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国内需求，并在此基础上，谋求更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和更高水平的国际循环。这一战略是适应国内、国际经济变化的主动选择和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要求。我国今后应着重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

关键词：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重要任务

本文索引：光梅.<变量 2>[J].中国商论，2023（08）：-027.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3）04（b）--04

党的二十大报告凝练总结了党的十九大以来的工作，全景式、全方位地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其中，经济方面的成就得益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适应复杂外部环境变化、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的重要手段，又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的重要战略举措。

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梳理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1.1 经济循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经济循环是社会生产（同时是再生产）不断进行和周而复始的过程，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主要环节组成，社会生产的连续归功于四个环节之间的紧密衔接、有效传导。因此，经济活动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动态的循环过程。一个国家的经济要保持稳定发展，前提是国内经济循环必须畅通。纵观我国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环节还存在梗阻，这就需要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进一步打通这些堵点，贯通社会生产各环节。

1.2 经济双循环

“双循环”是对一个国家经济运行格局的客观描述，具体有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之分。从现实情况来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放弃国际分工，什么都自己做。如果一个经济体只有国内大循环，就无法与全球商品、劳务及要素市场进行交换交易。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国际经济循环。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双循环的模式是常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并作为产品制造中心、“世界工廠”，与以欧美为代表的金融、研发中心和以部分能源、资源输出国为代表的资源品输出中心共同推进国际供给和需求的大循环。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紧密联系，几乎是每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普遍模式，只有注重国内、国际两个循环都顺畅，才能使整个社会再生产更加顺畅。

1.3 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表明一个国家应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自身的基础上，如果只依赖外循环，那么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科技创新、原材料、消费市场都会受制于人，就会被别人“卡脖子”，经济发展的根基就会不稳，甚至失去发展机遇，进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新发展格局就新在它是在原有的经济双循环基础上，更加强调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更加注重国内需求，在立足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把国际大循环作为延伸和补充，巩固、扩大对外开放的成果，使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更有效地联通，两种资源得到更好地利用，来谋求更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更高水平的国际循环，进而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2]。

2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的战略选择

时代呼唤理论作为经济现代化战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是内生要求与外部变化同时作用的结果，回答的是时代之问、新发展环境之问。

2.1 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

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程度能够反映其发展的战略导向。经济发展史表明，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经济赶超。出口导向战略的核心思想是根据国际比较利益的原则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从中获得贸易利益、规模经济、技术外溢效应，最终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也不例外。1987年10月底，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的王建同志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此后我国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基于成本优势，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参与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原材料和产成品市场“两头在外”的循环模式，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全力加快开放步伐。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体，在发展初始阶段采取这种发展战略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国内市场不够成熟，人民生活水平较低，而外部市场成熟和外部需求旺盛，以外需促内需，以开放促改革，这种发展格局更适应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国际大循环带来的建设资金与吸纳农村富余劳动人口的作用，助推我国走上了发展快车道。但“两头在外”的弊端逐渐显现，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峰值一度达到64.2%。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升，我国比较优势发生重大改变，国内市场规模迅速增长，开放战略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06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从此我国开始注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世界各国经济一片萧条，导致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开始发生转变。当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其国内需求市场增长缓慢，进而导致我国产品的外部需求失速。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把扩大内需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在消费、投资方面出台了很多措施，我国经济率先复苏。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外贸依存度显著下降，2019年已降至31.92%，经济政策的重心已逐渐从国际循环向以国内循环为主转变。

2.2 是应对世界大变局的主动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中美GDP差距越来越小。1979年，我国GDP约为0.18万亿美元，而美国GDP达2.63万亿美元，我国GDP仅相当于美国的6.8%。从1994年开始，我国占美国GDP比重首次超过10%，此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2006年我国占美国GDP比重达到19.9%，仅两年后的2008年，我国占美国GDP比重便达到31%。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我国仍保持客观的经济增长率，两国的GDP差距进一步缩小。2022年，美国GDP达25.46万亿美元，中国GDP约为18万亿美元，规模已达美国的71%。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出现逆差，其后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整体呈逐年增长趋势。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美顺差增速大幅增长，2021年我国对美贸易顺差高达3966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的46%，占我国贸易顺差的58.6%。中美之间逐步增长的巨额逆差成为美国政府挑起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新冠疫情加快全球各国结构性洗牌，后疫情时代全球格局将发生重大变革，并呈现一些新变化。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中美经济体量的日趋接近、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我国化解外部风险、冲击，提升经济发展自主性、可持续性，增强韧性的重要战略选择。

2.3 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具备国内大循环的条件和基础。从需求潜力来看，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有14亿多的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支撑我国成为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从供给能力来看，我国是制造大国，正在向制造强国攀升，这为我国提供了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能力，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进，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总体而言，从供求双方来看，我国具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外部条件，必须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带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增长。

3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

3.1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新发展格局中，国内循环是主体，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将着力点放在国内大循环上，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3.1.1 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最主要的内生动力。

一是突破长期存在的“市场换技术”的路径依赖。我国应充分认识到在全球化进程中，核心技术并非完全可供交易的，当发生贸易摩擦时，它是武器而不是商品。为此，我国必须彻底扭转过分追求短期效益的研发导向，摆脱惯性思维，解决传统思维定式造成的创新路径依赖问题，鼓励既向国际同行学习，又敢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敢于尝试新的技术路线。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着力解决影响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科技问题，从根本上保障我国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

二是通过产业联盟对“卡脖子”问题进行重点攻关。通过政府牵头、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利用科技产业政策和其他手段引导市场，将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及其他社会主体整合到一起，集中资金、人才、资源进行攻关，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

