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行动中“产—景—村”融合度评价及优化研究
——基于AHP-GIS混合法

张馨心,王进

(河北农业大学 园林与旅游学院,河北 保定071000)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乡村产业化迅速发展,加速了农村城镇化与城乡融合进程,传统的乡村景观风貌得以不断更新。作为乡村地区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聚集场所,乡村聚落常被看作人与自然长期和谐共处的复合系统,不仅是乡村景观的基本单元,也是展现乡村风貌的重要载体。

研究显示,聚落景观是与乡村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景观资源[1]。由于乡村产业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乡村聚落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阵地之一,其景观风貌也不可避免的遭受现代化、城市化侵蚀[2]。2021年,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启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全面启动,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及2035远景目标关系密切[3]。《规划》既强调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依托农村特色资源,构建现代农村产业体系,又强调了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村庄风貌引导,加大力度保护传统乡村文化景观。

如今,乡村建设正由“物质空间建设”向“以人为核心”转变[4-5]。在促进产业兴旺的同时实现生态宜居,势必要更加重视产业经济发展与乡村聚落特色保护之间的耦合关系。因此,聚焦产业、景观和农村“产—景—村”三者之间的融合共生,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与优化策略,对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1 相关文献述评

1.1 “产—景—村”融合发展研究

产业景观是生产活动依赖生产技术所转化的物化形态景观[6-8]。由于受到村落本身的自然地理因素和历史人文因素的浸染,产业景观成为具有生命文化、物质产出并能长期继承的景观资源。国内乡村产业景观研究聚焦于城乡土地利用和规划设计方向[9-10]。受到新型景观农业的推动,第二、三产业相续嵌入农村,乡村产业景观的主题和特色逐渐丰富,聚落空间的功能随之复合化[11]。这一发展变化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间接导致乡村聚落景观过度商业化和同质化[12-13]。为此,不少研究学者对产聚融合、产景融合等相关理念进行研究,助力“产—景—村”融合,以期实现农村生态化和乡土化改革[14-17]。已有研究显示,运用景观基因理论,挖掘乡村聚落景观基因,能够指导乡村的开发与保护,为乡村产业景观改革以及聚落景观保护提供科学依据[18-22]。但单一地对聚落景观基因进行挖掘,容易同居民日常生活脱节,从而忽视景观所承载的地方记忆[23-25]。随着乡村的发展与变迁,聚落景观在被产业景观重新构建的同时,也在赋予产业景观独特的地方文化精神。因此,为规避“产—景—村”融合发展中地方感和主体认同感缺失,促进三者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尚需加强主体感知层面的融合研究[26]。

1.2 “产—景—村”融合度评价指标与方法

目前,学界有关“产—景—村”融合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机制以及效应等方面,相对缺乏对三者融合度的评价。与之类似的产城融合、农旅融合等研究都对应有产城融合度、农旅融合度等概念,并围绕相关测度方法进行了量化研究[27]。侯兵借用熵技术和耦合度模型来构建产业融合发展模型[28]。杨珧、张建清等利用AHP法对农旅融合度进行动态综合评价[29-30]。其中,AHP法在融合度评价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有关景观空间特征和景观融合途径的研究常借助GIS概化空间的优势[31-34]。借鉴产业融合度评价研究,部分景观学者尝试将AHP法与GIS结合使用,以实现多种景观要素多层次分析[35-38]。

在评价指标的选取方面,“产—景—村”融合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相关的产业融合度评价与产村融合度评价研究多从业态、绩效、依存度等层面进行指标的选取[39]。业态、绩效所体现的经济增益和就近就业人数与比重等表现的依存度,往往能直观体现出产业融合对社会的人本效应。业态的种类、数量、比重等通常指示产业本身的融合发展进程。其次还有学者关注产村融合过程中传统关系的延续,例如通过血缘与精神关系形成的人脉与乡土要素的延续,或者通过业缘关系形成的生产方式的延续等[40]。类似的景观与村落的融合评价研究通常会选取结合度、艺术价值、保护现状等作为评价指标[41]。与村落的结合度通常能反映空间的融合程度。本体的艺术价值、保护的规模、完整度与真实性主要用于评价其要素上的延续程度。

