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视域下澜湄流域旅游合作发展的符码表征
——以文化景观的多样性和认同为基础

张海云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澜湄流域的民族分布和文化景观、地缘、文缘和人缘， 呈现了多向交流和横向碰撞的流域发展历程、以及同源异流的民族过程、多源兼容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景观分布。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贯串的中华文化和东南亚、印度文化，江河文化、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等呈现出碰撞、交流、融合等文化情形。 基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景观的多样性及对多样性认同的认知与实践，澜湄流域的合作开发可从国家间层面、中国境内三省区层面、中南半岛地理单元内湄公河五国间层面三个层次做制度设计安排。鉴于生态旅游的全球性产业发展趋势，以及澜湄各国近年来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比重的增加，澜湄流域旅游合作空间拓展既可从产业层面解决减贫、 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亦可从文化层面解决现代主义催生下中心—边陲的边界流动导致的现代性的对立，从而形成共建“一带一路”澜湄流域区域形象和命运共同体的澜湄认知。

中国和湄公河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通、经济互补，青海作为澜沧江—湄公河的源头，同下游国家和地区拥有天然的纽带，在自然、文化、经济等各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发源于青藏高原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的澜沧江，经中国西藏，从云南出境后，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汇入南海，全长4880 公里，像一条银色的纽带［1］，串联了中国青海、西藏、云南三省区与中南半岛五国，被誉为东方的多瑙河。随着流域内各国关系的日渐稳健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及流域区各国多次卓有成效的开发论证与协商，基本形成了以交通、能源为龙头，同时包括环境与自然、人力资源开发、贸易、投资、旅游、通讯等多个领域的跨国境、跨民族国际开发合作［2］，在开发中寻找合作的文化底蕴，发掘民族文化联系与共性，有助于开发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合作品质的进一步提升。澜湄流域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一项国际开发的系统性工程，在“四地”建设进程中，我国三省区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五国建立冬夏互补式国际生态旅游模式，增进澜湄各国相互交流、相互支持和密切协作，有利于形成合作内容丰富、交往交流频繁、民族文化和谐相处、相得益彰的国际关系新秩序。

一、澜湄流域文明互鉴的地理与文化生态基础

澜沧江由西北向东南斜跨中国青海、西藏、云南三省区和中南半岛。 地势自北向南呈条带状倾斜，海拔逐次降低，上游较中游略显宽阔，中游狭窄湍急，下游开阔平缓，自北向南流经高原山地、河谷平原和河口三角洲。 在我国境内上源北与通天河相邻，西部以他念他翁山—怒山为界与怒江流域相隔，东部以芒康山—云岭—无量山为界与金沙江、红河相隔。 从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到干热河谷横跨寒温带、中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五个气候带，生态系统相应分布为高山草甸、寒温带针叶林、暖温带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热带雨林［3］。 由此可见，澜湄流域具有气候、地貌、土壤、植被等自然多样性及民族、宗教、风俗等文化多样性的特点，正是因为文化的多样性从而具有文明互鉴的价值和意义。

（一）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

关于文明的探讨和研究，中西方学术界形成了将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等要素视为判断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标志的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西方知识体系将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普遍标准，其文明的话语叙事包含着冲突论和衰退论交织的悲情。 然而，世界各地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从未中断， 诚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言，各个文明的历史实际是许许多多个世纪不断地相互借鉴的历史，尽管每个文明一直还保留着它们原有的特征［4］。 在关于文明的讨论中，文明概念存在单数和复数形式的表达，文明研究关涉所有社会科学领域，其概念很难在两个学者间达成共识。 莫斯断言文明是人类所达到的全部成就，德国学者使用了“文化”一词，更加清晰地辨析了文化与文明的内涵： 一种文明是其文化财富的总和。随着对作为地理区域的文明探讨的深入，空间、陆地、气候、 动植物等自然条件成为文明研究的基础环境，直至延伸到作为社会的文明、作为经济的文明、作为集体心态的文明等各方面，法律、制度、经济、宗教、历史等从不同角度成为文明研究或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准。在布罗代尔的研究中呈现了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和文明的基本结构［5］，为理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的文明形态及文明发展史提供了基于欧洲视角的知识图谱。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已经萌发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多彩文明观。 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阐发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在与西方文明研究的对话中呈现了“和而不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明如水、润之无声的和美哲学，同时也将文明论推向了学术研究的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3 月27 日在法国巴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部演讲时阐发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深邃内涵，认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提出了对待文明应秉持的态度和原则，即文明是多彩、平等和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6］；2017年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继续阐发对深化文化合作的思考，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2023年3 月15 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将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与植根于丰富多样、 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相联系， 为各国现代化发展模式提供了合理性和合法性解释及理论支持， 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理论贡献于世界文明图谱中。 相较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明交流互鉴理论为“一带一路”倡议行动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文明交流互鉴完全超越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和悲情文明观，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澜湄流域合作交流奠定了文明互鉴的话语基础。

