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重要地位

2023-04-15 06:33程有为
跨世纪 2023年1期
关键词:河洛遗址文化

程有为

司马迁曾说“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1]1371,又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1]3262-3263。所谓“河”即黄河,“洛”即伊洛河,“嵩高”即中岳嵩山。司马迁以“河东”(今山西省南部)、“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河南”(今河南省黄河以南)为“三河”,“河、洛之间”和“三河”均指河洛地区。“居”即帝王所建之都邑。司马迁以唐(虞)、商、周为“三代”。唐虞之世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时期,夏、商、西周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时期。司马迁之言高屋建瓴,指出了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时期的重要地位。

河洛地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祥地,百年来田野考古工作不断开展,逐渐完善了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国家先后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研究对象都以河洛地区为重点,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为河洛地区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本文采用二重证据法,从传世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两个方面,廓清河洛地区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历史轨迹,探讨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重要地位。

一、上古三代帝王之都居考述

在司马迁之后,西晋文学家左思《三都赋》亦云:“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2]“崤”即崤山,居黄河、洛水之间,为秦岭余脉。“函”即函谷关。函谷旧关为战国时秦置,在今河南灵宝市东北三十里。《西征记》说:“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3]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徙关城于新安,称函谷新关,在今河南新安县东一里。总之,“崤函”的地域范围,西起陕西潼关,东达河南新安,北抵黄河,南至洛河。“崤函”特指河洛地区西部,又与“河洛”互文见义,统指河洛地区。左思重申了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重要地位。

下面我们从历史文献层面,对上古三代帝王之都居予以考述。伏羲氏是史前传说时代的中华人文始祖,与燧人氏、神农氏并称“三皇”。传说伏羲氏曾在河洛地区活动。河水中跃出一匹龙马,背上有规则的符号,人称“河图”或“龙图”,伏羲据此画八卦。伏羲曾在洛汭祭天,今巩义河洛镇有“伏羲台”。伏羲的女儿宓妃又成为洛水之神。司马相如《子虚赋》云“若夫青琴宓妃之徒”,如淳注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为洛水之神。”[1]3039-3040

司马迁《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除颛顼之外,其余四帝之都居皆在河洛地区。黄帝轩辕氏是中华人文始祖,史称“黄帝居轩辕之丘”[1]10。“黄帝者,少典之子”[1]1,都于有熊,《集解》引皇甫谧云:“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1]2《山海经》言:“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郭璞云:“天帝曲密之邑。”袁珂案:“此天帝盖即黄帝也。”[4]青要山在今河南新安,可见河洛地区有黄帝之都。河洛地区还有不少黄帝传说,如“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5]373。“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1]1394。“首山”即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市西南蒲州镇南;“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市西。

帝喾即高辛氏。《史记》称:“高辛即帝位。”《集解》引皇甫谧曰:“都亳,今河南偃师是。”[1]13帝尧为陶唐氏。《史记》言:“帝尧为陶唐。”《集解》引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中山,唐县是也。”[1]45-46又言“帝尧者”,《正义》引《帝王记》曰:“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1]15唐县在今河北唐县东北南固城。《帝王世纪》云:“帝尧氏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尧山在焉。”“及为天子,都平阳,《诗》于风为唐国。”[6]15唐县应为尧早年活动地域,其都城当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境内)。《水经》云汾水“又南过永安县西,历唐城东”。郦道元注引薛瓒注《汉书》云:“尧所都也。东去彘十里。”[5]161-162此唐城在今山西霍州市西。总之,尧都平阳或唐城,都在晋南,亦属河洛地区范围之内。帝舜为有虞氏。皇甫谧说:“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阳,或言潘。潘,今上谷也。”[1]44蒲阪在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潘在今河北涿鹿县西南。文献记载尧、舜在同一地域活动。既然尧都平阳或唐城,舜都亦应在今山西临汾或运城永济境内。

