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

余静

九莉的幻灭

几年前读张爱玲的《小团圆》，读不下去，人物如走马灯，琐碎。最近又拿起来看，竟迷进去了，为九莉不值。花花公子邵之雍，怎配得上她的眼泪。

九莉就是张爱玲，邵之雍是胡兰成。离开上海二十多年后，在美国洛杉矶的一间小公寓里，张爱玲开始写《小团圆》，彼时她55岁。大约作家都会有一本自传性的东西，自己写也好，授权别人写也罢，总是个交待，省得身后被一些不相干的人说三道四。

不知张爱玲写的时候有没有犹疑，完成后她倒有些小心了，一度想销毁它，原因竟是不想让那个人得意。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小团圆》是写过去的事，虽然是我一直要写的，胡兰成现在在台湾，让他更得了意，实在不犯着，所以矛盾得厉害，一面补写，别的事上还是心神不属。”

55岁的张爱玲已经能够站在远处看自己，一如她躲在绛红色帷帐后露出的幽深的、冷冷的目光。年轻时的冷是冰，化成水，到底是流动的；现在的冷是幻灭，爱情、恩情终抵不过世事流转，沧海桑田。

“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这是张爱玲的洒脱，也是无奈。她知道她与胡兰成的情爱必将成为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文字里没有避讳。九莉与邵之雍由相识、相恋到结婚、分手，其间两人的芥蒂、猜疑、闺阁里的小秘密，都以张爱玲式的笔法呈现出来，写得很淡很淡，如加多了水的墨痕，只轻轻一点，就轻易渗透纸面，在背后变成泪。

九莉的心理描写，张爱玲常说一句话：“像被针扎了一下。”没有剧烈撕扯的疼痛，就是被扎了一下。你可以说这是张爱玲惯有的冷漠，但我心疼她，她总是被“扎了一下”，早已满身针孔了吧。

张爱玲的好友宋淇夫妇是《小团圆》的第一批读者。他们有两个担心：一是胡兰成会利用《小团圆》的出版而大占便宜，亦不会顾及到张爱玲的死活；二是九莉不是个讨喜的角色，自私、冷漠，读者的反感也许会波及张爱玲。但张爱玲还是这么写了。她坚持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她宁愿不出版，也不想改动一个字。

幸运的是，我们读到了完整的、没有删改的《小团圆》。从1976年小说完成到2009年出版，历经30年之久。这期间，胡兰成去了，张爱玲去了，代理这部小说的宋淇夫妇也去了，所有他们曾经担心的问题都不存在了。时间是解决问题的高手，化一切于无形，谁还能争辩什么呢？

张爱玲大概早就明白这一点，她在小说里借九莉的口说，她没想通，好在她最大的本事是能够永远存为悬案，也许要到老才会触机顿悟。她相信只有那样的信念才靠得住，因为是自己体验到的，不是人云亦云。

生在那样一个显赫的家庭，却没有得到多少爱。母亲出国，父亲吸鸦片，整日无所事事。张爱玲和姑姑生活在一起，两个女人茕茕相对，既亲密又疏离，想来让人不寒而栗。也因此，小说里的九莉不相信任何人，包括三姑、母亲、同學，什么都要和他们分得一清二楚。尤其钱财，不会少给一毛，也绝不多占一分。她不落别人的“人情”，也不会送给别人“人情”。对与她无关的事，她更是漠然。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日本投降了，外面在放炮，消息传来，九莉翻了个身，继续睡了。

偏偏这样一个“冷酷”的人，遇到了邵之雍。她独对他有期待，想和这个男人白头到老。就算知道他有“二美”“三美”，她也尽量让自己理解——一个身处动荡中的人总要有些短暂的安慰。她甚至不顾自尊，千里迢迢去找他，让他做一个选择。但他到底不愿选择，说“牙齿好好的为什么要拔掉”。九莉觉得这是疯人的逻辑。她一直微笑着，不再问他，背地里却流眼泪，“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

其实以九莉的聪明，或许早就看透了，只是不想戳破。

小说第九章，张爱玲鲜有地用一整个章节描述一出戏。我以为这是《小团圆》的华彩。

戏的名字不知道，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公子和小姐私定终身，有了云雨之欢，公子去赶考，途中艳遇另一人家的小姐，一见再钟情。结局大团圆，公子考中，迎娶二美。

