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散走向弥合：智媒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困境及其纾解之道

张丽娜　吴琼

摘要：智媒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呈现出环境拟态化、结构扁平化、内容精准化、媒介智能化等新特征。同时，青年爱国主义教育面临多重现实困境，即“虚拟自由”场域干扰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价值认知、“去中心化”传播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主体权威、“信息茧房”效应遮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信息流入、“圈层文化”现象阻滞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进路等。为此，须依循“思想引领”“主体塑造”“内容为王”“破立并举”的脉络，实施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以纾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时代之困。

关键词：智媒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意识形态；网络舆论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4-0117-07

作者简介：张丽娜（1994—），女，河南商丘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吴琼（1973—），女，哈尔滨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中國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1］青年作为使用互联网的“主力军”，对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基础性工作。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5G技术等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应用，催生了一种新型媒体——智媒体，人们在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的生产生活中不知不觉踏入了智媒时代，传播媒介与人的交互变革使媒体逐渐演化为人的存在形式的进一步延伸。正如约翰·卡尔金所言：“我们塑造工具，工具同时也在塑造我们。”［2］智媒时代，海量数据信息轰炸、非主流价值观大行其道、异质社会思潮迭起、数字技术异化等因素相互交织，对我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形成诸多挑战，如何应对挑战、破解难题、走出困境，是当下顺利开展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亟须解决的难题。

一、智媒体赋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新特征

智媒时代，网络媒体与新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了网络空间信息传播跨越式发展，建构了信息智能化、数字化、个性化传播矩阵，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呈现出环境拟态化、结构扁平化、内容精准化、媒介智能化新特征。对上述新特征进行深入研究，是进一步延展和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和前提。

（一）环境拟态化：由现实场域转向虚实融生

美国著名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最早提出“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概念，认为在大众传播媒介发达的时代，信息不仅存在于客观环境、主观世界，还存在于由大众传播媒介对信息进行选择、加工、整合与结构化后形成的“拟态环境”［3］。信息传播环境的拟态化既非完全摆脱对客观事实的依赖，亦非完全复制或“照镜式”摹写客观现实，而是将现实折射到一种由专门人才创设以及特殊媒体搭建的“象征现实的环境”。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在对“拟态环境”中的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的基础上形成的感性认知与价值判断，从客观层面来讲，是有些偏离客观事物真实性的。智媒时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共同组成了拟态环境的基础支撑条件，由虚拟信息、虚拟人物、虚拟工具和虚拟场景等构筑而成的拟态环境在人们生活交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美国学者埃瑟·戴森认为，互联网络并不只是人们获取讯息和知识的源端，它还是“人们用来进行自我组织的一种方式”［4］。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自然而然地也被卷入数智化浪潮，教育场地从现实场域逐渐迁移至由网络智能媒体搭建的拟态空间，人们在此开展合理有序的自我组织和秩序重建，依次进行“信息获取——知识匹配——心理调适——行为指导”，形成了虚实融生的新型教育格局。这种新格局虽然消弭了信息传递的时空界限，延展了青年的主观意识与想象空间，但由于其存在范式具有哈罗德·伊尼斯意义上的媒介时空偏向局限，一些源于客观事实的抽象话语被扭曲变形，可能使部分青年落入偏执的价值判断与固化的政治认知“陷阱”，从而对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形成严峻挑战。

