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对传统威慑理论的挑战

马小东

威慑理论是胁迫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系统的战略理论和主导性军事政策的威慑理论发端于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威慑理论自提出以来，一直循着一条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不断演进。冷战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核威慑理论的重要性有所下降，相应地，常规威慑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无人机是当今高科技常规武器之一，也是一种低成本武器，无人机降低了冲突或潜在冲突的经济成本、生命成本和政治成本，不符合传统威慑理论对威慑条件、威慑可信性的要求。但无人机能够长时间、持续性参与冲突，能够精确袭击目标和能够拉大无人机威慑方和威慑目标的成本差距而确保无人机威慑的可信性。无人机这一高端武器能够应用于威慑领域，且对传统威慑理论提出挑战。

传统威慑理论的发展：从核威慑到常规威慑

根据英国学者劳伦斯·弗雷德曼的界定，战略胁迫（Strategic coercion）是指一国通过威胁使用武力，影响另一国决策的行为。具体包含威慑（deterrence）与威逼（compellence）两种战略。前者是指通过武力威胁吓阻对手不要做某事，目的在于维护现状，后者是指通过武力威胁迫使对手做某事，目的在于改变现状。两者中，学者对威慑理论的研究更为广泛、持久和深入，在国际政治学科中已形成一套完整而详细的威慑理论。有关威慑的朴素思想，无论在东西方，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系统的战略理论和主导性军事政策，威慑理论却是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和冷战的开始而产生，并首先在美国发展起来。对广岛和长崎的核攻击之后，纳德·布罗迪等人通过对这一新的国际现实观察和思考后在《绝对武器：原子能与世界秩序》一书中提出了威慑理论的基本思想。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是核威慑理论的第一个政策结果。此后冷战的40余年里，威慑理论成为美国制定防务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基石。

威慑理论自提出以来，一直循着一条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不断演进。导弹技术、人造卫星技术以及其他能够运载和监测核武器的新技术的发展都会影响到核威慑理论的发展，促使美苏在对峙的冷战中达到“核平衡”。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核威慑理论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托马斯·谢林和基辛格等战略家对核威慑进行深入研究。战争升级理论、确保摧毁理论等概念相继问世并成为核威慑理论的核心概念。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受美苏军事对抗、国际形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美苏两国不断进行战略调整，美国的核威慑研究陷于停滞乃至衰退。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苏联军事上的强硬使得美国急需重振国家威望，威慑研究重新受到重视，核威慑理论进入重新振兴阶段。

威慑理论随着核武器的出现而产生

冷战后，两极格局解体，再没有与美国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国际政治格局深刻变化，推动了美国核威慑思维的演变，核威慑理论的影响力再次下降，常规威慑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任务，是以高技术常规军事力量为主要手段预防、慑止和打赢大规模战区战争。常规武器在军事革命中不断走向高技术化和智能化。从整体上看，常规武器已经取代核武器成为军事威慑的主要手段，拒止方式也已经取代报复方式成为实施威慑的主要方式。海湾战争结束后，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军控中心主任威廉·佩里总结“沙漠风暴”行动时说：“新常规军事力量为美国增添了一整套慑止战争的有效能力，尽管它比不上核武器的威力，却比核威慑力量更加可信。”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战略威慑所依赖的技术基础发生了改变，信息技术、航天技术以及精确制导技术方面的优势，对传统的战争理论和观念产生深远影响，引起了传统威慑观念和核威慑观念的嬗变和冲击，使战略威慑的手段更加多样，战略威慑理论向着新的、更趋完整的理论体系方向发展。建立在庞大战略核武器基础上的传统威慑的实际意义并未得到加强，而使用富含高科技成分的常规力量则可以给对手造成严重甚至难以承受的损失，使用常规力量可以成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有力手段，常规武器在战争中的地位因此日益受到重视。核威慑无法防止其他形式的冲突，如某些地区发生的小规模战争和游击队叛乱、内战、地区国际战争、种族灭绝，等等。核大国在这些地区没有生死攸关的利益，其核威慑也缺乏可信性和实用性。

军用无人机对传统威慑理论的挑战

无人机是当今高科技常规武器之一，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无人机技术向智能化的方向迅速发展。无人机在全球的研发、扩散和使用方兴未艾。无人机的使用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地区安全乃至国际安全问题。过去20年来，无人机技术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和力量在全球政治中迅速崛起，在军事中的使用明显增加。据新美国New America网站世界无人机数据库统计，截至2020年，至少有102个国家的军队拥有武装无人机，35个国家拥有大型致命的无人机，63个非国家行为体拥有武装无人机。过去十年里，使用军用无人机的国家数量增加了58%。世界正在进入“第二个无人机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无人机，尤其是高端无人机不再为少数国家所垄断，正日益成为各国军队常规装备的一部分，并已成为21世纪军事技术的象征，以至于有学者预测无人机会是现代冲突的核心。

