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行色与元代教坊组织结构考

张 月

（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027）

教坊内部，以部色为分的架构模式形成于北宋，并为后代承继。至元六年（1269）,蒙古建国半个世纪有余，忽必烈汗下令“始制朝仪”并“搜访旧教坊乐工，得杖鼓色杨皓、笛色曹楫、前行色刘进、教师郑忠……”[1]（1665）又《青楼集》载，元代国初即有“教坊色长魏、武、刘三人”，[2]（306）关汉卿所作元杂剧《金线池》第四折也曾谈到教坊司色长一职，可见元代教坊中也有以“色”为单位的做乐组织。

上述引文中，“旧教坊”当指被蒙古所灭的金代教坊。其中鼓色、笛色已然明了是鼓、笛组织，且前代即有。然而金教坊之前的宋、辽教坊中，尚未见“前行色”相关记载。关于元教坊前行色，各界学人分别从乐工、队列、功能等方面切入，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有的认为前行色是宋代参军色或参军色竹竿子的变称；有的认为是前行乐队中的登歌乐人；有的则猜测为仪仗乐队或类似钧容直。

前行色的设置，关系到元代教坊治下各类音声技艺的管理方式。多维度的考究为后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然研究须有历时与共识层面的认知，方能更好地把握全局。综合历史材料，回归历史语境，模拟历史情境，或将更有助于接近历史的真相。

一、前行色内涵考辨

唐、宋时期，即有“前行”。尚书省六部，分前行（xíng）、中行、后行三等，其中兵部、吏部及左右司为前行。此后，小说中之“前行”，多为对吏员的尊称。作为音乐组织，以“色”为单位的“前行色”，最早见于元代。但此“前行”自非彼“前行”。《元史·礼乐志》中，共计12次出现“前行”，其中10 处出现在“礼乐一”朝仪部分。总的来看，前行用于元正受朝仪、天寿圣节受朝仪、郊庙礼成受贺仪、皇帝即位受朝仪、群臣上皇帝尊号礼成受朝贺仪、册立皇后仪、册立皇太子仪、太皇太后上尊号进册宝仪、皇太后上尊号进册宝仪、太皇太后加上尊号进册宝仪等仪式中，负责仪仗导从、进酒仪式等。前行乐工往往位于乐队的最前列，具有引领队列的意义。但这些“前行”，并非全部由教坊承载，例如“元正受朝仪”：

侍仪使诣丞相前请进酒，双引升殿。前行乐工分左右，引登歌者及舞童舞女，以次升殿门外露阶上。登歌之曲各有名，音中本月之律。（先期，仪凤司运谱，翰林院撰辞肄之。）丞相至宇下褥位立，侍仪使分左右北向立。俟前行色曲将半，舞旋列定，通赞唱曰‘分班’，乐作……前行色降，舞旋至露阶上。教坊奏乐，乐舞至第四拍，丞相进酒，皇帝奉觞……

…………

进发册宝导从

清道官二人，警跸二人，并分左右，皆摄官，服本品朝服。

云和乐一部：署令二人，分左右。次前行戏竹二，次排箫四，次箫管四，次板二，次歌四，并分左右。前行内琵琶二十，次筝十六，次箜篌十六，次蓁十六，次方响八，次头管二十八，次龙笛二十八，为三十三重。（重四人。）次杖鼓三十，为八重。次板八，为四重。板内大鼓二，工二人，舁八人。乐工服并与卤簿同。[1](1667)

前行，曾是云和署云和乐的一部分。元代至元二十三年（1286）到至大二年（1309）间，云和署从仪凤司转隶教坊司。在元教坊90 余年的历史中，只有23 年的时间执掌云和乐。但云和署回归玉宸院（仪凤司）后，教坊乐仍用于仪仗导从及宴饮仪式中的进酒仪。那么，原云和署所掌云和大乐或许以教坊大乐之名继续在教坊司存继。例如宗庙祭祀之摄祀仪第四目“迎乡”的仪仗导从中，前有教坊大乐，后有仪凤司细乐与之同行。因此，云和乐前行或与云和署转署教坊有一定关系。结合教坊乐制及前朝教坊即有前行色推断，不论云和署是否隶属教坊司，教坊司应有前行色，以适应不同礼仪的用乐需求。同期，其他音乐机构中或也设前行，例如隶属仪凤司时期的云和署。