（二）结构扁平化：由垂直下行转向扁平扩散

扁平化理论最早源于企业管理，是通过精简中间组织打破传统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结构，减少纵向管理层级，拉宽横向管理幅度，以建立高效、灵活、柔性管理体系的管理理论［5］。智媒时代，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与及时性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结构从传统垂直型逐步向扁平化过渡提供了前置性条件。传统的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是由高校教师、辅导员、班主任以及其他党政工作者在现实空间开展的集体式、层次化教育活动，这种垂直型教育结构在信息筛选、传达、扩散、反馈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近年来，微信、微博、抖音、B站等新媒体平台发布的内容耦合简单的话语逻辑与画面感较强的视觉效果，短时间内即能引发青年高频次的关注，这种“点对面”式的传导机制使信息传播呈现出“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态势。在智媒场域中，一些UP主、流量网红以新颖的题材和内容“聚粉”“吸睛”，如李子柒、藏族男孩丁真、舞者马蛟龙等通过发布中华美食、中国美景、中华传统艺术等激发广大青年爱国情感共鸣，短时间内吸引数千万青年粉丝关注，从而引起发散式传播全网的“涟漪效应”和“流量效应”。这种新型信息传播结构跨越了传统信息传播结构中的诸多中间层级，促使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结构趋于扁平化。

（三）内容精准化：由整体覆盖转向定点投放

内容生产与分发是信息传播链的核心环节。传统教育模式下的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生产与分发是教育者在明确的思想导向和工具理性素材的框定下，对普及性较强的信息进行处理加工并无差别投放给青年受众的过程。而在智媒体语境中，由大数据与算法编程共同构筑的算法推荐技术在信息内容生产与分发过程中，能精准定位青年群体和定点投放信息内容，从而表现出超越传统内容分发机制效能的显著优势。根据香农-韦弗的信息论，传播内容必须既符合传播者的意图，同时又必须被接收者认同［6］。正因如此，智媒时代，为迎合青年喜好、增进青年情感认同，内容生产者利用算法推荐技术分层、细化不同青年的审美意趣，以“批量处理+精深加工+风格化表达”［7］的创作程序生产适恰青年个性化需求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为青年量身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知识图谱”，并精准投放给具有不同喜好追求的青年群体。雷蒙·洛巴托指出，这些经用户选择生产的内容通常被视为一种具有颠覆性、创造力的变革性力量［8］。因此，智能媒体技术加持下的“人—机”协同运行机制在内容生产与分发过程中改变了以往信息传播格局，表现出显而易见的精准化、个性化传播特性，实现了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从整体覆盖到定点投放的颠覆性变革。

（四）媒介智能化：由传统媒体转向全息媒体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更迭，信息传播媒介逐渐由传统媒体向全息媒体过渡。教育媒体的全息化就是利用新媒体对信息进行搜集与整合，并将有效的信息通过多种方式综合加工处理后呈现给受教育者，尽可能还原客观事物的真实性，强化青年受众 “场景化思维”的教育媒介技术。智媒时代，全息化媒体传播介质依托区块链、3D、语音交互、虚拟现实等技术，将多样态的爱国主义教育信息（如图画、文字、语音、视频等）集成化同步呈现给青年受众，使之同时满足视觉、听觉、知觉等多感官“盛宴”，与此同时获得记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心流”体验，即将全部精神和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一活动中而产生的特殊感觉与心理反应［9］。在传播效能方面，全息化媒体能够有效还原元信息，增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叙事信度与效度。智媒体借助5G技术、VR技术、AR技术、MR技术以及传感技术等先进科技对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营造仿真度极高的虚拟教学环境以再现历史场景，使广大青年得以跨越时空界限、“亲临”故事现场、重温英雄事迹。如南宁市红色工运教育体验馆，在考虑广大青年“既想要观看又渴望超越观看……既想倾听又渴望超越倾听”［10］的心理需求基础上，特别打造了以AR为技术支撑的“沉浸式剧目演出”体验场景，为青年营造爱国主义议题事件“在场”氛围，让青年能够以“剧中人”的身份亲身参与党史故事，从而激发青年对爱国主义内容的学习兴趣与情感共鸣，涵养青年的家国情怀并增强政治认同。

二、冲突与离散：智媒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困境

智媒体语境中，“虚拟自由”场域、“去中心化”传播、“信息茧房”效应和“圈层文化”现象互构交织使青年爱国主义教育面临多重现实困境，导致青年价值认知被解构、教育主体权威被削弱、教育信息流入被遮蔽、教育传播进路被阻滞。

