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书写·浪漫抒唱·心灵探秘
——张闻天小说创作新论

董卉川 王云洪 李其澍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张闻天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1923年至1925年间，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创作了他最后一篇小说《飘零的黄叶——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学界关于张闻天小说创作的研究多集中于《旅途》，探讨其对革命恋爱主题的书写，关注他的文学思想、译介活动。研究者或是认为张闻天的小说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或是关注《旅途》中表现出的浪漫精神，缺乏对张闻天文学创作多样风格的深入阐发。因此，重读张闻天的小说，梳理其创作特色，就显得尤为必要。

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的各种思想与理论涌入国内，张闻天对此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大家晓得，切实的文化运动，不是男女恋爱底问题，不是女子剪发或衣服底问题，是切切实实有系统的介绍西洋学说”[1]。张闻天译介了大量国外学说，成果丰硕，受到了西方文艺思想的熏陶与洗礼，加之他既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又与创造社成员交好，因此他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一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相互杂糅的特质，既有对悲惨现实的真实刻画，亦有对精神困境的深度探秘，以及奔放的浪漫抒情。

一、严肃的现实书写

张闻天1924年从美国回国后，加入文学研究会[2]。虽未在正式录入的名单中，但阿英(1900—1977年，原名钱德富，笔名有阿英等，中国现代文学家、剧作家、批评家、编译家。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华中文协常委、华东局文委书记、大连市文委书记，解放后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文联主席，兼任《民间文学》主编。编者注)明确指出张闻天为“小说作者。译者。文学研究会干部”[3]。文学研究会成员共享文学为人生服务的信条，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的问题”[4]。“为人生”的创作理念也影响了张闻天，他以严肃深刻、真实客观的笔端，描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如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问题、封建家庭的专制问题、军阀混战下小市民小手工业者的生存问题等，展现出“为人生”的及物的文学态度。

在《飘零的黄叶——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主人公长虹为了摆脱封建家庭安排的包办婚姻，而与深爱自己的母亲决裂，离开家庭庇佑，陷入了窘迫困顿的生活状态。《嘉陵江上的晚照》描写了封建包办婚姻对青年女性蕴卿的摧残，蕴卿父母双亡后跟随哥哥和嫂子生活，他们在明知蕴卿与懋如两情相悦、私定终身的情况下，强迫蕴卿嫁给一个旅长。一方面，源于他们自私丑恶的人性，将蕴卿当作一件可以令其攀附权贵、谋得利益的工具、商品。另一方面，则是封建专制思想作祟，蕴卿父母身故后，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天经地义，哥哥和嫂子一手包办蕴卿的婚姻、决定她的未来，完全合乎伦理人常。最为可怖的是，蕴卿周围的人同样认为由封建家长——兄嫂来安排小妹的婚姻合情合理，认为这件婚事十分完美，“小姐福气真大，放了这样好的人户——听说是一个旅长。”[5]最终，蕴卿因郁成疾，在病痛中走向死亡。小说由此揭示了自私丑恶的人性以及封建伦理道德共同毁灭了蕴卿的人生，而根深蒂固、顽固不化的封建道德、专制思想扼杀了青年男女的爱情，摧残了他们的肉体和心灵。

张闻天在作品中表达了对青年女性的深切关怀，不仅揭示了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的摧残，还反思了自由恋爱的女性是否能够收获幸福这一人生哲理问题。《恋爱了》《周先生》两部作品即思考和反映了这一问题，张闻天以反讽的笔调塑造了两个自私虚伪的知识分子形象——学生陈光德与教师周先生。他们作为受到过良好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理应具有男女平等、尊重女性的现代思想，但其骨子里仍然深深烙印着封建伦理道德，将女性视作男性的玩物和附庸，借着自由恋爱的名头，试图欺骗玩弄女性。陈光德总是以一副悲情形象示人，骗取女性的同情，他的口头禅是：“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倒还不如死了好”[6]，然而他绝不会为失恋而自杀，“我起初以为他真的要去自杀，很是替他担心，后来晓得他不过是这样说说的才放了心”[6]。陈光德的“不幸”博取了王明珠的同情，二人由此相恋，陈光德又去追逐其他女性，令王明珠心灰意冷，最终服毒自尽。周先生更是一个典型的利己主义者，旧文化与新文艺于他而言并无不同，只是一种可以随时切换、用来包装自己的工具和外衣。去中学教学也只是为了更加便利地找寻一个女学生来做自己的妻子，“我们相信像周先生那样锲而不舍的努力去，将来一定会成功的。”[7]在周先生不断努力、不断成功的道路上，不知将有多少青年女性被欺骗、被损害。张闻天幽默的笔调之下，寄寓了沉痛的批判。

