烛下弄斧，至于究竟使用何种手法置太祖于死地，因年代过久，实证早已泯灭，故无法做出明确判断[5]。没有证据，便没有论断，历史学的根基即在于此。

客观真相基于事实之上，这一观念是构成历史学的第一要素。“历史学这个行当的根基正在此处：无证据，便无论断，这也就是说，无事实，便无历史学。”[1]56那么，应如何来确定确凿的事实？要遵循怎样的程序？

仍要回到考证法来确定事实。“所有关于历史学认识论的著作都会提到考证法有多重要，这是一个确凿无误的标识：核心问题就在这里。”[1]65没有考证，就没有历史学。考证的基础是资料。“历史研究者从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6]64某段历史由于资料的欠缺难免会显得苍白无力，如文献上没有详细记载墨洛温王朝时期的物价，因此现代人无法列出当时的价格统计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过去的事实，只能从资料中通过间接的推理认识过去。考证法建立在资料之上，包括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等。在所有情况下，历史学家都是研究资料，以重建历史，对这种研究进行控制的考证法的准则是真正的根基。历史事实是以资料为起点，遵循考证准则构建出来的结果。

考证必须有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考证就是历史学本身，随着历史学研究的深入、拓展，考证也愈发精严。”[1]57只有把有待考证的资料与人们对于这一主题及其相关时代、地区的全部已有知识加以比照，才能求得真相。瑟诺博司将考证分为外证和内证：外证指的是对资料的纸张、墨水、字迹及盖在上面的印章等进行证明；内证指的是文本内容的真实性。外证法需了解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印章学等知识，比如可以根据一件碑刻上所刻文字的写法，来大致判断其篆刻时期；有些朝代对官员头衔的使用字数有要求，可根据其所列头街不同的字数判断写作时代；再如不同时代印泥的刻法也不一致，秦和汉武帝以前印泥上划一个十字以隔成四块，而汉武帝以后的印泥则基本不用田字格了。外证有时可以帮助研究者确定资料真伪及其朝代。内证考察文本与其他资料的认识是否吻合，通过比较对照才能验证资料是否真实。

在考证中要区分有意证词和无意证词。对于有意为之的资料要进行更严格的真实性考证和准确性考证，会不会美化自己，会不会有意无意歪曲事实，有没有受到个人偏见的影响？譬如研究民国时期的一些名人日记或回忆录等材料，就要考虑其写作动机、个人立场等因素。事实上，见证者由于存在自身偏见、记忆失误或迫于权势而隐瞒真相等局限，历史学家有必要在考证时带有批判思维，考辨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

考证应从概念出发。“概念的变化很大，我们眼中明明白白的概念往往是最危险的。”[1]61首先要关注的是词语的意思，必须先将一个词语的概念界定清楚，它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在不同的著作中同一个词语的概念往往并不具有同样的含义。因此，在德国历史学著作中整个第一章都用来论证作者所要使用概念的情况，这并不少见。运用概念会产生风险，但不能不用概念，只有将概念历史化，才能保持距离，维持考证的客观性。

(二)考证精神

考证规则可以训练历史学家看待史料的目光。“遵守考证和渊博的规则，注明参考书目，这些并不是随意制定出来的标准。职业历史学家和业余爱好者、小说家的区别就在这里。”[1]62史学家必须言之有据，正是出于实事求是的信念，他们才不厌其烦地简要注明每一条资料的来源，以备查阅。那些不起眼的注解和冗长的参考书目，虽然在一些读者和出版商那里暂时得不到理解，但总有一天理性的力量将取得胜利。

王家范先生感叹，“考据是很苦的事，是一种特别的工夫，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做出实在的成绩。”[4]371遵循考证规则是一种苦修，是一种后天习得，而不是自发产生的，此种态度正是历史学家这份职业的基本情操。正如瑟诺博司所说，考证是一种与天性相反的精神取向，考证让我们警惕官方权威带来的光环，不受数据的迷惑，不对口述和摄像盲信。“轻视考证使人们阐释历史的尝试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缺陷。它不仅使人们忘却求实这一史学基本职能，而且使历史学难以不断更新，无法取得惊人的发现……唯有通过艰苦的资料整理工作，才能有所更新和发现。”[6]84由于历史学对无意识证据愈来愈注重，不再为资料中显而易见的论断所限制，因此从史料中挖掘出当事人潜意识存在的真实内容是史学家应有之态度。在面对不同的资料时，都要通过严密努力地考证来辨别真伪，从而去伪存真。考证法是历史学唯一的方法。

三、考证过程中对原因的寻求需要想象

历史学家解释和理解历史现象需要寻求原因，而想象是找到历史事实原因的唯一途径。

(一)寻求原因的重要性

在考证中寻求原因具有重要的地位，虽然历史学中除了重建因果关系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可理解性，但是寻找研究事件的原因并确定哪些最为重要是历史学的重要一环。

原因可分为目的原因、物质原因和偶然原因。目的原因属于意图，是经过理性批判过的行为，即属于理解；物质原因是对事件或历史情境做出解释的客观环境；偶然原因是偶发的，解释了由物质原因引发的事件何以恰恰在某一时刻或恰恰以某一形式发生。将原因分出等级的做法看似进入了推理、论证的智识领域，向科学靠拢，然而，由于作为历史学对象的人类行为属于意义领域而不是科学领域，同时历史学中的原因是无限复杂的，“无尽的复杂性乃是构成历史学对象的一部分。”[1]176-177因此，历史无法完全解释，但也是可以解释的，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历史学者有可能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出预言，但无法精准地预测。正因如此，如何梳理纠缠成团的各色原因的历史解释，就需要一种特殊的运思。

