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展望

李 佳,张成甦

(三亚学院 a.旅业管理学院; b.管理学院,海南 三亚 572099)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部分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又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部分强调,“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可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刘明辉 等,2023)[1],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之一(高波 等,2022)[2]。

自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后,城市与乡村的分化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城乡关系会经历四大发展阶段,即城乡混沌合一、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和城乡融合(蒋永穆 等,2015)[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城乡关系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陈雪娟和胡怀国(2021)认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调整可以划分为对消除城乡对抗的道路探索(1921—1949 年)、快速工业化和“城乡兼顾”(1949—1978 年)、“城乡互动”(1978—2012年)、“城乡融合”(2012年以后)4个阶段[4];文丰安(2023)认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城乡关系经历了“对立—兼顾—分治—统筹—融合”五种形态,可划分为城乡对立(1921—1949 年)、由城乡兼顾向城乡分治转变(1949—1978 年)、城乡互动发展(1978—2012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党的十八大以后)4个阶段[5];黄胤辚和姜洋(2023)也将中国共产党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分为4个阶段,即以农村为依托的救国阶段(1921—1949年)、从农村到城市的兴国阶段(1949—1978年)、城乡统筹发展的富国阶段(1978—2012年)、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国阶段(2012年以来)[6];龚勤林和陈说(2022)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城乡关系的调整经历了城乡关系曲折演进(1949—1978 年)、城乡一体化发展(1978—2012年)、城乡融合发展(2012 至今)3个阶段[7];孙方(2023)则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1949—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2 年) 、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阶段(1992—2003 年)、新型城镇化阶段(2003—2012 年)、城乡融合发展阶段(2013 年以来)[8]。

总体上看,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城乡关系进入了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对城乡融合发展赋予了新内涵、提出了新要求,标志着城乡融合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也为城乡融合发展研究提供了新课题。事实上,党的二十大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将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以期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任务与推进路径

1.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内涵与目标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是通过包括城乡融合发展在内的各个具体领域得以彰显的(高帆,2023)[9],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经济特质之一(陈柳钦,2022)[10]。刘明辉和乔露(2023)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城乡融合发展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其根本保证,以人民为中心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公平正义是其价值引领,“两个文明”是其内在要求[1]。陈柳钦(2022)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定义是:以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为重点,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统筹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发展、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10]。

冯永泰(2023)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根源于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依托于城乡高质量发展新态势[11]。城乡融合发展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在内的系统工程(高帆,2023)[9],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涵盖了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外交等多方面要求(代兴梅 等2023)[12],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应坚持整体性与渐进性、统筹性与创新性、层次性与开放性、人民性与协调性的辩证统一(黄胤辚 等,2023)[6]。吕方(2021)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三个层次:一是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实现优质资源均等化共享,二是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公平流动,三是城乡之间在精神和文化层面融合[13]。孙方(2023)指出,城乡融合发展要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振兴乡村的前提下,实现城乡发展过程中的市场高度统一、要素自由流动、功能优势互补、共享发展成果;具体来讲,要加快进城农村劳动力市民化以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打破城乡制度性壁垒以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8]。

2.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基础、短板约束与推进路径

孙方(2023)基于城乡差距和制度分析了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四大因素:一是城乡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距,二是城乡区位地理条件、交通设施条件存在巨大落差,三是城乡教科文卫发展不平衡,四是经济体制改革滞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等)。由此提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5条政策建议:(1)通过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要素制度改革、改善优化制度环境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2)通过县域产业集聚、城乡产业链价值链联通、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发挥县域载体优势,实现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3)通过促进农民工和农民收入增长、完善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调节功能等促进农民共建共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以饮水、教育、医疗为重点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通过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重塑乡村人居环境等合理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助力城乡共同富裕[8]。

