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孔子形象符合化构建

冯秀彬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济南 250300）

网络上活跃着孔子的表情包，还有各种孔子的文创产品，大众文化解构式的视觉生产始终围绕着可视性，形象思维化的变迁不如说是文化与技术的变迁，新技术、新软件、新装置、新界面等等无数的新的工具变化带来形象的“创新”，这种创新旨在吸引人的注意力，全新的消费文化带来的就是体验性和快感，这也就导致了现代设计过程中的视觉转向。

一、文化合力中的视觉转向

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下大众文化的嬗变，在1978年到1989年初这十年，一个多元化的开放型社会开始呈现，电视媒体产业结构开始发展，1990年到1999年的十年，大众文化开始井喷式的突飞猛进，电视及卫星电视开始普及，互联网处于起步阶段，精英文化开始向大众文化转型，这种转变是无意识的，甚至可以说无法阻挡的，集体的无意识行为使得民众对大众文化的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自觉行为，文化成为了一种普及式的、娱乐式的，甚至被当作了一种赚钱的工具。2000年至今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数字媒介，是一种兼容并包的跨媒体或者说全媒体时代，视觉形象的生产与消费也由单一转向多元，由集体被动转向了个体主动。

文化合力的结果使得视觉形象的媒介生产变得多种多样，在一个多元化的全媒体平台上，无数的创作者肆意地挥洒着个体创造力，这是文化合力带来的视觉表意实践的巨大变化。大众文化的视觉生产不再是单一媒介的单一生产，也打破了媒介即讯息的界限，一个媒介的信息完全可以在其他媒介中跨界传播。新媒体时代开启了个人化影像时代，强调的是自我的表达以及情感与精神诉求，影像内容是创作者自我审视观察而形成的个人化视觉影像，其传播轨迹也是网状似的多元传播，受众接受信息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新媒体时代下的孔子形象开始了从抽象的、被神化的人转变成了具象的、可触及的人，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孔子形象也开始被符号化的虚拟偶像所代替，所以我们看到带有萌表情的孔子，看到唱歌、跳舞的孔子，还有网络的孔子表情包设计。孔子作为民族文化的符号，其影像转化的重要途径就是景观化和舞台化，图像和形象为主导的视觉文本开始取代语言文字，人们对于视觉感官的追求，也使得民族文化不得不进行影像转化。这些转化进入了发展加速度，以孔子为符号的所有视听资源都被整合起来，文化产业、文旅融合、戏剧戏曲、电影电视剧、舞台剧、新媒体展览展示、数字化虚拟体验等，再加上融媒体传播，使得民族文化呈现了全民共享，传统民族文化符号的崇高、历史深度和神化表现被最大限度地压缩，加强视觉冲突的艺术表现力，可见，孔子作为民族文化的影像转变是建构起了另一个艺术幻象。

二、符号下的孔子形象消费

（一）孔子形象的象征与隐喻

如果给象征和隐喻做一个及其简化的概述，那就是它并不是通过具体意象来解释说明或者传情达意，而是通过暗示，在读者心中重新塑造它们。暗示完成了从形象到意义之间的过渡，传统的约定俗成的象征不断地在艺术的演进中嬗变，新的象征含义处在萌芽到迸发的无限创造之中，这种象征的艺术表现方式并不象征某个具体的形象，而是带有普遍的意义和情感。

然而，人们的个体生命体验不同，对于艺术象征的意义理解千差万别，象征和隐喻作为一种艺术符号，都带有一种暗示性，失去了暗示性，象征和隐喻也就失去了意义的再生功能，作为一种艺术符号，意义并不是一个无差异的固定状态，意义和形象的结合始终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意义要“颠覆”形象获得自由，而形象又处处对意义进行着约束，两者之间的斗争不断拓宽着我们的认知。创作者借助于形象思维创造了象征和隐喻，象征和隐喻也成为了作者精神外化的或者物化的过程，这种物质形状“在场”的抽象思维象征和隐喻借助联想和想象，使人们获得审美体验。

从儒家典学上来看，孔子是“圣化”的过程转变，孔子形象在被改造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膜拜性的表述与夸张，这种语录式的记载以正面的视角塑造了孔子形象。在诸子百家中，《庄子》《墨子》带有争辩色彩的孔子评说，孔子在外貌气质、精神言谈中的形象展现都是为道家的学说服务，《墨子》则更多的是对孔子学说作为批判对象，《左传》《国语》对孔子的记载较为简短，不足以成为系统的言说，《史记》中的孔子形象则丰富了很多，一个在政治上失意、理想上挫败，带有悲剧色彩的孔子形象。

