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1898年远东危机后日本公众对华舆论的转变

沈露敏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导致了东亚地区权力关系的根本逆转，并持久地改变了日本对中国和世界的态度，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跌入了外敌贪婪、国内动荡和财政困难的深渊。而对中国辉煌的胜利虽然驱使日本走上了强国的道路，但战后的日本却陷入了政局动乱的危机，并且这种不稳定在1898年达到顶峰。当日本向内转，沉浸在战后的动荡中时，西方列强继续向中国和朝鲜扩张。直到1897年底，俄国和法国在中国推行积极的“和平渗透”政策。然而，这一切随着1897年的远东危机而改变，在德国占领胶州湾引发的连锁反应中，西方列强一个接一个地在中国沿海获得了领土租赁权。

一、远东危机的爆发

远东危机是随着德国强势进入远东而开始的。德国需要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和补给站，以便独立于其在中国贸易中的竞争对手英国，并作为其在世界政治中的新愿望的一个先决条件。尽管遇到中国政府的抗议，但德皇还是坚持了他的计划。1897年夏天，德国人的目光落在了山东省的胶州湾。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被杀，这使德国政府有了强行占领海湾的借口。1897年11月14日，冯·迪德里希斯上将率领东亚巡洋舰中队进入海湾，占领了青岛要塞。1898年3月6日，德国从中国获得了胶州的租借权，租期为99年。

德国的行动在其他西方大国中激起了连锁反应，导致俄国和英国的中国政策完全逆转。在此之前，俄国在中国以及在朝鲜都倾向于采取和平渗透的政策，使其领土完整不受影响，并最终承诺影响力不被分割。然而，德国的行动，以及中国拒绝俄罗斯军舰进入黄海，最终导致俄国政府放弃了这一政策。1897年12月15日，俄国军舰停泊在旅顺港和大连湾。这反过来又引起了英国的反对，英国传统上支持中国的完整性，因为它最符合英国在该地区的商业利益(当时中国80%的对外贸易是英国的)。英国有理由担心俄国控制下的港口不会对其他国家保持自由和开放，而且俄国在旅顺港的存在最终会将整个中国北部地区封闭为俄国的专属领域。1898年1月，在清政府的同意下，英国派军舰进入旅顺港，与俄国船只并排停泊，危机达到了顶峰。

直到1898年3月底[1]，远东危机才有所缓和。1898年3月25日，英国政府决定，中国的完整性不值得进行战争，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确保租借旅顺港对面的威海卫作为制衡。英国的“投降”政策可以解释为英国在远东没有盟友，因此在军事上对俄国处于弱势地位。最终1898年5月24日，一支英国军队在威海卫登岸，远东危机表面上暂时得以平息。

二、远东危机后日本政府的应对

日本在远东危机中的“中立”决定是在1898年1月伊藤内阁成立后的第一天做出的。在此之前，伴随着松方内阁下台而产生的国内动荡使得其作出决定成为可能。1898年1月10日，天皇召见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黑田清隆等主要元老，讨论日本未来的东亚政策。在会议上，伊藤博文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分析了日本在危机中的艰难处境。按照传统的“国外的危险和国内的麻烦”计划，伊藤一开始就对远东局势进行了叙述。伊藤认为，东亚的总体形势，正处于混乱的边缘。中国的独立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列强现在随时可能开始分裂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须追求的最重要和最迫切的目标是：“将我们自己的国家置于无限制的独立地位，使我们不能被任何人触及。”

因此伊藤主张采取不参与政策，并警告不要匆忙选择联盟伙伴。之后伊藤又概述了最近困扰国家的国内问题，认为由于各派别之间的不断争斗，日本政治领域的瓦解已经达到了极限，各党派为了追求自己的小利益而忽视了国家的福利，官僚机构和人民被不断更换的内阁所迷惑，失去了方向。经济在战后必将经历巨大的发展，但却缺乏资本，除了引进外国资本以求得生存外，没有其他办法。整个社会被冲突和相互嫉妒所撕裂，因此，国家最终缺乏凝聚力和团结的所有要素[2]。所以，伊藤的中立请求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日本面对的国际局势的爆炸性，以及国内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

日本皇室会议采纳了伊藤博文的中立建议，并立即将其付诸实践。当英国在1898年3月建议英日结盟对抗俄国时，日本并没有作出回应。作为回报，日本与俄国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并就朝鲜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承认了两国的平等战略地位和日本在朝鲜的首要商业利益。但是在中国领土问题上，日本似乎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日本采取的唯一积极行动是在1898年4月22日获得了相对无害的承诺，即对我国台湾对面的福建省实行不割让，这与英国和中国在1898年1月就长江流域达成的类似协议相呼应。