历史学家解释和理解历史现象有多种可能性，历史学从结果回溯至原因。它是倒推的，倒推给历史学中对原因的追求赋予了一种稳定和不可低估的力量，无论历史学家对结果做出什么解释，都不能脱离事实本身。

(二)想象是寻求原因的唯一途径

在寻求原因时，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调动想象力。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人们无法直接触及历史本身，不得不通过一定的想象来寻求原因。“如果我们不想象，过去的事物是否能以别样的情形发生，那我们能够理解它们何以是如此发生的么？的确，想象另一种历史是找到实际历史的原因的唯一途径。”[1]181

譬如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明朝大清官海瑞的母亲在八十大寿时，并没有受到“旌表为节妇”的荣誉。这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反常的，黄仁宇写道：“尽管今天已经缺乏实证的材料，但却有足够的迹象可以推想”，这种推想表现为以下两种可能性：寡居的海瑞母亲尽管将儿子教导为刚毅清廉的人，但由于她过强的控制欲使海瑞两次休妻，此外，她是否需要对后来的海瑞第三位夫人之死及三个儿子的死亡负一定责任？故黄仁宇认为“由于海太夫人而引起的家庭纠纷，不仅已经成为政敌所攻讦的口实，也已为时论所不满”[7]。由这个例证可以佐证普罗斯特所说的一种反事实的思维方法，“实际上，所有的历史学都是反事实的。要确定因果关系，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想象中置身于过去并考虑、假设这个或那个单独列出的因素不一样了，那么事情的发展还会不会一样。”[1]183，显然，在海瑞母亲的例子中，若海太夫人个性没有那么强势，在家庭中能够适当宽容，那么当时的舆论应当不同了。

寻求一个现象的原因，我们通过从诸多现象中提出一个来，强行让它消失或改变，想象在这种假设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管研究的历史学问题是什么，都是用同一种思想方法在运作：想要找出实际上的因果关系，只有通过与诸多其他的可能性进行比较才能确定。历史学家为了解释过去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必须运思过去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想象与过去事实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让自己感到历史事件并没有那么稳固。

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之所以能够迅速点燃而成燎原之势，与满清亲贵“皇族内阁”的出台不无关系。预备立宪①曾经一度使得立宪派与清政府达成合作的意向，假若不是载沣摄政后为加强皇族集权而使满族王公充斥朝廷，导致满汉矛盾空前激化，立宪派也不会对清廷彻底失望，一致迅速投向革命派的阵营。正如李细珠所言，“当清政府不能满足立宪派的要求时，当立宪派逐渐对清政府的立宪诚意失去信心时，事物走向了反面；在清政府不可救药的时候，立宪派终于弃清廷而投向革命的行列。立宪派泣血以请速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但清廷却推出一个‘皇族内阁’，使亲贵揽权。”[8]皇族内阁令立宪派官绅大为绝望，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地方大员纷纷起而赞成革命，15省以谘议局为中心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的覆灭才得以如此迅速，中华民国才能够顺利建立。试想一下，假若清政府能与立宪派官员在权力分配中达到某种平衡，事情发展会不会不一样？

反事实的构建这种方法本身是完全正当的，确定因果关系的办法只能是将自己置身于过去，想象单独列出的因素若以别种情形发生，事件的发展是否还会一致。只有将想象中的各种可能性与实际事件相比较，才能确定因果关系，在考证过程中对原因的考察离不开想象的经验。

四、结语

历史学存在的价值是求真。历史学家提出问题、运用考证方法及借助想象寻求原因，最终目的都是寻求事实真相。年鉴学派提出的运用社会学模式研究历史具有局限性，适用于中长时段，而对于短时段(事件)来说则并不适用；微观史与表象史处理细微主题，有“碎片化”的风险，其社会功能明显成为一个问题；后现代史学不断在报刊、著作中说历史学中没有真相，只有主观、相对的解释，认定历史文本是文学，“看穿一切的怀疑主义不过是一种时髦的立场，但在这种立场背后，所有历史学家都对自己的分析之正当深信不疑，都相信自己所写的是真相。”[1]293如果历史学不再追求真相，历史学在社会中的力量与重要性将不复存在；历史学家丧失了立足之地；历史学科也将失去必要性。“史学家唯一的目的就是按照事情发生的本来面目记述历史。”[6]119秉笔直书是古今中外史家们共同坚守的职业准则。

历史学说真话，但它的真相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历史学的对象总是处于周遭环境中，历史学家关于研究对象所说的话必然带有时代气息；另一方面，研究者在提出问题、构建其历史对象时免不了受到个性的影响，这两个根本性的原因使得想要并且也趋向于客观性的历史学永远也无法达到客观性。因此，“历史学的真相是相对的、局部的”[1]294，如王家范先生所言，史学无法直接面对研究对象——历史，脱离不了人的主观意志，因此史学很难做到如自然科学一般“精密”，但追求真相的信念不能放弃，只有意识到种种限制，或可接近真相[4]373-374。然而，即使永远无法达到真相，也必须永远求真。追求真相是历史学的首要价值，追求真相是历史学家的天然使命。

历史学家通过何种方法求真？“这就是历史学的方法问题本身：被证实了的，就是真的，而方法就是提交证据的手段。”[1]322整个历史学的基础就在于以经过考证的史料确立证据。历史学家提出问题，有选择性地采用资料，用严密的考证法来确立证据并将之系统化，经过严格的方法上的锤炼，以求得真相。

注 释：

①预备立宪：清政府迫于国内外形势，于1906年宣布为预备实行君主立宪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亦称“筹备立宪”。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官制、司法及教育改革等；二是各省设谘议局和中央设资政院；三是推行地方自治。

预备立宪的措施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满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使立宪派抛弃清政府转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