在诗歌中，孔子是被描述成了国家社稷的守护者，并成为了宗教偶像的象征意义，这种崇拜与儒家门派的崇拜有所不同，前者是文化意义上的自我统治；后者是统治阶级的安邦治国之本。在小说中，尤其是以明清小说为代表，孔子的形象多种多样，有儒家本色的“睿智博学”的孔子形象，有“神化”的孔子形象，还有迎合世俗审美趣味的“世俗化”的孔子形象。相较于历史典籍，小说对于孔子形象的描写更具多样性和自由性。在戏曲上，文本多以塑造正面形象为主，虽然偶尔会有戏谑化的孔子形象出现，并不被主流价值容忍，统治者对此采取了严厉的抵制态度，所以在戏曲中的孔子形象是统治阶层认可的，体现了民间对孔子崇拜的形象。步入现代社会，孔子及其儒学再一次成为代表中国独特文化符号的首要象征，电影《孔子》《孔子秘密档案》，动画片《孔子》，话剧《圣人孔子》，戏曲《大道行吟》和《孔门弟子》，舞剧《孔子》，各种类型的视觉艺术作品纷纷登台亮相，象征的意义越来越多元化，以文化消费理念为先导，肩负着文化传播的使命，带有娱乐孔子、消费孔子的成分。

（二）孔子符号的转型

符号偶像的两种转型，一个是从传统到现代，一个是从真人偶像到虚拟偶像。首先说第一个，从漫长的社会发展中我们经历过图腾偶像、神灵偶像、宗教偶像、英雄偶像等，这些偶像无一不是意识形态的化身，随着文明的进步、大众文化的到来，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事物开始渐渐走下神坛，面对多元化的冲击，神话开始消解并得到合理的解释，所以尼采发出了“上帝已死”的哀叹，然而消费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精神信仰层面的危机，偶像也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图腾、神灵、英雄开始逐渐世俗化，从抽象的、被神化的人转变成了具象的、可触及的人，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更加亲切地满足人的心灵寄托。

其次是从真人偶像到虚拟偶像。尤其是以神灵、圣象为依托的形象，开始被符号化的虚拟偶像所代替，这种偶像的建构并不仅仅是信仰，更是一种平民化的大众娱乐，以孔子的视觉设计大赛和网络的孔子表情包设计为例，这是一种大众参与的偶像符号全民生产的活动，孔子表情包设计更是将偶像进行娱乐化的解构，其中的偶像信仰的层面已经消失殆尽，在消费至上的当代社会，虚拟偶像的建构越来越趋向娱乐，引导着新的思想和观念，数字化的这些偶像形象其实除了外形以外，都已经脱离了偶像化的实质，这种偶像的再创造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审美变迁，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孔子只是提供了一个实践模仿的案例而已。

这两种转型的背后都是偶像由精神膜拜到符号消费的变化。虚拟偶像依托于数字技术，无疑就带上了数字化的烙印，首先它是可以批量生产的，机械复制时代带来的是光韵的消逝，但却带来了批量生产下的范式化传播，这种消解式的偶像消费到底能带来多大的传播效果犹未可知，传播过程中能否无差异地进行意义传达也是未知数。其次是永恒存在，孔子的形象历来说法不一，就是因为媒介的局限导致形象的模糊，现在虚拟影像能够抵御时间和生死，随时随地进行传播。以大众文化手段进行符号化的视觉形象消费，在传受关系上发生了变化，由“要我认同”变成“我要认同”，受众的认知经验凌驾于传统符号意义的内涵，孔子的精神化因素，统一归纳在消费的符号生产机制之中。

三、文创产业视野下的孔子形象

在现代文化视阈下，孔子不仅仅作为一种纯文化的输出，还兼有多个层面的视像图传，建构在“仿像”层面的影视剧，以文化符号、文化认同进行结构转化的文创产业和文旅融合开始以文化资本的形态进行孔子形象显现。

（一）从文化符号到文化产业

文化符号是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和形式。在消费社会的当下，文化的生产与输出都带有商业化的气息，孔子作为一种符号被提取出来，以现代设计理念转化为文化产品属性，将符号融于大众化的日常生活之中。