文丰安(2023)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在经济融合、制度融合、文化融合、社会融合、生态融合5个方面的短板:一是城乡现代化产业融合程度低(包括产业空间融合度、产业信息融合度、产业体系融合度等);二是城乡制度融合度差(包括人才保障制度融合度、金融制度融合度、土地制度融合度等),三是城乡文化差异大,乡村文化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四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不均衡,城乡收入和人力资本差距大;五是城乡生态融合度弱,乡村生态亟待改善。因此,应加快乡村产业发展以实现城乡经济融合,完善顶层设计和配套制度以推进城乡制度融合,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并激活城乡要素流动以促进城乡社会融合,挖掘乡村文化资源优势并促进城乡文化要素流动以实现城乡文化融合,统筹城乡绿色发展以促进城乡生态融合[5]。

文丰安(2023)认为,目前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包括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以及乡村改革、乡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取得新成就和新进展。但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仍然存在城乡要素流动不畅、乡村现代产业体系薄弱且数字化建设滞后、城乡发展投入差距大且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认识与能力不足等问题,其原因在于要素流动制度不健全、乡村服务能力和现代化水平较低、城乡发展不均衡导致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以及农民的积极性和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等。因此,应完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加快建设乡村现代化产业体系和高水平数字平台,提升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水平,并提高农民全面发展的积极性和乡村建设能力[14]。

代兴梅等(2023)从人口流动、经济发展、文明建设、生态环境、外部交流等方面分析了城乡融合发展现状,认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应走人口规模均衡发展、协力迈向共同富裕、 物质精神文明并重、发展与保护两手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道路,并提出以下建议: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以实现城乡人口规模均衡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和乡村文化发展以实现物质精神文明并重,加快工农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和发挥城乡生态交互作用以实现发展与保护两手抓,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以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12]。

刘明辉和乔露(2023)从制度、经济、文化、组织、生态五个层面探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1)城乡二元管理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城乡融合制度)是阻碍城乡平等交流的主要原因,应完善城乡融合制度以促进城乡权利共融;(2)生产要素不平等双向流动造成了城乡不对等的经济地位,应畅通生产要素流动以促进城乡经济共融;(3)文化冲突阻碍了城乡文化融合,应促进先进文化发展以实现城乡文化共融;(4)通过搭建城乡协作的组织平台、整合城乡党建资源等提升组织发展效能以促进城乡组织共融;(5)通过生态共治、生态教育等推动城乡绿色发展以促进城乡生态共融[1]。

冯永泰(2023)认为,由发展制度区隔、要素流动单向和公共资源配置偏向等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应全面深化城乡改革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以构建城乡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提高农民收入、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提升乡村生活质量。此外,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落于县域,应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并从各县域的实际出发,坚持“一县一策”[11]。

三、针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及城乡融合发展某领域的研究

县城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纽带,一头连接城市,一头服务乡村,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陈柳钦,2023;张明皓 等,2022)[10][15],中国式现代化也赋予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新的内涵与使命,因而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成为研究热点之一。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专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某一领域(如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等)进行了探讨。

龙花楼等(2023)认为,县域是城乡要素流通、结构转型与功能互补的节点空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区与突破口。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应充分发挥县域的过渡、衔接、交汇、转换、交融等节点功能,通过优化城镇空间体系、完善城乡要素流通机制以及价值增值与显化机制,在优化城乡地域功能的同时促进城乡等值化发展。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任务是优化县域城乡空间融合地域系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梯度市民化、统筹乡村振兴与县域城镇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的重点包括城乡融合发展理论重构与县域实践逻辑、县域城乡要素流动机制与优化配置、县域城乡产业分工格局与功能提升、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方案、面向新需求的方法创新与技术集成等[16]。

袁方成和周韦龙(2023)在考察县域城乡融合的经验样态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指出,空间一体化治理、要素市场化改革、产业融合化发展、服务均等化是驱动县域城乡融合的主要机制,应通过城乡空间全领域共建推动县域空间一体化治理,通过城乡要素全周期管理优化县域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城乡产业全链条联动推进县域产业融合化发展,通过城乡服务全方位供给加快县域服务均等化供给,从而实现城乡空间功能互通、要素双向流通、产业链条联通、服务价值融通,以县域城乡高效融合、深度融合、均衡融合构筑高质量发展局面、构建高效能治理体系、创造高品质生活形态[17]。