（二）民族分布和文化景观

按照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的理解，文化是权力的体现，由于不同文明和文化差异的存在，必然有着不同的国家文化形象，文化差异的存在也必然导致文化互动、融合与碰撞，文化已成为国际冲突和合作的重要变量。世界各国为避免在文化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积极实施文化战略来树立国家文化形象，以维护和拓展本国的文化利益［7］。 民族文化的意义在于在世界文化版图中彰显存在和贡献。澜湄流域的民族文化景观和文化丛林丰富了世界文化体系，也为国家间的合作交流提供了可能。在我国境内的澜沧江流域，上游主要居住着氐羌系的藏族、普米族、傈僳族等;中游东岸主要居住着氐羌系的彝族、白族及苗瑶系的苗族， 西岸主要居住着百濮族群的后裔德昂族、 佤族和布朗族； 下游居住着氐羌系的拉祜族、彝族、哈尼族、基诺族，百濮系的布朗族、佤族，百越系的傣族，以及苗瑶系的苗族。 在湄公河流域居住着跨境的岱依族、侬族、克钦族、高栏—山斋族等，以及经常谈到的高棉人、占人、泰人、蒙人（苗族）、阿卡（哈尼族）等，另有克伦人、掸和佤邦等。

受文化多样性与自然多样性的双重影响，澜沧江流域呈现不同的民族生态景观：有草地畜牧业发达的藏族， 农林牧兼营以山地旱作农业为主的傈僳族，水田稻作发达的傣族、白族等。 自远古时期，北方氏羌、南方百淮、 东方百越就在澜沧江流域繁衍生息。 澜沧江—湄公河贯串的中华文化和东南亚文化、印度文化，江河文化、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等在这里碰撞、交流、融合［8］。 我国境内澜沧江流域民族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聚居着藏、傈僳、白、傣、彝、拉祜、佤等少数民族，民族人口约460 万，占流域人口的47.4%。 澜沧江上游是藏族聚居区，平均海拔4000m，处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及横断山北部， 纬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明显，以高寒灌丛草甸为主要景观。 傈僳族聚居区海拔约3000m，澜沧江穿梭于怒山、云岭间，从山谷到山脊形成“一山分四季”的立体气候特点，云冷杉林分布集中。 云贵高原西北部平坝和低山丘陵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分布有白族，气候呈河谷热、坝区暖、山区凉、高山寒的立体气候特点。 傣族分布在澜沧江下游的热带季雨林区，海拔仅1000m 左右［9］。

澜沧江流域是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理想场地，生态景观有森林、草地、高寒草甸草原、沙漠裸地、灌丛草地、沼泽、农田等，类型丰富。 基于此生态地理条件形成了藏彝文化、傣泰文化、高棉文化、贝叶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景观。 从民族语言系属来说，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的民族在这个流域区均有分布，语言接触和语言景观反映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几乎整个东南亚的民族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这些民族文化不为流域区某一国家所独有，其诸多的共性和文化渊源关系是建立国际大通道的软件和基础，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大通道［10］。

（三）民族流动和文化通道

流动性（mobilities）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贯穿于历史与现在、过去与未来、人与物、物与物、人与自然、中心与边境、我群与他族中，随着全球化跨边界流动的加剧，流动性成为当代社会理解空间和日常生活的关键概念和重要视角。Cresswell 认为流动性既讲人（people），又含事（things）与思（ideas），流动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流动性是尺度穿梭的，试图将人们从相对封闭、固定和静止的认知论中解放出来， 流动代表着去领地化和去边界化，是高度政治化的概念，贯穿于现代和后现代的生活叙事［11］。流动性特征在澜湄流域的历史展演中从未停止，从历史上看，这个流域区内的民族文化自古就呈现出多向交流和横向发展的特点。 民族活动，大多自北而南，氐、羌民族之南下，部分苗、瑶之南移；也有自南而北，比如孟高棉民族之北上，部分越人之北移。 经济文化活动也显示出多向移动的轨迹， 大多自东向西，比如古代南方丝绸之路、明代的军屯与民屯；也有自北而南，比如金四角流域各族的出海经商、南诏的下方拓殖。 宗教传播有迹可循，大多自南向北，如小乘佛教的传播、百夷文字的输送；也有自西向东，印度文化的潜入和藏传佛教的迭起［12］。