鲧、禹父子是尧舜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史称“其在有虞,有崇伯鲧……”[7]103,崇伯即崇国之君主。周内史过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7]30-31可见鲧之崇国在嵩山一带。嵩山附近的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鲧治水失败,子禹继承其事业,治水成功,帝舜赐夏后氏。史称:“禹都咸阳,及后乃徙安邑。”“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8]56咸阳今属陕西,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大梁以南之阳城在今河南商水西南。孟子说:舜崩,“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9]221。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以“阳城”为名的城邑甚多。关于禹都阳城的地望虽众说纷纭,但应以今河南登封告成镇为是,学界多认为登封王城岗遗址即禹都阳城。

夏代共14 世17 王,享国471年。《竹书纪年》记载夏代都邑变迁较详,即:禹都阳城;太康居斟 ;帝相即位,处商丘;相居斟灌;帝(宁)〔杼〕居原,自迁于老丘;胤甲即位,居西河;太康居斟,羿亦居之,桀又居之[10]3-5。此外,文献记载夏代诸王的都邑还有启居阳翟、少康居纶、桀居安邑之说。考上述诸地名,阳翟即今河南禹州,纶在今河南虞城东北,原即今河南济源,老丘在今河南开封,西河在今河南安阳一带,斟 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斟灌在今山东寿光,商丘(即帝丘)在今河南濮阳。总之,夏代王居除了太康失国后的一段时间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外,大多在河洛地区。

殷商凡29 王,享国496年。孟子说:“汤居亳,与葛为邻。”[9]147葛国在今河南宁陵,亳在今河南商丘(一说山东曹县),是商汤灭夏前的都邑。史称:“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集解》引《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1]93“先王”指帝喾。可见,商汤灭夏后,迁都夏中心区,仍称亳(或西亳),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此后诸商王的都城,《竹书纪年》所记甚详:外丙胜、殷仲壬、沃丁绚、小庚辩、小甲高、雍己伷均居亳;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外壬居嚣;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帝开甲逾、祖丁均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阳甲即位,居奄;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10]7-10。总之,商汤灭夏,都亳(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一说今河南郑州),仲丁迁嚣(一作敖,今河南荥阳北),河亶甲迁相(今河南安阳附近),祖乙迁邢(今河北邢台),又居庇(今山东菏泽,一说今河南武陟境内),南庚迁奄(今山东曲阜东),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商代都城除短期在山东外,大多在河洛地区。

西周王朝历11 世12 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西周积年为276年。史称“始文王继父为西伯,都于雍州之地”,“文王徙宅于程”,“文王自程徙都酆”[6]39-40。《诗》称,周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11]。可见周文王都丰,武王灭纣,迁都于镐。史称“武王在酆镐”,“懿王徙于犬丘”,“厉王淫乱,出于彘”[8]57。“雍州”指今陕西、甘肃及青海东部地区,“程”在今陕西咸阳东北,“酆”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东,“镐”在今陕西西安西北,“犬丘”在今陕西兴平东南,“彘”在今山西霍州。总之,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称“宗周”。但在周成王时,周公又营建洛邑(今洛阳),称“成周”。西周形成东、西两京,洛邑与镐京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

从上述考据可知,司马迁与左思关于“三代之居”与河洛地区的论断,并非虚言,而是以众多史实为依据的。但司马迁所说的“三代”是指唐(虞)、商、周,对夏则没有言及。笔者前文考述已经证明,夏代的都城也大多在河洛地区。因此,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唐虞、夏、商、周四代之居大都在河洛地区。“在司马迁的叙述中,五帝三代自炎黄始而万世一系,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上环绕中原,而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今天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河洛地区被认为是天地之中,是观象授时、祷告天地的适当地方,新朝新王(帝)必须占领先朝的故地,天下中心,获得天命的支持,才能被认同与成为文化上的正统。”[12]由此可见,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考古所见河洛地区的聚落与都邑

近百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洛地区发现了众多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都邑遗址和夏、商、周三代都城遗址。

