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架上的魔鬼》中后殖民身份危机与伦理选择

罗理浩 黄 晖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十字架上的魔鬼》以独立之后的肯尼亚为历史背景，瓦丽恩尕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着重描绘盗贼劫匪的“魔鬼盛宴”，结尾于瓦丽恩尕和戛图利亚的婚变。小说中的伦理问题主要通由主人公瓦丽恩尕进行串联与见证，鲜明体现于结尾中作为新娘的瓦丽恩尕枪杀公公老富翁这一伦理事件中。瓦丽恩尕如何完成从尝试自杀到“弑父”的转变，做出这一违背伦理禁忌的伦理选择？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回溯主人公身份重构过程。肯尼亚建国初期处于新旧交替、身份不定的过渡阶段，这酿造了主人公的身份危机。文章拟从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后殖民理论视域下，考察恩古吉塑造瓦丽恩尕这一肯尼亚的“林道静”形象乃至作者赋予其如此结局的写作动机。瓦丽恩尕在肯尼亚后殖民背景下从妥协到反抗的成长蜕变与伦理选择历程正是她从身份危机到身份重构的过程，既揭露肯尼亚独立后依旧长存的性别困境，又蕴含对后殖民伦理的深刻批判，并暗涉只有革命与反抗才是民族走向美好未来的正途。

一、自杀臆想：后殖民语境中的身份危机与伦理困境

瓦丽恩尕看似意外的婚变结局实际早已蕴含于其早年的坎坷经历，其女性身份的客体化与肯尼亚公民身份的弱归属感所指涉的身份危机，酿成伦理困境。茅茅运动（Mau Mau Rebellion）之后，取得独立的肯尼亚进入后殖民（postcolonial）时期，而社会依旧处于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的混乱状态。以瓦丽恩尕为代表的底层女性生存困境，正是折射压迫与剥削普遍存在和奈保尔“非洲没有未来”[1]的真实写照与镜鉴。惨遭抛弃的瓦丽恩尕在自卑感弥漫与依赖感缺失的后殖民心绪中产生身份危机，并在无法摆脱的伦理困境中走向自杀的早期伦理选择。

自杀臆想与枪杀富翁实为瓦丽恩尕身处后殖民伦理困境所做选择的一体两面。“伦理困境是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2]（P258）枪杀事件直接可追溯至瓦丽恩尕与富翁发生关系却惨遭抛弃的早年经历。而瓦丽恩尕的自杀尝试除此因素外，直接源于她自身的三重苦痛经历。瓦丽恩尕原为“顶尖建筑公司”的普通文员，因拒绝成为老板基哈拉的情妇而被开除，工作丢失，这是一难；与此同时，瓦丽恩尕的恋人因为怀疑她与基哈拉已发生性关系而提出分手，爱情破裂，这是二难；瓦丽恩尕因拒绝房东涨房租的无理要求而被赶出租处，流离失所，这是三难。接连的苦难与打击使瓦丽恩尕心生幻灭与绝望的身份危机，直接导致了她的自杀臆想。

瓦丽恩尕作为黑人女性的伦理身份，这使她遭遇的身份危机附着浓厚的女性主义后殖民色彩。瓦丽恩尕直言自己试图自尽“是因为当时老富翁逼我打胎，我拒绝了，被他踢了一脚”[3]（P283），女性的客体地位不言自明。肯尼亚建国初期，国家政治上的独立与经济、文化层面备受西方殖民帝国钳制的不平衡状况使肯尼亚无暇顾及公民中两性平等革命。其时，贝尔·胡克斯的黑人女性主义尚未正式提出，以瓦丽恩尕为代表的黑人女性处于边缘外的边缘。基哈拉看重的并非瓦丽恩尕的文员身份与工作价值，而是将其视为满足欲望的性工具；瓦丽恩尕的恋人也将女性的贞洁置于两性感情之上。这充分凸显肯尼亚底层女性在事业、爱情诸方面被歧视与遭受不公的他者形象，瓦丽恩尕在逼仄的女性权力空间中无法取得独立身份。同时，这种性别不公并非征显于瓦丽恩尕的特例，而是以肯尼亚为代表的刚刚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共相。瓦丽恩尕所叙述的卡莱迪乃至瓦恩戛丽的不幸经历正是女主人公境遇的镜像与旁证。在师资学校就读的卡莱迪意外怀孕而男方却不管不顾，毕业后的她接连寻找工作，却在男权社会中面临以身体换工作的窘境。卡莱迪与基哈拉的周旋以及男友对其的质疑和瓦丽恩尕堪称异曲同工。而瓦恩戛丽到内罗毕谋生收到非洲黑人老板的回应居然是“他所能给我的工作就是让我劈开大腿”[3]（P50）。女性始终以物化的客体形象被男权文化持续形塑，而折射女性地位的最典型表征是盛行于非洲各地区的割礼仪式。割礼指涉四至八岁的女性接受切除部分性器官的手术，以达到减除性快感和保持女性贞洁的一种仪式。以瓦丽恩尕为代表的黑人女性群像皆鲜明体现恩古吉暴露肯尼亚最真实的黑暗的决心，也是瓦丽恩尕作为独立黑人女性身份危机的重要表征。