高波和吕有金(2023)认为,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应针对县域发展短板和弱项提高县城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包括:加快优质资源下沉乡村,推动县域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运营和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好条件;积极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不断提高农民的土地收益[18]。杜志雄(2022)指出,县域空间是城乡融合的具体场景,应通过城乡融合破解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题,以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19]。还有学者认为,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与地方特色的县域产业是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最重要的支撑(桑坤 等,2023)[20]。此外,贺立龙和刘丸源(2023)对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进行了评述[21]。

庞丹和张晗(2023)探讨了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依据,认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是驱动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但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城乡产业协同的数字支撑不足、县域经济的衔接功能不强等对城乡产业融合发展造成了现实梗阻。应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城乡资金要素双向循环、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提升城乡产业关联度;通过强化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数字人才培育体系、推进数字技术创新等依托数字化重构城乡产业链,拓展产业增值增效空间;通过深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完善产业配套设施体系等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服务城乡产业融合发展[22]。

段雪辉和李小红(2023)认为,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举措,但数字城乡融合发展在数据、硬件、主体、技术等层面还存在诸多阻碍,包括:数据立法相对滞后、数据确权难度较大、数据开放存在安全风险等导致城乡数据要素流动不畅,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差距较大,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突出。应通过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释放数据红利,通过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弥合“数字鸿沟”,通过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促进数字包容,通过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实现创新驱动,进而激发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新动力,共享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新成果,塑造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新优势和新格局[23]。

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及其他重要内容相结合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城乡融合是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宋林飞,2023)[24],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之一(李实,2021)[25]。因此,基于共同富裕视角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较为丰富。张明皓和叶敬忠(2022)认为,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和阶段时序的统一性;目前,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在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探索差异化模式、构建有效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难题,应以县域单元为抓手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一是完善县域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机制,二是健全县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均等化长效机制,三是构建县域社会组织参与城乡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四是探索城乡融合发展与分类推进共同富裕相结合的有效机制[15]。汪连杰和刘昌平(2023)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涉及政府、企业、居民等多个主体,应通过健全激励相容的发展机制来促进共同富裕,即强化主体之间的功能互补和行为协同,扩展微观主体的选择权,并提高涉农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26]。文丰安(2023)也认为,应坚持区域与城乡协调发展,在协调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27]。韩文龙和唐湘(2023)则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之一,要通过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28]。此外,贺立龙和刘丸源(2023)对基于共同富裕目标导向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进行了评述[21]。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吴重庆(2023)指出,让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必须实现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双轮驱动并时刻保持动态中的协调与平衡[29]。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于舟和万立明(2023)认为,通过重构各类要素流动的城乡关系来畅通城乡物质变换大循环,从而构建有助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城乡融合发展框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之一[30]。

