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重游戏

萧深

不久前，格雷泽家族出售曼联股权引发球迷热议，几乎同时，“欧超”事件也再次爆发，外来资本对于欧洲足坛的影响成为行业的关注焦点。

但本文并不完全聚焦于格雷泽和欧超，而是以这些事件背后的重要推手美国资本为切入点，探讨欧美体育运行模式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所体现的，正是体育产业与政治经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美国资本为何玩不转欧洲足球？在狭义的体育概念内似乎找不到答案。我们需要对体育关联的产业进行分析，认知这些产业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并理解不同经济体运转模式的差异所在。

以足球为例，表面化的文化层面分析屡见报端，赞美或是反思也由此开始。不乏类似这样的标题出没：中国为什么没有xx文化？且不论“文化”本身就不是有利无弊的简单概念，哪怕其中的历史多么悠久细节多么美好，那也只是体育的一翼而已。

现代足球与体育产业“ 发展”（不是褒义词）到今天，资本已成为不可替代的决定因素，文化在各种因素的博弈中正处于下风。这种“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的东西，又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势必造成掌控资本力量的幕后老板与代表文化传统的球迷群体之间的巨大矛盾。这种矛盾在球队战绩较好时固然得以稍加掩盖，却永远不会真正消失。

但资本势力并非完全趋同甚至内部也存在尖锐冲突，美国/欧洲/中东资本格各自有不同的打法和目的。如何辨识这些资本的底层基础和顶层逻辑，而非分出高低上下或批判一番，才是重点所在。

首先应该明确，经济而非竞技意义上的国际足球，除世界杯外已基本等于欧洲足球（世界杯仍具备吸引全球资本特别是新兴势力的价值）。此种格局的形成，既是欧洲对南美进行类似“殖民地式掠夺”的结果，更是南美整体衰退的直接体现。而过去十数年美国资本涌入欧洲足坛，一定程度上又是美国对欧洲“经济殖民”的组成部分。

这一带有历史周期律特征的循环，反映了欧美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以及美国全球出击最终推动美元回流的重要进程。足球作为欧洲文化的核心资源之一，势必成为美国资本抢滩登陆的主要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在政治经济的整体博弈中占据上风，可他们对欧洲足球的改造却称不上成功。

“成功”与否并非是战绩，美国老板当家的球队虽饱受争议，依然不乏冠军入账；球队营收也不算评判标准，无论如何“格雷泽们”还是生财有道。这里的“不成功”指的是美国资本在运营模式上对欧洲足球的改造失败。

标志性事件当然是欧洲超级联赛的潮起潮落。美国资本试图打破欧洲俱乐部足球的传统格局，把各国联赛变成“欧超”的塔基，然后再造一个北美四大职业体育联盟式的产物。他们利用各方势力对欧足联这一官僚机构的长期不满，作为己方揭竿而起和转移舆论视线的武器，确实在一时之间形成“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但“ 欧超” 的快速落幕实属必然。这当然不是因为欧足联具备多么强大的能量，也不完全由于它对欧洲足球造成的若干影响，而是此事给西欧发达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潜在社会危机。事后被媒体大肆鼓吹的“球迷反对导致欧超流产”的文化故事，本质并非以弱胜强的童话，而是各国政府担心由此带来的民众上街及选票流失。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亲自下场干预，用政治强力暂时瓦解了资本同盟。

欧洲法院在前不久最新公布的判决中，认定国际足联和欧足联限制欧超的行为可能违反欧盟法律，这也被一些人视作欧超可能起死回生的转折点。诚然，谋求欧超成立的重要动力之一是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但欧超对本国联赛体系的冲击，却可能导致各国足球的经济基础瓦解进而动摇社会基础，这一点并不会因为判决而改变。因此，欧超想要成为现实依然道阻且长。

“欧超”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欧洲缺乏美国的物质基础。美国体育拥有极高的经济独特性，纵向维度表现为产业上下游和社会各环节的紧密串联，横向维度表现为“资本家的平均主义”。

美国依托资本优势，建成了一个以多项目职业体育为展示平台，全国大学和高中为供应基地的巨大市场，而这个市场又是可以自给自足，甚至脱离全球体育市场而存在。这种体育产业的独特性，恰恰是其经济实力的缩影。