（一）“虛拟自由”场域干扰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价值认知

马克思曾说：“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11］然而，当智媒体为人的社会交往提供无边界“虚拟自由”场域时，“自由”的本质正在被所谓的“自由者”虚化和矮化，“自由”的崇高意义也面临被解构的风险。正如约翰·格雷在《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中指出的，这种“自由”“企图消除人类的善以及实现善的方式的多样性”［12］。智媒体语境中，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消费主义打着“自由”的旗号，以戏谑荒诞的言辞赋魅并掩盖“钻空子”“挖墙脚”“找缺口”的卑行劣迹，通过炮制有色变质的虚假言论，在网络空间煽动青年情绪，在与主流价值观的博弈中干扰青年爱国主义价值认知。从更深层次来剖析，“虚拟自由”场域解构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价值理性的合法性论证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铺展：一是由“虚拟自由”场域衍生的自由化舆论干扰了青年爱国主义的价值选择。在智媒体语境中，青年身处由智媒体技术构筑的“赛博空间”——数字化交往空间［13］，在信息识别与价值判断过程中极易信服于虚妄不实的谣言、聚焦于跳脱真理的谈资，在处理个人与党、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容易出现理解偏差和选择偏向，形成与主流观点相背离的“认知鸿沟”。如2021年轰动全网的“新疆棉花”事件看似是一场由某些利益集团酝酿的舆论乌龙事件，实则背后隐藏的是资本推动的政治阴谋，意图借助网络舆论的推波助澜“扬西贬中”，影响我国青年价值选择；试图割裂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交织的逻辑自洽框架，颠覆青年对党和国家的理性认知和价值信仰。二是“虚拟自由”场域中的“泛娱乐”文化干扰了青年关于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认同。智媒时代，一些裹挟着“泛娱乐”色彩的舆论常常隐匿在“吸人眼球的新闻标题、热点事件和恶搞段子”［14］之中，以此兜售西方“普世价值”和“西方宪政”，并以悖逆于真理事实的符码语义解构社会主义本质论证、污蔑中国民主制度、抹黑社会发展成就，在散播和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衰败论”“中国崩溃论”的叙事框架中试图瓦解青年的国家信仰与政党认同。

（二）“去中心化”传播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主体权威

智媒时代，网络媒体通过高密度信息整合与极速化数理运算嵌套而成的内容生产机制，使网络空间教育信息来源的多重性与繁杂性叠加，多种网络话语叙事嵌入共生的逻辑框架导致信息“去中心化”传播是教育主体权威弱化的重要因素。尼葛洛庞帝曾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将网络空间中的每个原子化个体比作没有执照的电视台，意指网络的开放性与虚拟性使每个人都拥有展示自我的权利和确证自我的机会。智媒体网络平台中，由智媒体构筑的虚拟场域以其低水平准入门槛赋予了人们“拥有麦克风”的权利，“每一个信息接收者同时又是信息发射源”［15］，青年成为信息“生产—接收”循环系统的主要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青年与教育者在网络空间的社会关系发生重构，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主导权与话语权呈现出由中心向边缘滑落的趋势，教育主体权威存在弱化的潜在风险。此外，在智媒体语境中，部分青年存在的核心价值观薄弱、主流意识匮乏、政治敏锐性较差等情况为“流量文化”的传播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戏谑性、庸俗化的作品以其娱乐特质更具获得青年追捧和青睐的资质，在资本市场运作助推下成为热门流量文化。为追逐利益最大化，智媒体平台在“流量=价值”的偏执理念诱导下，竞相成为网络媒体流量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网络内容生产来源的多极化使信息传播结构表现为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科层制结构相对立的“去中心化”，这种新型传播结构蕴含着柔性叙事与刚性发声对抗性竞争的可能，一些打着“爱国”旗号的柔性宣泄式话语叙事和掺杂着血腥暴力画面的刚性对抗式情绪输出同频共振，共同挤占原本属于教育主体话语辐射的空间，致使教育主体权威弱化。总之，“去中心化”传播以多元杂糅的叙事框架持续冲击着青年的思想观念体系、价值评判系统和行为选择标准，并弱化了教育者在开展理论教化时的权威，进而使教育者获得青年受众爱国主义心理认同与情感追随的难度逐渐加大。