上述引文载:“侍仪使引班首由左阶跻，前行色乐作”，清代大学士嵇璜在《续文献通考》中将这里的“前行色”解读为“登歌者及舞童舞女等”[3]。嘉礼元正受朝仪之进酒仪中，“登歌者及舞童舞女”是在前行乐工的引导下入场的，可见前行乐工，当在登歌及舞童舞女之前入列作乐，发挥着“前行”的作用。登歌属于太常雅乐。自唐玄宗年间教坊独立以来，唐、宋、金、元数代间，登歌均由太常系统（含北宋大晟府）承载，且未曾用于卤簿导迎。其乐队是由八音乐器组成的雅乐乐队，乐器有“编钟、磬三十有六虡，树鼓四，晋鼓一，路鼓二……相鼓二，雅鼓二，柷一，敔一，笙二十有七，埙八，篪、箫、籥、笛各十，琴二十有七，瑟十有四，单铎、双铎、铙……”[1](1695)等。元代，雅乐仍由太常寺太乐署承载，并非教坊乐系。从承载机构、乐种类型、使用场合等方面综合推断，这里的前行色，并非指登歌者一众，嵇璜之见或有差误。

前行色能够奏乐，那么该色应不只有戏竹，而是配有乐队。上述引文《元史·礼乐一》所载“云和乐一部”中的十余名前行歌乐乐工，应也属前行色成员，包括戏竹、排箫、箫管、板、歌等，原因如下：

首先，云和署曾先后隶属仪凤司、教坊、玉宸院，而另两机构均与教坊关系密切。①且云和署掌大乐，而教坊也有教坊大乐。隶属关系或是大乐在两者间传承传播的纽带。故云和乐也可归于教坊乐系。

其二，进酒仪与“进发册宝导从”仪式中云和乐一部之中，均有“前行”，前者属于宴饮仪式用乐,后者乃仪仗用乐。教坊宴乐引队中，有“引队大乐礼官二员，冠展角幞头，紫袍，涂金带，执笏。次执戏竹二人，同前服。次乐工八人，冠花幞头，紫窄衫，铜束带。龙笛三，杖鼓三，金鞚小鼓一，板一，奏万年欢之曲……”[1](1773)云和乐部中，有前行戏竹、排箫、箫管、板、歌等，头戴展角花幞头，身着紫絁生色云花袍，腰配镀金带。尽管两者乐队编制不同，但乐工服饰相似，且均以戏竹为首“分左右”而立，表演形式相通，关系密切。

其三，《元史·卷七十九·舆服二·仪仗》载：

云和乐：云和署令二人，朝服，骑，分左右。引前行，凡十有六人，戏竹二，排箫四，箫管二，龙笛二，板二，歌工四，皆展角花幞头，紫絁生色云花袍，镀金带，紫靴。次琵琶二十，筝十有六，箜篌十有六，蓁十有六，方响八，头管二十有八，龙笛二十有八，已上工百三十有二人，皆花幞头，绯絁生色云花袍，镀金带，朱靴。次杖鼓三十，工人花幞头，黄生色花袄，红生色花袍，锦臂韝，镀金带，乌靴。次板八，工人服色同琵琶工人。次大鼓二，工十人，服色同杖鼓工人。云和署令从者二人，服同前队。[1](1978)

…………

云和乐后部：云和署丞二人，本品服，骑，分左右。领前行，戏竹二，排箫二，箫管二，歌工二，凡十人，皆骑，花幞头，紫絁生色花袍，涂金带，乌靴。次琵琶四，筝四，箜篌四，蓁四，头管六，方响二，龙笛六，杖鼓十，工四十人，皆骑，服同上，惟絁色红。从者二人，服同前队。[1]（1985）