张闻天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去描摹黑暗世相，反思社会问题，对于青年人婚姻问题的同情与照拂，对于底层贫民拮据无望生活的观照，都流露出强烈的责任意识，彰显出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体现出革命作家赤忱的社会关怀。

二、高亢的浪漫抒唱

张闻天的文学创作表现出浓郁的浪漫抒情气质，这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关。1920年赴日本学习，他深受田汉、郑伯奇、康白情等人的影响。作为新文学的重要翻译家，他译介的外国著名作家有托尔斯泰、泰戈尔、罗素、王尔德、歌德、安特列夫、倍那文德、邓南遮、纪伯伦、柏格森、柯罗连科、房龙等，仅1921—1924年间在《小说月报》《创造周报》《东方杂志》《少年中国》《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译著就有五十万余字。张闻天出版有《笑之研究》《狱中记》《柏格森之变易哲学》《但底与哥德》《近代文学》《倍那文德戏曲集》《琪珴康陶》等译著或专集。

唐弢指出，张闻天有“斯丹达尔那样纵情抒发的手段，带点浪漫主义的情调”[8]。张闻天撰写的论文《王尔德介绍》《哥德的浮士德》中，就充分流露出这种思想倾向。在《王尔德介绍》这篇论文中，张闻天关注到王尔德对于灵肉冲突的深入探讨，“(王尔德)所描写的道灵·格莱正是现代人底代表，正是灵肉冲突底自白。”[9]他赞许王尔德“执著自己，把自己底个性充分发挥。”“起来，变动变动你们底生活吧！”[9]。在《哥德的浮士德》中，他指出歌德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创始者，“执着人生，充分地发展人生”[10]是《浮士德》的核心思想，以此呼吁国人破除“保守的，苟安的”[10]思想。这种思想倾向在张闻天的创作中同样流露出来。不过，与1920年代诸多作家忧郁惆怅的浪漫感伤风格不同，张闻天的浪漫主义是一种高扬生命之力的抒唱。正如他在《生命的跳跃：对于中国现文坛的感想》中所高呼的，“人生的意义旨在发展人生……在奋斗的中间，在于最大的障碍物战争的中间，在为了一种理想或是一种幻想供献一切的中间，生命才达到最高潮，人生才有意义！”[11]这种积极的浪漫主义是张闻天小说的底色，强调张扬生命之力、反抗时代的迫压、全力发展人生。

《飘零的黄叶——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是一部典型的书信体小说。同时期顾仲起、陈瘦竹、谭正璧等人亦创作了类似的书信体小说，但笔下的“我”多因性格缺陷，最终陷入自怨自艾、悲苦彷徨的精神困境之中。“我”——“长虹”则以勇气与决心，以试图改变世界的坚强力量，向母亲宣誓，又是对自我起誓，“将认真的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自己变做光明，照澈这黑暗如漆的世界”[12]。张闻天深知社会的黑暗，但他并不让主人公沉溺于伤感主义中，而是如浮士德一般不断奋斗改造社会。张闻天系统译介了柏格森的学说，包括《笑之研究》《柏格森之变易哲学》等，在他的创作中，同样可以明显探寻到柏格森思想的印痕。“绵延”是柏格森哲学思想的核心，柏格森认为绵延就是永恒的运动，“如果我们朝另一个方向前进，那就会达到这样一种绵延，它愈来愈使自己紧张、收缩、强化，它的极端是永恒性。这已不是概念的永恒性(概念的永恒性是一种死板的永恒性)，而是一种生命的永恒性。这是一种活生生的、从而也是运动着的永恒性，我们自己的特殊的绵延将包含在这种永恒性中。”[13]在柏格森的哲学思想中，“绵延”即为无限的生命之力、生命冲动，“绵延中的自我，也就是生命的冲动，这种冲动既非精神、也非物质，而是比两者更为本原的一种实在。”[14]