世界正在进入“第二个无人机时代”

由于像无人机这样的高科技常规武器不会像核武器那样对敌人和自己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无人机通常被作为一种实际使用的武器，很少被当作具有潜在破坏力而不使用的“威慑武器”。但有学者认为随着不同行为体在无人机技术方面差距的不断增大，无人机是可以被用作一种进行拒止威慑的常规威慑武器。尤其是当拥有高端无人机的国家对未拥有高端无人机的国家进行威慑，或者恐怖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进行威慑。以中东地区为例，具有威胁力的无人机正在慢慢改变该地区的安全环境和国家间关系。中东地区是全球冲突频繁爆发的地区，多年以来，各类冲突不断，反恐战争、恐怖袭击、大国争霸、地区国家竞争、内战、代理人战争、民族冲突、教派冲突以及分离主义等轮番上演，导致中东地区正沦为各种无人机和新型武器实战化的理想实验场。地区大国中土耳其和伊朗依托较强的工业能力和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在高端无人机领域取得地区领先地位，对其他地区国家，比如沙特和阿联酋等国构成了潜在威胁。尽管土伊两国主观上并没有用无人机去威慑他国，影响他国的意志，改变他国的行为，但其无人机的实际行动已经打破地区安全平衡。土耳其无人机在高加索地区、利比亚内战、叙利亚战场、伊拉克反恐战场，甚至是在非洲之角投射其权力和影响力，伊朗无人机通过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等地区代理人深度参与地区冲突和地区事务。土伊两国无人机的发展让沙特等国的不安全感加深，也尝试引进和发展无人机技术，试图迎头赶上。另一方面，胡塞武装等非国家行为体对无人机技术的掌握也令沙特和阿联酋等国深感不安，胡塞武装直接将无人机用于实战，对沙特和阿联酋的国家安全、国家经济等造成巨大威胁，2019年在9月，胡塞武装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全球5%的石油供应暂时停止生产，全球价格上涨了15%。

高端无人机本身就是一种威慑

所以，在特定的情况下，高端无人机能够被用作“威慑武器”。无人机不同于核武器，它可能会改变威慑的条件和作用机理。威慑的可信性一直是威慑的必要条件。理性主义的威慑理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牺牲生命、动用财政资源和政治声誉等高成本信号是最可信的威胁。派遣军队，愿意出动地面部队显然要比只出动空军或不出动军队的威胁更可信。花巨额财政为冲突做准备往往也会使对方相信威慑方参与战争的决心。最后，对国内观众成本，外交声誉等的考虑也会影响威慑方的决心。然而，无人机作为一种威慑手段，这三方面的条件都不符合。无人机大大降低了这些成本。

无人机降低了冲突或潜在冲突的经济成本、生命成本和政治成本。首先，就其经济成本而言，相比于载人战斗机，无人机的经济成本大幅降低，成为一般国家都能负担得起的“高科技武器”。俄罗斯无人系统领域首席专家丹尼斯·费杜季诺夫表示，“无人机是政治上受限或者预算能力不足的国家在无法获得更先进技术解决方案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折中方案”。一架F-35战斗机造价约1亿美元，且每年运营和维护成本超过1亿美元，而顶级无人机收割者的单价仅为2000万美元左右，维护成本每年500万美元。中小型无人机价格仅有几十万美元。恐怖分子甚至仅用几百美元改装简易无人机作为飞行炸弹使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可以在有限国防预算内相对地提高飞行器的拥有量，且能够承担在战争中的损耗，相较于昂贵的载人战斗机，无人机几乎可以称为一种“快销品”。其次，就生命成本而言，无人驾驶将飞行员的伤亡率降到几乎为零，这也是无人机被创造的核心价值所在，冲突中，所谓“风险”几乎完全是由飞行员或其他人员的生命损失来定义的。尽管像收割者或全球鹰这种自动化程度很高的高端无人机也需要操作员进行地面控制，但操纵位置往往距离实际战场上百甚至上千千米之遥，几乎没有伤亡威胁。随着无人机打击能力的发展，无人机不仅能部分替代载人战斗机，也能部分替代地面部队，从而有效地减少战争伤亡，这对进行战争的国家国内政治、观众成本具有重要影响。最后，使用无人机的政治成本较低。无人机的可否任性、难溯源性和无飞行员伤亡风险导致利用无人机跨境作战具有较低的政治风险。支持战争的政治风险降低了，民众厌战的反弹可能性也会降低，从而使更长时间可持续的军事行动成为可能。