(一)新石器时代河洛地区的聚邑

距今10000年前后,中华大地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又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新石器时代早期是原始农业起源并初步发展、定居聚落出现的时期,河洛地区分布着裴李岗、老官台、枣园、磁山等多支考古学文化。

裴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西,面积2 万平方米,发掘了一批墓葬、窖穴(含灰坑)和陶窑、房基,出土石器铲、镰、斧、磨盘、磨棒,陶器壶、钵、罐、碗、鼎,猪羊骨骼和陶猪、羊等艺术品。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被称作裴李岗文化,又分为多个类型,其中的裴李岗类型主要分布在嵩山周围。贾湖类型的典型遗址贾湖遗址位于河南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保护区面积5.5 万平方米,发现栽培稻、家猪骨骼等动植物遗存。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可吹奏乐器,甲骨契刻符号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实物资料。贾湖类型标志着新石器时代早期河洛地区原始农业的发展水平。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河洛地区完全被仰韶文化所覆盖。仰韶文化早期,今晋南、豫西地区兴起以山西芮城东庄遗址为代表的东庄类型文化。仰韶文化发展到中期,即繁荣期,河洛地区出现了庙底沟类型文化。

仰韶村遗址位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南部的缓坡台地上,总面积约30 万平方米,包含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发现仰韶时期的房址、墓葬、窖穴、壕沟、道路及灰坑等遗迹,出土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陶器有红底黑彩、深红彩陶罐和碗,小口尖底红陶瓶等。仰韶文化即因该遗址而得名。

庙底沟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韩庄村北,面积约34 万平方米,发现仰韶文化中、晚期及向龙山文化过渡期的文化遗存,包括窖穴、灰坑、房基、壕沟、陶窑、墓葬等。其下层陶器多夹砂或泥质红陶,器型有釜、灶、甑、鼎、尖底瓶、罐、盂、钵、盘、杯等,纹饰以植物叶纹彩陶为特征,据此确定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其上层发现半地穴式圆形白灰面房基、窖穴、陶窑,出土陶器多灰陶,器型有鼎、斝、豆、罐、盆、灶、杯等,多饰篮纹,少量彩陶,确定为庙底沟二期文化。

北阳平遗址群位于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境内,其核心遗存属庙底沟类型文化。北阳平村西的仰韶文化遗址面积超过100 万平方米,是该遗址群中面积最大的遗址,应为其中心聚落。其仰韶中期的两座大型房址均为半地穴式,面积在200 平方米左右。西坡遗址位于阳平镇西坡、南涧和北涧村,面积约40 万平方米,年代距今约5800年。遗址中最大的一座房址位于其中心部位,整体占地516 平方米,主室面积204 平方米,具有殿堂性质,是迄今在全国发现的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房址;清理的一座墓葬长5 米、宽3.4 米、深2.4 米,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墓葬。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处在黄河南岸伊洛汇流处的高台地上,年代距今约5300年,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一处大型都邑遗址。考古发现有三重环壕、具有迄今所见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3 处共1700 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 处夯土祭祀台基遗址,与大型建筑融合的用9 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20 多处祭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丰富的文化遗物。

新石器时代晚期河洛地区分布着龙山文化,发现众多都邑性遗址。王湾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王湾村,面积约4.5 万平方米。其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仰韶文化遗存,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饰线纹、弦纹,多彩陶;第二期属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期遗存,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有少许彩陶;第三期属龙山文化遗存,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灰陶、黑陶为主,饰方格纹、篮纹,出现鬲、斝、鬶、盉等新器型,确立为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

