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逻辑与学理阐释

方兰欣，郑永扣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道路关乎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但道路的选择又极其艰难和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1]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这条道路进一步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对自身命运的觉醒，是反复比较和尝试后朝向现代化的抉择，是改革开放进程中走自己的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具有独特的生成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因此，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逻辑与科学内涵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卷入世界历史：实现现代化关乎民族历史命运

资本主义社会化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打破了传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形态，确立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产关系和制度体系，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产和流通打破了自然屏障与人为的地方性壁垒，开拓了“世界市场”，使生产和消费日益世界性，原来孤立、隔绝的民族状态被打破，历史日益成为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现代化开启的“世界历史”，把一切民族和地方卷入由资本增值逻辑所编织的链条中，彼此成为相互依存的体系。

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但也带来世界的分裂和被奴役状态。一方面，世界二元化。世界日益划分为两大对立阵营，“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结果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化、传统与现代的撕裂、东方与西方的分化。另一方面，世界日益齐一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掠夺性和扩张性本质，“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4]。世界二元化的同时，又形成了一种齐一化、单向度的“支配-从属”关系：资产阶级奴役无产阶级，乡村从属于城市，传统国家从属于现代化国家，东方世界从属于西方世界，北半球支配南半球。这种从属结构使自然形成的民族之间的分工被粉碎，全部被整合进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体系之中，民族的、地方的日益弱化。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世界一体化、齐一化，实质上就是已经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对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垄断，对未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支配、统治与灭亡。在这种“缓进则退、不进则亡”的世界历史格局中，如果不想被支配，如果不想被灭亡，“使现代化——即进入到现代性之中——成为一切民族之普遍的历史性命运”[5]。

面对生死存亡的历史性发难，后发国家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现代化，进而融入世界历史呢？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先发优势和垂范效应，有人就把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当作人类现代化的“一般发展道路”，认为欧化就是现代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只用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复制-粘贴”即可。马克思坚决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绝对化为世界各个民族的一般发展道路，认为这样的理论忽视了各个民族“所特有的历史条件”“所处的历史环境”，因而是“超历史的”。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肯定了“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6]463的努力，也认为“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6]464。马克思在信中更进一步指出，像俄国这样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如果遵照西欧各国先例走资本主义道路，“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这些国家一旦倒向资本主义制度，就将“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进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虽然世界历史进程规定了不同民族和国家在谋求现代化的征程中存在共性的一面，但各个民族和国家存在诸多差异，从而在道路选择上也必定存在诸多差异。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只有西欧资本主义一条，况且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甚至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也是需要超越的。

二、走别人的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以1840 年为标志，中国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列强强行卷入世界历史。地理屏障被打破，封建皇权体制和小农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冲击，传统典章法度几将播荡澌灭，中国遭遇空前严峻的挑战和危机。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在“保守”与“激进”的震荡中开启了对现代化的曲折而又艰辛的认知和探索历程。

坚持老路，拒斥现代化。当现代化在西方高歌猛进之时，恰逢中国内部的急遽衰败。面对这种被坚船利炮所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化，中国社会的反应起初主要是拒斥。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盲目自大而固守老路，鄙视现代化。中国“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7]，有着自成体系的生存样法和绵延悠久的历史传统。当传统、历史和经验被绝对化之后，容易产生思想禁锢，出现“死人抓住活人”的问题。从清初的历法之争，到清中叶乾嘉时期所谓的中西“礼仪之争”，再到晚清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壬寅立约后，朝野上下，一切如故，初未因外患而有所变革”[8]，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前，尽管中外互动日益频繁，时常处于被动窘境，但中国社会仍然充斥着天朝上国的夜郎自大观念，鄙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没有制定和开展任何有计划的现代化方案与行动。二是因畏惧疑虑而坚持旧路，抵制现代化（近代化）。现代化肇端于西方，伴随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社会，是一种带来民族屈辱的外在力量。因此，中国社会对“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没有好感，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社会有一种畏惧现代化的深沉心态[9]。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京师沦陷，中国面临“开辟以来之大变局”，朝野深受震撼。睁眼看世界的国人终于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在灭顶之灾的危机下开始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从表面上看，洋务派花巨资购入西方武器装备企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引入西方科学技术，创设企业，试图“稍分洋商之利”，洋务运动“因模仿一部分西方器物而异于传统”。但究其实质，洋务运动“又因其主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10]。“中体西用”观念体现了中国社会内心深处对现代化的畏惧和疑虑。洋务运动单方面学习西方的现代化器物并用以巩固旧制度、捍卫旧价值、回归传统社会，这种“穿新鞋，走老路”的改良运动背离了现代化的方向，其实是在抵制西方现代化及其所蕴含的现代性。中日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从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现代化并没能使中国摆脱贫弱。