普通的生命个体“我”，绵延为“光明”，由此形成了一种无法估量的生命之力，以奔涌狂放的激情去“照澈这黑暗如漆的世界”。普通的生命个体“我”，又绵延为“太阳”，“我们的爱是无限的，我愿把它变做伟大的太阳挂在太空中，光照着一切陷在迷途中的青年。”[15]55小我——“我”，再次绵延升华为大我——“太阳”，以奔涌狂放的激情去“光照着一切陷在迷途中的青年”。张闻天在《飘零的黄叶——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和《旅途》中注入了生命激情和力量源泉，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异质色彩与生命强力，作品中所展现的巨大力量来源于个体——强大、自信的“自我”，这个“自我”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张闻天将“小我”同宇宙中的“光明”“太阳”并置在一起，是自我极度扩张、自我极度自信的体现。作为“超人”的“我”的浪漫抒情总是富有生命之力，因此不见丝毫的忧郁感伤。

在《旅途》中，张闻天将自然视为某种神秘的力量、某种精神境界的象征，崇拜她，歌颂她。在张闻天看来，自然之力是一种绵延无穷的伟大力量——“伟大的自然之力”[15]134“自然的伟大的力”[15]156“自然的力、力的自然”[15]143。那种循环往复、绵延不息的力量，是人生思想意志的外在行为表现，具有一种绵延性和永恒性，“从这心象的‘绵延创化’推断生物现象的‘绵延创化’以至于大宇宙全体的绵延创化。”[16]最终，“小我”将与大自然、“小我”将与大宇宙融为一体，激昂的个人情绪必然需要与之相应的外在节奏进行释放——“他将扩大他的胸襟与伟大的宇宙和合为一”[15]132，“他的心情已经与蓝天的星光和月光融合而为一了”[15]149。“小我”与“大我”的融合同一充满了生命之力和生命冲动，使人得到“一种坚强的决心，一种不可言说的力”[15]160。因此，这种决心和力量促使了钧凯的觉醒和重生——投身革命。

张闻天以积极浪漫主义进行创作，强调在张扬生命之力，以奔涌狂放的激情去鼓动青年读者，不断奋斗、不断革命，在反抗社会的迫压中，在坚强的意志与强力中，充分张扬自我，张扬生命意志，实现生命的价值。

三、深度的心灵探秘

除了描写人类的现实生存困境外，张闻天还特别注重呈现人类的精神困境。他深入人类的精神世界，挖掘探秘现代人困苦、孤独的心理状态，表现现代社会的疏离，尤其注重探秘解剖人类的梦境世界。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深度探秘解剖，展现并思考人类的生存困境，并由此呈现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特质。

在《逃亡者》中，张闻天着重表现了王六母亲的精神困境。面对一触即发的险峻局势，王母并不像其他难民那样畏惧恐慌，她所关注与叨念的不是现实困境，而是担忧自己死在异乡，远离乡土，灵魂无法安适，“我觉得在外面什么都不舒服，什么都不便当，到了上海，就是我死了也没有安葬的地方……只是我恨不能死在自己的家里，在这样无亲无戚的地方。”[17]在《嘉陵江上的晚照》中，张闻天呈现了蕴卿无可告慰的痛苦，“在他的心里只有寂寞与孤独之感，与由这两者而发生的痛苦。”[5]哥嫂只是把她当作满足自我野心的牺牲品，周围人认为她能嫁给旅长简直是天大的福气，爱人懋如在得知她是“放了人户”的女孩子后，对她的爱大打折扣，最终离她远去。蕴卿的痛苦不仅来源于爱情、亲情的消逝，更源于自身的孤独寂寞。这种孤寂不只是情感苦闷的表征，更是人类精神困境的生动写照。不被人理解的悲哀，带来了绵长的痛苦。