后冈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东郊乡高楼庄后冈,面积约10 万平方米,为新石器时代和商代遗址。1931—1934年,梁思永主持了四次发掘,发现了著名的小屯殷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三叠层”,首次明确了中原地区这三种文化的年代序列。20世纪50年代以来,又进行多次发掘。其仰韶文化陶器以红顶碗、钵、圜底罐形鼎等为典型器物,确立为仰韶文化后冈类型。龙山文化遗存发现有几十座圆形白灰面房基及一段长70 余米的夯土城墙,这是河南首次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出土陶器器型以折腹平底罐、斝、鼎、鬲、瓮、盆、盘、豆等为主,饰以绳、篮纹,确立为河南龙山文化后冈类型。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总面积约300 多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城址和墓葬两部分,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900年。其中期城址面积280 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遗址中发现有王族墓地和宫殿区、观象祭祀台、下层贵族居住区、大型仓储区、普通居民居住区、陶窑址及手工业作坊等。发掘墓葬1000 多座,大型墓内随葬鼍鼓、特磬、土鼓、龙盘以及成组木器、陶器、玉器等礼乐重器。其文化被称作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陶寺城址具有大型都邑性质,学界多认为它就是“尧都平阳”。

(二)夏商周三代的都邑遗址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八方村东,面积约50 万平方米,遗存主要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首次发掘时发现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其中西城面积约1 万平方米。后来在小城址的西面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有夯土城墙和城壕,总面积约34.8万平方米,大城北部分布大面积的夯土群,城内发现祭祀坑和若干夯土基址。学界认为该遗址即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

古城寨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曲梁镇大樊庄村古城寨村民组周围,总面积约200 万平方米,是一处以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为主体的遗址。其北、东、南三面城墙基本完整,外面有护城河环绕。城内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和廊庑建筑基址是目前发现的龙山时期面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宫殿式建筑遗址。该城的建造经过统一规划和精心设计,表明其使用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严。

瓦店遗址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火龙乡瓦店村东北,面积约40 万平方米。遗址包含龙山文化早、中、晚三期遗存,而以晚期遗存为主。考古工作者在西北台地发现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大型环壕,在环壕内中部发现两处地面起建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奠基坑等遗迹,出土陶酒器、玉鸟、玉璧、玉铲和大卜骨等。后又发现多组环壕遗迹、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及祭祀遗迹。

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新砦村西,面积约70 万平方米。其北部为龙山文化遗存,中南部为二里头文化遗存。近年在遗址中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至新砦期大型城址,北墙长900 多米,东西墙残存,又有内壕和外壕,城内中心区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村,面积约300 万平方米,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30年。在其中心区分布着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宫城外围有井字形主干道道路网,并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制造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宫城近旁,祭祀区、贵族聚居区拱卫在宫城周围。宫城内发现十余处宫殿基址。在宫殿区的北面和西北一带,集中分布着与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以高大的宫殿为中心,包括广阔的庭院和廊庑、门塾在内的封闭的威严建筑群,正是王权的反映。遗址中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制造玉器和绿松石器的作坊。一处铸铜作坊遗存面积约1 万平方米,遗留有多座操作间,铸铜工具有坩埚、炉壁和陶范,表明二里头的青铜铸造业已具一定的规模。中小贵族墓出土许多青铜器、玉器、漆器和骨器。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大型四合院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多进院落式大型宫殿建筑,显现出王都所特有的气势。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布局开启了我国古代帝王之居“建中立极”的建都模式,体现了礼制思想对于都城布局的决定作用。

偃师商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塔庄和高庄,总面积约190 万平方米。城址为三重城垣相套合。大城发现7 座城门,探出大道11条,其间分布铸铜遗存、制陶作坊及大型仓储基址。在大城中、南部有一座时代更早一些的小城,其内有宫城,发现8 座宫殿基址。中部有一座大型宫殿基址,左右各有两座面积与之相近的宫殿基址。东部的4 号建筑基址和西部的南北排列的建筑基址,可能是宫城之中的宗庙与宫殿建筑。宫城东北和西南各有府库,北侧有池苑遗存和祭祀场。城内发现有铸铜作坊遗址。偃师商城和文献记载的汤都西亳地望相吻合。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区的郑州旧城及北关一带,面积约25 平方千米,有三重城垣,内城城垣保存完整。城址内发现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等遗存以及房址、水井、窖藏坑等遗迹。宫殿区发现宫殿基址多处,还有用石板砌筑的蓄水设施。商城周围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等作坊遗址,铜器窖藏及多座中小型墓葬。郑州商城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其三重城池和宫殿区的整体形制布局奠定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基础,宫殿区发现的供水系统严密科学,三座窖藏坑内出土了大批王室青铜重器。学界多认为它就是商汤的亳都。