综上,运用AHP-GIS方法对“产—景—村”融合度进行评价研究,科学构建乡村产业景观和聚落景观融合度评价模型(以下简称为乡村“产聚模型”),以此探究乡村产业发展与聚落特色保护的优化途径,有助于农村现代化与生态宜居的统筹发展。据此,研究以河北省保定市大汲店村为例,综合AHP法和ArcGIS地理数据分析工具,从村民的视角切入,构建乡村产聚景观融合度评价模型,探究乡村产聚景观融合度以及融合特征,以期为我国乡村建设行动中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与传承乡村地方文化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为促进“产—景—村”融合共生提供新视角。

2 数据与方法

2.1 案例地概况

大汲店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曾是重要的驿站古镇,如今在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中依然具备显著的地理区位优势。村内历史古建、生态资源丰富,拥有丰厚的聚落景观资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大汲店村将总体规划为大汲店古镇区、新村开发区、生态园核心区、大汲店民俗文化区以及农业观光区五大发展区域,利用古镇传统历史文化,致力于打造特色文化品牌,积极开展旅游事业。探索过程中,村内产业景观的主题和特色逐渐丰富,聚落空间的功能由简单到复合。经过多次改革,大汲店村从最初走工业化路线的“富裕村”,转型为如今的国家级“文明生态示范村”。大汲店村同时具备了乡村产业发展程度高、传统聚落特征明显、产聚融合发展充分等优势,是具有典型性乡村产聚景观融合的村落。因此,该村符合研究需要,对探索乡村建设行动中的乡村空间利用,形成乡村建设的发展新格局具有现实意义。

2.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2.2.1 评价指标选取 乡村建设行动中,我国乡村产业景观的形成发展与乡村聚落景观的更新保护存在开发与保护、经济与生态等多层面的二元对弈。村民是“产—景—村”发展变迁的核心利益者。因此,推动“产—景—村”融合共生,建构“产聚模型”,需要综合考虑村民主观感知角度的评价指标。

1879年德国微生物学家德贝里提出共生概念。20世纪50年代共生理论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用于解释社会中的共生关系[42]。根据共生理论,共生单元之间的共生关系,依据共生状态被划分为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3种不同强度。受质参量与象参量2种特性指标的动态性影响,共生单元间的共生状态发生变化,并实现不同共生关系间的互相转化,见图1[43]。

由图1可知,从共生理论来看,相互融合的产业景观与聚落景观于生态学角度审视,可被看作彼此相互依赖的2个共生单元。二者将场所、技术、物质文化等互补的资源通过接触机制和共生环境进行能量流动[44]。根据其融合行为呈现出3种强度的共生关系：(1)寄生。产业景观单方面依赖聚落景观的资源,造成村庄过度的产业化。(2)偏利共生。乡村建设侧重产业发展,弱化乡村特色风貌保护,造成二者发展失衡。(3)互惠共生。通过引导传统乡村特色化与现代化在能量互换中实现系统演化,呈现出稳定的融合共生状态。实际上,二者博弈的过程是否坚持向互惠共生的模式演化,其演化的现状与优化策论,最终取决于共生关系特征的影响。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本研究将乡村产业景观和乡村聚落景观的关系特征分为人本导向、功能融合的双质参量和要素渗透、空间整合的双象参量。

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取性等指标构建原则,从质参量和象参量2个方面构建4个准则层和12个指标,构建乡村产聚景观融合度评价体系,见图2。

图2 乡村产业景观与聚落景观的融合度评价体系Figure 2 Index system of integration degree between industrial landscape and settlement landscape

由图2可知,乡村融合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升村民的身份认同感、幸福感和生活品质,将功能主义向人本主义回归。人本导向主要体现村民主体对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以及物质环境的感知。产聚景观的功能融合运用“三生融合”理念,划分为生产功能融合、生活功能融合、生态功能融合3个方面。要素渗透层面的融合从乡村景观要素视角出发,主要包含自然景观要素、物质文化要素和非物质性景观要素的渗透[45]。空间维度的产聚景观融合依据景观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斑块—廊道—基质”模式,通过点、线、面3个层次进行评价。

