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的迷宫消失在彼岸

城市化的扩张，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异化的人。他们的自我性来自现代人复杂的心理和精神，但时常表现出巨大自洽感，这种矛盾情绪，又时常是无所适从的无力感。这反映在他们愿意勇敢介入和代入当下生活。他们与日常紧张和对抗的关系，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消极，却有着类似于孤独和消解的意味。

所以，他们表达欲望的时候，对单一的物象的探究，我称之为“伪生活”，它借助隐喻，介入物和事件的流变，表达它潜在的可能性，自己内省的力量。他们的写作以日常可能发生的事件展开，不信任地将自己的处境以行为、声音、图像的方式暗示和隐喻，将异化的自己形同变形的世界，寻找自己合理的相处方式。他们常常将风马牛不相及的物，不及物地组合在一起，通过幻觉和呓语的方式，找寻归宿。那些在内心疯长的，为赋新词的，高蹈的，烧至灰烬的静物，也可能升华至涅槃重生。

在他们看来，人和人一样的困顿是类似的，这个假设的真相是存在的，因为人越来越渺小的自尊，构成这个世界的小我都在舞台的边缘，开始了负重的表演，构造时代落在他们身上的灰尘。此时和彼时，像卡夫卡式的城堡，迷途及往返，孤独和恐惧，开始意味的可能，却是寓言的结束，梦想的结束，故事的结束。

这无边界和漫无目的地书写，吞噬着青春，消解了来路和去路，他们更倾向于物我之间的内心关联。现实的日常如迷宫，他们营造的是变形、隐喻和互相消解的物象，错乱的情绪的被动，借以片段、未完成性并以此还原他们对真实世界的想法。

从黄其龙的散文《舞台、商场及原野》来看，尤为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我”虚无地消解着夹杂着对迷宫一样日常的窥探。他不在乎这种呈现的真伪，他只受困于内心世界的想法。所谓接近现实，在这个看来强大而牢不可破的世界，他无法选择，也是别无选择，看似驳杂的日常，其实秩序井然。

另外他也在试图与之和解，在身体和精神遭受抵抗之后，他开始面对，并对它有所图谋。

他对日常的呈现，采取了外延式的粗粝和向内扩张式的沉浸并行，通过拼图和互文，表现出自己主观世界的主张，犹如深夜斑斓的万家灯火和繁星天空。他的表达是物我之间的互换身份的隐喻关系，他在自己的生死时间和心里空间里生机勃勃成长。万物和我，彼此的不确定和互相消解，维系人与人之间精神世界的矛盾、协同的紧张关系。

刘星元的《肇事者》表现的是县城生活的片段，通过事实的拼接、想象、剪辑对过去的追问和对未来的沉思。这种臆想可靠的，他在精神向度上，保持与物质世界的警醒和勾连关系，隐忍表达了他的企图和对世俗终极问题的理解，并且还有反向追寻问题的力量。由物及人，由事及思，由人及我，每一步惊心。我怎么了？他们怎么了？我仿佛看到的是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子。我的影子连同骡一起在沉默，被阉割的生活，被寄情于历史的夹缝中，无法自拔……

同时，我还看到这种病态的人间形态，在城镇的扩张中，越发根深，越发牢固，我们对此却漠视。残酷的历史经纬和残忍的线装现实，骡作为隐喻的一部分，承担了呼喊的象征意义：骡不是肇事者，我们可能都是肇事者。

骡是绝望的杂交动物，反衬到现实中，我们对其的悲悯也是残忍的，它的沉默和反抗，在枷锁环形的密闭中得不到情绪的释放，人类已经把它做成文化的标本，但却挂羊头卖狗肉，罢了。我们在反思中得到的经验是文化和观念的杂种，不断自我毁灭。肇事者也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对世界體无完肤的鞭笞，但得不到回应。于是，我们更狠地指着它骂：狗日的。骡跟狗没什么关联，杂交并非来自马和驴的原罪，却在指鹿为马。悲哉，悲乎。

（责任编辑：孙婷）

黄海兮 诗人和小说家，现居西安。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白日》，长诗《余哀》及小说集《朝花》等，计二百余万字。有中短篇小说多次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有少量作品被翻译成英德韩日西班牙等国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