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是最爱国的学校

张元龙，张伯苓先生后人，中华红丝带基金会理事长，张伯苓研究会顾问

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曾说，南开是世界近代史上笃笃实实最爱国的学校。南开建校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今天我们重温的是1898年至1949年，这50年的故事。

发轫于严氏、王氏家馆

南开发轫于严氏、王氏家馆，1904年南开中学成立，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其后又成立了女中和小学，1936年办重庆南开中学，1938年在四川自贡接管自贡蜀光中学，也称自贡南开中学。除此之外，南开体系发展到今天，还在深圳、海南等地建校，已成为拥有三四十所学校的系列校。

南开的创始人是两位。一位是严修先生，清末翰林，曾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掌管全国教育。他建议朝廷开经济特科，主张废除科举，也因此得罪朝廷与同僚，最终退出官场，回到天津，继续践行新式教育理念，为天津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南开最早就是严修的家馆。另外一位是张伯苓先生。张伯苓是天津人，因家道中落，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之时，正值中日甲午海战尾声，北洋水师覆没。1898年，张伯苓奉命到山东威海参加了一场对他影响巨大的交接仪式。这就是发生在刘公岛上的“国帜三易”。

在甲午海战之后，威海被日军占领，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英军也觊觎着威海。最终，威海卫最终被英国强租。1898年5月23日，刘公岛上升起了中国龙旗，降下日本旗，第二天，升起了英国国旗，取代了中国龙旗。张伯苓亲眼看到中国的国土在外国人之间转让，而中国人只是“仪式”的旁观者。他也看到英国军人身体强壮、非常威武，相比之下，中国士兵则显得非常孱弱。“国帜三易”刺激了这个热血青年的觉醒。甲午海战终结了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幻梦，张伯苓认识到，单纯地提升军事力量，无法拯救中国，中国国民民智不开、素质不改，中国就不能强国。“强国必先强种”。而中国国民的主要问题在“五病”：愚、弱、贫、散、私。教育救国，方是正途。于是，张伯苓选择从水师退役，回到天津。适逢严修兴办家馆，张伯苓受聘为严氏家馆中教授新学的老师，二人开始了教育救国的合作。

不断探索的办学路

办教育都要有自己的逻辑起点，那么，南开为什么办？它的起点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张伯苓校长经常讲，南开是因国难刺激而生，以教育救国为目的，以公能教育为方针。在当时虽然也有许多以教育救国为目的的民办校，但因国难而生，教育方针一开始就如此清晰明确的，并不多见。1908年，严修寄语勉励南开第一批毕业生说：“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南开大学校史馆的时候，对这句话非常欣赏。1929年，张伯苓校长应邀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时，也特别讲道：“今日贵校有胡佛先生当选为全美总统，焉知他日南开校友中没有人能成为新中国的大伟人！”这两句话实际上不仅是严修和张伯苓校长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南开的教育目标。南开一定要培养精英，社会的精英，改变中国命运的社会精英。1931年美国沃什伯恩博士在考察时问张伯苓为什么办教育，张伯苓回答说：我办教育的目的，是用教育的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使我中国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致淘汰。1944年，在张伯苓回顾一生办学时，阐明了对学校的要求：“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并驾齐驱，东西称盛。”由此可见，南开学校办学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几十年一直都没有变。

那么如何办学校呢？张伯苓校长有非常重要的五项训练。第一位是体育。张伯苓把体育不仅仅是看作强身健体的方法，而且看作了精神与道德的训练，如体育可训练合作和团队精神、规则和法制精神。而且他认为这是一种民主训练。张伯苓把体育放在了非常高的位置。二是科学，崇尚科学的精神，所有南开学生都要有科学实验的经验，要有实证的基础。当时南开从美国引进实验设备，专门改造校园搭建实验室，要求学生不能仅仅纸上谈兵，务必亲手操作。三是团队。团队精神训练是南开的特色。南开拥有各类社团，包括体育、戏剧、社会调查等社团，为学生创造合作的机会和环境。四是道德。南开遍请国内外知名人士为学生们上修身课，以提升学生的眼界和格局，同時注重使命感培养，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讲解，提高学生的危机意识。最终的训练，就是培养爱国力量。

南开办学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从西方化，到后来的“土货化”，最终提出了“知中国  服务中国”“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念。南开生逢东西方文化碰撞最激烈之时，张伯苓也深思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1929年，受邀在法国演讲的张伯苓提出：“中国要适应当今世界的变化潮流，但不可低估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不能让外来文化成为民族精神之魂。”

融入血脉的爱国情

在南开办学的历史中流传的诸多感人故事，特别体现了南开的爱国精神。

（一）

甲午战争后，日俄侵略势力即开始渗透我国东北地区。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趁机扩张侵略范围，一方面加紧对我国东北地区的资源掠夺、经济垄断；一方面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提出《二十一条》。中国前途难料，悲观论、失败论，甚嚣尘上。1916年10月23日，张伯苓应奉天（今沈阳）基督教青年会之邀，做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开场即宣誓：“中国不亡有我！”15岁的张学良正是当时的听众之一，很多年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张学良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张伯苓先生。直到现在，“中国，有我”也是南开十分重要的一句口号。

20世纪20年代，随着侵略加剧，多方国际势力盘踞，我国东北地区已陷入危难之中。1927年8月，张伯苓到东北考察，发出喟叹：“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11月，南开学校成立“满蒙研究会”。而后南开认为“满蒙”实为日方用以分裂东北的圈套话术，即更名为“东北研究会”。1927年至1929年，南开师生在东北进行了至少4次大规模考察，形成了系统的考察材料，也就是后来的《东北地理教本》。他们得出结论：如果东北的政治关系发生问题，一定会爆发世界大战。从这个时候起，日本就开始了对南开和张伯苓动态进行密切监视。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1月，天津事变，南开学校被迫停学。1932年1月，南开复课，以《东北地理教本》为教材，新开必修课“东北经济地理”，在中学、大学共同学习。这本教材是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华北抗日运动的珍贵史料。

