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虎,李凤娟
(曲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晚清至民国初期,随着历史政治的巨大转折和文化思想的冲突交融,此时的书法创作和书法审美思想呈现出巨大的激荡与转变。在书法史材料整理上,承嘉庆年间王昶《金石萃编》的著录方式,晚清时期吴云的《两罍轩校汉碑录》、缪荃孙的《艺风堂藏金石文字目》、徐珂的《清稗类钞·鉴藏类》,特别是叶昌炽的《语石》(1901年完成初稿),在金石材料的分类著录上获得了更充分的发挥与完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以为清代金石学“彪然成为一科学”,而以叶昌炽的《语石》为“集清代金石研究诸派之长”[1],《清稗类钞》收录《语石》即多达37条,可见此书在清代金石学和书法资料史上的重要意义。而在出土材料上,甲骨文以及西北汉简的发现与著述,亦极大地刺激了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晚清民初士人之于书法史特别是书体发展史的重新认识。
承上述书法史料的汇集与新见,在书法思想上,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对北碑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论总结,《广艺舟双楫》成为清人书法美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除此之外,在晚清民初时期,被称为“中国完人”“中国大儒”的沈曾植,虽无上述系统性的书学理论著述,但他晚年蛰居上海期间对所收藏的诸多碑帖所作的题跋批点,亦可谓此时重要的书学理论成就:一方面继承了清人对金石碑帖的鉴藏和详考之功;另一方面他重碑帖融合的观念,又超越了清代以北碑为重的书学风尚,代表着晚清民初书学思想的嬗变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