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傣泰文化主体傣泰民族来说，主要是指广泛分布在这个流域区内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和泰语语族各语支的民族，涉及中国澜沧江流域的傣族、缅甸东北部的掸人、老挝的泰老民族及泰国东北部的泰人等等。这些同一族系的民族虽然跨国跨境，但在地缘上毗邻，尤其同在一个河流的流域区，文化相近，语言相通，在经济生活中交往密切。傣泰民族传承着百越民族的文化因子，同时又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印度文化和邻近其他民族的文化养分，因此可以说澜湄流域民族过程是同源异流，文化景观分布上多源兼容［13］、博大精深，民族间的亲缘关系和基因记忆是合作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厚基础。

二、澜湄流域合作开发的分层次理解

澜湄流域文化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及资源禀赋的流域性特点，致使流域内的开发合作和旅游协作呈现出明显的梯级交流状态，同饮一江水的合作交流模式因不同的海拔高度及差异性的文化特点显现出不同层次的理解与认知。增进澜湄各国的合作行动至少需从三个层面进行制度设计与安排，即国家间的跨文化合作、一国之内省区间的协作和中南半岛地理单元内的合作共赢，这三个层面的制度设计考量包含国与国、大小区域间的联通协作。 联通对区域发展影响至少有二：一是引导区域资源高效合理的流动，二是消弭区域间发展的不平等。 “一带一路”中互联互通的本质是促进沿线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用区位优势和文化辐射加强区域沟通协作［14］，形成整体性区域力量，以便更好地在世界体系中拥有真实资本和虚拟资本，既促进本国发展，又推动所在区域发展。

（一）国家间的跨文化合作

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的，一种文化总会跟别的文化结盟，这样才能构建起累积的序列［15］。累积的序列和文化结盟是发展的动力，文化间的合作更能形成影响力和辐射力。 第一个层次是中、缅、老、泰、柬、越等六国在国家层面合作开发，包括交通、能源、环境与自然、人力资源开发、贸易、投资、旅游、通讯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框架的形成和持续推动。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澜沧江流域三省区需利用自然生态资源、社会人文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与湄公河流域缅、老、泰、柬、越五国找到合作的契合点，特别是青海省作为三江之源和亚洲水塔所在省份，应充分发挥澜沧江源头的区位优势和生态屏障作用，在文化交流、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和特许经营等方面与湄公河五国加强合作，形成共话澜湄情的整体区域氛围。 澜湄六国同处佛教文化圈，各国在宗教信仰上有天然的亲近性，历史上发端于先秦时期的朝贡制度，使中国与包括中南半岛五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建立了实质的贸易关系，实现了物质和文化的流通［16］，国家间基于文化合作的柔韧性和联系性较强。

（二）一国之内省区（省、县）间的协作

文化是人群公开的、可接近的文本，是铭刻在社会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及其真正本质上的象征节目［17］。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中的文化展演，事实上蕴含着多维的认同与合作交流的可能性。澜湄流域协作发展的第二个层面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是澜沧江流域的我国境内的三省区协同发展、合作共进及中南半岛湄公河五国各国内部的联通协作。

青海的玉树、西藏的昌都和云南的迪庆同属于康巴文化区，三省区藏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生计模式等几近相同，澜沧江流域的藏族与彝族、傣族、哈尼族、苗族等在历史上形成了宗教同源、经济互补、往来密切的格局，历史上的人群迁徙、文化采借、族际通婚、语言共通等使澜沧江流域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基础和政治基础。三省区之间的协同发展和交流合作更应体现在广泛而具体的实质性内容上，如围绕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打造，形成流域内的上、中、下游产业链和相应的交通运输链条；围绕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打造，形成三省区不同品牌的旅游线路和服务行业产业链，至少可以形成不同生态景观类型的旅游品牌和文化旅游品牌， 包括非遗项目、音乐品牌、体育项目、舞蹈品牌等高附加值旅游产品；围绕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 利用流域丰富的水资源，形成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和水上运输业，在生态保护的前置性条件下充分发挥大江大河资源优势，形成三省区协同发展的示范性效应，增强流域的辐射带动性能力。

