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黄学荣

母亲生于1917年，离世已经47年了。从母亲去世至今，看到别人为母亲准备礼物，挽着母亲在公园散步，陪着母亲回家吃饭，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住，只能在心里对天堂的母亲诉说着思念……

母亲和父亲同在1941 年入党。俩人是由组织介绍认识的，父亲是一等伤残荣军，双目失明，从认识那天起，母亲就对组织承诺“照顾好他”，这句话，母亲践行了一辈子。

听奶奶说，父亲从前线负伤后，组织安排他去荣军休养院，那里有医务人员照料一切，可父亲一是不想给组织添麻烦，二是考虑家里有年老的爷爷奶奶和年长的大伯，就决定带着每月30元伤残金回村。回村后的父亲情绪低落，不愿说话，不想出门，一米八多的大个子日渐消瘦。

母亲进门以后，始终记着当初的承诺，用心照顾和陪伴父亲。为了让父亲打起精神，她给父亲买了口琴，鼓励父亲天天练习，不久父亲就能吹出曲子了，脸上也有了笑容。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的身体恢复得很好，而母亲却因常年家里家外忙碌劳累，身体大不如前。

母亲没有上过学，解放后只上过识字班，认识的字不足500个，但她从没有放弃学习。母亲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为了做好工作，她跟着读小学一年级的我学认字。那时，我每天放学回家先把作业做完，晚上在煤油灯下教母亲认字。一天天过去，我的生字越写越好，母亲学会的字也越来越多。

为了记住学过的字，母亲向我要了一本大演草，在封面上写了自己的姓，后来我又在上面加了“记事本”三个大字，这个本子从此成了母亲工作的“乱笔头”。本子的正面是12张月记，记着每月的工作和大事，主要包括村里的各类会议和各项活动，凡是每月末完成的，便在前面画个五角星并写明日期。本子的反面记的全是计划生育工作，这在当时是妇女工作的重头戏。满满一本的文字，我竟没有找出一个错别字，想来，不知花费了母亲多少精力。

母亲识字多了以后，便开始自己看书学习，文字水平和业务能力在不断提高。每次村里开会，她都自己写稿发言，逻辑清晰、文辞通顺，一点儿也不像没上过学的人写的。1973年，县里要加修一条公路，名为“三八”路，按途经公社分段施工，号召全县各公社妇女积极参加。母亲按上级要求，对施工任务和组队人员以及后勤服务等计划到位，带领20个女同志，在两天内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得到公社妇联的表扬。

虽然是村干部，母亲却从不摆“官架子”，对邻里乡亲总是“有求必帮，能帮则帮”。村里有一位连奶奶，丈夫早逝，唯一的儿子也在抗战中牺牲了。母亲常对我说，她老人家舍儿卫国有功，我们都要多照顾她。每当家里包了饺子、买了水果，母亲总让我给连奶奶送去一份。连奶奶也只信任母亲一个人，有啥心里话都愿意跟母亲说。

母亲的热心与善良让她赢得了全村人的认可。她去世后，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扔下手中的活，急急赶来给母亲送行，一张张悲切的脸上，既有对母亲的敬重和怀念，也有对母亲的感恩和不舍。

母亲走了，但她那正直善良的品质、好学上进的精神，一直影响和激励着我们兄妹俩在各自的人生道路成长着、前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