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路，也是一条通往诗歌的道路
——从教育成长的角度看诗人之“速成”

李广旭

美国圣约翰大学“诗歌工作坊”的主持人西蒙娜·布拉特（Dr.Simona Blat）教授每每在与学生电邮往来的过程中，都会充满热情与敬意地称呼对方为“诗人”，不论这位学生来自哪个专业，也不论该生之前是否有创作经历。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唤醒教育，让每位学生成为“诗人”。在西蒙娜·布拉特的耳濡目染下，专业各异、背景不同的学生不仅在课堂内像诗人一样进行创作，而且在课堂外延续了诗人的身份，也延续着对诗歌的热爱。

西蒙娜·布拉特对“诗人”身份的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创意写作理念的细化——成为诗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刁克利教授在《作家是可以培养的》一文中指出，英语语境中的writer是指愿意写作、能够写作、正在写作的与写作有关的人，只要在写作，就可以被称为作家。同样的道理，在美国圣约翰大学“诗歌工作坊”经过短短一学期的学习，这些大学生们就能成为正儿八经的诗人吗？或许，他们距离“专业诗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并不妨碍他们通过学习和实践掌握了一定的诗歌写作方面的专业性技巧，能够创作出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诗句或诗篇。只要在写诗，他们也是可以被称为“诗人”的。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抖音、快手、小红书等新兴社交媒体平台逐渐成为年轻诗人的秀场，“诗人”这个群体也在发生着变化。零门槛、零准入的社交媒体平台让“数码诗人”“新媒体诗人”不断进入大众的视野，其诸多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下大众碎片化的阅读习惯，成为当今中国诗坛不容忽视的诗歌力量。当然，读者们可能会诟病这些年轻诗人的文字，认为他们的人生阅历不足以酿出真正的诗意，批评他们的创作技巧只是一种缺乏诚意的套路；从另一方面看，套路写作对中国诗坛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套路，也是一条通往诗歌的道路。

中国作为一个诗歌大国，出现过不少名家。尽管如今诗歌逐渐被边缘化，但中国诗坛从未真正沉寂过，特别是时下，互联网上的众声喧哗就给人一种诗歌的“春天到来”的感觉。然而，从教育的视域看，诗歌写作的教学训练在中国是明显缺位的。在中国的升学考试中，相比成规的议论文等适宜应试的文体，写诗无疑是一种剑走偏锋，往往让阅卷者难以把握，导致“文体不限，诗歌除外”的要求反复在中、高考作文题中出现。对语文教师而言，这意味着“用不着专门教学生写诗”，更何况当下的语文教师群体中，很多人未必会写诗，更不懂教写诗；使得诗歌课在中小学阶段沦为赏析，而非创作。换言之，在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缺乏足够能孕育诗人的土壤，即便有很多青少年在这一时段拥有对诗歌潜在的喜爱，但缺少相应的技术指导，使诗歌渐渐成为人生的一种远方。高校的情况其实也很难乐观，多是把诗歌写作作为一个章节与其他文体一起打包，共同挂在大学写作课里，难成体系。由于大部分高校都没有开设专门的诗歌写作课，导致多数当代大学生虽有足够的诗歌审美力，但缺少与之相应的诗歌创造力；有一部分大学生虽然在用最原始的天赋和语言直觉写作，但容易陷入瓶颈；另一部分大学生虽然形成了与诗歌有关的洞察力、感受力、思考力、联想力与想象力，但对语言的感觉逐渐钝化，丧失了写诗的欲望和冲动。单从诗歌创作和诗人培养的角度看，我们当下的诗歌套路写作不是过多，而是过少了。