2.2.2 判断矩阵构建 根据专家打分法要求,首先就图2各层因子的重要性征求了来自景区规划、乡村旅游规划、风景园林3个专业领域的5名专家意见。其次,以Saaty相对重要性等级(1-9标度)表作为指标重要性的评价标度,利用合积法计算出表示各层因子相对重要性的权重值,完成层次单排序,并根据公式(1)完成一致性检验,见表1[46-47]。

表1 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Table 1 Judgment matrix consistency test

CR=CI/RI

(1)

式中：CR代表一致性比例;CI代表一致性指标,CI=(λmax-n)/(n-1);RI代表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取值见表2。

表2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取值表Table 2 Average random consistency RI value table

由表1、2可知,依据一致性指标RI取值,对各层级判断矩阵完成计算和验算过程,所有CR取值均小于0.1,说明因子相对重要性的判断矩阵不存在逻辑错误,具有一致性。由此可得出,乡村产业景观与聚落景观融合度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赋值。

2.2.3 ArcGIS空间分析 利用Python爬取高德地图大汲店村产业景观POI信息466个,并通过实地走访和卫星遥感影像人工判读的方法,对存疑的POI经纬度数据进行修正校对,最终获得研究范围内的有效产业景观POI点415个,形成较为完善的基础数据库。借助ArcGIS 10.5中的ANN、核密度估计(KDE)等分析工具,将大汲店村乡村产聚景观融合集聚格局,以可视化、空间化形式呈现。

2.2.4 问卷与访谈 为保证调查结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研究团队分别于2021年的6月27—30日、2021年的7月2—5日选取大汲店村的古镇区域、新村开发区、大汲店生态园等3个代表性地段,以该村村民为调研对象进行了问卷与访谈。为保证调查问卷的数量和质量,调查过程中采取“一对一”的当面填写方式。每期发放调查问卷100份,2期共回收有效问卷199份,有效率99.5%。调查问卷采用标准的李克特量表,每个备选子因素都是向同一梯度变化,并且每个子项都是平行关系。根据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出具体的融合度评价分值,并参考国内相关分组方法,以5分为评判总分,确定目标层划分为优、较好、中等、差、较差5个等级。评价模型为公式(2)：

(2)

式中：Xi代表各评价指标得分;Wi代表第i个指标所占权重;G表示大激店村产业景观与聚落景观融合度的评价得分。为了鉴别测量问卷的质量,本研究采用SPSS 24.0版本实现信度与效度分析过程,得到的一致性系数为0.907,KMO检验的系数为0.913,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

3 数据分析

3.1 融合度评价模型分析

采用SPSS专家打分法得出乡村产聚景观融合度评价体系及其权重,见表3。

表3 乡村产业景观与聚落景观融合度评价体系及其权重Table 3 Evaluation system of integration degree of rural industrial landscape and settlement landscape and its weight

由表3可知,在评价准则层中人本导向(B1)占比接近50%,在各准则层中权重最高。这说明人本导向既是决定乡村产聚景观融合度的主要因素,也是“产—景—村”融合共生的主质参量。同时,也意味着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生活幸福感是“产—景—村”融合度评价的重要内容。紧随其后的是要素渗透(B2),权重为0.223 4。功能融合(B3)和空间整合(B4)所占权重较小,其中空间整合(B4)的权重最小,仅为0.118 6。由此可见,相比于质参量所控制的内在特征的融合,空间等外在表征的整合在“产—景—村”融合中居于次要地位。