师法欧美，仿效西式资本主义现代化。甲午战争惨败于日本这个从前一直奉中华为师的“学生”，中国社会朝野为日本明治维新在制度上所取得的成就所震撼。深受刺激的国人，深刻反思并承认封建专制制度的问题与不足，放下身段“以日为师”走资产阶级改良道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从公车上书到君主立宪，从时务学堂到强学会，从废八股到兴西学，学习并移植英国、日本的议会君主立宪制政体。由于各种原因，“六君子”喋血法场，维新仅百日便夭折，学习英、日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改良道路失败了。“举起革命大旗”的孙中山领导推翻了清王朝，效法欧美共和制，创建了中华民国，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但是，辛亥革命果实被窃取，“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移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架构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失败了。此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仍然把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但是，无视中国的特殊国情，盲目走别人的路，生搬硬套西方经验和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

以俄为师，移植苏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是“走日本人的路”“走英国人的路”“走德国人的路”还是“走美国人的路”，其实质都是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最终都走不通。各种尝试失败，现代化步履维艰，中国社会陷入迷茫、彷徨、绝望之中。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逐步成为现实，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的先进分子由此而调转了视线，提出“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作为历史方向的重新选择中国要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社会主义方向选定了，如何走向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具体道路问题。列宁说过：“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11]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国情，面临不一样的外部环境，要走向社会主义，必须立足自身实际，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不能照搬照抄他者经验。然而，任何一种道路的探索都是逐步走向正确轨道的，一开始模仿别人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学习俄国革命道路唤起工农武装夺权，但是机械照搬俄国城市暴动的革命经验，把共产国际的指令神圣化，裁剪中国具体国情与实际，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几近陷于灭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突破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初期，全面移植苏联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体系，使“一穷二白”的中国迅速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体系，经受住了方方面面的考验。尽管党中央很早就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局限性，也曾提出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机械搬运，要符合自身国情避免走弯路，但是正如邓小平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坦承的那样，“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12]261。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化，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不断显现，最终妨碍了现代化内生动力的生成、抑制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走自己的路：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鉴于早期现代化的曲折探索与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坚持走自己的路，紧紧聚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方向和主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国情和实际，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时俱进地推动理论和实践守正创新，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第一，放眼世界、顺应时代，“安下心来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自己的路”，第一个要回答的就是“往哪里去”的方向性问题。方向决定道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往哪里走，必须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列宁指出：“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1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列宁所说的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物质生产、文学创作等都围绕并服务于战争和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代主题逐步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求和平、促发展成为时代潮流。晚清以降，中国社会面临着西方列强现代化的“倒逼”，但是，缺乏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历史条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且多变，再加上在认识上沿用了列宁关于时代的判断，对时局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以至于长期施行“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备战为纲，偏离了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和任务。1978年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放眼变化了的世界和时代，认为和平是有希望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国防巩固等许多问题，都要靠现代化建设来解决，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带有主题性的任务。各国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已经错过了许多机会，不能再耽误了，“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14]。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安下心来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廓清了“走自己的路”到底是“往哪里去”的方向性前提。正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党和国家工作紧紧聚焦现代化建设这一主题，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得以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第二，立足国情、结合实际，“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明确现代化建设的意义并将其作为一种方向和中心任务确定下来之后，“走自己的路”还需要弄清楚“现在何方”，也即起点或方位的问题。现代化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和共同的事业，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自然禀赋、历史传统、社会制度以及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各不相同。特别是后发外源现代化国家面对国际国内双重矛盾，其现代化进程“很不平稳，充满爆发性的剧烈震荡，暴力成为常见的手段”[15]。因此，现代化的“后来者”只有立足自身实际，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才可能避免被现代化的“先行者”所误导、同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道路决定命运，不同的道路意味着不一样的前提、成本、代价和风险。道路千万条，不是每条路都能走并且走得通，只有承接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符合自身发展方位、立足自身发展实际、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道路才是最有可能走得通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实际是“人口多，耕地少”和“底子薄”，是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国家，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农业国，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看到”“必须考虑”的客观因素。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实际决定了“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不能脱离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用符合别人实际、解决别人问题的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道路来强行裁剪和规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道路。邓小平强调，“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6]。基于特殊的国情与实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在对外开放中取长补短，创造性地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注重党政主导、市场配合、社会参与，发挥各自特长、优势并形成合力，符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第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走自己的路”当然靠“自己”来走，根本在于激发内生动力，促进主体性（主体意识、主体精神和主体能力）的生成，这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立足点。近代以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开创的现代化使整个世界呈现“中心-边缘”的结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被规约到“西方化”的方向上。按照“现代化即西方化”的逻辑，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是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附庸的过程。中国被卷入“世界历史”之后，面临着存续主体性和实现现代化的双重任务。危难之中，中国工人阶级与马列主义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1949年以后，作为民族主心骨的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架构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形态、发展道路、基本制度和思想文化，重构了中国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经受住了来自国内外方方面面的挑战、考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大规模的探索。1978年以后，中国加快现代化建设并向世界开放，学习西方、跟跑世界的中国再次面临着主体性的存续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指出“路要靠自己走出来。自己走出来的路是最可靠的路”，反复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2]3。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概念实质上都是处在后发跟跑阶段的中国对自身现代化发展自主性、主体性的辩护与建构。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凭着一股自力更生的韧劲，“没有受外界干扰而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17]，独立自主进行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建设，不但没有西化为资本主义的附庸，反而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神话，在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又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

