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那些吉光片羽的前世今生

中国历史上有一部古代经典类书，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部书的诞生动用了举国之力，延续了数年之久，耗费了千万人力。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这部书遍搜天下八千种文献，涵盖了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多个学科。它就是成书于明永乐六年（1408）的《永乐大典》。就搜集的文献数量而言，《永乐大典》是此前《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的数倍之多；即使与此后收书三千余种的《四库全书》相比，也是卷帙浩繁。甚至连《四库全书》的总校官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都提到，他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曾参考残存于世的《永乐大典》，虽然他看到的只是《永乐大典》的冰山一角，但上面的记载事无巨细、包罗万象，饶是他读遍世间万卷书，睹之还是对世间知识之浩渺广博倍感惊诧。这部誉满天下的皇家巨典和百科全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在世界范围内也令西方国家刮目相看，比法国的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要早三百年。《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工程，它为后代炎黄子孙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文化记忆，俨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更是中华民族献给全人类的一份文化遗产。这部皇皇巨帙承载了拥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东方大国的文明进程，它本身多舛的命运也是中华民族走过的一段国家兴衰史的真实写照。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集成》，初步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但永乐帝阅后甚为不满，钦点姚广孝担任监修，同时将编纂队伍扩大到了2169人，于永乐五年（1407）定稿，永乐帝亲自作序并赐名《永乐大典》。全书于永乐六年（1408）才抄写完毕，共计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约3亿7000万字。完整的《永乐大典》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开本宏大，具有皇家的威仪和气魄。每册约有50叶（页），主要为二卷一册、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永乐大典》采用雪白厚实的树皮纸书页，硬裱书面，粗黄布包装，庄重典雅。《永乐大典》在永乐年间编纂成书后，只抄录了唯一的一部，视为正本；嘉靖年间，由于宫殿失火，正本險被大火毁于一旦，为防不测，嘉靖帝又命臣工重录一部，历时6年，截至1547年副本抄录完毕。重录的《永乐大典》格式、装帧与原本毫无二致，史称“嘉靖副本”。

明朝嘉靖年间重录《永乐大典》后，嘉靖副本收藏于皇史宬，而原本珍藏于文渊阁的《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却是扑朔迷离，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谜案。有人认为《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战乱或火灾，早已荡然无存。当然，更多历史研究者顺着典籍中的蛛丝马迹一路追踪，推断《永乐大典》的正本极有可能是殉葬在明世宗嘉靖帝的陵墓——永陵中了。今人无缘得见正本，副本在之后的岁月中所遭受的磨难更令中华儿女痛惜不已。乾隆三十八年（1773），为了编修《四库全书》，朝廷欲将《永乐大典》用作参考时，却发现大典缺失2422卷，即千余册不知所终。原来，那个时候，翰林学士可以随意地借阅《永乐大典》，许多人借后并未归还；而且由于疏于管理，许多太监也纷纷偷盗《永乐大典》出宫，换取钱财。

