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三垛”系列小说的叙事伦理

李濛濛

内容提要：铁凝完成于1990年代的《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被批评界称为“三垛”，其共同点不仅在于“垛”的文学意象，而且在作家用独特的叙事方式在不同文本中持续展现了“叙事”与“伦理”的互动。从叙事伦理的角度考察，铁凝没有止步于对女性悲剧的揭露与同情，而是从两性伦理的角度将女性和男性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人”去看待，从而洞悉女性获得幸福的根本原因。

当铁凝在1995年年底完成了《青草垛》的写作，包括《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在内的“三垛”系列就正式诞生，成为铁凝重要的代表作品。三部曲式的写作自然与作家的某种追求有关，例如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夏目漱石的“爱情三部曲”、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金庸的“射雕三部曲”等。尽管铁凝“三垛”的命名和统一性曾被质疑：“尽管铁凝是认真的，但把这三部作品维系在一起的力度已经很微弱了，主要依赖于农村三个‘垛’的意象，但这基本上是一种外在的形式。”1贺绍俊：《作家铁凝》，昆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但铁凝的“三垛”系列仍“被视为考察女性命运的艺术整体”2张光芒、王冬梅：《铁凝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被作为“探究着女性生命的生态面貌”3张瑗：《性·母性：女性身份的文化反省——论王安忆的“三恋”、铁凝的“三垛”》，《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的文本，这说明“三垛”三部曲的内在统一性是坚实的，并且蕴含着更多阐释的可能。实际上，除开“垛”这一外在意象，《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整体，更重要的是伦理叙述在三者间的持续贯穿，它包含了乡村伦理和城市伦理的方方面面，且并未停留于“伦理观”的展览，而是用独特的叙事方式在不同的文本中持续展现了“叙事”与“伦理”的互动，这是刺激“三垛”成为一个系列的关键因素。何况铁凝从一开始就构思某种一致性在这三部小说中：“在‘三垛’的写作中，我也本能地愿意以完成‘第三垛’来结束对这三种至今还维系着人类生存的‘物质’的思考。”1铁凝：《青草垛·写在卷首》，《铁凝文集》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从叙事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还会发现铁凝借由“三垛”并未止步于女性命运轮回的悲剧揭露，她并没有站在男性的对立面，她甚至呈现出女性中“不美”的一面和男性中光辉的一隅，这让她能站在一个高度将女性和男性合为一个整体的“人”去看待，从而洞悉女性获得幸福的根本原因。

一

“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2铁凝：《飞行酿酒师·自序》，《飞行酿酒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这是铁凝从《哦，香雪》开始就信奉并践行的写作准则，“最终”意味着这个向善的过程并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于是在80年代“大家都在要变的那种思潮的背景下”3铁凝、王尧：《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铁凝也“求变”地创作了《麦秸垛》。她没有耽于“只靠天真烂漫的本色”，因为她真正领悟了“真正的高标准的作家的善良应该是通晓并战胜了一切不善、吸收并扬弃了一切肤浅的或初等的小善、又通晓并宽容了一切可以宽容的弱点和透视洞穿了邪恶的汪洋大海式的善”。4王蒙：《香雪的善良的眼睛——读铁凝的小说》，《文艺报》1985年第6期。因此铁凝保留“善”作为底色，在此基础上正视人性的两面，从《麦秸垛》开始，她的笔下既有美好的香雪，也有不那么美好的杨青，这种转变一直贯穿至《青草垛》及其后来的创作，其中暗含了铁凝的伦理选择，并通过某种叙事策略将其讲述。