（三）“信息茧房”效应遮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信息流入

“信息茧房”最初由美国学者凯斯·R桑斯坦提出，意指“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16］。在智媒体空间，青年更趋向于接受画面感强、视觉冲击大、话语逻辑简单的内容，从而在自主梳理与聚合同类信息前提下定制专属于自己的“个人日报”。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言：“你不必再阅读别人心目中的新闻和别人认为值得占据版面的消息，你的兴趣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17］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因其严格遵循传统教学范式而不免落入强行灌输的“窠臼”，一些话语表达陈旧、画面单调、内容晦涩单一的爱国主义教育“微课堂”自然而然地被青年置于“信息茧房”之外，相关信息被“信息茧房”遮蔽而难以进入青年视线，导致网络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信息缺位。不仅如此，在智媒体平台，算法推荐技术可以把用户观看的内容进行分类和“过滤”，轻松定位且精准捕捉不同青年的兴趣爱好、心理诉求和价值取向，并据此准确为用户“画像”，“利用隐语义模型建立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18］，不断为用户提供符合其审美旨趣的“同质化”信息，用户只能被圈禁在帕里泽提出的“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中而无法接触“异质信息”，越来越多的青年“作茧自缚”，不断将自身包裹在同质化信息的襁褓中，形成结构严密的“信息茧房”。爱国主义教育信息一旦被锁定为“异质化”信息，就会被算法推荐的“过滤程序”排斥在“气泡”外，从而难以进入青年视野中。一言以蔽之，囿于青年选择偏好的单一固化和算法推荐技术的程序化，“信息茧房”中逐渐增多的同质化信息在与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形成的二元竞争中呈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爱国主义教育信息难以跨越“信息茧房”屏障进入青年思想认知体系，青年群体逐步沦为爱国主义认知的“井底之蛙”。

（四）“圈层文化”现象阻滞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进路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差序格局”实质上就是一种由亲缘、血缘或地缘建构的圈层式社会关系结构。当下，随着网络媒体技术的迭代升级，青年群体跨时空构筑了具有极强排他性与稳定性的社会交往结构，这种封闭式的社会交往催生了“网络巴尔干化”，即网络青年因具有某种类似特质而相互吸引聚合形成的具有较强粘合度的“同质圈层”。“同质圈层”中的青年具有相似的兴趣爱好、文化背景、价值取向，通过认异、求同、聚类三个环节相互吸引、自发聚集形成某一社交关系圈［19］，在趣缘分类标识下自动分离出饭圈、汉服圈、电竞圈等不同圈层。同一圈层中的人以信息分享、思维碰撞、情感认同搭建起来的关系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圈内群体粘性，但身处不同圈层的人相互间却难有机会触达对方圈层信息而形成各自独立的“信息孤岛”。正因如此，智媒体语境中，由趣缘聚合形成的网络文化圈层壁垒阻滞了圈际间信息传播，堵塞了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传播通路，导致青年爱国主义传播面临“入圈”困境。具体而言，由于处于同一圈层中的青年信息沟通闭塞，他们通常会“集体无意识”地听取和信服自身所属部落社群的同质化信息和评论，甚至出现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提到的“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唯命是从”［20］的极端情况，青年对圈外信息产生渐趋强烈的“排异反应”致使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被扫描为“异质信息”而无法通过“圈层壁垒”到达目的“战场”，导致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信息缺失移位。此外，由“标题党”生产的各种搞笑搞怪信息对青年的拉拢和同化，使爱国主义教育信息面临流动性匮乏和无人接收的传播困境。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教育、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属，没有怨言，甚至于无声无息，结果就是我们成为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种群。”［21］智媒时代，在资本利益驱动下，网络信息内容生产工具理性超越了价值理性、功利主义亵渎了契约精神，青年持续被娱乐化信息裹挟，在不知不觉中卷入“泛娱乐”文化圈层。一些网络博主为博人眼球，制作并传播包含损害党和国家利益倾向内容的网络娱乐视频、音频、动画，这些携带负面消极情绪的信息悄无声息地穿透信息选择屏障进入青年大脑，而正向积极的思想观念却难以突破娱乐文化圈层壁垒进入青年视线，导致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降低。