九莉坐在凳子上看戏，旁边不断有人嗤笑，说台上的戏子“怎么一个个都这么难看的”。台上演一段，底下就有人笑，“怎么一个个都这么难看的”。一句话重复了五次之多。

没有任何九莉的心理描写，但“怎么一个个都这么难看的”让人心悸。在邵之雍的理想世界里，三美团圆，九莉是其中一个。九莉为自己难堪：她居然想说服自己这是可以接受的。但现实是血淋淋的“难看”。

九莉看不下去了，站起来往外挤。她要的不是“大团圆”，而“小团圆”更是奢想。九莉终于明白了她和那些女人的区别。

“这些人都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阔度。只有穿着臃肿的蓝布面大棉袍的九莉，她只有长度阔度厚度，没有地位。在这密点构成的虚线画面上，只有她这翠蓝的一大块，全是体积，狼犺的在一排排座位中间挤出去。”

这一段真是精彩。九莉“挤出去了”，对邵之雍的期待也幻灭了。

现实的情形是，1944年，张爱玲和胡兰成缔结婚约。胡兰成在婚书上写下“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他没有给张爱玲一个安稳的现世。时局动荡，人心离散，他在逃亡中也不忘处处留情。最可笑又可气的是，他写信给张爱玲，常忍不住津津乐道于别的女子对他的爱，还责怪爱玲不会嫉妒。他真是将爱玲当作精神伴侣了。他用《聊斋志异》中的《香玉》打比方，说“香玉吾爱妻，绛雪吾腻友也”。他是想把张爱玲放在“腻友”的位置上。他欣赏张爱玲的绝世才华，享受他们的灵肉相通，同时也割舍不了世俗的爱。一个是仙境，一个是凡尘，他妄想上天入地，二者兼得。

张爱玲不是个传统的女子，但也向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对胡兰成的那套逻辑很反感。后来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以“无赖人”代称胡兰成，可见她的态度。

张爱玲24岁跟了胡兰成。最美的年龄。以她的桀骜、清高，却说遇见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直到尘埃里开出了花……

花还是萎谢了。多年以后，她孤身一人，在洛杉矶的一间小公寓里写《小团圆》。因为酝酿得实在太久了，写得非常快。她说：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吾宁爱与憎

台湾作家李敖，2018年去世之前，曾发表过一篇公开信。那个骂了一辈子人的李敖，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突然温柔起来，邀请他的友人和仇人见“最后一面”。他说，希望这次会面是真诚的、坦白的，“不仅有我们如何相识，如何相知，更要有我们如何相爱相杀”。

无论友人仇人，李敖说，想和他们一起吃顿饭，合一张影，带他们看看自己养的猫。

人生光阴匆匆几十年，最好的告别方式就是一笑泯恩仇吧。

想到《射雕英雄傳》里的一个故事。

宋徽宗年间有个叫黄裳的，受皇帝委派，带兵剿灭一个叫“摩尼教”的民间教派。“摩尼教”里有不少武林中人，黄裳是混官场的，不懂什么武林规矩，一通乱打乱杀，得罪了很多名门正派的高手。这些人说，好，你不按规矩来，那我们也不要规矩了。跑到黄裳家里，把他的父母妻儿杀了个精光。黄裳寡不敌众，逃到一处穷荒绝地躲了起来。他把敌人的一招一式皆记在心里，苦苦思索破解之法。终于有一天，他想通了破解的法子，就算这些高手一齐上，他也能对付得了。

黄裳于是走出深山，报仇雪恨的日子终于到了。但奇怪的是，那些敌人一个个都不见了。黄裳四处寻找，终于找到其中一个仇人，当年跟他动手时还是个小姑娘，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老太婆。

原来，黄裳在深山里潜心钻研武功，日思夜想，浑然忘我，不知不觉竟已过了40年。那些仇人当年大多已四五十岁，又过了40年，岂不是都死了么。

黄裳看那老太婆躺在床上，只剩喘气的份儿，不用他动手，过不了几天也就死了。积压在他心底数十年的深仇大恨，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黄裳释然了，给他唯一的仇人——那个老太婆喂饭喂药，像对待亲人一般。