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周边形成了文化产业集群，在当下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将孔子元素进行现代化的视觉转向，将孔子作为文化品牌，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产业项目的引进和开发，山东开启了“新旧动能转换”以来，其中的文化创意产业就包含了曲阜文化的建设，孔子作为文化“IP”，很多企业从孔子形象入手，通过现代设计手段的介入，形成了一批工艺品、艺术品，在创作之初，在设计上贴近了大众文化生活，这些大众化的产品有玩偶、摆件、U盘、手机壳、行李箱等，形成了“传统文化+”的文创产业发展模式。在形象设计上，大部分企业以“萌版”孔子为主，然后将形象赋予新媒介的产品生产，这些产品的孔子形象拉近了普通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的距离，让孔子更加的平易近人，使孔子的形象与人们进行零距离接触，这种创新方式，可以让年轻人更有兴趣了解传统文化、儒家文化。

孔子博物馆与丘雨文创集团签署了《IP资源授权开发合作协议》，孔子博物馆将所有的品牌、商标及馆藏文物的形象和内容授予丘雨文创集团，该公司对这些IP进行创意开发，推出夫子祈福系列、礼行天下系列、诗礼传家系列和文化系列，共计200多款产品，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展会、文创大赛，为文创产业注入新的生命力。除了“萌版”的孔子形象外，在孔子诞辰2557年祭孔大典前夕孔子标准像揭幕，孔子标准像的制作凝结了众多有识之士的结晶，这尊孔子像是一个相貌忠厚的长者，虽然孔子标准像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毕竟也是文化产业创作下的产物。

（二）从文化认同到文旅融合。

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凝聚力量，有人指出，孔子是国际上认知度最高的中国文化符号，文旅融合对孔子形象及学说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现阶段的孔子文化资源的开发形成了以曲阜为中心，以孔子文化历史遗迹为载体，加上文创旅游产品体系，形成了孔子结构转化的文旅融合产业，目前，曲阜构筑起“三孔、四山、两城”的人文生态旅游圈，在孔子文化的推广上，目前影响最大的就是“祭孔”，2004年，以曲阜孔庙为主祭祀现场，全国40多个城市设立分场，形成了全球共同祭祀的宏大场面，各大媒体争相直播互动，延伸了孔子文化旅游的内涵。曲阜市在2006年推出了“孔子修学旅游节”，包含孔子文化、民俗文化的讲授，学习书法、绘画、中医、民乐等传统的文化知识，其他的活动还有千年孔府美食游、孔子故里除夕游、孔府婚俗游等活动项目。当然，在文旅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重开发轻保护，在一味追求短期经济的同时对人文景观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对于文旅融合发展重要的是文化遗产和文化活动的开发，而不是仅仅对人文景点的关注。以“孔子”为标签的文化旅游节，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量，在公共空间中完成国家、地方形象宣传，这种孔子的影像就带上了符号化、碎片化、民族元素感官化特征，孔子转化为影像，时间割裂为一连串的当下，在这样的语境中，民族文化当然的被统一到文化产业的社会生产中，人们开始缺少了文化的构想与实践，更多的是视觉体验的满足。民族文化的影像转化带有很强的视觉幻想，这种承载着东方历史文化的影像再创造，带给中外消费者一种“东方文化色彩”审美感受，尽管这种仿像已经发生了语境的置换，但仍然让人们从视觉幻象上获得文化补偿与寻根的满足。

有人认为“文化认同的危机”从近代就开始了，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在逐渐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又担忧文化的入侵对本土文化的浸染，在情感上又认同传统文化的回归，希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保留自己的文化个性，在这种文化寻根的集体意识中，需要一个文化集大成的象征符号，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血脉,应该是这一“集体意识”的主体部分,那么孔子也就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在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共谋中，孔子开启了多元化的符号呈现，我们看到了国际性的祭孔大典，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百家讲坛》之于丹讲孔子火爆荧屏，奥运会开幕式上三千弟子朗诵《论语》，各种以孔子为素材的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充斥荧屏，这是一场“再符码化”的孔子盛宴，孔子以前所未有的文化形态、商业形态、视觉形态进入了大众化的审美时代，在大众化的今天，仿佛孔子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位朋友，他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形态满足我们的审美需要，所以大众更能接受于丹“心灵式”的孔子解读，需要的是一个链接了现代社会的孔子，孔子真实的“本我”反而退居其次了。以此类推，周润发的孔子、动画片的孔子、文化产品的孔子、文旅融合的孔子等这些都是现代与传统、消费与解构、链接与碎片的产物，这种符号化建构一方面确实达到了无差异化的最大传播，但另一方面这种共谋式的“超我”建构能否带来真正的文化繁荣和自信，还需要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