苦难经历的表层之下，瓦丽恩尕受制于根深蒂固的后殖民伦理而产生的自卑情结以及依赖情结的缺失，使其陷入公民身份危机，从而构成自杀臆想的深层心理因素。遭受诸多坎坷后，瓦丽恩尕并没有将原因归诸社会的不公，而是认为“容貌丑陋是她累遭逆境的原因”[3]（P10），并且厌恶自己的黑色皮肤。客观上她的美貌愈加凸显其以白肤为美的种族自卑感以及根植其中的殖民伦理阴影。而作为西方殖民者代言人的基哈拉对她的开除隐性揭示了她对优于自己的殖民者的依赖关系的破裂，此种不安全感引发其身份危机的连锁反应。瓦丽恩尕的犹疑征显其作为前殖民伦理的子辈和作为独立的肯尼亚人民之间关于“我是谁”的身份危机。脱离殖民伦理的身份危机正是引发瓦丽恩尕精神恍惚而险被车撞的深层底因。

瓦丽恩尕的身份危机源自其女性独立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双重缺失，这造成近乎无法解决的伦理困境，使瓦丽恩尕心生自杀的臆想。自杀是对自我伦理身份的极端否定和面临伦理困境的绝望和妥协式选择。小说中存在两处对瓦丽恩尕自杀臆想的描写。其一为遭受老富翁的凌辱后瓦丽恩尕试图走向游泳池和卧轨。其二为瓦丽恩尕面临丢职、失恋、被逐的境遇后心怀轻生之念，险与公共汽车相撞。跌入人生低谷的瓦丽恩尕曾自白“只是在内罗达这座城市里无尽的痛苦和压力把我压垮了”[3]（P15），她将社会外在的制约因素转化为对自我身份的否定，故其伦理困境割离了社会场域，局阈于自我，指向自我是否应当存在的问题。在后殖民语境自卑情结的产生与依赖情结的缺失所营构的绝望中，瓦丽恩尕做出了自杀式伦理选择。但两次自杀臆想都被穆图里营救，暗含新生的希望。营救者递送给瓦丽恩尕魔鬼盛宴的请帖，成为主人公重新看待自我伦理困境的转折点。魔鬼盛宴所表征的社会伦理环境使瓦丽恩尕在更广视域下审视自我和身份追寻，为她最终枪杀行为的突变埋下伏笔。

二、魔鬼盛宴：身份追寻与后殖民伦理批判

瓦丽恩尕的投死未成蕴含人生新的转折，她在参加魔鬼盛宴这一身份追寻过程中深刻体悟到后殖民伦理的虚伪与剥削本质，意识到酿造底层苦难的缘由并非自我，而是后殖民伦理环境中作为“魔鬼”的资本家群体，由此做出新的伦理选择。施救者临走前对瓦丽恩尕发出邀请：“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在今日肯尼亚像卡莱迪这样悲惨境遇的人和混迹江湖的坏蛋成千上万……你凭这张请柬去参加一次盛会就完全明白了。”[3]（P29）瓦丽恩尕参加盛宴的详述全面暴露了资本剥削与压迫的黑暗事实以及附于其上的殖民伦理，也展示了底层人民斗争与革命意识的觉醒暗流，这是肯尼亚社会矛盾的全景投射，也是瓦丽恩尕思想变化的起点。

赶赴家乡伊乌莫罗格的魔鬼盛宴途中，瓦丽恩尕在三轮车上遇见各色人士，他们不同的伦理身份与价值观形成肯尼亚社会阶级分化与复杂阶层的缩影，这成为瓦丽恩尕寻求伦理身份，化解身份危机的环境基础。众人交谈中，瓦恩戛丽追述自身参加独立战争的经历，表达政治立场，并明确了作为肯尼亚“伦理时刻”[4]（P140）的茅茅运动与独立建国事件。整体而言，破旧的三轮车成为独立后道德败坏、矛盾丛生的肯尼亚社会的象征，而车上的各色乘客是社会各阶层的微型表征，车上司机穆瓦乌拉作为掌舵者更是反映社会政局与经济命脉被资本家及其走狗把控的惨淡现实。瓦丽恩尕正是在如此复杂的伦理环境中寻求自我的身份定位。