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北京，使这部奇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这些外国侵略者在北京城如入无人之境，肆无忌惮、无恶不作，所到之处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他们令人发指的恶行之一就是洗劫了翰林院，将珍藏在那里的数十卷《永乐大典》运往英国，其中大部分随后入藏大英博物馆（现藏于大英图书馆）。这也开启了《永乐大典》流落海外的悲惨命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共有中国文物167万件，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数量竟然有2300余件，而这47个国家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更是有1000多万件。最令中国人民难以接受和痛苦至极的是，当年的强盗对抢夺的文物毫无归还之意，拒不参加国际上创立的双边或多边关于保护文物的公约，使国际社会无法在法律层面上对这些抢夺文物的行为加以惩处，仅能从道德层面对其进行强烈批判。100多年前的掠夺行为既是对中华文明的野蛮摧残，也是对中国人民尊严的无耻践踏，更是对中华儿女情感的巨大伤害。经历这场浩劫后，光绪元年（1875）清查时，《永乐大典》已不足5000册；光绪二十年（1894），翁同龢入翰林院查点时仅剩800余册。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第二次声势浩大的外敌入侵，致使残存的800余册《永乐大典》也无法保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烧杀抢掠，《永乐大典》在劫难逃。当时，慈禧太后仓皇西奔，义和团和侵略军展开殊死搏斗，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珍藏《永乐大典》的翰林院成了战场，翰林院内玉石俱焚、藏书散落。在激烈的巷战中，八国联军用质地厚实的《永乐大典》代替砖块，修筑防御工事。炮火纷飞间，《永乐大典》损毁严重。由于义和团寡不敌众，八国联军最终占领了北京城。他们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并将部分卷册作为战利品带回国内。经过这次抢夺，《永乐大典》有的被焚烧，有的被毁坏，遭遇了毁灭性的重创。剩余的少量卷册多被劫掠至他乡，四散海外，运往英、美、法、日等国。经历了八国联军的洗劫，清政府收拾残局时，清理出残存的64册《永乐大典》，被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运回府中。后经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工作的鲁迅不断致函游说劝说，陆润庠才于1912年7月16日将这批典籍交由京师图书馆保管。集中展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深藏宫中从未外传、令世界惊叹不已的百科全书才未消失殆尽。

令人倍感欣慰和鼓舞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永乐大典》陆续大规模地回归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结交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受到越来越多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拥护。最先向我们表示友好、愿意归还《永乐大典》的是同处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1951年至1955年间，苏联先后三次向我国返还64册《永乐大典》。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将11册《永乐大典》归还中国；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原藏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的《永乐大典》52册；1955年，苏联科学院把原藏海参崴远东大学的1册《永乐大典》赠还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后于1958年移赠北京图书馆。

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访华，将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所藏3册《永乐大典》赠还中国政府，后拨交北京图书馆。数年之内，国际上主动归还《永乐大典》的都是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数量多达67册。回归故土的《永乐大典》虽然外观保存完好，但是内页中泛黄的斑驳痕迹，尤其是卷首页面上清晰可辨的国外收藏单位留下的各式印记，仍然在向我们讲述着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史，也激励着国人继续为《永乐大典》的回归积极奔走。

国内一次性捐赠《永乐大典》数量最多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7月，在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的提议下，其下属东方图书馆的21册《永乐大典》全部无偿捐给了国家。同年8月，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实业家、收藏家周叔弢将所藏的1册《永乐大典》捐给政府。1951年，定居在香港的藏书家陈清华要出让一批古籍。由于陈清华的藏书素以珍贵著称，郑振铎得知此事后，迅速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当时国家财政窘迫，但周总理仍决定购买这批藏书。1955年，陈清华的第一批藏书入藏北京，其中包括4册《永乐大典》。还有一些爱国人士，包括金梁、徐伯郊、赵元方、张季芗等也陆续慷慨捐赠私藏的《永乐大典》数册。这些《永乐大典》都先后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截至1965年，《永乐大典》的入藏总量已达220册。最近的一次捐赠是由国家文物局使用国家文物征集经费购回的加拿大华人袁女士收藏的《永乐大典》1册，2013年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根据最新统计，海内外已知存世的《永乐大典》总计418册、800多卷以及部分零散页。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已收藏《永乐大典》224册，占存世400余册数一半以上，至此，我国成为全世界收藏《永乐大典》数量最多的国家。虽然《永乐大典》仍有100多册流散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爱尔兰、日本、越南、韩国的多家机构和私人藏家手中，回归之路漫长且艰难，但所幸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消息，一旦时机到来，便会迅速出手，争取国宝回归祖国。

2020年7月7日再传佳音，在法国巴黎的知名拍卖行——博桑·勒菲弗尔拍卖行二号厅举办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图录上，有一件拍品吸引了买家，尤其是中国买家的目光，它就是《永乐大典》。