又《新元史·卷之九十七·志第六十四·舆服志三》载：

……云和乐一部，署令二人，分左右。次前行戏竹二，次排箫四，次箫管四，次板二，次歌四，并分左右。前行内琵琶二十，次筝十六，次箜篌十六，次蓁十六，次方响八，次头管二十八，次龙笛二十八，为三十三重。重四人。次杖鼓三十，为八重。次板八，为四重。板内大鼓二，工二人，舁八人。本工服并与卤簿同……[4]（457）

《元史·礼乐志》所载云和乐一部用于嘉礼导迎仪式，也属仪仗用乐。结合上例文献可知，仪仗导迎所用云和乐有前、后部等多种组合，各乐部中均有前行。其中，前部前行及中官导从各16 人，后部前行10 人。后部前行较之前部前行，少了龙笛二、板二、歌工二人，二者戏竹、排箫、箫管等，均数量一致。中官导从与前部云和乐不同的是前者箫管四，后者箫管二，龙笛二。《元史》“舆服二·仪仗”所载云和乐前部乐队，与《新元史》“礼乐制”所载“云和乐一部”两相比较，诸种乐器种类及数量均一致，二者应为一事。

有待考究的是：云和乐部中“前行内”诸乐一百三十二人是否属于前行色。其乐工冠服与卤簿相同，但与前行有别。其队列有三十三重，每重四人。导迎云和乐前、后部中，云和署令与云和署丞，分别引领前行乐工。这些乐工分列道路左右，也就是道路外侧。那么“前行内”队一百三十二名乐工，当位列道路中间。仪仗导迎中，元代云和乐前部之队列模拟图例如下图（图1，元代云和乐前部队列示意图。制图：张月）所示：

图1.元代云和乐前部之队列示意图

故“前行内”一百三十二名乐工应不属于前行色。同理，后部琵琶、筝、箜篌、蓁、头管、方响、龙笛、杖鼓等乐工，也非前行色。就规模与功能而言，前行之后的乐队，应是构成仪仗导从云和乐部的主体，而前行色，则具有“引队”的意义。正如《元史·卷七十九》“舆服”中所提及的，仪仗队列除云和乐前部、后部中均有前行外，顿递队、导驾官、羽林宿卫中，也有“前行”。或因于此，在教坊宴乐中，前行，又称为“引队”。因此，“前行”表示在前行走，读作前行（xíng）或更恰当。

综上，元代的前行色，并非登歌及舞者，而是由戏竹、歌工以及演奏排箫、箫管、龙笛、板等乐器的乐工组成，总人数可能有数十人之多。前行乐队，多为吹歌类型，在不同的使用场合，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其中基本固定的是戏竹二员，乐工通常在十人左右，按吹奏乐器、打击乐器、歌的次序列队。前行色，礼乐功能突出，主要用于仪仗导迎及嘉礼进酒仪。导从仪仗中，前行乐工由乐官引领，位居各部乐队之首，分列道路左右，具有行进领队的意义，这应是其名曰“前行”的直接原因。结合其功能及文献记载推断，前行色的奏乐方式，以立奏、行奏、骑行演奏等为主，因坐姿不便于导引，而较少采用。在仪仗导从云和乐的前、后两部中，均有前行乐工，分别以十六、十人组队。

二、元代前行戏竹与宋代参军色、竹竿子之关系

关于宋代参军色、竹竿子与元代前行戏竹的关系，已有大多数研究者以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及吴自牧的《梦粱录》所载，寿宴饮仪式中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致语，勾小儿队舞、大曲舞、杂剧等材料为出发点，通过考辨竹竿子与戏竹的历史渊源，继而以直接承继关系立论。然而，依前文考证获知，戏竹仅是前行色的一部分，并非其全部。而宋代参军色，也不只有竹竿子，且与前行色在表演内容、乐人乐种、功能属性等方面均有差别。