第四，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领起来”。实践发展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走自己的路”不能固步自封，还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持续优化升级，这实质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建设现代化，尽管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在诸多方面深受苏联的影响，具有“跟跑”的特点。改革开放以后，破旧立新、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的东西”，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某些方面具有“跟跑”的特点[18]。中国加入WTO后，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注重自身主体性建构，部分领域逐步开始与世界“并跑”。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时俱进地提出并推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守正创新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制度成熟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由原来的“三位一体”“四位一体”推进和拓展到了“五位一体”，实现现代化奋斗目标的跃迁升级，向世界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优势、生机与活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打破了西式现代化对现代化模式的垄断，总体上站在了与西式现代化“并跑”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而且开始在某些方面矫正资本主义现代化，“领跑”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学理性阐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内涵

现代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共同追求，在不同民族和国家可以呈现出不一样的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创造，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应当深化对这一命题的研究，坚持唱自己的歌，牢牢掌握其概念解释权。我们认为，可以从“现代化”属性、“中国式”内涵、“新道路”意蕴来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命题所指的丰富内涵。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代化”属性

第一，从发展方向来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中国由前现代社会朝向现代社会转型。这种转型体现为：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变迁和发展[19]。传统社会注重人的血缘、门第等先赋性因素，强调亲亲、尊尊和差序格局。现代社会注重个人能力、个人奋斗等后天作为，强调自由、平等和法治。农业社会遵循习惯和经验依靠人力手工生产，工业社会崇尚知识和科学依靠机器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封闭半封闭社会的人、财、物外在束缚多，缺乏交换和流动性，社会活力不足、思想普遍保守。开放社会的人、财、物自由流动，市场活跃、思想开放。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加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带来的变迁和发展符合现代化发展的一般方向。

第二，从发展规律来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质是社会结构及其要素的变迁，是过程性量变和阶段性质变的统一。因此，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现代化社会结构及其一般要素，二是现代化变迁的动态过程。从现代化社会结构及其一般要素来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是现代化工业生产与专业化分工的结果，这一历史进程中必然出现社会结构分化和领域分离，注重工业化因素。在工业化进程中必然注重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内在注重政治领域的民主法治、文化领域的自由平等和社会领域的公平正义。这是现代化社会结构转型中注重现代化各要素环环相扣、相互促进的规律。从现代化动态变迁的过程来讲，在现代化初始阶段，大都面临旧体制机制、思维、习惯的束缚，首先需要“破旧”，注重解放思想、打破规矩，激活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在现代化加速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和风险越来越多，这时就需要保持“平稳”，一方面要保持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适度动力，另一方面要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处理好动力与平衡的关系；现代化发展进入成熟阶段，要突破现代化发展的内部“瓶颈”与外部“天花板”就特别需要“立新”，注重完善社会治理来实现现代化实践和理论的成熟定型。