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探索和挖掘，在《恶梦》中达到了新的高度。这部作品全篇尽是主人公的梦境和心灵状态，故事情节被心灵剖析所消解。在梦中，他先是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不知道回家的路，也没有人认识他、搭理他，他感到无穷的寂寞与抑郁，甚至是异常的颤抖，只想回到家中。但那个家也不是他的家，只是他的寓所，再次暗示和印证了他的孤独。后来“他”被一个人带到一所学校干起了书记员的工作，虽不情愿但十分勤恳。很多年过去了，他却被大家以莫须有的罪名和莫名其妙的理由——“老年人自然要偷东西”[18]赶出学校。他在学校同样是无比孤独，人们跟他说的话只有“快写”“明天要用”等，从早到晚机械地重复着工作。直到有人喊他有挂号信需要签收时，他才从梦中醒来。现实比梦境中还要可怖，他收到的挂号信是父亲寄来的，却不知如何给父亲回信，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孤零的流浪者”[18]，实在没有能向父亲诉说的事情，一封信也没有回过。无论在现实还是虚幻中，他都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的人生苦痛与物质无关，而与精神相连，精神困境造就了他的恶梦。作为一个被排除在世界之外的寂寞者，他在梦中也不得沉稳的安眠。《恶梦》展现了张闻天自我的超现实、超理性的梦幻世界和无意识世界，“纯粹的精神学自发现象……不得由理智进行任何监督”[19]，作品着重描写“他”的恶梦，是对非客观、非理性世界的无意识反映，展现出了超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在梦中，他对自我、对前路的探寻，与他人以及现实中父亲的隔膜与对立，呈现出存在主义文学的特质。

在《飘零的黄叶——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长虹深陷于自我的精神困境之中，文中反复提及的“自傲”“孤高”，恰恰是造成长虹现实困境的重要缘由，“孤高”与“自傲”甚至使他陷入了两次自杀的境地。长虹始终没有屈服于自我的精神困境，而是战胜了它，实现了重生，飘零的黄叶落入泥土中，化作大地坚实的养分滋养万物。结合张闻天的现实身份和此部小说的创作时间及背景，可以推断长虹的重生即为投身革命。张闻天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草创期，贡献了《旅途》，引起了当时文坛的注意。“旅途共有三部，所叙述的事实是很可感人的，所用的叙写的方法也很好。……张闻天君的这部创作至少是一部使我们注意的‘小说’。”[20]《旅途》最早开启了“革命+恋爱”小说的创作模式①。《旅途》的主人公王钧凯最终战胜了自我的精神困境，实现了与长虹一样的新生。钧凯工作优渥，技术过硬，又得到了赴美工作的机会，在国内也没有封建家庭的羁绊，在中国与美国都有真心喜欢他的女子，愿与其长相厮守。钧凯却一直在逃避生活、逃避自己、逃避感情。无论是工作、生活还是恋爱，他都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困境之中——孤寂、疲倦、颓丧、悲哀、迷茫，“我不晓得我将来会变成怎样。我不敢预约我的将来……我不晓得——我不晓得我将来会变成怎样……并且带着一种深远的悲哀，他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前面……感觉到一种悲哀的情调……可是我现在已经疲倦了，或者我已经‘颓丧’了。”[15]30-31疲惫感和悲哀情调正是现代主义情绪的典型写照。玛格莱的鼓舞、克拉的温暖、蕴青的深情，尤其是玛格莱和克拉的死亡，促使逃避一切的钧凯重生，战胜了自我的精神困境，毅然投身革命，加入“大中华独立党”，弃文从武，最后战死沙场。

张闻天试图通过对人类苦痛灵魂的描绘，呈现个人在现代社会的困境，展现出深邃的视野与洞察的眼光，透视与剖析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现状，思考造成这种苦痛灵魂的社会根源与社会问题所在。不管是炼狱后的升腾还是挣扎后悲剧壮美的毁灭，在此过程中人的精神力量的迸发，心灵世界的幽深繁复，都激荡着人性的光芒，彰显出人的尊严以及人的精神高度。

四、结语

张闻天才华丰沛，思想包容，视野开阔，三次留学的经历、大量翻译的实践、不同文学流派的滋养，使他的作品表现出杂糅与交融的品相，也带来了多种可能。他的小说创作表现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相互杂糅的特质，既有对悲惨现实的深度描摹，亦有浪漫的热烈抒唱，同时还有对人类精神困境的细致探寻。张闻天在小说中对于社会、人性与生命的思考，至今仍闪烁着智性的光芒。小说的特质与其革命家的身份之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和张力，若非选择了职业革命而放弃了文学创作，张闻天或许能取得更耀目的成就。正如茅盾评价的，“张闻天同志不是因为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可能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上占一席之地，充分发挥出他在文学上的才华。”[21]重新梳理考察张闻天的小说创作，全面呈现作品的多元质素，发掘被遮蔽、被遗忘的面向，有助于推进张闻天研究的深化，更新学界已有的认知。

注 释：

①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王卫平、王晓晨《究竟谁是“革命+恋爱”小说的始作俑者？——兼谈张闻天〈旅途〉的意义和地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