中南半岛湄公河五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普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存在发展不成熟、法制不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社会生产率低下、市场容量小、上下游产业合作程度低、政权更迭不确定性较大、社会治安紊乱、国际投资依赖程度高等问题［18］。五国应妥善解决国内存在的问题，克服殖民主义造成的发展困境，树立文化自信，推进区域间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强化省、府之间三产的联通协作，形成本国优势特色品牌，彰显国家形象。

（三）中南半岛地理单元内的合作共赢

中南半岛面积约207 万平方公里，半岛上挤着湄公河流经的五国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共7 个国家。 湄公河五国也被称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中南半岛地理单元内国家间的合作交流有利于良好地缘政治秩序的构建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向好。特别是湄公河五国之间的良好合作交流可进一步推进澜湄合作机制的实施。 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离不开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及旺盛的市场需求。 目前，湄公河五国尽管政体多元异质， 但总体来说在推进政策改革和经济开放，国家逐渐由闭锁向外向型发展，五国间不同层级的发展战略框架协议都旨在寻求国家稳定和经济增长。五国在地理上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单元，次区域合作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有助于形成资源配置合理有效的经济圈、文化圈。 中国与五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稳定、繁荣、有活力的流域伙伴，因此，澜湄流域国家的合作开发应至少从以上三层面去理解。

三、文明互鉴的澜湄愿景与旅游路径

20 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及20 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衰退，使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和越南等国通过不同方式寻找外汇收入来源和经济发展渠道。受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的影响，澜湄各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严重下行压力，其中旅游业被视为经济增长的重点产业，澜湄各国更加认识到加强区域内旅游合作对于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性［19］，也更加重视本地区的旅游合作。

（一）旅游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作用

近20年来， 澜湄流域国家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极端贫困的消除和小康社会的建设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目前该区域仍存在一定比例的极端贫困人口，消除贫困仍然是澜湄流域的挑战。 在精准脱贫工程实施以前，我国广西、云南是全国农村贫困面最大、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两个省区，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和柬埔寨仍有一定数量的赤贫人口［20］，面对减贫和发展这一共同的重大挑战，澜湄流域各国更加注重发挥旅游业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的关键推动作用。

区域旅游带动了澜湄各国旅游经济快速发展，2008—2017年，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及中国云南、广西国际旅游入境人数年均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 泰国的旅游业发展较早，是澜湄流域旅游入境人数规模最大的国家， 旅游业是泰国的主要经济产业；越南旅游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旅游入境人数规模排在第二位，2001—2018年，旅游业收入增幅平均值为18.3%，在疫情之前，旅游业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 柬埔寨的旅游业是第二大支柱产业；老挝的旅游业与矿业、 电力一起是排在前三位的产业，也是老挝增长最快的行业；缅甸的旅游业收入在2006—2018年间增长了10 倍，年均增幅达18.7%；中国云南和广西，2018年旅游同比增长30%和36.6%，分别占GDP 比重的50.3%和37.4%。澜湄流域国家和地区互为主要客源地，入境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的国际游客中， 澜湄流域国家的游客占主要部分。 中国是湄公河五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泰国是老挝、缅甸的最大国际客源国，也是中国云南最大的国际客源国； 越南是柬埔寨、 老挝的第二大旅游客源市场，也是中国广西最大的国际旅游来源国；缅甸和柬埔寨目前还没有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客源市场，除越南和泰国外， 其他国家也没有成为广西和云南的主要客源市场［21］。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旅游在澜湄六国的重要性。 旅游是国家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游客来说到一个国家旅游， 意味着该国对其具有吸引力和召唤力，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建筑风格、美食享受和购物体验是吸引游客的关键因素［22］，旅游目的地对客源国的吸引力不外乎旅游体验带来的审美愉悦。

（二）冬夏互补旅游模式与文明互鉴

旅游是一种外交渠道，在塑造国家形象的诸多方式或途径中，旅游者素以“民间外交家”著称。 日益庞大的流动群体， 不仅充当了自己国家的形象大使，而且也在出国旅游的过程中把自己国家的形象带到了旅游目的地国家。 通过游客这一流动的群体，帮助一个国家像磁石一样吸引国际社会的目光，向全世界递出靓丽的名片。旅游被强调为国际民间交流的重要渠道，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经济效益有形可见，依托国际旅游活动，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增进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互相了解与友谊，在国际上塑造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无形却可感［23］。旅游过程中的跨文化传播、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 旅游者的文化身份识别、旅游过程中东道主与游客关系、文化遗产管理、文化旅游开发等是冬夏互补旅游模式持续打造中应特别注意的事项。