三、调适与弥合：智媒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困境的纾解之道

智媒时代，推进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认清由拟态化智媒空间衍生出的诸多背离现代教育本质和人的发展需要的现实问题，在智能化发展浪潮中把准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施方向。为此，需协同“思想引领”“主体塑造”“内容为王”“破立并举”四个方面，提升价值凝聚力、强化主体权威力、提高信息穿透力、重塑媒介传播力，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培根铸魂、强基固本。

（一）“思想引领”：引导网络舆论，提升价值凝聚力

舆论是智媒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之一，具有小众话语权、全民参与性、复杂多元化等特点，其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吸引力和影响力较大，能侵染人的思维体系与情感系统，甚至可能引发颠覆党和国家的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形成威胁。因此，从澄清智媒体舆论着手，加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对筑牢意识形态阵地显得尤为必要。一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价值引领作用。主流媒体要紧紧抓住网络青年这个群体，积极承担“网络意见领袖”责任，廓清西方话语的诡辩逻辑，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层面汇聚青年思想共识。此外，要强化青年爱国主义议程设置，积极利用智媒体舆论制造功能宣传爱国敬业的先锋人物、榜样事迹，引领和整合多元化的网络社会思潮，帮助青年树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构筑青年爱国主义精神家园。比如，央视新闻在微信视频号推出的百年青年报国宣传片以及《领航》《征程》《这十年·幸福中国》等纪录片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党的光辉历程和初心使命，对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二要批驳网络空间异质化社会思潮。“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2］社会主流意识是在与各种非主流意识的博弈和斗争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社会主导思想观念。智媒时代，来自四面八方纷繁嘈杂的声音在网络“推手”的运营下“粉墨登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严重威胁着我国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网络舆论引导，依法依规进行综合治理，引导网民自觉抵制损害国家荣誉、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言行。”［23］智媒体运营者作为网络舆论生产的主體之一，必须始终坚守国家安全底线，在有悖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面前要敢于“发声”“亮剑”，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空间，促使青年形成正确的爱国报国价值观，让爱党爱国、强党强国的信念深深植根于青年的成长成才过程中。

（二）“主體塑造”：打造专业形象，强化主体权威力

智媒时代，面对青年多元需求、信息来源广泛、教育“空心化”等多重挑战，教育主体亟须在“去中心化”传播语境中重塑自身专业形象，提升教育主体权威力。米歇尔·福柯就曾说过，“话语即权利”［24］。一是着力提升教育主体话语权。教育者要善于把教学话语与时代话语相融合，有效化解与青年群体对话中的话语张力，“从言说范式上看，这是一个话语再造与权力重构的过程”［25］。智媒时代，青年更热衷于使用网络流行词，譬如将中国亲切地称为“阿中”，“中国式浪漫”“厉害了，我的国”等词语成为网络青年抒发爱国情怀的热词。教育者要自然地融入智媒体语境中，适时转换爱国主义话语叙事逻辑，将结构完整、论证严谨的“宏大叙事”转化为视域明朗、言辞细腻的“微小叙事”，提升话语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塑造“友善”“亲和”“接地气”的教育者形象。教育者还要擅于将理论话语与生活话语相结合，努力弥合与“互联网原住青年”之间因话语内容抽象、概念模糊、表述刻板等局限形成的“话语鸿沟”，要将晦涩的理论话语深入浅出地进行大众化表达，将生硬的文件话语生活化表达，把理论“讲清”“讲透”“讲活”，塑造“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形象。二是着力提升个人专业素质。教育者要有积淀深厚的知识修养、掌控全局的应变能力和超越凡俗的文学文艺气质，以深厚的学识功底熏陶青年、敏锐的思维习惯引领青年、高雅的文学气质感染青年，以专业、务实、能干的教育者形象，激发青年对爱国主义理论的求知欲望，唤起青年潜藏心底的家国情怀，引领青年形成正确的家国观，让青年从心底尊敬、崇拜和效仿教育主体，形塑教育主体权威。