乡村产聚景观融合度评价体系各项指标层权重对比分析结果,见图3。

图3 评价体系各项指标层权重对比分析图Figure 3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weight of each index layer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由图3可知,在指标层中,权重排在前4位的依次是传统人脉的传承程度(C1)、村落整体的景观效果的评价(C2)、产业景观乡土化程度(C4)和景观融合的经济增益(C3),体现出传统社会关系中人脉的延续是“产—景—村”融合共生的主质参量指标,“产—景—村”融合体呈现的本体艺术价值与社会人本效益成为仅次于传统人脉的重要指标特征。其次为生产性景观的多样化(C7)、景观节点的可达性(C10),权重分别为0.074 4和0.060 2。生产性景观的多样化直接体现融合行为下乡村业态的丰富程度,是衡量“产—景—村”融合体中产业本身融合进程的指标特征。各景观节点之间的可达性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点空间与村落的结合度,是乡村产业景观和乡村聚落景观空间融合的重要评价因素。其余指标的权重均低于0.060 0。传统古建筑保护程度(C6)和生活生产方式延续度(C5)占比分别是0.056 1和0.051 3,可以体现出对传统古建筑和传统生活生产习俗进行规模性、完整性的保护,有助于保留聚落景观的原真性和文化要素的延续性,增添乡村产业的特色和可印象性,为产业景观和聚落景观的融合提供历史载体。最后,传统空间肌理保存度(C12)在众多指标中权重最低,仅占0.022 9。由此可见,对村落原有空间肌理的保留对乡村产聚景观融合度的影响较小。

3.2 大汲店村融合度分析与差异性分析

3.2.1 融合度分析 大汲店村产业景观与聚落景观融合度评分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大汲店村村民对大汲店村产聚景观融合度各评价指标进行打分,得到评价分值为4.110 1,处于较好水平。这说明大汲店村产聚景观融合度现状整体较好。同时,传统人脉的传承程度(C1)与生活生产方式延续度(C5)的评分在12个指标中评分较低,分别为3.296 5和3.191 0,说明大汲店村的乡村产聚景观融合存在文化传承不足,传统生产技艺挖掘不充分,乡村特色产业单一化等问题,导致人本导向与要素渗透层面的融合出现短板,是今后大汲店村“产—景—村”融合发展中亟待改进之处。

3.2.2 群体差异分析 对问卷结果进行人口学变量频率分析,并依据样本分布情况进一步对不同群体特征的村民在大汲店村产聚景观融合度评分结果中呈现的差异性进行分析,见表5、表6。

表5 人口学变量频率分析Table 5 Frequency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6 各个纬度和总融合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性分析Table 6 Gender differences of latitude and total integration degree

由表5可知,分布基本满足抽样调查的要求,被调研群体涉及自由职业者、个体经营者、普通工人等多种职业背景以及无职业者。本次调查问卷结果重点偏向的是女性意愿以及18—60 岁群体意愿。文中引用的受访者原话采用“a+编号”和“b+编号”形式、分别代表男性居民与女性居民。

由表6可知,不同群体特征的村民与大汲店村产聚景观融合度评价得分之间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异。其中,对性别差异进行独立样本检验后发现,传统人脉的传承度(C1)在性别上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004,明显小于0.05。数据表明,不同性别的大汲店村民对乡村产聚景观在人脉传承层面的融合度评价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根据均值可以看出女性的均值评价略低于男性。

上述结果暗示了该村女性在产聚融合过程中参与度的相对缺失或忽视。通过走访和调查发现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涉及婚姻迁移和非遗传承的社会性别差异等。“由于自己是周边其他村镇嫁过来的,所以并不很了解大汲店村的历史文化(b1)”“村里好像有竹马、制陶之类的传统技艺,有一位男村民好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其他的倒是没听说过,也不太清楚(b2)”。由于部分长期居住在大汲店村的女性出生于周围村镇,本身对大汲店村的历史文脉知之甚少。同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实践中女性传承人往往属于被边缘化的群体[48]。本村的传统技艺传承来自男性,因而在产业景观融纳人文景观的过程中女性的参与度被削减。“我们有自发组织的中老年模特队,参加的成员主要是当地女性村民,她们大多都是退休在家、自由职业者或是全职太太,大家一起排练节目,时不时地会到生态园或者文化活动中参加义演(a1)”。女性群体是社会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其作为产聚景观融合的活跃载体,应该获得更多发挥其优势的社会参与机会。尝试从强化“文化主体”的身份及“赋权”给女性的角度探索产聚景观融合发展的具体途径,有助于深化人本导向层次的融合。

3.3 大汲店村产业景观的空间特征分析

大汲店村产业景观空间分布特征与产业景观热力图,见图4、图5。

图4 大汲店村产业景观空间分布特征Figure 4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landscape in Dajidian Village