叙事策略（讲故事的策略）是叙事伦理的关键，伦理只是对人类生活“应该如此”的规定，“但事实上我们清楚地知道小说或别类作品的叙述者的话语可以承担其他的职能”1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页。，也就是说文学叙事不应只停留于揭示伦理的存在，还应加深对“应该如此”的理解，即“艺术家具有一种道德义务”。2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3页。铁凝在写作“三垛”之首《麦秸垛》时的转变就是她伦理观的重新建构，这种选择会有意无意地交织到她的小说叙事中，因为“小说不可能没有伦理的尺度，总是含有一定伦理价值观”3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所以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她对“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4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一卷（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0页。的重新定义。这种定义是从“叙事角度”的选取开始的。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叙事策略，事件的叙述始终是叙事，但是对讲述事件的切入口的选择却体现了叙事主体的价值观。《麦秸垛》是以对“麦秸垛”的描写作为开篇，麦秸垛“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却依然挺拔”的周而复始虽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但也仅是小说叙事环境的底色铺垫，叙事的真正进入是从栓子大爹的翻毛皮鞋开始的（“那解闷儿的闲话大多是从老光棍栓子大爹那双翻毛皮鞋开始”5铁凝：《麦秸垛》，《青草垛》，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栓子大爹翻毛皮鞋的故事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讲，不一定非要在麦秸垛旁，麦秸垛只是叙事的环境而非必要条件，但对栓子大爹翻毛皮鞋故事的讲述才是真正有机连接过去的事和现在的事的纽带，才为叙述主体在过去的时空和现在的时空中来回穿插叙事提供了合法性，人与人的关系得以在宏大的时空中展开。《棉花垛》是以历史时间作为叙述主体讲述的依据，“这年棉花刚摘喷头就赶上事变，日本人七月占保定府，八月占石门”6铁凝：《棉花垛》，《青草垛》，第99页。。棉花和人的故事都镶嵌在历史的特定氛围中，这种叙事角度隐含的是铁凝的历史伦理观。《青草垛》从一条路开始，是活着的冯一早和死去的冯一早的灵魂往返走过的路，这种叙事技巧体现的是铁凝对复仇伦理的理解，因为一早的灵魂回家的路就是一条复仇的路。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历史伦理、复仇伦理的叙述并不是割裂的，它们往返交织于“三垛”中：《麦秸垛》中的人伦伦理在米子和小臭子身上得以继续，《棉花垛》的历史伦理同样体现在端村人对栓子大爹翻毛皮鞋的“审度形势”上，《青草垛》的复仇伦理更是与杨青的城市伦理观相融合。叙事伦理的角度证明“垛”这一意象并不是使“三垛”成为系列的重要因素，是铁凝叙事策略的恰当把握使伦理叙述在三者间穿梭自如并持续贯穿，伦理真正在叙事中得以展现。