（二）

“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是张伯苓校长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张伯苓是中国体育的先驱，是四大运动会的重要发起人和倡导者。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体育承载着不屈的民族精神。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就是一场著名的爱国主义大会。1934年10月，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社会各界名人出席，也包括了日本驻津领事。开幕式上，南开啦啦队声援东北。在东北运动员入场时，严修之孙严仁颖带领看台上的南开啦啦队打出了组字标语“毋忘国耻”“收复失地”，并喊出了“华北会，十八届，锻炼好身体，休把别人赖，收复失地在关外”，“练习勤，功夫真，东北选手全有根”，“功夫深，资格深，收复失地靠咱们”的啦啦词。现场观众，闻之沸腾，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日本领事极其气愤，向大会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停止“煽动”。运动会会长于学忠与大会总裁判长张伯苓等召开紧急会议。张伯苓义正词严地说：“我们的爱国学生在自己的国土上举行这样的爱国行动，是他们的自由，外人无权干涉！我们的运动会继续进行。”于学忠完全赞同。当得到继续表演的通知后，体育场上爆发长时间的掌声。转天，日本驻华大使馆向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南京政府让张伯苓约束学生。张伯苓把学生领袖们找来“训诫”：第一句说，“你们讨厌”；第二句，“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下回要更巧妙地讨厌”。学生们得到了更大的鼓舞。

坚定如山的爱国志

1935年，日本加紧对中国侵略。国内反对内战，要求一致抗日的呼声很高，但仍有不少主和派。到底是战是和，国内思潮混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张伯苓校长在当年南开学校始业式上，提出了“爱国三问”：

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这三句话别具深意，实际上讲的是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背后，是主人翁意识。价值认同的背后，是责任意识。你是否愿意为国家存亡做贡献，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不亡有我”。换言之，“爱国三问”就是在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亲人同胞和国家，我要回报他们。中国不亡有我，中华崛起有我。习近平总书记对“爱国三问”的评价很高，称之为“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南开积极抗日的行为，势必会引来日本的报复。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7月28日，天津南开被炸。驻扎在海光寺的日军说，等这一天，已经等了20年。一所私立校，为了爱自己的祖国，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如此仇恨。7月28日至29日，侵华日军对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等南开系列学校实施野蛮轰炸，毁校之后，还将学校财产劫掠一空。经此劫难，南开大学成为一片废墟，仪器设备被毁殆尽，珍贵图书典籍和成套外文期刊遭洗劫，重达13，000余斤，刻有《金刚经》的校钟亦被劫掠。据1943年9月25日《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房屋、圖书、仪器设备等财产物资损失，按战前价值计算约合法币663万元。日军针对一座文化机构进行轰炸，举世皆惊。

南开被炸后，南开大学南下长沙，与清华、北大联合组成临时大学，后因战事告急，又不得不迁往昆明。临时大学的师生组成了湘黔滇步行入滇团，经过约70个日夜，行程约3，600华里，最终抵达昆明。1938年4月，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所大学在烽火中弦歌不辍，团结共生，被赞为“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坚定如山”。

天津南开中学学生则转移至重庆南开中学继续学业。1939年1月初，周恩来应张伯苓邀请，到南开中学发表演讲，他说：“我也是南开的学生，张校长是我的校长，在座的老师有的也是我的老师，能够回到母校与老师和同学们见面，畅谈国家大事，感到十分高兴。”接着，周恩来就统一战线、抗战形势与前途、青年在抗战中的责任等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他说：我们全民族团结起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寇进行英勇顽强的战争，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东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十分伟大的。周恩来还结合实际对南开的“公能”校训做了新的解释：“在当前，公，就是国家大事，就是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神圣的领土；能，就是学习，学好抗日的本领、建国的本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

1944年12月初，湘桂战场溃退，日军深入贵州，重庆风声鹤唳。贵州独山失守，一些学生家长准备举家避居西昌，为其子女“请假”。一天清晨，升旗仪式后，张伯苓校长在大操场上对全体学生讲话：“退学可以，请假不准！”他说，“咱们南开已从天津退到重庆，现在不能再退。敌人当真来，南开只能与重庆同存同亡。”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1944年，国民政府以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为国造士，特颁一等景星勋章。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颁发给他一枚抗战胜利勋章。但让他最高兴的则是另一件事。1947年1月5日，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办茶会，南开校友唐际清致辞：“据我所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3月19日，张伯苓返津，南开校友、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也向张伯苓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校长十分欣慰，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同时，南开还是一个培养了大批国家栋梁之材的学校，最著名的是周恩来，还有《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之一张彭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数学家陈省身、剧作家曹禺，等等，真是群星灿烂。我们进行了统计，南开校友中至今有94位院士，30余位烈士。可以说，虽然南开被日本军队摧残，办学如此艰难，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是令人欣慰的。

我们今天回顾这段悲壮的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从中发现我们的英雄主义精神，提升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同时，我们要避免悲剧再次产生。避免它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当我们强大的时候，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就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一起建立起一个最合理、最有效的命运共同体。

张伯苓校长曾说：“南开教育，特重‘公’‘能’。惟‘公’故能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惟‘能’方克事无不举，举无不成。今新民主主义教育，目的乃‘为人民服务’，而欲为人民服务，自必须要有服务之本领，则‘公’‘能’训练，与新教育之主旨，亦相符合。”以严修、张伯苓为代表的南开君子团体的故事，是一个励志的故事，而支撑他们的精神就是南开的校训——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责任编辑︱郭鑫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