上述条件，即使是理想中高度一体化的欧洲也无法满足。而美国资本“只想摘桃子，不愿打基础”的做法，确实可能造成欧洲足球产业的整体塌方。于是“欧超”反过来促成了欧陆各国上层之间难得的一次联手，这出乎美国人当初的预料。

一击不中未能实现目标，再加上全球大环境的迅速变化，美国资本的逐渐退潮也就合乎情理了。国内舆论议论颇多的“欧美体育理念不同”只是表面文章，经济原因比意识形态先行才是实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外部资本会离开欧洲足球的舞台。拿欧洲商业化程度最高的联赛英超来说，对外来资金依然有着高度需求。这是因为英国政府自撒切尔夫人时代开始，已放弃了大部分第一和第二产业，足球这种可以充分吸纳投资的优质第三产业标的，就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摇钱树之一。

何况伦敦作为全球金融重镇，能够为各路资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各类服务，也是其他欧洲国家不具备的条件。

中东是接过美国大旗的核心力量，也是各种收购传言中的主角，比如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和阿布扎比主权投资基金这种富可敌国的资本。当然，他们背后的故事也绝非是“土豪一掷千金”那么简单，而是国家意志的海外实践。

以沙特为例， 所谓“ 2030 愿景” 的根本， 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维系社会稳定。国内尽可能摆脱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高度依赖，拓展新能源领域创造就业带动内容；国际上加大石油出口，获取更多外汇储备。体育在这个宏伟计划中，资金占比固然不大，却有较强的国际舆论效应。

除收购海外俱乐部之外，沙特还在国内足球联赛和举办国际大赛（F1/达喀尔）上投入了在外界看来颇为庞大（实则于自身规模有限）的资金，走出申办世界杯这一步也顺理成章。

与之相反，英国首富这类人物的出现，更多只是昔日帝国的回光返照。其个人的故事意义大于整体的经济作用，长期价值不应被过分放大（对球队的战绩帮助也不值得高估）。

对被投资一方（ 英超） 而言，中东资本虽然金融手段未必单纯，且意识形态和本国存有冲突。但所属政府的全球影响力有限，不会像美国资本那样出现尾大不掉的风险，因此对这种投资更是你情我愿。

但英超模式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某一政治势力主导，而是经济层面的持续高杠杆运转，就是这种做法直接推动了转会/工资/版权费用的各种天价。高杠杆的重要基础是增量市场有足够空间，这样风险尚可控制。

如今全球体育由于经济下行的关系，都开始吃存量市场的老本，豪门球队也屡次传出财务危机。一旦预期衰退后市场出现倒挂，后果严重就可想而知。

因此欧洲也出现了以德甲為代表的另一种运营模式，即对外资较为抵制的低负债保守策略。这直接导致了德甲目前的经济竞争力远不及英超，但也给预防风险上紧了安全阀。这种模式的成因不单因为德国人的谨慎作风，更由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

德国相比英国保留了较多的工业基础，有一套颇为健全的体系。同时德国并非以金融立国，对海外资金的需求和吸引力均不如英国。这就使德甲需要更多依托于本地产业和民众，德国联赛引以为傲的球迷文化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才能在足球事务中扮演相对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 德国也试图借鉴美国的部分发展思路。譬如德甲和NFL的合作，在数据呈现和媒体传播方面都有一些大洋彼岸的影子，再加上著名“50+1”的模式本身又包含了北美四大联盟的特点。从中不难看出，德国在目前的全球政治环境下，在给以足球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寻找一种“软着陆”的可行性方案。

归根结底，当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即将并已经开始成为历史的时候，如何在列车进入隧道后找准前进的方向，这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首要课题。越是在这种时候，不尊重规律的做法产生的危害就会越大。

足球和体育从来就不可能在历史大势中独善其身。技战术层面去思考进退得失固然有其价值，可一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崩塌，那不管是什么地方的资本都不可能扶大厦于将倾。即使左脚踩右脚梯云纵一步登天，“万有引力定律”还是会把人从空中拽到地面然后摔个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