作为铁凝在“求变”思潮下创作的《麦秸垛》，她的“变”较多被解读为“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1王彩：《女性本原型：嫁接在人物命运树上的文化符号——对铁凝中篇小说〈麦秸垛〉话语的开放性接受》，《名作欣赏》2009年第10期。，在这一基础上具体为女性性欲的觉醒，“‘麦秸垛’的象征含义：它既是土地、自然的形象显现，同时又是人生命之根——‘性力’的隐喻角色”2王斌、赵小鸣：《〈麦秸垛〉的象征含义》，《小说评论》1987年第4期。。实际上，铁凝从来都是站在一种双向的客观性视角审视人性，“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3铁凝：《玫瑰门·写在卷首》，《铁凝文集》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而女性性欲的觉醒本就属于“人的觉醒”的一部分，这是从“五四”就延续至今的传统。铁凝是真正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人”看待，我们看不到那么多悲悯和同情，这是她关于人伦准则的思考。杨青这一女性反面角色在有关《麦秸垛》的评论中几乎很少作为反面人物被提及，女性意识的觉醒似乎只可在女性的理想光辉中彰显，但女性既为现实存在，必然也有“不美”的一面——杨青就是一个利己主义和唯我主义者。在对她的对照性描写中，铁凝寄托着自己真正的“伦理准则”：杨青对陆野明所谓的爱不过是一种占有欲，其“想要驾驭谁”的欲望不过是人性中作为动物性的利己欲和表现欲而已。在端村这样一个狭小的人间社会，杨青渴望通过踩踏另一女性人物沈小凤来衬托自己的“崇高”和端庄。有人说，“对于沈小凤，铁凝更多的是同情与批判”4褚洪敏：《叙事学视野下的铁凝“三垛”》，《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但事实刚好相反。沈小凤不是一个掠夺者，她奉行真正的个人主义原则。一般而言，“个人主义”强调“一切价值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个人本身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所有个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5《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7页。沈小凤热烈地追求自己作为人应享有的爱人的价值，不以伤害他人为代价而获得幸福：杨青和陆野明不是情侣更不是夫妻，沈小凤和陆野明的性行为是双方自愿的。故沈小凤在道德上对自己、对他人都是平等的，即便面对审问她也从不掩饰自己对陆野明热烈的爱，而杨青就没有那么坦荡了。杨青虽也以自我为中心，但她体现的“人”是“单个人”而非整体性的“人”，为了向陆野明证明自己的“崇高”和“宽容”，她蓄意放任并揭发沈小凤，不露声色地获得“幸亏杨青认出来了”的道德崇高感，只不过这种“幸福”的获得是将另一个人（沈小凤）当作了工具。个人主义对个人自由的高度重视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他人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而利己主义、唯我主义则往往将自我利益凌驾于他人之上。如果模糊了二者的前提和边界，沈小凤和杨青的道德判断就会是非不清，但这里铁凝高超的叙事技巧恰恰在于，她不做表面的非黑即白选择，而是把自己的立场观点隐藏起来，通过人物言行显示二者区别，赋予沈小凤强烈的个人主义伦理观，借用刘小枫的话说，即“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的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1刘小枫：《引子：叙事与伦理》，《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这便是铁凝作为叙述主体的职能承担和“道德义务”。

这样一来，铁凝或隐或现的价值观在沈小凤的个人主义和杨青的唯我主义之间形成了一个空白，叙事得以在其中产生张力，叙述主体的伦理观和立场越含蓄和不明确，作品的开拓空间越大，这种“建设性的模糊”2铁凝：《“关系”一词在小说中》，《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正是叙事伦理的核心。

二

“要警惕过分地自赏和自恋，过分地自赏和自恋，会使作品的气象变小。”3铁凝、王尧：《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铁凝始终认为，叙述主体只有跳出性别的自赏心态，才能真正看到人性的本相，落笔的人物才会有血有肉，避免走入一种偏执和狭隘。铁凝既然能以全面的目光审视女性，她自然不会以自恋或是自怜的心态简单地囿于对男权社会的控诉。

《麦秸垛》中的花儿固然是男权思想下的受害者，可是作为男子的小池又何尝不是呢？虽然有学者将花儿视为如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一样悲惨1彭新萍：《女性的悲剧 命运的轮回——以铁凝的小说〈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为例》，《文学教育》2012年第3期。，对于抛弃花儿的四川男人来说，花儿也的确被视同物品，但小池却不是将春宝娘作为生育工具的秀才，他是希望能和花儿分享“身上的力气”的花儿的丈夫。当他阻止花儿自虐并让她生下并非自己骨肉的“小四川”时，说铁凝意在简单地控诉男权社会的罪恶就显得不那么聚焦：男性同样是男权的牺牲品。铁凝是站在“第三性”的视角上透露她对两性伦理的思考，无论是对老效媳妇发乎爱慕之情、止乎纲常之礼的栓子大爹，还是《青草垛》中和大模糊婶“相敬如宾”的一早爹，抑或是接受“小四川”的小池，他们身为男权社会的主体，却从未滥用自己的“权力”成为伦理秩序的受益者，他们对女性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别有意味，别具超越性。