图5 大汲店村产业景观热力图Figure 5 Industrial landscape thermal map of Dajidian Village

由图4、图5可知,大汲店村产业景观的形成高度依赖于聚居空间及交通条件,主要呈现“点—轴”式空间布局。通过ArcGIS 10.5版本对获取的大汲店村产业景观POI点进行空间数据化处理,得到大汲店村产业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图。利用ArcGIS 10.5版本中的ANN工具对大激店村415个产业景观的平均最邻近比率进行计算,得出ANN值为0.520 1,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大汲店村产业景观整体呈现集聚分布特征,主要分布在区域北部和区域东部地区。核密度高的热点区域为大汲店村中心古镇区及东部开发区。大汲店村南部的与西部的农业观光区为次密度区,乡村产业景观与人口分布与聚居空间关系密切。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以河北省保定市大汲店村为例,基于共生理论,通过12个评价因子对乡村产聚景观融合度进行评价,并借助SPSS 24.0、ArcGIS软件进一步分析了评价结果在不同指标层、不同群体特征之间的差异及其空间融合特征。研究成果对大汲店村的产聚融合现状有直观的了解,对探究乡村“产—景—村”融合机制和优化策略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研究表明,乡村产聚景观融合度评价体系中人本导向层面的融合最为重要。其次,与要素、空间等外在特征相比,“产—景—村”融合需更加注重受内在特征影响的质参量指标的融合。虽然大汲店村总体乡村产聚景观融合度水平较好。但是,村内产业景观与聚落景观之间呈现出功能与空间的高度融合、传统人脉与特色生产技艺的低度融合、聚集中心化以及不均匀分布的特点。基于以上融合现状与问题,一方面可充分利用现有的“点—轴”产业景观空间布局,统筹规划生产、生态、生活空间,依据各类产业景观分散布局的具体需求,因地制宜的探索灵活多样的土地供给制度,带动大汲店西部和南部区域,打造具有高度居民认同感、功能融合的景观轴线和特色产业景观节点,实现乡村聚落均衡发展。此外,从共生理论与质象参量指标角度,“产—景—村”的融合共生可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优化：

(1)基于质参量兼容原理的内在特征融合策略。研究显示,空间肌理的保存与再造或不再是“产—景—村”融合发展的唯一必要措施。一般认为,对传统空间肌理等象参量指标进行复原是乡村特色风貌更新与保护的重要内容。但研究发现,人本导向、功能融合等质参量指标同样重要。从共生理论视角,乡村产业景观与乡村聚落景观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产—景—村”融合的必要条件。人本导向作为主要质参量,它的兼容方式决定着“产—景—村”的融合模式与融合强度。这同部分国内外学者在乡村空间营造的逻辑研究中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49-50]。文化信仰作为空间营造的最高价值核心,是外部干预规划时应充分认识和考虑的乡村内在价值。外来者对乡村产业景观的建构是资本与权力逻辑的制度化建构,其建构过程掺杂外来主体价值观与村民原真文化价值观以及基于生存逻辑的感知不匹配,导致对聚落景观的片面认识,可能造成乡村产聚景观共生关系呈现寄生模式或者偏利共生模式。推动乡村产聚景观的融合强度由寄生、偏利共生向互惠共生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观感知的纽带作用,通过其强化乡村产业景观与乡村聚落景观之间的融合行动,提升二者在互补资源交流过程中的深度表达。因而,为促进“产—景—村”良好融合,需要内部自组织与外部规划齐头并进。在现代乡村产业特色化的同时,建设以人为核心,注重功能主义的新型融合关系,侧重于塑造村民的身份认同感,充分考虑原住民的主观感知,以满足功能需求和生态宜居为目标是大力推动乡村建设行动的关键。