小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石佛街道小双桥村,遗址总面积约400 万平方米。城址面积144 万平方米,发现有夯土建筑台基、大小道路和陶窑、祭祀坑。其中心区有多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祭祀场所和青铜冶炼遗迹,出土青铜器物有爵、斝、簪、钩、镞和建筑构件等,特殊石器有大型石磬、石圭、石祖等。小双桥遗址时代属白家庄期,为具有都邑规模和性质的遗址,有学者认为是仲丁所迁之隞都。

洹北商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水以北,总面积约470 万平方米,发现有大型宫殿基址、房基、水井、灰坑、墓葬等。1 号基址平面呈“回”字形,包括门塾、主殿、配殿和廊庑,总面积近1.6 万平方米。学界多认为洹北商城是盘庚所迁的殷都,也有人认为是河亶甲所迁的相都。

殷墟位于安阳西北郊小屯村及其北面的洹水两岸。1928年—1937年间曾进行15 次发掘,出土大量陶器、骨器、蚌器、石器、玉器、青铜器以及2.7 万多片甲骨。195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持续对殷墟进行大规模钻探和发掘,探明了王宫遗址及其周围的居民点、手工业作坊区、王陵、贵族墓葬、祭祀坑、平民墓葬、聚落的分布情况,清理了武官村大墓和殉人祭祀坑、铸铜和制骨作坊遗址、一般居住遗址和墓葬区。殷墟中心区50 多座宫殿建筑的夯土台基上排列着整齐的石柱础和铜柱础,重门复室,形成中心广庭的四合院布局,规模巨大,气势宏伟。西北岗王陵区发现13座大墓,随葬青铜器、玉器数量众多。

西周时期河洛地区的重要遗址有成周洛邑、辛村卫国都城遗址。

成周洛邑始建于周成王五年(公元前1038年),周公征用殷遗民,“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13]。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老城北郊北窑一带发现西周时期的贵族墓地,共有墓葬400 多座,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器、陶器及原始瓷器。在墓地东南发现了大型铸铜手工业遗址,在瀍水东岸发现了西周祭祀遗存和众多殷遗民墓。据何尊铭文所记,洛邑为最早的“中国”。

辛村卫国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金山街道辛村,面积90 余万平方米,20世纪30年代在此发掘西周墓葬80 余座。王陵区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等。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非墓葬类遗存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制骨作坊区、铸铜作坊区、一般居住区以及大量殉人、殉牲坑。辛村西周遗址为卫国的核心遗址,是集王陵区、铸铜作坊区、制骨作坊区及其他功能区为一体的都邑。

总之,河洛地区发现的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的聚落和都邑遗址数量和重要性,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充分表明了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所具有的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地位。

三、河洛文明与中华文明

在距今10000年前后,河洛地区的古人类开始脱离使用打制石器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的旧石器时代,过渡到使用磨制石器进行农作物栽培种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发现了距今约10500年—8600年的史前文化堆积,其下层出土有细石核和细石页等典型的细石器遗存,上层则出土有粗夹砂陶及石磨盘等。它“揭示了该地区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代的演化历史”[14]。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文明起源、形成的时代。原始农业和原始手工业产生,先民们过上了定居生活,出现了聚落。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逐渐复杂化,出现聚落群、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聚落成员贫富分化,地位悬殊,阶级、国家出现,开始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大约距今9000年—7000年,河洛地区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一时期在今河南中西部分布着裴李岗文化,陕西东部分布着老官台文化,山西南部分布着枣园文化,河北南部则分布着磁山文化。裴李岗遗址出土有石器铲、镰、斧及磨盘、磨棒,发现有密集的炭化粟粒;贾湖遗址发现聚落和公共墓地以及房址、窖穴、陶窑、墓葬等,发现栽培稻和猪、狗等家畜骨骼以及麻织物残片;磁山遗址发现大量窖穴,部分窖穴下部有粟灰堆积。这表明当时虽然畜牧业、渔猎业、采集业仍有一定比重,但是农业生产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原始农耕文明逐步形成。