由于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乡村处于相对劣势,将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相结合的文献不断涌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乡村振兴需要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位杰,2023)[31];城乡融合是中国乡村振兴道路的突出特点之一,应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吕方,2021)[13]。温惠淇(2023)基于“五大振兴”的制度框架审视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城乡融合,认为目前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城乡融合还存在城乡产业联动弱、乡村人才供给不足、乡村文化势能低、乡村生态环境风险加大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有待加强等问题,需要通过构建产业共同体实现城乡产业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通过加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力度打造多元化、多类型的高素质乡村人才队伍,并积极推动乡村文化现代化转型,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持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32]。金正(2023)认为,加强农村要素市场建设,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基本路径之一[33]。于安龙(2023)指出,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34]。此外,张祝平(2023)认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应立足城乡融合建立中国特色相对贫困治理体系[3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齐心等(2023)认为,新发展理念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辩证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应以新发展理念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创新发展,通过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创新、合作发展机制创新、城乡科技创新等推进城乡融合机制创新;坚持协调发展,通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科学全面发展、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提高空间规划的整体性与协调性等强化城乡互动融合发展;坚持绿色发展,通过建立与绿色发展相匹配的制度体系、利用城乡自然禀赋差异加快城乡环境资源功能价值交换等着力加强城乡生态融合建设;坚持开放发展,通过城乡内外双向开放、构建高水平对外发展平台和合作发展共同体、发展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等促进城乡双向循环发展;坚持共享发展,通过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和全面共享、城乡居民的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等提升城乡居民的共享获得感[36]。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内涵特征之一(陈明星 等,2023)[37]。李泉(2023)在回顾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突破,其中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突破在于:一是从制度设计入手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可预期、稳定规范的“游戏规则”,二是通过推动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为城乡融合发展注入要素合理配置新动能,三是通过试点改革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为样板),引领城乡融合发展形成新格局[38]。刘秉镰和袁博(2023)认为,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城乡融合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39]。

此外,张劲松(2023)认为,应走重视实体经济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这一道路的具体路径包括高质量发展的制造业、城乡融合发展的农耕业和虚实两相宜的经济体系[40]。方创琳和赵文杰(2023)提出,应通过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深度推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同步建设美丽城市与美丽乡村[41]。姚毓春和夏宇(2023)认为,在县域城镇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带动县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通过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交融互鉴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42]。余杰和钱振明(2023)指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要通过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43]。姚树洁和汪锋(2023)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依托城市群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应统筹生产、生活、生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创造惠及全体人民的高品质生活[44]。张雷和秦森(2023)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的基层治理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包括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健全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帮扶机制、提升乡村的文化软实力等[45]。

五、研究展望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本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紧密结合时代要求对城乡融合发展理论进行了拓展和创新,提出了新观点、新思路和新策略,有助于城乡融合发展相关政策的制订和优化以及具体实践的有效推进。然而,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才刚刚起步,还存在较多不足和缺陷,而且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深入推进,还将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需要在持续改进中不断深化和拓展,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供参考:

一是加强实地调研研究,探索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专业数据库。目前,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大多是对理论和政策的定性研究,缺少基于实地调研材料的深入剖析。一方面,我国各地的城乡融合发展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只有通过深入的实地调研才能真正把握各地的症结。因此,应通过科学设计调研方案进行全面的跟踪调查,获取准确的一手调研资料,为相关研究提供及时的动态的材料支撑。另一方面,尽管已有不少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也有研究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时专门讨论了城乡融合的评价指标(王承哲,2023)[46],但从相关研究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来看,一些具体的指标是地区城乡发展的总体性指标(如人均GDP、人均收入等),而非融合性指标,不能科学反映城乡融合发展状况,而且所用指标基本上是在已有的统计指标基础上构建的。实际上,现有的统计指标和数据库可能并不能够完全满足准确评价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要求,因此建议相关机构着手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专业数据库,为城乡融合发展研究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二是积极开展城乡融合发展的转型研究,探索从“物的融合”到“人的融合”的转换路径。现有文献较少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融合发展转型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现代化要以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和目的(郑有贵,2022)[47]。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程必定,2023)[48],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以人为本”特征(高帆,2023)[9]。从中国的城乡关系演变来看,从城乡二元分割、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再到城乡融合发展,其围绕的中心经历了从“商品—产业”到“土地—资本”再到“人”的转变(桑坤 等,2023)[20]。因此,城乡融合发展也存在转型要求,如何快速从“物的融合”转向“人的融合”是亟待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三是深化和拓展城乡融合发展细分领域研究,重视城乡融合发展的经验总结和模式推广。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还有待拓展和细化,对重点地区的实践经验总结和模式提炼还不够。应重点关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实践和成效,科学总结和推广有效的经验模式,充分发挥示范效应,以点带面,促进整体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