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回到河流歌唱的时刻

王夫刚 程大宝

1.缘何写诗？

王夫刚：诗歌跟我产生隐秘的交集之前，我写下了第一首诗。当时并没有看清诗歌的面孔，因此无法准确回答为什么要写诗——如果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可能是我有话要说，但又不具备讲故事的才能，于是诗歌来到我的面前。过了很多年，现在，回过头再看，写诗既非生活所逼迫，也谈不上青春之恩赐，无非命运的隐形馈赠先入为主地惠泽了我，教育了我。

程大宝：一闪念，就像弹去烟灰，烟灰中的火星令人深思。一个点拨，一次聚会，一位诗人的一席话像是一根铁签，他的一拨动，暗红的火炉吐出了发声的火舌。一冲动，也不算冲动，就像一壶慢慢加热的水，总会有蒸汽涌出，总是想有一点动静，至于发出什么声响，达到什么音量，那是另外一回事。

2.你的诗观是什么？

王夫刚：诗人通过文字记录那些被忽略的生命细节，挽留那些被遺弃的少数光阴，不是责任而是义务。潮流面前，诗人必须拥有相反的清醒和格格不入的力量，既要在竹篮打水的游戏中获得探索的乐趣，也能够从水泥钢筋浇筑的理想中回到树木，回到绿色，回到河流歌唱的时刻。

程大宝：把物界内化，而内心能生万物。

3.故乡和童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夫刚：故乡是一个词汇，也是一种不设选项的记忆，始终提醒着我们命运中已知的坐标。童年是另一个词汇，也是一束记忆深处溢出来的光芒，永恒地清理着生活中未知的尘埃。我很庆幸多年以后我依然拥有矿藏般的故乡和遗迹般的童年，在那里，我曾经获得的欢乐和依赖不但未有任何变化，而且生出了越来越多的追根溯源的启迪，召唤着我的最终归来。

程大宝：故乡常在我梦里，梦里的真切我自己都时常惊叹，但越真切越难捕捉，危如累卵，让人难以承受。童年常在我心中，所以，知天命也不能驱逐，似乎进入我的细胞，以至我每一步都是童年，甚至是对童年的模仿。我时常学步蹒跚，无法自控，这也是我对文字的态度。

4.诗歌和时代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与对应关系？

王夫刚：诗歌和时代的关系取决于诗人的个体诉求：如果诗人迎合时代，他就会在时代的巨大阴影中丢失自己的影子。如果诗人无视时代，他就需要虚构一个时代安置自己的呼吸和声音。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却这样写诗告诫后来的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九百多年前，苏轼就已替我们很好地回答了这一提问。

程大宝：诗歌有时代性，但我认为诗歌是前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引领人们开疆拓土，播谷撒种，日渐抵近葱郁的终极归宿。当然，这种归宿是有使命感的，那就是向前、向上、向善。就像我在一首诗中所述：“一条鱼吹出水泡，它看见了水底的裂痕和水面涟漪的对应。”

5.对于当下的诗歌创作，你的困惑是什么？

王夫刚：别人的诗歌创作有没有困惑我不甚清楚，我自己的诗歌创作似乎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困惑，我写下的，都是我需要写的，我能够写的。没有困惑的原因，并非我的写作已臻佳境（恰恰相反，我的写作一直处于四处漏风的状态），而是因为个人的写作困惑只能由个人解决——既然写作的困惑不是一个公共话题，那么谈论写作的困惑就缺少了足够的必要性。

程大宝：我没有困惑，无知无畏。我也有困惑，文字是草原上的一匹匹骏马，一些人自在驾驭，驰骋蹁跹，好一派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一代天骄。而我，时常从马背上摔下来，面目全非。我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样才能不从马背上摔下来。

6.经验和想象，哪一个更重要？

王夫刚：我们在一首诗中读出了经验，或者读出了想象，一般不会做出非此即彼的排斥性选择，因为经验和想象都是诗歌的重要元素和优秀品质。换言之，一首诗可以通过经验而胜出，可以通过想象而胜出，也可以通过经验和想象的共同努力而胜出，这时候我们会恍然发现，诗歌的复合价值远远高于诗歌的单项力量。

程大宝：经验是我们成长的经历、痕迹，而想象是我们捕捉经历、痕迹进行萃取和升华的过程。没有经验就没有文字，而没有想象，就无法安放文字的榫卯。这种安放需要一盏灯，需要内心的一念温情，需要温情被传递的介质，这样，我们才能找到那条回家的路。这就是我理解的经验和想象。

7.诗歌不能承受之轻，还是诗歌不能承受之重？

王夫刚：诗歌本身并不会承认承受了什么，因为每一首诗的背后，都站着它的一个主人，即使匿名之作也不例外。对于罕见的诗篇来说，轻重之承受，允许照单全收，对于泯然众人的诗篇来说，轻重之难以承受，则是另外一种照单全收。

程大宝：轻、重有二个属性，一个物理属性，一个精神属性。轻和重是一种弹拨后的震颤，就像琴弦，金属或者皮质的质地，是物理的重，但由此而发出的旋律和声响呢？是轻吗？就像我们的肉身，有物理的重，但我们的内心呢？如何平衡？我认为重和轻是文本的隐喻和升腾，不是能不能承受，而是该怎么承受。我们只有尝试用肉身去承载文字，文字让我们周游，寻找栖息之地，如能安放，轻重自有为之。

8.你心中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王夫刚：十年前，我接受《江南时报·中国诗歌地理》采访，就这个问题给出过个人答案：适度的幽默，隐形的智慧，对传统的有效继承以及娴熟掌控文本的能力。在我这里，一首诗如果具备以上四个要素，就可以称之为好诗。而有些时候，暴力答案往往是这样的：好诗就是好诗，不好的诗就是不好的诗！要命的是，这种暴力答案有时具有纸上争论完成不了的使命。

程大宝：能读，爱读，不时让你合卷看向远方。

9.从哪里可以找到崭新的汉语？

王夫刚：永远不存在一个“人人皆源头”的汉语事实。李白写“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杜甫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白居易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今天依然是崭新的汉语服务于我们，哪怕时代好像已经更名为“科技的时代”。读者可以从诗人的文本中寻找崭新的汉语吗？我认为是可以的，诗人可以在自己的文本中创造崭新的汉语吗？我认为诗人应该担当这个责任，古往今来，众多卓有建树的诗人也已做出了具体的榜样。

程大宝：重要的是表达和践行，在表达和践行中去发现和修缮汉语，然后用情感来熔炼和纯化汉语，使得它们成为自己的钻石。

10.诗歌的功效是什么？

王夫刚：人类的历史和文明的长河没有诗歌长相伴随会是一种怎样的后果？或许这是一个杞人忧天的话题，但诗人必须对此怀有并非杞人忧天的自信：如果诗歌缺席，人类的历史和文明的长河将变得了无生机，难以想象。众皆狂奔的道路上，伟大的诗篇已成体系，卓越的诗篇自带光芒，优秀的诗篇推己及人，诗歌的功效不是满足我们的虚荣心，而是把我们心灵中的虚荣成分剔除出去：在美食、药品和服装无力企及的地方，诞生了诗歌的天然优势。

程大宝：治愈自己的心灵空虚症，然后分享。

11.你认为当下哪一类诗歌需要警惕或反对？

王夫刚：陈词滥调的诗篇，巧言令色的诗篇，无病呻吟的诗篇，欲望失衡的诗篇。

程大宝：物有万象，心有万壑。需要警惕或反对的不是诗歌，而是诗人——如果不是一个大而远的诗人，应当警惕；如果不是一个能给人以慰藉和温暖的诗人，则可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