小说着墨最多的魔鬼盛宴正是瓦丽恩尕认清殖民伦理实质、明确自我身份的重大转折。正如请帖所示，召开于伊乌莫罗格山洞中的魔鬼盛宴是各国盗贼群体的狂欢会，目的是通过竞选产生七名最佳盗贼和劫匪。但此处的盗贼并非偷鸡摸狗的寻常小偷，参赛最低标准为一次窃金百万以上。小说运用大量篇幅描述多位参赛者的“偷盗”经历，他们主要通过买卖土地、投资教育、政治竞选等方式投机倒卖、剥削压榨，获得丰厚利润。这种不劳而获的窃国大盗式行为实际指涉对底层劳工阶级的资本剥削，深刻印证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作者甚至以夸张的讽刺笔法细描资本家对空气买卖、器官制造等非法和不伦行为的畅想。宴会中有人提出收集空气并按电表形式卖出，按配给输送给工农群众。资本家企图通过占据呼吸自由权对工农阶级形成支配性极权统治。同时，盗贼提出器官制造此种具有伦理争议的科幻设想，认为“我们这个国家需要有一个制造嘴、肚子、心脏和男人那东西的工厂”[3]（P211），为蓄意拉大阶级差异，巩固资产阶级优势与所谓高贵地位，完全不顾社会伦理与道德良知。以上的超现实设想以极端形式展现资产阶级对工农阶级的剥削程度以及拜金主义氛围中伦理混乱的社会现实。

然而此种阶级对立与社会矛盾并非肯尼亚社会自然形成的，而是后殖民时期延续殖民伦理的产物。茅茅运动后肯尼亚独立建国，摆脱了英国殖民者的独裁统治，但帝国主义对肯尼亚社会的经济操控与文化残留影响依旧长存。殖民者撤退后所遗留的并非和谐统一的新肯尼亚，而是贫富不均，道德败坏和充满不公的混乱国度。魔鬼盛宴中主持人的开场白所讲述的领主与仆人的故事正是后殖民时期西方殖民者在肯尼亚寻找资本代言人而继续实施经济剥削的真实写照。仆人们“没有你，我们就像没有爹娘的孤儿”[3]（P97）的哭诉实质上点明了前宗主国与被殖民者类似母子关系的殖民伦理。魔鬼盛宴参会者除了肯尼亚本土的“盗贼”，另外还有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殖民者组成的代表团，二者存在等级鲜明的主仆关系，直接体现为“他们吃的是肥肉，我们抢着啃的是骨头”[3]（P101）。继承于殖民时期的殖民伦理秩序在新独立的肯尼亚依旧有效，但无法否认“殖民者动用殖民立法与武力强制建立与实施的伪伦理关系”[4]（P145）的实质。这一伪伦理关系下，肯尼亚社会依旧对前宗主国英国心存自卑情结和依赖情结，在以西为师和拜金主义的模仿中肯尼亚资本家在西方操控下肆意剥削底层大众。故盗贼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奉行“新殖民主义”的西方列强“掠夺政治”的隐喻。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领主与三个仆人的寓言在指涉肯尼亚社会浸淫于殖民伦理的同时，也通过第三个仆人埋藏十万元的行为暴露这一伦理关系的剥削本质。当瓦丽恩尕参加盛宴的中场休息时感到极具恶心，她意识到引发其自杀臆想的老富翁以及其他遭遇与盗贼们的资本剥削存在密切联系，她正是殖民伦理延续至后殖民时期的受害者之一。

魔鬼盛宴的结局催动瓦丽恩尕的思想转折，坚定其对殖民伦理的批判与反抗，由此廓清其身份追寻的新方向。盛宴持续期间，憎恨盗贼的瓦恩戛丽唤来警察意图对贼匪一网打尽。但情节瞬时反转，与作为盗贼的资本家相互勾结的警方不仅没有实施抓捕，反而逮捕了瓦恩戛丽。随后，以穆图里为代表的学生与贫苦农工组成的游行队伍奔赴山洞，向盗贼发起战斗，但警察对工人实施残酷镇压与逮捕，保护盗贼安全逃离。这场战斗正是“十字架上的魔鬼”寓言的表征。麻片袋将魔鬼绑在十字架上受审象征底层劳工阶级将剥削肯尼亚社会的外国资本家驱逐，而作为殖民伦理信徒的本国资本家及其帮凶对前殖民者的服从与支持则暗示了释放魔鬼行为。以此观之，魔鬼盛宴也即肯尼亚建国后“失败与危机修辞”的隐喻。学生工人的起义与失败使瓦丽恩尕深受震撼，她在殖民伦理批判意识中逐渐寻求到作为革命者的身份，也因此为枪杀老富翁这一极端伦理选择奠定基础。