（三）“内容为王”：优化教育内容，提高信息穿透力

传统的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具有迟滞性、静态性、单一性与普适性等特点，与青年及时性、动态性、多样性与个性化的需求不相匹配，明显降低了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智媒时代，教育主体要坚持“内容为王”的供给原则，全力打造反映热点现实、适恰主流思想、回应青年需求的知识谱系，提高信息传播力和穿透力。一是要有机整合教育内容。根据时代发展需求与社会环境变化，有效整合与优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是破解信息传导乏力困境的重要途径。首先，要注重发挥智媒体在继承和创新传统优秀家国文化中的载体作用，为爱国主义历史典故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呈现形式，向青年讲述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人文底蕴的“新”故事。如近年来，河南卫视连续推出的《唐宫夜宴》《洛神水赋》《龙门金刚》《春分奇遇记》《清明奇妙游》等均是“智媒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的典范，是既迎合观众口味又凸显内容品质的现代优秀影视作品。其次，要结合国际局势并借鉴他国经验实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教育主体要结合国际热点事件和我国政治立场、原则，积极引导青年在世界政治与文化激荡中透视世界格局走向、认清中国发展形势、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最后，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主体要立足长远、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不断生产观照社会发展和青年多样化生活的话语内容，在坚守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基础上守正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有特色、有品味、有内涵的爱国主义话语体系，激发青年学习兴趣，提升教育质量。二要分众化传播教育内容。马克思指出，“我们阐述自然要取决于阐述的对象”［26］。实施分众化传播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是促进教育内容与青年对象匹配契合的关键策略。一方面，要区分不同教育对象，实现分众化内容定制。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要根据不同青年的思想变化、情感需要、求知欲望进行选择，尽可能地满足不同青年对于爱国主义情感表达的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要区分不同传播媒体，实现分众化渠道传播。主流媒体形式单一、内容正式严谨，非主流微媒体形式多样、内容活泼生动。教育者要学会区分和利用两种类型媒体的优势，有选择地整合不同教育信息，打通校园媒体平台与社会媒体平台、联动官方媒体平台与自媒体平台，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

（四）“破立并举”：打破圈层隔阂，重塑媒介传播力

要提升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信息传播效力，使信息能够及时、迅速地“飞”到青年视线中，就要采用“破立并举”的实施方略缓释圈层壁垒对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传播通路的阻滞效应。一要打破固有文化圈层，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信息破“圈”入“境”寻求契机。一方面，要鼓励青年从固化圈层中走出来，大胆接受新事物、新观点，使青年摆脱无序化、同质化信息的束缚，为爱国主义教育信息与青年群体实现完美对接和匹配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教育者要积极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文化观、价值观，增强对不良文化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加强向低俗、媚俗、庸俗文化“亮剑”的本领，避免青年深陷不良文化的泥沼。二要耦合媒体新技术，主动激活和构建主流圈层。提升爱国主义教育信息传播速度、广度、深度，既要通过改进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内容供给、形式设计和话语表达激活已有的主流圈层，满足青年学习需求和心理诉求，吸引并聚集青年受众自发踏入爱国主义主流圈层；又要通过增设智媒体平台，积极建构更多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主流圈层。主流媒体的扩增，既增加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出场频次，又有效避免了“千媒一面”的视觉效果和“千篇一律”的内容供给，对提升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信息传播力起到重要作用。总之，从“破”与“立”两个方向同时发力，赋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信息传播效能，提升教育质量和教育效果，对促进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科学化、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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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 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8.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8.

［23］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7.

［24］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7.

［25］赵丽涛.“后真相”时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挑战与应对［J］.中国青年研究，2016（9）：11-16.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3.

【责任编辑：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