第三，从现代化社会的一般特性来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中国社会现代性特质的普遍增长。不同国家的现代化有着各自的特点，但“又总是有某些可以度量的客观尺度和标准”，“总会有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等现代性的普遍特征”[20]。“世界的理性化”可以说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性的核心内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促使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和思想观念更加理性务实，政府权力运作和公共事务管理更加程序化、规范化、透明化，个体权利意识、利益意识、自由意识普遍觉醒。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中国社会现代性特质普遍增长，但没有重蹈西式现代化的“自我反噬”之路，可以说是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超越和改写着现代性的内涵。正如金耀基所言：“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绝不止是富强之追求，也不止是争国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实在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21]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构着中国的“现代性”，一方面使中国“现代化”，另一方面使现代化“中国化”，显现出一种新的现代化形态。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当代中国这一包含特殊国情、党情、民情、国体、政体的特定空间中展开的，包含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内涵。

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始于17 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 世纪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武装起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通过战争掠夺、殖民贸易和技术垄断等走出了一条先发扩张型现代化道路。后进国家追赶发达工业化国家，形成了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型现代化和苏联模式的赶超型现代化两种类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结构+集权型国家机构”。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我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特别强调了五点，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2]从学理角度进一步概括来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内涵在政治领域体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一元领导；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共同富裕道路；在文化领域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领域体现为坚持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生态领域体现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党政引领+人民主体+市场配置+社会参与”的模式，是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道路”意蕴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西式现代化道路的突破。西欧现代化模式开启了人类现代化进程，打破了民族封闭、隔绝的状态，将中国强行拖入了“世界历史”进程。西式现代化长期垄断现代化的解释权，甚至把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导向西化，纳入其世界体系。西欧现代化发展所形成的先发优势从外部对中国产生“冲击”，构成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外部刺激和挑战。西式现代化道路在开启时间上更早，实践案例多，经验和模式相对比较成熟。由于先发优势，西式现代化道路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长期存在着一种“垂范”效应。必须承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吸收借鉴了西式现代化道路的有益经验，但绝不是西式现代化道路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内涵开创了现代化道路的“新版”，突破了西式现代化道路和模式，打破了“全球化=现代化、现代化=西方化、现代化=市场化”的思维定式和话语垄断。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扬弃。与依靠私有制和市场自发调节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不同，苏联走了一条依靠公有制和国家指令计划推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初期有效地调动了人、财、物，一度创造了惊人的生产力，显示出优于资本主义的一派生机勃勃景象。但是，由于模式的缺陷和弊端，其最终在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在相当程度上“再版”了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曾指出：“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12]261改革开放后，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创造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克服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缺陷和弊端的同时，发挥了社会主义因素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的积极作用，在给中国带来长期稳定的同时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使社会主义在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另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相比有“新发展”。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引领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把握和引领时代，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吸收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但因其新的“现代化”属性和“中国式”内涵而成为与以往道路完全不同的“新道路”。特别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依靠“行政驱动、要素驱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温饱、实现小康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而言，更加强调“创新驱动”，致力于以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富强，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发展，是邓小平时代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升级强化、成熟定型。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赓续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礼敬传统相结合，根植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对传统文化局限性的超越突破，在推动中华文化时代化中激活中华文化，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自卑到自信、衰弱到繁荣的历史性转折，赓续了中华文明。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高扬社会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给人类带来物化生存与交往异化，给世界带来政治霸权、经济殖民、文化隔阂、社会撕裂和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人民中心的价值追求，防范资本“吃人”的负效应，有效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文明所推崇的“资本至上”“国强必霸”“文明冲突”的逻辑，开启了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场景中，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全新的世界意义：打破了西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垄断，“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