关于参军色，有的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是其中之竹竿子，甚至认为参军色的主要职责即念致语、引导并指挥乐舞表演，将其与竹竿子对等。被忽视的是，参军色以参军戏为基础组建。作为戏剧的一种，“戏”当是其主要职司。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提到：

优人杂剧，必装宫人，号为参军色。按《西京杂记》：京兆有古生尝学纵横，揣摩弄矢摇丸摴蒲之术，为都掾史，四十余年，善訑谩二千石，随以谐谑，皆握其权要而得其欢心。赵广汉为京兆，下车而黜之，终于家。至今排戏皆称“古掾曹”。又《乐府杂录》：汉馆陶令石眈有赃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令衣白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后为参军。按本朝景德三年，张景以交通曹人赵谏，斥为房州参军。景为《屋壁记》曰：“近到州，知参军无员数，无职守，悉以旷官败事违戾改教者为之；凡朔望飨宴，使预焉。人一见必指曰参军也，倡优为戏，亦假为之，以资玩戏。”今人多装状元进士，失之远矣。[5]（86）

参军戏，主要由俳优参演，原为假扮宫人官军，唐宋年间扩展至饰演状元进士等角色，主要表演以戏谑嘲弄为特色的戏剧。参军戏发源于西汉年间，属于杂剧的一种。因肇始者曾任都掾史，至南宋年间排戏者皆称“古掾曹”，其中“曹”可做“等、辈”之解，“古掾曹”即指模仿古人如都掾史之辈。

以“戏”为主的参军色，如何与竹竿子产生联系呢？发现于山西长治的清同治十三年三月抄本《赛古赞本》“唐王游月宫”载：

宫里将丹盘来，令黄番（幡）撤（绰）、武官（科）头、刘色长动乐，看杨妃舞盘中之曲。殿有一株梧桐树，玄宗用手取班（斑）竹柱杖，及（击）梧桐树按其节拍。那杨妃舞罢盘中之曲，及（击）散班（斑）竹九分……明皇敕赐柱杖攒为戏竹，加黄幡撤（绰）引领官，教坊司大士，敕赐犁（梨）元（园）戏竹谏司。[6]

清嘉庆二年钞本《听命文集·三元戏竹》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在此御花园排宴，杨妃单舞盘中之曲。明皇手取班（斑）竹枝，击梧桐树，按其节拍。书班（斑）竹击散九分，之所分散头二十八枝，按上方周天轮二十八宿。明皇曰:“要此竹成何用，封为人元戏竹，赐于梨（梨）园戏谏司，教仿司黄方（幡）彻（绰），凡奏乐者，此竹当先引领。[6]

关于戏竹起源，上述文献云：杨贵妃舞盘中之曲时，唐玄宗随手取斑竹枝在梧桐树上为其打节拍。贵妃舞罢，斑竹有九分被击散，玄宗将之赐予在现场奏乐、擅长表演参军戏的教坊乐工黄幡绰，并授命他担任引领官，奏乐时手执此竹，头前指挥。古人巧妙地解释了戏竹与参军的渊源，颇具故事色彩。成书于1493 年的朝鲜文献《乐学轨范》中“唐乐呈才仪物图说”有对竹竿子的记载可与之呼应，从而验证了持竹竿引领作乐这一演乐角色，的确自唐即有：

竹竿子柄以竹为之，朱漆，以片藤缠结，下端蜡漆铁桩 (凡仪物柄同)，雕木头冒于上端，又用细竹一百个，插于木头上，并朱漆以红丝束之。每竹端一寸，裹以金薄纸，贯水晶珠。[7]（367）

又清人允禄之《律吕正义后编》载:

（戏竹）明制则长一丈一尺二寸，朝会导迎皆用之。我朝（引者注：清代）因明之制，中和韶乐有柷敔，而又有麾，偃仰之，以为乐之作止。麾以齐目，柷敔以齐耳也。若丹陛乐无柷敔，乐设太和门上，惟有戏竹在丹陛上，全视其开合，以为作止之节。举而合向则乐作，偃而开植则乐止也。音麾，与麾同。[8]