每个人都难逃一死，四十年长吗？在时间的洪流里不过一瞬而已。人的仇恨有多深？是一盆水那么深，一口井那么深，还是海那么深？如果仔细想一下，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因为我们答不上来。仇恨没有形状，没有质量，它是因名存在的一个东西，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把它称作“仇恨”，它就成“仇恨”了。我有时乱想，如果最初的最初，那个命名的人用另外一个字代表“仇恨”，比如“爱”，那这个世界会怎样？你觉得会颠倒吗？

放心，当然不会。因为“爱”已经被定义为“仇恨”了呀，你不会因为别人对你说“我爱你”而高兴。可见这个因名存在的东西是很不靠谱的，它常常变化，却装出一副恒定的、煞有介事的样子，让我们往东我们就往东，让我们往西我们就往西。想想看，从小到大，有多少恨曾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辗转反侧、夜不能眠？现在呢？还不是风吹云散了。恨，心旁一个艮，艮是《易经》八卦中的一卦，代表山。把山放下，心就轻松了。

木心先生一生坎坷，十年动乱期间被捕入狱，囚禁18个月，所有作品被烧毁，三根手指遭折断。在狱中，他用写“坦白书”的纸笔写《狱中笔记》，谈文学、谈艺术、谈生活，就是不谈悲苦；他手绘钢琴黑白琴键，无声地弹奏莫扎特与巴赫，做那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晚年，他在一首诗里写道：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那时，木心已是望七之年，蜗居在纽约一个叫“杰克逊高地”的街区。他在这里为一群中国艺术家讲述世界文学史，陈丹青是听课学生之一。陈丹青回忆，当年，就在这窗台里，先生满心狂喜，谛听彻夜的鸟鸣，写下《杰克逊高地》。

“……

“天色舒齐地暗下来

“那是慢慢地，很慢

“绿叶藂间的白屋

“夕阳射亮玻璃

“草坪湿透，还在洒

“蓝紫鸢尾花一味梦幻

“都相约暗下，暗下

“清晰，和蔼，委婉

“不知原谅什么

“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就在那个五月的傍晚，在远离祖国的杰克逊高地，这位异国的流浪汉，一个孤单的老头，在心里原谅了一切。

在距木心先生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有位叫李商隐的诗人，说了一句和“不知原谅什么”很相近的话——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李商隐登山访僧，遍寻不见，黄昏时分看到一位僧人靠着一枝青藤，正在独自敲磬。万籁俱寂，纤尘无染，李商隐顿感世界的静谧与安详，发出了“吾宁爱与憎”的感叹。大千世界俱在微尘之中，人也是因缘聚合的产物，微不足道，还有什么爱和恨呢？

人生最难是释怀，但有时候释怀却是一瞬间的事。比如《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裳，恨了四十年，仇人都死了，他想原来自己也会老，也会死，与其整日在仇恨和不甘中纠缠，不如把平生所学所悟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那本震动武林的《九阴真经》。

我的一位朋友，几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刚确诊的时候，她很崩溃，成天想，为什么是我？我没干过亏心的事，为什么偏偏是我？老天爷不公平啊！劝她、安慰她都没有用，她较劲的对象是老天爷，病生在她身上，你无法感同身受。一段时间之后，她看似平静了，但我知道她没有释然，因为你不能跟她提那个病。她的痛苦不在于疾病本身，而是她不能原谅为什么是她生这个病，她竟然觉得，得病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我很明白她。她骨子里是一个极为要强的人，疾病击垮了她的自尊。所以，这事不能劝，只能自己救自己。直到两年后的一天，她对我讲起一次经历，我看到她眼里的泪水，知道她释怀了。

她说，她和一群驴友登山。她平常很少登山，况且身体还在恢复中，山没有名，也不算高，但路极其难走。她坚持爬到了山顶，之前一直阴沉的天突然亮起来，远处群山起伏，云雾缭绕，太阳倏地从层云里跃然而出，金光一片。一瞬间，她泪水横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春花秋月，夏雨冬雪，世事流转，沧海桑田。人多么渺小，谁会为你停留片刻？