在研究无人机相关理论的学者中，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艾米·泽加特提出无人机所带来的三种新的战争特点能够让低成本的威慑信号也变得可信。

第一，无人机适合烈度低、持续时间长的冲突。由于无人机有效地降低了冲突参与方在人力、经济和政治成本，更有可能持续地，长时间地参与冲突，也能使对方相信自己有决心、有能力将对抗进行到底。一般来说，一种有效的威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威慑力量、使用力量的决心和畅通的信息传递。无人机实际上可能更有效地表明一个国家的决心，因为作为一种低成本的选择，它们可以成为针对敌人的持久进攻行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无人机的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战争的成本，增加了发动战争的随意性，这一点也使对方相信，不按照威慑方的要求行事的话，威慑方随时可能会发起战争，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更加可信。武装无人机的出现表明，昂贵的信号可能不再是获得威胁可信度的最佳或唯一途径。随着战争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一个特定国家对决心的考验变得更多的是维持而不是采取行动。

土耳其TB-2无人机以其低廉的成本和优秀的表现，在近几年的局部冲突中大放异彩

第二，作为一种区别于其他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高科技武器，无人机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长时间地、持续性地搜索和监视目标，直至铲除目标。目前，世界顶尖高端无人机能够做到在空中盘旋24小时以上。长时间持续性的监视使得无人机能够精确地打击目标。以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为例，只要进了美国恐怖分子名单的人，一般都会被清除。这是无人机能够对特定目标进行威慑的一个重要理由。而且，无人机的隐蔽性和精确打击可能提升对特定政治领导人暗杀的成功率。中东地区，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无人机暗杀”，2018年4月，沙特王宫卫兵击落一架疑似执行暗杀任务的小型无人机。2020年1月，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前旅长卡西姆·苏莱曼尼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遭美军无人机MQ-9死神定点清除。无人机对领导人的政治暗杀能力也使其威慑能力更为可行和可信。

2020年1月，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前旅长苏莱曼尼被死神无人机袭击身亡

第三，无人机将使胁迫者和胁迫目标所付出的成本不成比例，这也使胁迫方的胁迫非常可信。假设有无人机的一方对无无人机的一方进行胁迫，即时发生战争，胁迫目标在人员、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成本远高于胁迫者，胁迫者几乎将所有的风险都转移到了胁迫目标一方，无人机只投射权力而不投射脆弱性。

总之，在传统威慑理论看来，仅仅依靠谈话虚张声势，而不拿出真正发动战争的姿态——比如出动地面部队的胁迫信号是廉价的，不会被胁迫目标视作是真正的威慑。但在即将到来的无人机世界，行动将是廉价的。威胁可信度可以来自低成本的战斗，而不仅仅是昂贵的信号。无人机的拥有方可以随时发起持续时间较长的战斗，而只承担较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压力。胁迫奏效与否首先取决于对象国进行战略判断时的两种评估:代价评估（亦可称为代价——收益评估）与风险评估（亦可称为威胁可信性评估）。无人机能够改变胁迫对象对代价和风险的评估思维和方式。与过去在战争或冲突中使用地面部队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成本更高的选择相比，无人机技术正在成为改变国家行为的更有效工具。

结语

几乎每一次大的军事技术革新都会颠覆上一时代的军事理论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威慑理论应当属于中层理论，从该理论的演进历程来看，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政治实践紧密结合，国际政治学者从国际政治现象中总结规律，提炼概念，凝练成初步的理论，在美苏对峙和核武器发展的国际安全和政治环境下，威慑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出不同的细化理论，威慑理论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且被用于指导政策的产生，“大规模报复战略”是纯威慑理论的第一个政策结果。1991年的海湾战争体现出美国的威慑政策与冷战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威慑的对象、利用的手段，威慑的实施形式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核武器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军事武器发展，进而推动相关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威慑理论的发展也体现的较为明显。威慑理论以核威慑为开端，随着无人机等常规武器科技含量越来越高，部分常规武器开始改变传统的战争理念和战争形态，进而对传统威慑理论的方方面面提出挑战，解构原有传统威慑理论的构成要素，从而发展和丰富传统威慑理论，甚至颠覆传统威慑理论。

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理论和实践是脱节的，比如对威慑理论的批判中，有学者提出以下批判，威慑的理性逻辑根本不考虑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威慑理论产生的基础是“演绎推理”的方法，以致同美国的国际战略实践毫不相干，这样的理论根本无法指导决策者，在处理二战后大大小小的危机中并不成功。威慑最多只能使挑战者退回原地，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造成冲突的问题。

综上，一方面，国际政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国际政治实践紧密结合，国际政治实践为理论的产生提供养料，新的理论也影响新的国际政治实践的产生。另一方面，某一种理论一旦形成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脱离现实而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