大约距今7000年前后,社会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6700年—4800年间,河洛地区处于仰韶文化时期。仰韶文化是以彩陶和磨光石器为标志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于河南大部、河北中南和西北部、山西大部、陕西大部、甘肃东部、青海最东部、内蒙古南部和湖北西北部地区。仰韶文化因其分布广泛,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史前文化中的一支主干文化。

河洛地区仰韶文化从早到晚可以分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或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早期,在晋南豫西地区兴起东庄类型文化。从距今约6000年开始,仰韶文化发展到中期,即庙底沟期,也是仰韶文化的繁荣期。庙底沟类型文化以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而得名,河洛地区为其分布的核心区。在距今5800年前后,以灵宝北阳平遗址群及三门峡庙底沟、渑池仰韶村等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成为中原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文化。北阳平遗址群是河洛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址的典型代表,可能和黄帝族群的活动有密切关系。这一时期河洛地区人口急遽增长,农业进一步发展,制陶业独具特色;聚落进一步扩大且分布密集,聚落之间分化严重,产生区域核心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差别,社会出现复杂化现象,开启了文明化进程。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 万平方米,为该聚落群的中心聚落。西坡遗址面积约40 万平方米,为次等聚落,在此发现大型半地穴式房屋基址10 多座,其中最大的房址占地516 平方米,包括主室和回廊,具有殿堂性质。西坡墓地为庙底沟类型晚段的典型墓地,从墓葬规格可见当时已出现贫富和地位的分化,可以分为四个层级,随葬品虽有差别但不特别突出。其“高等级墓葬虽然有标志社会身份的大口缸等特殊物品,但这些物品数量少,也并不特别精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墓葬规模是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与随葬品数量或‘价值’相比,墓葬规模表现出的等级化趋势更加明确”。“西坡墓地代表的庙底沟类型社会选择了明显更简朴的‘物化’社会等级的方式,既无奢华的随葬品,也无浓厚的宗教气氛。这一在社会复杂化初期形成的传统,对中原地区后来的文明化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15]庙底沟类型文化的传播,东到大海,南抵长江,北达河套和辽河流域,西到甘肃,促进了各地区文化的一体化,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

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区域陆续进入文明阶段。河洛地区包括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西山城址与大河村遗址、荥阳青台遗址与汪沟遗址等仰韶中晚期文化遗存,已基本可以确定为初步意义上的文明形态。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有三重大型环壕,具有迄今所见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3 处共1700 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 处夯土祭祀台遗址,用9 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20 多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双槐树作为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高规格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李伯谦、王巍等称其为“河洛古国”,推测其可能是黄帝族群在中原地区活动晚期的中心聚落。“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崇尚中心和文化包容,重视民生、农桑,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更多地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的主体在后代为主流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具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16]

约距今5000年前后,河洛地区的仰韶文化发生变化,过渡到庙底沟二期文化,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展开来。约距今4800年前后,进入龙山时代早期。距今4600年—4300年,河洛地区进入龙山时代中期,即发展繁荣阶段,形成王湾三期、三里桥类型、后冈二期等几种文化类型。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生产工具出现飞跃式进步,陶器普遍采用轮制。聚落面积扩大,盛行零星、小型、简单的墓葬。

在距今4300年前后,中国大多数区域性文明进入衰落期,河洛地区的中原龙山文化却强势发展,脱颖而出。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更加频繁,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因素进入河洛地区,新的文明要素不断在河洛地区汇聚。陶寺的大型城址、宫殿区、王族墓地以及出土的高档次随葬品,充分表明当时河洛地区已经出现早期国家,进入邦国文明社会。