我们会发现，在铁凝的“三垛”中，这些闪烁着人性光辉的男性往往不是作为主要人物出现的，这是铁凝对叙事材料的有意选择。栓子大爹和老效媳妇的故事只是“翻毛皮鞋”故事的附属故事；一早爹和大模糊婶的关系更是倒叙时的顺带交待；小池和花儿的故事作为 “过去时”横插入……铁凝用插叙、倒叙、横截面切入叙事的手法巧妙避开了讲述故事必要的开头和必须交代的细节，使人物得以聚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在叙事中凸显，“突出某一方面的内容就会使其他潜在的亮点退居背景”2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论社会身份疆界说以及女权／女性主义批评之未来》，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50页。。虽然没有这些男性及其相关的女性的故事也不会影响整体叙事，但这光亮的一隅却有力地照耀了整个小说，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男权社会的男性问题和女性问题，使有关两性伦理的言说在叙事中展开互动。

至此我们看到，在铁凝“三垛”系列的情节中，“叙事”与“伦理”总是动态地交织呈现着——“叙事伦理”一词虽为文艺学和哲学的合成词汇，但它“不是‘叙事’与‘伦理’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也不是叙事学和伦理学理论体系两相拼凑而衍生出来的机械术语”3张文红：《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90年代小说的文本实践·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而是聚焦于伦理与叙事的互动关系”4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第4页。。叙事是伦理得以呈现的基础，伦理对人类关系方向的理解则通过叙事来传达，叙事的技巧又体现着叙述主体的伦理倾向和综合判断。铁凝对叙述材料的整合以及对叙述碎片化的规避，体现着她想以更纯粹、更本质的目光来看待两性关系：二者虽然有差异，但作为整体性的“人”，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受制于共同的伦理。

因此，伦理道德并非单一性别的专属，它是作为“人”共同的规范，“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1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页。这种“兽性”指的就是未经或较少经过道德约束的原始本性，它以满足自身为目的，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例如杨青的利己主义在《棉花垛》里国的身上继续上演。不过国对小臭子的先奸后杀有一种伦理的不明确性：小臭子虽然也是一个兽性多于人性的自私利己者，可是她罪过致死吗？即使该死，她的死是否该由国来决定？国对小臭子的行为究竟是正义的复仇还是升官路上的献祭？小说并未给出答案，四十多年后那个有“尼桑”接送、住独院旧洋房的人究竟是不是国，读者无法得知，但国对小臭子的犯罪现场明明有人目睹……这种伦理的界定难题夹杂在特定的叙事背景中，如国的暴露“兽性”是非常突然的，在早前的叙事中他一直以一个不怒自威的正义革命者面目出现，可他对小臭子的欲望甫一产生就付诸行动。这种猝不及防的叙事效果是铁凝蓄意制造的，它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充满了嘲讽：无论赋予人物怎样的身份教养，都不可能消除人的兽性，无论什么主义也只能使人趋近人性。因此在铁凝笔下，小臭子、沈小凤、米子、十三苓等“在宿命般的命运轮回中默默地承受一切”2王承俊：《以女性关注女性——谈铁凝“三垛”的写作》，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页。，与其缘于性别斗争，毋宁归诸于人性的轮回，经由两性伦理的烛照，利己主义、唯我主义等属“人”的共同的劣性才得现形。