总体而言，远东危机爆发后，日本采取了中立政策，同时随着中国国内危机的加深，远东危机所带来另一个问题却不太容易察觉，但更重要的后果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远东危机使中国亲俄的态度发生了逆转，这反过来又使其对日本采取了谨慎的合作态度。中日双方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开始了中日合作的“黄金十年”，但是这种合作仍然是纯粹的实用主义，从未具有官方“友谊”的性质。出于对西方的怀疑，日本领导人谨慎地避免给人留下任何印象，认为日本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比它与任何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密切。

三、日本公众对华舆论的转变

首先需要说明，这里的公众舆论主要是指构成明治时期政治话语主要媒介的报纸，包括但不限于《国民新闻》《时事新报》《日本》，以及当时日本最受欢迎的杂志《太阳》，上述报刊代表了明治后期广泛的政治观点和气质，但是其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能多大程度上真正代表公众的意见。因此，这些报刊具有严重的局限性，其反映的公众舆论并不完全代表公众意见，只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定程度的反映。现通过当时报刊主流媒体的作者所发表的言论，探讨日本公众对华舆论的转变。

(一)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对中国的立场，通常是通过那篇简短而激进的文章《脱亚入欧论》来了解。同时，福泽是《时事新报》创办者，该报在日本是一份具有很高威望的报纸。然而，在远东危机期间，福泽的对华立场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几个月内将他以前的咄咄逼人转化为对中国的不可思议的友好。

起初，远东危机为福泽提供了另一个机会来证实他对中国的言论，他认为最合适的国家才能在无情的统治斗争中存活下来，然而中国在几个世纪前由于儒家思想的束缚而停止了进步，现在已经死了。1898年1月，福泽觉得他对中国即将灭亡和分裂的不断预测得到了充分证实。他曾于1884年发表《东方的波兰》，这篇文章预测了中国的分裂。他声称，当时他的预测被视为“闲言碎语”而不被重视。然而，现在的远东危机似乎证明了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福泽谕吉抨击了德国和俄国的行动，认为当今世界所谓的国际法或国际公约通常不过是虚假的礼节和空话。所谓的适者生存是国际交往的真实面貌，唯一可靠的是军事力量。因此福泽不仅认为日本有权分得一杯羹，甚至还声称，日本将是中国的完美统治者。然而，1898年3月底，福泽对华的论调几乎完全转变。他没有继续主张分裂中国和统治中国人，而是突然否认了在中国的任何领土利益，并宣称“我们必须与中国人交好”。和以前一样，福泽坚持认为“自我利益”是国际关系的驱动力，但不再谈论强者吃弱者，而是更多地谈论通过友好的商业关系实现互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的人民。对中国遇到的磨难，福泽认为这些外来的磨难很可能只是必要变革的必要仪式，就像日本的明治维新[3]。中国仍然可能达到今天日本的水平，但是必要前提是中国能够跟随日本的脚步。

福泽前后态度转变最明显的事例便是在其自身创办的报纸《时事新报》所发表的言论。1898年1月，福泽在《时事新报》发表文章，认为日本最有资格统治中国，然而在1898年5月，他又试图说服读者，认为日本最有资格教导中国。此时，福泽不再谈论中国的灭亡和瓜分，而转变为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只是出于开放中国并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利的愿望，并且坚持认为保护中国的独立是日本的国策。为了使其观点深入人心，福泽在《时事新报》的一篇社论中引用了因文化根源而产生的特殊亲和力。福泽认为日本和中国分享着同样的文明，因此中国一旦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它必然要跟随日本的脚步前进，没有人比日本更有资格教导这个古老帝国。

远东危机后，可以明显看出福泽及其主持的《时事新报》对华舆论的快速转向，福泽从最狂热的反华立场突然转变为狂热的亲华。可以认为，该报走的是纯粹的机会主义路线。远东危机导致中日关系的相对缓和，中日官方进行非正式的友好交往，福泽也抛弃了早期的西方主义的观念，即认为对日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西方文明人的眼睛”。远东危机后，认识中国的视角也非常重要。《时事新报》希望中国人可以以学生尊崇老师的方式看待日本，促进日本扩大在华的影响力，从而在中国获取更多的利益。

(二)陆羯南

与福泽谕吉相比，陆羯南经常被描述为更有“亚洲意识”，是保护中国完整性的支持者。《日本》由陆羯南拥有和领导，虽然该报的发行量相对较小，但由于其背后的个人政治网络，却拥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远东危机发生之后，陆羯南首先《日本》上发表社论攻击德国和俄国对中国的“海盗行为”。陆羯南将它们的行动归结为：懦弱(需要通过将冲突转移到更远的地方来化解欧洲的政治局势)，所有这些都被掩盖在对国际法可疑的“新解释”和公然的种族主义中，为“真正的文明”设置了任意的障碍，证明这些西方国家对文明的解释是虚假的。