三、“弑父”与革命：走出后殖民危机的伦理选择与身份重构

瓦丽恩尕早年的坎坷经历以及蕴含其中的伦理困境与魔鬼盛宴所表征的后殖民伦理批判，共同指向主人公历经思想成长，做出“弑父”这一伦理选择的实质原因。瓦丽恩尕与戛图利亚的婚变是主人公选择革命者身份、彻底割断殖民伦理关系的必然结果，它预示着肯尼亚旧有殖民伦理的颠覆与重整乾坤的希冀与新生。

魔鬼盛宴中场瓦丽恩尕有关魔鬼的梦境从心理层面揭示主人公思想转变的动态过程。参会的瓦丽恩尕目睹肯尼亚社会种种矛盾，意识到其症结皆处于剥削与被剥削的两个世界的关系中。而以回声形式存在的魔鬼告之以“还有第三世界，一个革命的世界”[3]（P219）的存在。早期的瓦丽恩尕处于以殖民伦理为纽带的“两个世界”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中，无法摆脱被剥削与迫害命运的她，将原因归诸自我，从而催发自杀臆想。作为内心潜意识化身的魔鬼的“第三世界”的启明以及瓦恩戛丽和穆图里游行与革命的实际表率，激发了瓦丽恩尕的战斗意识和第三条路的探索，逐渐由思考“应在潮流中站哪一边呢”[3]（P244）的摇摆不定的旁观者转变为坚持斗争的革命者身份。

瓦丽恩尕与戛图利亚的婚礼上老富翁的出现将本该导向大团圆结局的结尾突变为彻底的婚变悲剧，其中蕴含多重伦理混乱，故实为一场伦理悲剧。戛图利亚的父亲老富翁在婚礼缔结的伦理关系中成为瓦丽恩尕的公公，但在早前他与作为小蜜的瓦丽恩尕发生性关系并生下私生女瓦姆布依，二人已有夫妻之实。非法的偷情记忆与合法的婚宴空间发生叠合：瓦丽恩尕既是老富翁的情人，也是老富翁的儿媳；她既是戛图利亚的母亲，也是他的妻子——她陷入伦理禁忌的漩涡中心。老富翁在劝服瓦丽恩尕放弃婚礼的同时，却在性欲的支配下要求她继续做自己的情妇。老富翁的逼迫与猥亵姿态重演瓦丽恩尕早年的噩梦，唤醒了她的创伤记忆，这使她再次陷入伦理困境。同时，瓦丽恩尕意识到她与老富翁之间蕴含着压迫与被压迫的殖民伦理。老富翁对瓦丽恩尕实行的身心压迫的背景是原西方宗主国对肯尼亚资本家的支持与撑腰，并在延续的殖民伦理中形成对肯尼亚底层人民的控制与压迫。参加婚宴者中有曾经参加魔鬼盛宴的基哈阿胡·瓦·加斯卡等盗贼，这点明了老富翁与作为盗贼的资本家的紧密关联。小说中婚宴请帖与魔鬼盛宴请帖的形式类同性暗示婚宴实际是另一场魔鬼盛宴。瓦丽恩尕独立意识的觉醒使她在再次面临老富翁逼迫时一反妥协与懦弱的自杀臆想，而是做出反抗的伦理选择——枪杀老富翁连同参加婚宴的资本家盗贼。联系上文可知，瓦丽恩尕杀死老富翁，也即杀死了有夫妻之实的丈夫和作为父辈的公公，犯下了严重触犯伦理禁忌的弑夫和弑父的双重大罪。主人公这一惊人之举实则潜藏了后殖民伦理藤蔓上代表前宗主国的老富翁和代表前被殖民者的瓦丽恩尕类似母与子的脐带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缠绕于肯尼亚社会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瓦丽恩尕枪杀老富翁实际上意味着姻亲伦理和殖民伦理的双重弑父，她意识到不反抗资本家的压迫，不切断殖民伦理关系的脐带，自己乃至肯尼亚人民无法走向真正的幸福。