距今约4000年,河洛地区人口普遍增长,聚落规模扩大,发展出若干新的区域中心。在嵩山周围,从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到新密新砦,形成了密集的城址群。登封王城岗遗址被一些学者推测为“禹都阳城”。禹州瓦店遗址作为一处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主的大型都邑遗址,可能与文献记载的“夏居阳翟”“夏启均台之享”有关。新密新砦遗址是一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出土遗物出现较多的海岱文化因素,可能与夏代早期的“后羿代夏”有关。

考古工作者在伊洛盆地发现并长期发掘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夏都“斟

”。地处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融合各方文化因素,其都邑规格和宫室建筑继承了中原传统,礼器吸收了东方和江汉地区文化因素,从而在黄河中游伊洛河流域建立了中国最初的广域性“王国”,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考古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形成表明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趋势的正式确立,中原地区的早期文明化进程完成。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表明青铜器制造已将冶炼和熔铸工艺分开,并已掌握范铸技术,从而开启了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青铜时代”。

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都于夏的中心区,仍称“亳”。商代都城屡迁,大多在河洛地区。商代前期的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中期的郑州小双桥城址和洹北商城,晚期的安阳殷墟,都在河洛地区,先后形成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河洛地区是商代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郑州商城出土的众多青铜器表明商代前期青铜工业的发展和铸造技术的进步。安阳殷墟发现的青铜作坊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出土青铜器数量种类更多,铸造工艺更为精美,表明我国青铜文明已经相当发达。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已经成熟的系统文字。距今约3300年—3000年的殷墟文化是商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其分布范围以豫北为中心,北至京津,南达豫南,西至陕西,东达鲁中,反映了殷商王朝统治地域之广阔。考古发现表明,殷商文化对长江流域文化已产生较大影响。

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出兵灭商,建都关中的镐京,称宗周。为了巩固和加强对东部广大地区的控制,周公又在伊洛盆地营建洛邑,称成周,在河洛地区分封卫、晋等重要诸侯国作为周室的藩屏。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在继承前代礼乐的基础上,制定了周代的礼乐制度。西周文明把中华文明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以“封邦建国”和“礼乐文明”为特征的统一国家阶段,为日后秦朝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奠定了基础。西周制度被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华政治文明的根基。

结 语

综上所述,在距今9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河洛地区已经出现了以粟、黍作为主体,稻作为辅的原始农耕文明,先民过上了以聚落为单元的定居生活。到距今6000年—5500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河洛地区生产发展,人口增长较快且分布集中,出现聚落群和中心聚落、一般聚落的分化,社会成员在地位和贫富方面产生差别,社会开始复杂化。在灵宝西坡遗址出现占地500 多平方米、围绕广场的大房子,先民开启了步入文明社会的进程。庙底沟文化向四方扩张,各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加强,形成了最早的“中国文化作用圈”。距今5300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巩义双槐树遗址出现三重环壕和有围墙环绕的高等级建筑集群,具有都邑性质,它与周围的聚落一起被称作“河洛古国”,展现了“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

距今4300年—4100年,长江中下游的石家河、良渚等区域文明相对衰落,河洛地区的龙山文化持续崛起,呈现出“邦国林立”的局面。在晋南地区出现了面积达280 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发现了最早的宫城,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到“邦国文明”社会。

距今约4000年,夏王朝在河洛地区建立。距今3800年前后,河洛地区出现了以二里头遗址为都邑的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相对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二里头文化在河洛地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代表了早期国家的形成与扩张的全过程,二里头文化在中原各地的统一性大大增强,其文化影响力向四方辐射,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商代前期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为代表的二里岗文化反映了河洛地区青铜文明的快速发展,至商代后期,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青铜文明达到高峰,影响波及全国各地。西周成王时周公营建成周洛邑作为两京之一,在此分封诸侯,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在此制礼作乐,西周的礼乐制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

总之,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核心区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早在西周时期,洛邑就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所在地,并形成了“择中建都”的传统观念。受其影响,使作为“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从春秋战国到宋代长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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