人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才会痛苦。学会释怀，释怀是与自己、与生活、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释怀是放下，不是放弃，是自我认识清醒后的重新出发，是直面心灵的自我救赎，是冲出迷雾的豁然开朗。我们要原谅的其实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啊！

说话恐惧症

对于说话这件事，我是有阴影的。

上学时最怕老师提问。坐在座位上佝着背，恨不得缩到地下去，眼睛低垂或游移不定，不敢与老师的目光相撞。偏偏有些老师自以为神武，专叫一提问就低头的学生。于是站起来，于是脸红心跳，于是语无伦次，于是满堂哄笑。

最让我感到痛苦的不是被老师叫起来，而是明明知道问题的答案，一旦站起来，那个正在说话的就不是我了。那个人曲解我的意思，扰乱我的邏辑，以得到老师和同学的笑声为荣。我那支离破碎的语言像廉价的玻璃碎了一地，那时的我恨不得捡起一块玻璃做匕首，插入那些嘲笑者的胸膛。

如果你认识我，你一定想不到我的学生时代有这么惨痛的经历。现在的我貌似会说话了，但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是恐惧的。

为什么？我试图找到答案。

从医学角度解释，这一类人患上了一种病——赤面恐怖症，属于心理障碍的一种。当在自己认为重要的场合或与重要的人交往时，就会紧张、激动，从而反射性地引起人体交感神经兴奋，去甲肾上腺素等儿茶酚胺类物质分泌增加，使人心跳加快，毛细血管扩张。

——够了，让百度上这些听不懂的名词见鬼去！我好好说话。

我的看法是，不要期许赞美。说话是一种表达，但人们往往不仅仅满足于表达，人关注的是表达之后的反应。正确的、错误的、有价值的、无意义的，这些由谁来判断呢？当然是听者，它可以延伸为与你有联系的人，再往大了说，是社会。

好了，由于我们过分关注同学、同事、陌生人、单位甚至社会的评价，无形中我们内在的压力增加了，和家人聊天时的自如感消失了。因为我们在和家人说话时不会在乎他们作何反应，我们是真实的，没有期待的。

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对未知事物都会有恐惧心理，别人的心思、别人的反应也是未知事物，也许是最难破解的未知事物。

为什么我们如此期许赞美？不好意思，我发现我被自己绕进去了。深究一件事就像拔萝卜，难免会带出泥来，因为不带出泥就找不到它的根。

我是肉联厂长大的孩子。那会儿是计划经济，虽然校长和老师都要找关系凭条子买肉，但我们厂的孩子并没有因此获得优越感，反倒屡屡因为“出身问题”遭到语言暴力的打击。诸如，“笨的，是不是猪肉吃多了”“你个猪脑子”“猪头”，等等。我想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对自己产生怀疑，自我的认知遭受重创。我想要更多的赞美来证明我不是“猪脑子”。有时心里有一万句反驳的话，每一句都精彩无比、逻辑严密，可一旦面对实战，反应总是慢半拍，生生把自己憋成内伤。

每一个恐惧说话的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痛，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这些“痛”解密。据说国家情报机关有一个“解密日”，通常是在特殊任务执行的十年之后，这一天，所有的秘密重见天日，可以谈论和传播。我有一个发现，有些痛苦一旦解密，简直比笑话还要笑话。

好在我已经挖出我恐惧说话的根源，接下来就简单了。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喜欢自我麻醉，俗称精神胜利法。老子说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不会说话的人用这几句聊以自慰，可你要明白，老子所说的这些圣人、贤人，他们不是不会说，而是藏着不说。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有人拿这几句话评价你，他一定只是随便说说，多少带着点溜须拍马的性质，千万不要昏了头，真以为自己大智若愚了。

中国有一个时代特别牛，只要你肚子有货，想说会说，说得有水平，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不小心还能青史留名。这就是战国时代。这些人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策士，或称纵横家。他们往来于诸侯之间，以三寸不烂之舌奔走游说、出谋划策，著名的有苏秦、张仪、司马错、唐雎、乐毅、范雎、蔡泽、邹忌、毛遂……不胜枚举，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好舌头”。