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中云：“按凡旌旗皆得曰麾，故许以旌旗释麾，假借之字作‘戏’……”[9]（610）如此戏竹，亦为“麾竹”。唐制吉礼大祀奠玉帛、宗庙晨裸、军礼献俘常仪、皇帝狩田之礼、嘉礼宴享、皇帝御明堂读时令等仪式中，曾有协律郎举麾、仆（偃）麾分别指示乐作、乐止。正如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中所云：“（戏竹）亦如唐代协律郎之举麾乐作，偃麾乐止相似。”[10]（53）由此可见，教坊戏竹确与唐乐之制渊源颇深，或以太常协律郎之麾为源。

宋代，上寿进盏仪式中，第四盏、第五盏，有“参军色执竹竿拂子”，念致语口号或奏俳语口号祝君寿，作语勾放合大曲舞、小儿队舞、女童队或杂剧入场等。其职司，与当今主持人颇为相像。大曲舞，例如《采莲舞》《太清舞》《柘枝舞》《花舞》《剑舞》等，均以竹竿子勾念为始。表演过程中，散序、靸、排、遍、攧颠、正攧颠、入破、虚催、衮遍、歇指、杀衮等部分，由“后行”吹奏曲牌、众舞或花心唱组成。后行奏曲牌之前，都有竹竿子勾念，不时还穿插着花心与竹竿子的问答。与“后行”相对，竹竿子自是居于队列“前行”之位。清道光抄本《礼节传簿曲目文范》一书中，有“省令乐人文”之载，将“前行、后行”均纳为“掌乐之人”，且“须要当先理事”。[11]（10）可见，前行与后行相呼应，两职务均须熟知演乐仪程，方能胜任。

元代“戏竹，制如籈，长二尺馀，上系流苏香囊，执而偃之，以止乐。”[1]（1772）执戏竹者，现身于天寿节、朝会、元旦、礼佛等嘉、宾礼仪及卤簿用乐中，通常，每个乐部有两名戏竹。在乐音王队（元旦用之）、寿星队（天寿节用之）、礼乐队、朝乐礼官之后，冠服与礼官相同“冠展角幞头，紫袍，涂金带”。在仪仗导迎云和乐部中，属于前行色，冠服“展角花幞头，紫絁生色云花袍，镀金带，紫靴”。

明清以来，宋元戏竹之制为其承继，且仍与前行如影随形。抄于明万历二年的《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中，前行词《三元戏竹》道“引头戏竹君不识,听我前行说分明”。清雍正四年至道光二十五年的抄本《赛场古赞》所收《分戏竹》(又称《三元戏竹》)载：“夫戏竹者,是我前行手中拿得”。[12]古赛赞词，又作“前行赞词”，可见念赞词乃前行之职。当今山西省潞城县称民间赛祭中的竹竿子也被称为“前行（háng）”。

至此，竹竿子、戏竹及其与宋代参军色、元代前行色的关系已基本厘清。前两者名称不同，但职能多有相似之处。词源方面，前者出自宋代笔记小说，颇似口语俗称；后者见于元代以来的官书正史，相对书面化。前行戏竹，简称戏竹或前行，承于唐代，或因于太常寺协律郎执麾之制。宋代参军色乐工担任竹竿子，执掌念致语口号，勾、放节目入场等，主要见于嘉礼宴饮仪式。元代戏竹为宴乐引队及前行色乐队队列之首的乐工，执掌念致语、指挥乐队作乐等，见于宴饮仪式及卤簿仪仗。源于参军戏的宋代参军色、由参军色乐人担任的竹竿子及元代前行色、前行戏竹，彼此之间，均非“对等”关系。宋代参军色与金元前行色级别相同，两者因竹竿子与戏竹而产生了部分承继并演化的关系，即宋代参军色乐人担任的竹竿子，应是金元（前行）戏竹之前身。此制为明清所承，并在地方迎神赛社祭祀仪式礼仪用乐中沿用至今。