同样在两性伦理的视角下考察的还有复仇伦理，铁凝在“三垛”有关复仇伦理的叙事中持续展开“是否是合理复仇”的发问。“发生点什么才是对沈小凤最好的报复”，杨青的复仇是明确的，但她所谓的复仇理由注定了她的复仇是不合理的，她毕竟伤及了无辜。小臭子不算无辜，这使国的复仇似乎有理有据，但当他将乔被日本兵先奸后杀的行为还报于小臭子时，却大大消解了他那本不合理的合理性。而已成灵魂的冯一早借助灵魂的无影无踪，扒下舞厅中五个人的裤子只为洗刷大模糊婶和十三苓的耻辱，可是大模糊婶和十三苓本身却不具备“受害”的条件，这使冯一早的复仇像他的灵魂一样虚无缥缈。国和冯一早的复仇最多算作“以恶报恶”，无论是蓄意伤害还是以恶报恶，都不是合理的复仇，合理的复仇“以惩罚侵害者为指向，但并未采取类似于侵害者的侵害行为的惩罚手段”1龚刚：《现代性伦理叙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28页。，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同时又惩罚了侵害者，并让“其他人由于害怕受到同样的惩罚，就会吓得不敢去犯同样的罪行”2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4页。。而不合理的复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为不合理寻找一种合法性，可是这种“寻找”本身就昭示了他们复仇的属性。杨青以一句“沈小凤是耶稣吗”轻而易举打消了报复带来的忏悔心理；国则借着堂皇的“复仇”之名行野蛮的兽性释放之实；冯一早则是打着洗刷耻辱的名义发泄自己的不满。复仇的伦理以贯穿叙事的方式在小说中展开，二者积极互动中合理的复仇与不合理的复仇两个层面的探索得以进行，叙事伦理有效融合并涵盖了叙述主体思想的复杂性。叙述主体的伦理观决定了叙事的方式，而讲故事的策略得当，叙事也能真正在伦理中彰显自身。

三

铁凝是一个全面的作家，她笔下的人性、伦理问题都是超越性别的，作为女性作家写女性却并不落入女性主义的窠臼，更不会以自恋的心态站在男性的对立面，“我写作的时候，没有这种很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我想文学还是从人出发的，文学本质上是一件从人出发的事情，有的时候纯粹的女性作家她会退居第二位”。“一个作家确实应该有超越你的性别身份的这种意识，或者说希望获得一种更好的能力、更开阔的心胸。”3铁凝、王尧：《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因为有着宽广的心胸和强烈的人文关怀，她对女性给予了更多的期待，写作女性的不幸不是为了顾影自怜，更不是为了仇恨男性，毕竟社会进步需要两性共同努力，她更愿意女性能从这条来之不易的平等之路中珍惜机会、寻得勇气、充满力量，并真正在今天获得幸福。

“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1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真正的道德是男女平等、互惠互利，而不是借助某一特定身份获得某种特权而凌驾于他人之上，鲁迅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为女性的独立呼吁呐喊了。中国几千年的男权社会通过教化和权力的运作，早已将某种利己不利他的非道德准则内化为女性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如果女性丧失了个体意识，将其作为应自觉遵守的伦理秩序，她尚是可怜可叹的；可是如果个体意识业已觉醒却仍选择出卖自己、依附男性，那么她是可悲可恨的。《麦秸垛》里的老效、四川男人、陆野明，《棉花垛》里的国，《青草垛》里的马主任固然是借助“理所当然”的性别优势掠夺女性的权利，可是米子、小臭子、十三苓并非没有自我意识的女性。钻窝棚前的米子也通过自己摘棉花赚钱，可当她意识到自己长相美艳、身材姣好时，就觉得有了不劳而获的资本；小臭子身为米子的女儿，不劳而获的方式与她母亲如出一辙；十三苓对现代大城市的向往充满了铜臭的气息，她不纯的动机导致她最后被商业社会蹂躏之后彻底变疯。她们不曾丧失自我的主体意识，她们都曾知道她们可以靠双手挣钱，但她们就是要将自己的身体等同于钱财，这就是自我物化，人一旦可以被物化，离兽性的回归也就不远了。