三是搜寻技术轨道，努力掌控迭代步伐。找寻一个新的价值空间，创造新产业、引领新需求，以“正和博弈”实現崛起，正是核心技术迭代升级过程中的重要切入点。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半导体技术实现后来居上的战略目标，关键就是选择进入那些周期短的技术轨道，以“双倍速度”迭代实现了赶超。为此，我国需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贯彻以5G、人工智能、智能电网等为新基础设施的政策理念，加大相关领域投资力度，促进应用场景落地，实现自主技术与市场互动升级。

3.1.2 扩大国内需求

内需既是双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又是双循环最核心的环节，扩大内需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可以增强国内循环的可靠性。

一是激发消费潜力。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我国有14亿多人口，但是消费潜力尚未被充分激发，各类群体的有效消费需求均不足。因此，我国应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通过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内需市场，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和层次。同时，要紧密结合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加快引导和释放被长时间压抑的线下消费需求，在相关的消费条件、消费场景方面做好必要的应对准备，以扩大消费空间。

二是拓展投资空间。投资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市场，要看到我国仍处于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意味着背后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和投资空间。其一，推动城市化、城市群发展。202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22%，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相比仍有至少十个点的差距，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仍有很多人生活在农村，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孕育着巨大的投资空间。同时，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重大国家战略使城市群的集聚效应不断增强，快速交通的连接将周边的小城市和农村串联起来，促使国内市场更好地循环起来。其二，深挖数字经济潜力。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3]。2017—2021年，我国数字基尼规模从27.2万亿增至45.5万亿，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中国有14亿多人，网民数量众多，互联网的覆盖率在不断攀升，因此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如数字医疗、数字教育、数字养老等，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跨越时空的优势，具有广阔的投资前景。

三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很多领域，国内的供给体系和需求体系尚未完全适配，如医疗、养老、教育等供给长期不足。因此，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需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弥补中高端消费领域的供给短板，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3.2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再次阐释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互促关系，并以高质量、高水平的国际循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

3.2.1 积极推动对外开放，完善开放制度建设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在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聚焦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层面，学习借鉴国外先进规则、标准，推动规则、规制、标准的互联互通。例如，在规则方面，围绕国际通行规则积极改革创新，密切跟踪国际经贸规则的高标准演进新趋势，不断根据国际规则调整国内经济的政策和法律，系统推进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衔接的体制机制，实现国际规则国内化。另外，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规则变革中的话语权。将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国内经验和规则上升为国际规则，推动国内规则国际化。同时，加大推进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尽快积累风险防控经验、提高风险防控能力。

3.2.2 加强开放型平台建设，积极复制推广经验

我国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高起点、高标准建设开放平台，进一步放宽对外资市场的准入限制，完善负面清单的形式和内容。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赋予其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发挥好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作为重要的开放平台，自贸区、自贸港应强化市场观念、创新观念，聚焦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业务创新、政府职能转变、产业开放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首创性、差别化、集成性改革探索，提高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

3.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必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来应对当前的风险挑战。

3.3.1 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

依靠科技创新，锻造5G、高铁、造船、新能源、特高压等产业链供应链长板，形成具有更高效率和弹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产业竞争力，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美国人为断供的强有力的反制和威慑能力。一是科学布局产业链。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二是有效提高价值链。以技术创新提高产业价值链层级，在全球布局关键产业；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重点，改造提高传统制造业价值链层级，加快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

3.3.2 補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

补齐短板应下决心推动短板产品国产替代，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确保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在极端情况下经济可以正常运转[4]。一是全力稳定供应链，提高产业配套发展能力。在全球制造业转移进程中，精准选择我国制造业梯度转移路径，统筹中西部地区精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以重点区域为依托，形成重点产业对上下游产业发展的带动机制，规划布局对应的供应链网络，降低本区域产业发展的对外依存度，从而保证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二是着力筑造防护链，增强产业的风险抵抗力。应密切关注国外针对我国设置的贸易壁垒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防控，及时关注和快速响应各类突发事件，强化基础能力的提高，及时调整产业链，确保供给[5]。

3.3.3 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基于强大的国内市场为企业研发、设计及营销环节提供平台，鼓励企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借助消费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天然的需求推动优势，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产业分工体系。我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治理，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的基础上，有效推进改革，打造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格局。

3.4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更加尊重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提高要素空间配置效率。

3.4.1 深化区域协调发展

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空间基础，又是承载经济活动和人口集聚的主要空间。当前，我国在省域范围内存在一定的供给侧流动壁垒，区域内资源不断向中心城市集中，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严重。未来，我国应优化中心大城市发展方式，提升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创新和开放功能，建立城市间分工体系，促进中心大城市的一般制造业向周边中小城市转移；强化都市圈中心城市“以大带小”作用。同时，推动区域间产业分工明晰化，发挥区域核心城市在资源禀赋上的互补性，引导生产要素在区域自由流通，有效发挥区域积聚效应。

3.4.2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最大内需所在。近年来，国际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全球经济循环受阻，为促进国内经济健康发展，县域作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层次和城镇体系的重要节点，培植县域市场成为新的经济内生动力，提升经济“造血”功能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县域应积极承接外部产业转移，稳步提高人口吸纳能力。人口密集县可优先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就业容量；资源丰富县可优先承接能源矿产开发和加工业，整合资源，提高收益；农产品优势明显县可优先承接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旅游观光农业等，进一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经济基础较好的县可承接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相融合，培植创新要素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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