三、从前行色管窥元教坊宫廷基本管理体制

由以上考证可知，元代音乐机构组织架构，仍沿袭宋代的部色体系。宋代部、色可以同级，与此不同的是，元代乐部，多是高于色的组织单位，即部中有色，例如云和乐部中，有前行色。但整体来看，元教坊基础性管理体制可分为四级：司-署-部-色。其中，司、署乃音乐机构行政单位；部、色为音乐表演组织单位。此外，教坊还掌管习乐堂、广乐库，但两部门均非官署机构或音乐表演组织单位，而分别是习乐场所与存储乐器等物品的场所，故未列入以上四级。

教坊以“司”为单位并下设乐署均始于元代，此制为后世延用，直至清代。官修唐宋正史中，唐宋两朝的教坊尚未以“司”称之。笔记小说中，部分版本的《武林旧事》中，曾出现“教坊司”，例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武林旧事》成于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以前，作者周密（1232年-1298 年）生活在宋末元初。成书时，设立于中统二年（1261）的元代教坊司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而清代乾隆年间纪晓岚主持编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时（公元1773年～公元1782年），官方使用“教坊司”一名也有500 余年之久。而此版《武林旧事》通篇只有卷一“登门肆赦”部分中一处，出现“教坊司”。因此，这一“穿越时空”的“教坊司”多为谬误。2022 年，腾讯视频首播的影视剧《梦华录》，在北宋背景下将宫廷教坊称为“教坊司”，并将“教坊司”匾额高悬（见图2，电视剧《梦华录》第十二集剧照截图，教坊司），恐有不妥。

图2.

《广雅》释“司”一词云：“司，主也”②，主持、掌管之意。唐、宋以后，尚书省等中央各部大都设司办事，分别掌管不同的事务。元教坊以“司”为单位，可见其具有一定的行政独立能力及管理权力。也就是说，元代教坊不仅是一作乐机构，同时，还承担着乐人管理等事务。

“署”，作为公务机构，自汉代即已启用，例如东汉设画室署、黄门署、玉堂署、中宫署等。③作为音乐机构的二级单位，“署”原是太常之制。最早的乐署，是北齐设立的太常寺太（大）乐署。元代教坊司，曾下辖云和署、兴和署、祥和署，三署分别掌管不同的音声技艺及乐人、乐事。元教坊辖下以“署”为分，与太常同制，可见较之唐、宋教坊的部色体系，元教坊的地位及建制又有进一步的提升。

在教坊乐署之下，又有部色之分。教坊部色体系，成于赵宋，经金代转至元代承袭时已从二级单位变为乐署之下的三级单位了。乐部之制，隋唐已有，例如多部伎乐、坐部伎、立部伎等。作为音乐表演组织单位，此处乐部，并非具有行政级别的音乐机构，故有别于北周武帝由大司乐改制而来的乐部。唐、宋乐部，通常以具有共同特点的音声技艺组合为单位，各乐部乐队组合、曲目、宫调或表演形式等方面相对固定，例如宋初“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调宫《望瀛》，二曰小石调《献仙音》。乐用琵琶、箜篌、五弦、筝、笙、觱栗、方响、拍板……”[13]（3349）这样的乐部组合方式在稳定之余，由于不同乐部之间往往有重复的乐器，致使各部乐人利用率较低。或因于此，南宋教坊一改北宋之制，以各色乐器为主要组织单位，从而实现灵活搭配，提高了乐人之利用率，亦缩减了开支。然而，这一体制的弊端在于如果乐器种类较多，色的数量相应增加，反而不便管理。