魏国人张仪还没有做秦相的时候，生活潦倒，有一次被人打了，妻子又气又恨，说：“你要是不到处游说，怎么会受这样的屈辱呢？”他不以为然，反倒问妻子：“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妻子说：“舌头还在。”张仪说：“这就够了。”噫嘻！一个人对自己会说话如此自信，这不光是自身的底气，也是那个时代的底气。

张仪并不是战国策士里我最服气的人，我最服的是范雎。《史记》和《战国策》都记载了他和秦昭王的一次对话，简直可以作为“如何说话”的教科书，现在网络平台上那些“说话的艺术”“一天内教会你说话”什么的，都弱爆了。

范雎，魏国人，客居秦国等秦昭王接见，等了一年多，秦昭王都不理他。没办法，范雎给秦昭王写了一封信。秦昭王看后大喜，立即派车去接范雎。这回轮到范雎摆谱了。《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秦昭王长跪着请求说：“先生教我吧。”范睢“嗯嗯”了两声，没说话；秦昭王再次请求：“先生请赐教。”范睢还是“嗯嗯”。这样连续三次。秦昭王说：“先生是不肯教寡人吗？”

每回看到这里我都不由得感叹，范雎太牛了，真能沉得住气。接下来就是堪称“说话教科书”的史实。我们看看范雎是怎么步步为营，让秦王信服的。

首先，范雎说，我不是不肯说出我的主张，实在因为我是个羁旅之人，与大王关系疏远，而我想要面陈的，又都是纠正您偏差错误的事，我愿意献上自己的一片忠心，可不知大王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就是大王连续三次询问我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

牛吧，先打个预防针，如果我一会儿说的话让您不开心了，您要相信我是出于一片赤诚。

接下来，继续“自虐”，加深秦昭王的印象。

范雎说，我不是害怕不敢说，就算今天说明天死了，只要对秦国稍微有些益处，就是我的最大愿望。连五帝这样的圣人都要死，我又有什么担心的呢？

是不是很感动？难怪秦昭王快招架不住了。

范雎绝对是个逻辑控，层层递进，一步一个坑，让秦昭王不知不觉掉进自己的坑里。

范雎又说，那我在担心什么呢？我担心的是，如果我因为谏言死了，天下贤士看到臣子尽了忠反遭到死罪，从此锁住了嘴，裹住了脚，没人愿意到秦国来了。

第二个担心是，现在您上面害怕太后的威严，下面被奸佞臣子的惺惺作态所迷惑，自己身居深宫禁院，离不开左右近臣的把持，没法洞察奸佞。长此下去，往大处说国家覆亡，往小了说您孤立无援，岌岌可危，这才是我所担忧的。至于说穷困、屈辱、处死、流亡之类的忧患，我是从不害怕的。如果我死了而秦国得以大治，那我死了比活着更有意义。

这段记载就是个开场白，核心谋略一点儿没说，已经让秦昭王心服口服，甚至称“范雎的到来是上天赐恩于先王而不抛弃他的儿子啊”！

范雎后来没有让秦昭王失望，他提出“远交近攻”战略，为秦国统一霸业奠定了基础。这是后话，不在今天探讨范围之内。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人需要经过多少思想的沉淀和梳理，经由大脑转化为语言，反复练习，才能够把说话变为艺术。

说话需要练习，这是肯定的。除过生理因素，说话恐惧症患者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没有思考；二、没有将思考转化为语言。转化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在心里，一个是在纸上。我们不是范雎，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记忆力、表达力和逻辑性，那我建议你还是将思考转化到纸上更靠谱些。因为无数的惨痛经历告诉我们，那些在心里构建、练习了很多遍的话，一旦从嘴里吐出，就变得词不达意，甚至面目全非了。

人的过分自信有时是带有欺骗性的。好吧，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将要说的话写在纸上，然后照着念。这不丢人。

（责任编辑：孙婷）

余 静 资深媒体人、策展人，出版长篇小说《墨色》。长篇纪实文学《易俗大先生》入选“陕西省出版基金精品項目”，入选第十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名家笔下的陕西文化旅游名篇佳作”；散文作品入选四川文艺出版社“花样女人”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