拍卖于北京时间7月7日晚上8點（当地时间下午2点）在巴黎公开举行，共计277件拍品，主要以瓷器、佛造像、书画为主，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这两册极其罕见的明嘉靖抄本《永乐大典》。凭借以往的拍卖经验，拍卖行认定这件拍品必将创造佳绩，所以在事前印制的拍卖图录的第42页上，利用整幅版面展示了两册《永乐大典》的高清图片，并在图片下方用法语对拍品进行了详尽的介绍。

事实证明，拍卖行的判断准确无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左右，《永乐大典》以5000欧元的价格起拍，仅仅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价格便已经加到70万欧元，令在场的观众以及拍卖师惊诧不已。一位华人女士在竞拍至200万欧元时加入争夺战，经过一番鏖战，她最终以640万欧元成功拍得，加上佣金共计8128000欧元。这个价格至今仍位列拍卖行的拍卖纪录佳绩榜，甚至在拍卖行的官网首页上，《永乐大典》长期霸屏，可见这件拍品在这家拍卖行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中国艺术品的拍卖巅峰。这位女士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是应中国内地某位买家的委托，专程赶来参加竞拍的，对于640万欧元的最终竞拍价超出了委托买家500万欧元的心理预期，买家虽然感到无奈，却也执意出手。事后大家才知晓，委托买家正是多年来热衷于收藏古籍、数次将藏品捐赠给国家收藏单位的金亮先生。在公藏单位由于手续烦琐、耗时偏长等因素无法抢救国宝回国的紧急关头，他毅然挺身而出，在竞拍价格一度高于心理估价的不利局面下，坚决高价回购国宝《永乐大典》两册。据拍卖公司介绍，这两册《大典》来自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19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任职上校军衔，在19世纪70年代与中国的一些官员往来频繁，相交甚深，得到了许多官员馈赠的心爱之物，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关于这两册书的价值，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研究员、古籍版本专家翁连溪曾撰文称：“此物乃古籍中之白眉，收藏家梦寐以求，经眼手触都深感荣幸，定要争取回国……”尤为难得的是，此两册四卷与国家图书馆藏“湖”字、“丧”字册均相连，并且此两册中“湖”字册的出现，使得现在发现的“湖”字卷全部相连（2260—2283），实属难得。关于这件在法国巴黎引起轰动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法国当地媒体第一时间纷纷进行报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2020年7月16日法国知名拍卖杂志《杜鲁埃周刊》“顶级拍卖”版块下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标题是“回顾法国2020年拍卖市场上的最高成交价：8128000欧元”，副标题是“两卷图书引起的一场长达30分钟的争夺战，最终以8128000欧元的价格收场”。文章作者安·多里杜-海姆简单介绍了《永乐大典》的成书背景，并形象地描述了永乐年间成书时的原始体量，用几条和数字“4”相关的数据向人们展示了其庞大的规模：大约能够占据40立方米的空间，嘉靖副本目前存世仅400余册，占原始总量的4%，这也解释了其珍贵的原因和令人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的拍卖结果。《古董贸易公报》也在7月18日刊登了罗兰·阿克尔撰写的一篇以“估价5000欧元，拍卖结果竟达640万欧元：中国遗失的两部百科全书亮相巴黎”为题的评论文章。

在国外拍卖行大放异彩的《永乐大典》在国内的影响力更是不容小觑。作为向中国广大普通民众宣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国家级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于2002年举办了“《永乐大典》编纂六百周年国际研讨会”，不仅对国家图书馆近年来《永乐大典》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检阅，也通过交流，大大促进了《永乐大典》研究的进展。2013年9月30日至10月6日，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永乐大典》特展”，庆祝新近从海外回归的一册《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2021年6月1日，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正式向公众开放。展览以图表加重点事件描述的形式，整理了《永乐大典》通过政府拨交、海外送还、藏家捐赠、员工采访等多种途径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过程，梳理了海外《永乐大典》的回归历程。此次展品有60余种70余册（件），其中9册《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为近年来首次展出。就《永乐大典》的收藏而言，不论是作为“中华总书库”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还是作为中华儿女一员的金先生，都在通过积极有效的方式增强我们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既能加强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也能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