从《元史》所载仪仗导从有“云和乐一部”的说法来看，元代教坊乐部与唐、宋乐部或又有不同。元代乐部，似乎可以产生于乐署内部或根据使用场合概称作“部”。产生于乐署内部的乐部，可由不同的“色”组成，冠以乐署之名。例如云和署中有用于导从仪仗的“云和乐一部”；也可能有云和大乐一部，包括“鼓板、杖鼓、筚篥、龙笛、琵琶、筝、蓁七色”[1]（1926）等。根据适用场合定名的乐部，例如元末明初诗人高启至《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诗云：“仗中乐部五千人，能唱新声谁第一？”元教坊伎乐曾承担车架仪仗用乐，这“仗中乐部”大约是指教坊所承仪仗用乐。如此一来，出自同一乐署的“某某”乐部，可能有多种组合方式。这种“就地取材”的乐部组织方式，相对灵活且便于管理，同时，也增加了乐队组合多样化的可能及乐人的利用率。如是，则此制不失为教坊内部组织结构的一种历史性进步。

元代乐部之下，“色”是一以种类为别的音乐组织单位，其意义相当于当今所说“各色货品”“花色齐全”之“色”。例如《元史·祭祀二》“摄祀仪”载：

……竽笙十、籥十、篪十、埙八、笛十，每色为一列，各分立于通街之东西，皆北向……[1]（1816）

《元史·祭祀六》“国俗旧礼”载：

自（引者按：世祖至元七年，公元1270 年）后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用诸色仪仗社直，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门大社一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鼓、筚篥、龙笛、琵琶、筝、蓁七色，凡四百人。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器仗，俱以鲜丽整齐为尚，珠玉金绣，装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馀里。都城士女，闾阎聚观。礼部官点视诸色队仗，刑部官巡绰喧闹，枢密院官分守城门，而中书省官一员总督视之。先二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舁高塑像，具仪仗入城。十四日，帝师率梵僧五百人，于大明殿内建佛事。至十五日，恭请伞盖于御座，奉置宝舆，诸仪卫队仗列于殿前，诸色社直暨诸坛面列于崇天门外，迎引出宫。[1]（1926-1927）

作为乐制单位时，元代继承并扩展了宋代之“色”的用法，例如前行色即是根据队列位置及功能定名的新添色。

总的来看，元代教坊之色，有：前行色以及根据乐器种类命名的大乐鼓色、板杖鼓色、筚篥色、龙笛色、琵琶色、筝色、蓁色等，还有“诸色社直”，即村社迎神赛会等国俗旧礼中，轮直扮演杂戏的各类演员。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教坊中还有“队”这一演出组织单元。这一概念，同样前承于宋。例如南宋时期，教坊有小儿队、女童采莲队等。元代，从上述引文所载“各色金门大社一百二十队”“诸色队仗”等记载来看，“队”应由各色组成，即多种演出艺术门类组成一队，例如元旦用乐音王队、天寿节用寿星队、朝会用礼乐队，还有礼佛的说法队等。概念上，“队”往往是演出群体单元，较之于“色”，其内部构成相对灵活，多非音乐机构中以组织管理为目的而设置的单位。

综上所述，前行色，是元代教坊、云和乐等音乐机构或乐部中的新设但发源于前朝唐、宋的组织单位，主要用于仪仗导迎及嘉礼进酒仪等，人员组成往往是由戏竹、歌工以及演奏排箫、箫管、龙笛、板等乐器的乐工组成，每队前行约十人左右，按戏竹-吹奏乐器-打击乐器-歌的次序列队。宋代参军色与金元前行色同级，但两者并不等同：前者重戏，后者重礼。

从唐教坊乐统一管理到宋教坊下设十数部色，再到元教坊“司-署-部-色”四级管理制及习乐堂、广乐库等辅助场所的设立，元教坊在内部组织结构方面的历史性迈进，可圈可点。尽管元教坊不足百年，但其在教坊史中对机构建制的推动意义彰明较著，在教坊史中，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阶段。

注 释：

①可参阅张咏春《元代仪凤司考》（载《中国音乐学》2011 年第3 期）一文之详述；

②参见俞鹿年编著的《中国官制大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及；许嘉璐主编，陈启英，陈榴，陈高眷合著的《中国古代礼俗辞典》（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版）两书中有关“司”之详释；

③同上，可参阅上述两辞典中有关“署”之详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