瓦丽恩尕的双重弑父式伦理选择，一方面是对老富翁物化、玩弄与压迫女性及其酿结苦果的复仇，另一方面是在斩断殖民伦理中反抗后殖民剥削，并在二者基础上重塑自我革命者身份，走向第三世界的革命道路。作为内罗毕工人秘密组织代表与学生领袖的穆图里将手枪托付给瓦丽恩尕实则是向她发起加入无产阶级革命的邀请。穆图里的激励和手枪的武装力量使瓦丽恩尕在婚变中临危不乱，以枪杀老富翁作为投身革命运动，“参加工人阶级盛宴的请柬”[3]（P250）。小说结尾，瓦丽恩尕“激愤地一直往前走，没回头”[3]（P307），作为革命意识觉醒的肯尼亚“林道静”，抛弃心上人戛图利亚，彻底走上反抗殖民主义的革命道路。瓦丽恩尕与戛图利亚的婚变在二人的原生家庭背景和对工人运动的不同态度中（前者坚决拥护，后者摇摆不定）已显端倪。瓦丽恩尕的结局潜藏着恩古吉反对殖民主义的决心与对肯尼亚未来前景的期许，也是对“非洲没有未来”的回应。

回归当时社会的伦理环境有助于与小说形成互文式解读。作为肯尼亚反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茅茅运动”（1952-1956）遭到英国殖民者的血腥镇压而失败，却促使英国调整对肯政策，使肯尼亚在1963年12月12日独立建国。但新政府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殖民时期的体制，肯尼亚在政治等各方面经历了艰难的本土化历程，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和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集中暴露。在此背景下，恩古吉由于参加争取话剧《什么时候结婚要看我自己》的公演示威活动于1977年被捕入狱，表露了他对官方忘记历史的保守态度的不满。而现实中肯尼亚建国后并未再次爆发诸如茅茅运动的革命运动，而结尾作为革命表征的枪杀事件亦在小说情节的戛然而止中征显引而不发的暧昧态度。换言之，与其说结尾表达通过革命反对殖民主义的主张，不如视为作者在监狱这一特殊创作空间中反对忘却历史、传承肯尼亚传统文化并以此建构肯尼亚民族国家的心理隐喻。此外，正如学者莱奥纳尔指出：“权威话语通过模式和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说角色的形象塑造”[5]，资本主义者被比拟为嗜血的动物，而无产者则充满勇敢正义的形象。这种对立式的刻意描写显然来自作者矫枉过正的民族主义立场，并未脱离萨义德东西二元对立的窠臼，未能真正指向肯尼亚社会的未来发展。要真正打破奈保尔“非洲没有未来”的魔咒，霍米巴巴所强调的殖民与反殖的“杂糅”（Hybridity）思想颇值镜鉴：在与殖民者互为主客的混同中，被殖民者在“模拟”（Mimicry）前者的过程中创造互为渗透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6]（P108-110）,从而使肯尼亚社会在坚守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张力中进步。

结语

《十字架上的魔鬼》探讨了后殖民语境下的身份认同问题，从瓦丽恩尕最初的自杀臆想到最终的“弑父”伦理选择，潜藏了瓦丽恩尕在肯尼亚新旧社会交替间的身份危机与身份重构。瓦丽恩尕在以老富翁早期的压迫与抛弃为代表的坎坷遭遇中面临伦理困境与身份危机，在自杀未遂的新生与参加魔鬼盛宴中意识到后殖民伦理的虚伪并对之进行批判，这成为她身份追寻的转因。最终瓦丽恩尕在枪杀老富翁的伦理选择中形塑了自我的革命者身份。以此观之，整部小说是恩古吉对肯尼亚社会后殖民伦理现状的叩问、焦虑与批判。他在监狱中首次以母语基库尤语秘密创作呈现肯尼亚独立后种种社会矛盾的小说的行为，正是作家做出的书写反抗与伦理选择，母语写作所表征的元小说性愈加确证作家“非洲民族文学守灵者”的身份与角色。

联系恩古吉以往的“肯尼亚独立三部曲”《孩子，你别哭》《大河两岸》《一粒麦种》，《十字架上的魔鬼》凸显作家直面当下的转向，思考肯尼亚独立后以瓦丽恩尕为代表的人民依旧无法建立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其要害在于后殖民伦理。与《孩子，你别哭》一致，小说的婚变侧面反映了真挚的爱情无法超越殖民伦理关系中的阶级对立。魔鬼盛宴中姆韦雷利·瓦·穆基拉伊所主张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为驱逐外资提供了发展设想，但却在外资与本土的反对声中趋于扼杀。小说结尾的枪杀事件深刻体现恩古吉探索肯尼亚真正的独立与自由的决心，也为第三世界摆脱后殖民危机提供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