有人说大芝娘也是将非道德规则自我内化的女性，她竟然打着“我不能白做一回媳妇”的幌子要求和已经离婚的丈夫生个孩子，可见受“传宗接代”的封建伦理毒害不浅，所以作家“在批判她保守的同时给予了更多的尊重与理解”2褚洪敏：《叙事学视野下的铁凝“三垛”》，《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事实上，铁凝并没有批判大芝娘，大芝娘和热忱善良的端村人一样，自有自己的一套伦理观，他们践行着自己的诺言，热爱并尊重着每一个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踏实而坦荡。“闹不清城里怎么提倡”，大芝娘的这句话表明以端村为代表的乡村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村里人可以开小池的玩笑但决不允许外人欺辱小池一家；他们认为汉们要有血性、要疼媳妇，所以当老效将自己的媳妇物化为一双翻毛皮鞋的价值时，栓子大爹痛揍了老效；端村人不在意世俗眼光，大芝娘将前夫一家接回村渡过了1960年的饥荒，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的确，我们为什么要以世俗的怜悯看待大芝娘，她不是一个被传统女德内化的以牺牲自我成就他人的“利他主义”者，她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她给予五星母爱，给沈小凤关怀，对前夫不纠缠不留恋，假如她是麻木的自我牺牲，我们又怎知她的内心不是富足的？乡村有自己的一套伦理观，“我认为乡村的智慧是不得了的，我认为乡村有大的智慧”1铁凝、王尧：《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他们认真生活，不伤他人，该被赋予同情的难道不是我们不够纯粹的内心吗？至于沈小凤对大芝娘的效仿并非“不具有逻辑的合理性”2邢跃、刑小群：《〈麦秸垛〉质疑》，《小说评论》1987年第4期。，不过是走投无路的沈小凤希望从传统伦理中，从令人羡慕的生命力旺盛的大芝娘身上寻得一种希望和解脱，尽管这条路是绝望之下的剑走偏锋，但从另一面再次照见了乡村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力。不过陆野明最终无视了沈小凤，这宣告了寄希望乡村伦理打通城市伦理的失败，现代而庞大的城市似乎连乡村的原始文明也无法接纳，这是铁凝自《哦，香雪》到《春风夜》都在思考的问题。

铁凝希望女性去除“自我物化”这一非道德伦理秩序，更明白女性必须通过增强社会认同感来提升自我价值。乔从一个爱想事的早熟女孩成长为一个英气的抗日干部是因为她肩负妇救会会长的职责，被革命和社会需要的个人会将自我价值蕴含在社会认同中，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所独有的社会性。一旦失去了社会性，人的认同感也就被摧毁了，所以乔对小臭子隐瞒了区领导“脱产对抗日阵营的威信有影响”这句对小臭子的评价，乔深知如果一个人的社会认同感和个体价值被剥夺，人也就面临毁灭了。

其实去除自我物化也好，提升个体价值也好，究其根本是女性要真正自我觉醒才能自我拯救，轮回的叙事方式并不是只为了强调女性的悲剧，更应该引起警醒的是整个社会、男性、女性要如何合作才能终止这种循环。社会容纳度、男性观念的改变固然是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外部因素，但女性个体意识的主动觉醒才是产生质变的根本原因，毕竟“绝无可能不求主体性而自有主体性”3龚刚：《现代性伦理叙事研究》，第49页。，“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7页。。何况从“三垛”中的抗日战争到上山下乡，再到改革开放，今天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下社会已经给予了女性足够多的机会去改变自己，这是女性追求独立的最好时代。女性独立是个人独立的继续，“解放重在自动，不只是被动的意思，个人主观上有了觉悟，自己从种种束缚的、不正当的思想习惯迷信中解放出来，不受束缚、不甘压制，要求客观上的解放，才能收解放底圆满效果。自动的解放，正是解放底第一义。”2独秀：《随感录八三 解放》（《新青年》1920年1月1日第7卷第2号），陈平原选编：《〈新青年〉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77页。因此女性只有从“被动”走向“主动”去拥抱自我，将“独立自强”内化为自我的信念，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所以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完美，但是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叙述主体用恰当的叙事策略让这些伦理关系趋近完美，这便是叙事伦理的意义，也是铁凝“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