(2)基于共生能量生成原理的复合参量融合策略。总的来看,仅从要素渗透和人本导向层次的融合较容易成为乡村产聚景观融合的短板。在乡村产业景观和乡村聚落景观的共生关系中,质象参量的相互作用不仅能够改变共生单元之间的作用模式,还会伴随着新能量的产生,例如三生效益的提升、业态的创新等。通过新能量的产生与分配打破寄生模式下对乡村产业景观或乡村聚落景观的单方剥削,实现“产—景—村”融合体向互利互惠的方向进化。对此,在乡村产聚景观融合过程中,应该依托乡村特色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构建现代化乡村产业链,同时以村民为出发点,让更多的村民参与其中,让村民获取更多的产业增值收益,打破融合特征间的壁垒,充分发挥内在特征与外在特征的相互作用。例如传统产业景观根植农村,传统从业者有较深的传承意识,但思维也更加固化。由政府引导支持部分传统从业者参与新型乡村特色产业的建设和改造是最常见的措施,即借助现代要素的渗透改变村民主观感知[51]。同时鼓励产业管理、产业运营的专业人才切身融入乡民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中,通过学习不同主体对要素的感知,能够切实解决“专业人才不传统,传统人才非专业”的问题,或提供多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机会,提升不同群体特征的村民参与度,鼓励企业组织与社会民俗团体间的合作,提供政策支持,助力现代化产业与传统乡村间的的价值观交流和人才交流等。既提供了人才支撑,也加深了对特色资源的挖掘,实现“产—景—村”融合效率的提高。

(3)基于主质参量主导作用的人本导向融合策略。主体的身份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是乡村产聚景观融合度评价的主要内容。在“产—景—村”融合发展中充分利用主质参量在整个共生关系中的主导作用,有助于提高共生效益。托马斯·克莱顿·沃尔夫在《时间与河流》中特别强调景观符号与主体身份构建之间的密切联系。景观的转换必然会带来沉浸其中的主体在身份认同上从起源到困惑再到重塑的逻辑转变[52]。村民作为聚落景观的主体,其身份认同的起源是乡野景观。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乡村产业景观逐步融入原初的聚落景观。这一过程不仅带来物质的更新,也带来聚落主体的身份困惑。重塑身份认同,传承文化基因是乡村产业景观与乡村聚落景观共同面临的挑战。由景观迁移带来身份困惑的现象在乡村这一背景中尤为常见,例如由婚姻迁移带来的文化认同感的转变。女性群体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产业、景观、农村融合的活跃载体。在“产—景—村”融合发展过程中,应当多加关注“文化主体”的性别差异及“赋权”给女性的角度重视发挥女性群体参与度。同样,对其他发生景观迁移的对象投入关注,帮助其快速重建对新环境的认同感,能够加快提升村民整体的身份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和消除融合瓶颈,有效推进融合关系的进化,实现融合度的提升。也可以通过扩大就地择业范围,增设特色产业特聘岗,优化人居环境以及开拓乡村特色文化的宣传渠道等多角度保障留守人才与返乡人才的环境认同和文化认同,补齐短板。重视景观迁移过程中出现的身份认同感缺失,着力消除融合中的感知隔阂,对进一步加深人本导向的融合度具有重要意义。

4.2 建议

大汲店村作为典型乡村产聚景观融合型村落,其建设成果颇丰,“产—景—村”融合发展水平较好,但依然存在对原乡村空间肌理的过度强调和对功能现代化建设的单一重视,而对乡民主体在乡村特色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有所忽视。因此,大汲店村产聚景观融合发展呈现出功能与空间的高度融合、传统人脉与特色生产技艺的低度融合以及聚集中心化发展不均匀的特点。

对于乡村建设行动“产—景—村”融合发展而言,以人为核心的乡村建设与乡村产业现代化同等重要。注重乡民的认同感建设,增强主体精神、物质等层面的提升,是优化乡村“产—景—村”融合发展的关键。为进一步优化融合发展模式,应理清空间肌理建设与主体认同感塑造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乡民的能动作用,以之为纽带,强化乡村现代化产业与乡村聚落景观的联系,解决产业特色单一化问题,提升社会人本效益。增加不同群体特征的村民参与度,创造多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模式,为企业组织与社会民俗团体间的合作提供政策支持,鼓励与帮助现代化产业与传统乡村间的价值观交流和人才交流,提升“产—景—村”融合效率。重视人口迁移过程中出现的身份认同感缺失,补齐短板。从增加就业机会,创新就业岗位,优化人居环境以及开拓乡村特色文化的宣传渠道等多角度保障留守人才与返乡人才的环境认同和文化认同,消除融合过程中的感知隔阂,从主体感知层面进一步加深融合度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