上海大学的葛红兵教授在《创意写作理论基础》一书中表示，“成规”是创造的前提，艺术性成规，其本质作用是促成“创造性生成”。因此，我认为可以把套路视作“类型成规”，或者说是成规意识的文字反映，这是建立在大量文本经验的基础上的。任何一款诗歌写作套路，其背后都是经过反复验证过的，能够将诗歌写作中重点强调的语言、情感、意象、想象等元素巧妙地调动起来，刚好落在读者的心尖上。以诗歌写作教学中最基础的三行诗为例，上海政法学院的创意写作教师高翔博士在对诸多三行诗进行系统整理后，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创作样板，即前两句作者可以自由发挥，但第三句是情绪颇为无奈的“这就是生活”或“像极了爱情”。学生借助这个样板，能够写出一些令人玩味的简单的三行诗，描摹出生活的艰辛与爱情的不易。学生还可以在这个套路逻辑上进一步推衍，利用转折、递进等技法生发出更多的诗句搭配和创作样板。

河南某中学教师梁新奇也使用过类似的现代诗歌速成法。他将诗歌分为四句，第一句是“在思维的（ ）里”，填写任何表示场所的词；第二句是“我（ ）着（ ）……”，前一个空填表示生理感觉的动词，后一个空填表示具体感觉的名词，但两者不能是常规的对应关系；第三句可以自由发挥，越土越好；第四句是“也许（ ）……”，要与将来有瓜葛，能暗示。对写作者来说，这种类似填空题的套路或许很难再现或升华自我情感，但的确可以打开我们的想象力，组装出不少妙句佳段，形成措辞上的张力，建构起一定的诗歌意境。样板式的成规套路能够为诗歌写作者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实践训练，而在套路的基础上举一反三才是套路背后的隐藏价值。成规的套路只是将某一类型的诗歌写作进行了集中性的总结、归纳和概括，有助于诗人特别是初学者在短期内提升水准，在诗歌的词语搭配方面产生更深刻的理解。诗歌作为远方已经离我们太远了，如果套路能帮助人们缩短抵达远方的时间，如果套路能帮助人们重拾对语言文字的感觉，如果套路能帮助人们唤醒潜藏心底的诗意，不失为套路之幸。我们应当看到，套路只是诗歌写作的起点，绝非终点。

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在创作初期，“做诗”的痕迹是非常重的。译者柳向阳评论格丽克的第一部诗集《头生子》时，就批评她的文字给人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读者能轻易从她的诗句里发现罗伯特·洛威尔、希尔维亚·普拉斯、T.S.艾略特、叶芝等名家的踪迹。对于诗歌写作中的模仿，另一位美国当代诗人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则予以肯定，“在成为一个诗人之前，我们必须练习写作；模仿是探究现实世界的极好途径”。值得一提的是，奥利弗在《诗歌手册：诗歌阅读与创作指南》一书中，为英语写作者在声音、意象、诗行、节奏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式样。对格丽克来说，尽管《芝加哥列车》《棉口蛇之国》里的语句措辞刻意，但这是一次诗意的出发，是其成为“诗人”的注脚。格丽克在进入大学教授诗歌课程后，对诗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掌握了更多的诗歌套路并对此进行了思考；结合个人经历，对语词搭配也有了自己更深刻的见解，在多元融通之后形成属于格丽克的创作风格，这在其第五部诗集《阿勒山》中可见一斑。从早年的“还有其他迹象/表明死神在追逐我们，从水路，从陆路”到“我要告诉你件事情：每天/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格丽克完成了由神谕式的口吻转向用洗练后的口语化方式书写爱与死亡的过程。

套路写作模式和非套路写作模式，最终目的都是一致的，即创作出诗歌作品。套路不应被局限性地定义为完全的文字游戏，而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写作者对诗歌的认知，觉醒创意思维。写作者可以从日常生活出发，利用想象和虚构将文字组合排列，从而构建起具象化的场景，达成情感逻辑，与读者共情。诗歌写作是一个过程，套路也是，需要动态地来看待。对于年轻诗人来说，将笔尖完全交给天赋是远远不够的；诗歌创作既需要人生阅历的沉淀与文本阅读的累积，也需要套路在技术层面上的指引，增强写作的信心。如果在使用套路的过程中，年轻人有机会由一名诗歌写作者成为一名诗人，实现从0.1到1.0的质的飞跃，这对中国诗坛来说绝对是件好事；至于有些评论家们对于套路写作的批评，其实质是由1.0到2.0的提升，应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