打造减贫脱贫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的澜湄愿景，生态旅游是一条环境友好型的可选之路。当前我国各省区都在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澜湄流域各国拥有天然的黄金水道资源，这样一条水系纽带将上、中、下游的人文资源和地文资源联系在一起，形成源头和出海口旅游品牌，是自然禀赋的馈赠。 人们习惯于借助符号来传承文明、表达思想、传播文化，文化符号不仅能反映国家特有的精神与物质特质，而且更能帮助沟通、增强记忆，不少国家都能引发清晰的符号联想，即我的符号是你的联想［24］。 所以在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打造过程中，首先要确定符合国际旅游的路数，如确定哪些是适宜区域，哪些是不适宜区域。 目前冬夏互补的旅游模式尝试，充分发掘了气候、民族生态景观等多要素资源，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的自然景观与民族文化景观相映成趣， 旅游体验与旅游教育同向而行。冬天的旅游目的地是中国广西、 云南和湄公河五国，夏天的旅游目的地是中国青海和西藏，以此加深对青藏高原、横断山区、云贵高原、中南半岛的风土人情等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的认知，推动湄公河次区域可持续发展。

拓展旅游合作空间，中国广西、云南和湄公河五国在旅游业合作方面占有地缘优势。因跨国境民族分布和文化渊源深厚，目前澜湄流域的旅游合作交流重头戏还是在边境区域的跨国游对于内陆的青海澜沧江源头，因季节、交通、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等影响，国内外游客吸引力未能显现出来，所以需要培育客源市场。 瞄准国际客源打造文明互鉴、美美与共的民族文化景观丛林，通过沿江沿河特色生产方式包括游牧、畜牧、山林耕作、河谷农业、稻田种植等展示，一方面坚守优秀传统文化生计模式和生态保护的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培育旅游观光产业，构建融自然地理、 生态保护与社会文化为一体的旅游示范样板，借以扩大国际客源。 澜湄流域各国在打造旅游形象时，要基于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国家软实力的增强打造旅游文化品牌，以中国境内澜沧江流经的三省区为着眼点，进一步增强三省区的旅游协作，建设一体化旅游路线，开辟三省区澜沧江流域环线；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地域旅游形象建构中，无论是朝圣旅游还是探险旅游、自驾游营地建设，要将各民族文化汇入中华文化体系中，牢牢把握青藏高原各民族汇聚中华的历史与实践，突出国家形象在地域文化景观中的基准和底色，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扩大文化传播的广度和力度。 在区域旅游形象打造时，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融入澜湄流域旅游开发合作中，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在民俗旅游、非遗旅游、生态旅游、体育旅游、科技旅游等层面拓宽合作空间，为解决减贫和推动发展提供旅游合作的区域方案，推进澜湄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结语

文明是实践性和空间性的文化符码表征，文明社会变化着的认同结构的部分沿着文明系统自身的扩张和收缩变动［25］。 新的地方性与区域性认同的兴起也即意味着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陲在发生秩序变动。文明化的解体过程，预示着文化的新认同的繁荣和对存在的更具体的整套意义的寻求，以文化为基础的认同随现代性、文明的扩展而反向进行变化［26］。澜湄流域以跨文化合作为基础的新秩序构建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修正和补充， 如果按照乔纳森·弗里德曼对全球性过程的研究， 现代主义是去自然和去文化的，传统主义主张文化的方式， 尚古主义崇尚自然的力量，后现代主义则是既注重文化传统，也贴近自然怀抱［27］。 澜湄流域多层次的旅游合作发展是在文化景观的多样性和对多样性的认同基础上产生的旅游文化符码，是文明互鉴的实践尝试和具体行动。 澜湄流域以旅游合作为符码的文化阐释，应在文明互鉴的视阈中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集合”，文明是文化实体，文明包容广泛，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文明是持久的，但也在演变［28］。 中国和中南半岛五国“澜湄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实践，即是各国间文明的对话和文化的结盟，文明意味着具有最大限度多样性的文化之间的共存，世界文明是保持着自身特点的各种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联盟［29］。“澜湄合作机制”体现的正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文明观，澜湄各国文明之间断断续续或有限的多方向碰撞，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单方向冲击［30］，所以世界主义体系中的文化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某个文明的普遍性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