与福泽纯粹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同，陆羯南在政府采取中立政策后，展开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藩阀政治的思想不是德国式的就是俄国式的，并且抨击日本政府以“尚未准备好”为借口，认为这种只扩军不用兵的政策，是军事精英们为提高自己的权力而进行的简单演习，而在外交事务中却无能为力。

陆羯南提出“真正的文明国家”的理想，即拥有大量的权力，但不对其他国家任意使用，没有权力，却反对不公正，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并且援引“美西战争”作为真正的文明国家的理想。其实，陆羯南的本质就是想模仿美国在远东地区实行亚洲的“门罗主义”[4]。1898年5月8日，陆羯南在《日本》的一篇社论首次暗示了他的想法，即日本应该宣称其作为东亚自然领袖的权力，呼吁“改革外交政策思想”。他认为在远东局势中，日本应该是主人，如果默默地看着德国和俄国的行动，就等于放弃了这种做主人的特权。

在1898年5月9日的沙市暴动中，陆羯南认为所有文明国家中，日本对解决中国问题负有主要责任，而中国问题是远东问题的核心。他在《日本》上发表了一篇“我们有责任鼓励中国的国内改革”的文章，在陆羯南看来，解决中国问题最终有两个部分：一是限制西方列强在东亚的领土野心，特别是“野蛮”的德国和俄国，从而保证中国的完整；二是中国的国内改革，日本应与其他真正文明的大国合作，致力于引导中国走上改革的道路。

虽然陆羯南和福泽对远东危机的反应不同，但是总体而言，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立场在一个共同的中国政策上逐渐趋于一致，它融合了权力政治和自称的理想主义，并普遍呼吁通过软实力或硬实力来保护和教育中国。

(三)高山樗牛

德国和俄国强势进入东亚海域，使一些日本观察家认为，日本和中国必须和解，以抵御新的危险。因此，1897年12月的《国民新闻》刊文对中日和解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证，例举了普奥战争后，两国关系非但没有僵化反而得到了改善，从而得出中日双方关系也可以得到缓和的结论。

少数评论家甚至主张与中国建立全面的联盟，就像《万朝报》中的田冈领云，他设想了一个“东亚大联盟”，即日本、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联盟，以对抗“白人”。在这一路线上最激进的建议，当然也是受到最广泛关注的建议，是近卫笃麿在《太阳》杂志1898年新年版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同一种族联盟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要性》，然而这篇文章由于其挑衅性内容，其泛亚主义幻想引起西方对“黄色危险”的恐惧。因此近卫笃麿受到严厉的批评，日本国内和国外的激烈反应使他很快又改变了主意，收回了泛亚主义联盟的所有概念。在1898年1月，近卫笃麿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种族对立的观点[5]。

然而《太阳》杂志的编辑高山樗牛仍然坚持近卫的观念，他热衷于“科学种族主义”、种族同质性和种族对立的思想。高山将世界政治的各种事件追溯到它们的种族渊源，认为十九世纪的大趋势是“种族民族主义”。因此，他警告他的同胞们不要建立种族混合联盟。“人们，请接受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不同种族之间的联盟很难维持长久。”[6]高山在很久之后仍然忠实于种族竞争的概念，与近卫不同，他没有屈服于外界的批评。

在1898年，高山记录了中国人民中主张与日本结盟的新趋势。他认为中日结盟的趋势已经逐渐增强：大量的留学生，《国闻报》《时务报》，以及最近新出版的《亚东时报》无一不在暗示着这种趋势。但是这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时务报》和《国闻报》是由中国的改革派创立的，和日本关系较为亲近，而《亚东时报》则是一份来源于日本的报纸，因此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的立场。

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国内的泛亚主义情绪不仅受到日本政府的严厉阻止，而且在国内的辩论中也受到了尖锐的批评。然而，在与中国人的非正式交往中，以及为了公共外交的目的，泛亚主义的职业成为一种方便的手段，促进了中日交往，不管双方对他们的真理主张和真实意图的看法如何。因此，泛亚主义在明治后期日本的政治实践中是对西式权力政治的必要补充。

四、结语

远东危机的爆发深刻影响了东亚地区的格局，日本在危机发生后选择中立的政策。虽然该政策的真实意图是尽可能地使日本不参与大陆的争论，同时以不太正式和不太引人注意的方式追求在那里的利益，但是政策的实行也缓和了中日之间的关系，中国开始对日本采取谨慎的合作态度。随着中日关系的缓和，日本国内对华舆论也开始发生变化，各种言论相继出现，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可以看出他们在一个共同的中国政策上逐渐趋于一致，即主张通过硬实力或者软实力来保护中国的独立政策，但是这种转变根本上还是基于本国的利益，即使提出帮助中国，也是混合着居高临下的仁慈和狡猾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