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旧史以著新篇,鉴往古以知当今

2023-05-23 08:45张懋学
出版广角 2023年6期
关键词:出版事业历史研究

【摘要】《新中国出版研究》全面总结了新中国出版取得的伟大成就与经验启示,是近年来较为难得的一部研究新中国出版史的力作。全书内容兼具广度与深度,多有突破与创新之处,具有宏观站位与微观叙述、纵向梳理与横向互动、史料丰富与案例典型、逻辑严谨与行文典雅等特点。对《新中国出版研究》的内容和案例进行探讨,能够爬梳新中国出版史,不仅有助于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而且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关  键  词】《新中国出版研究》;新中国出版史;历史自信

【作者单位】张懋学,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六朝前孔子遗说的编纂与儒家文化的传播研究”(2022M720489)阶段性成果之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出版学学术史文献整理、研究与资料库建设”(21&ZD321)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3.06.009

近年来,学界虽然对中国出版史展开了全方位研究,但仍有厚古薄今之势。因此有学者认为,目前古代史研究多,近现代史研究少,整体史研究多,个案研究不足[1]。有关新中国出版史的研究亦乏善可陈,少有的代表作《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因出版时间较早,无法概括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的整个出版史。从出版思想、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制度、出版成就、出版规律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新中国的出版成就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出版成就[2]。这个时期的出版厚度、出版广度与出版深度,为全球出版业仅有的辉煌成绩,新中国出版史亟待全面整理与系统研究。

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3]。正值中国出版业阔步迈入“十四五”时期,全力奔向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性契机,华侨大学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安伦先生所著的《新中国出版研究》于2022年付梓,可谓正当其时。《新中国出版研究》内容兼具广度与深度,多有突破与创新之处,全面总结了新中国出版取得的伟大成就与经验启示,不仅有助于我国人民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而且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一、《新中国出版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新中国出版研究》是一部自1949年至2019年的断代史,也是一部侧重研究新中国出版事业的专门史。新中国七十年的出版成就史所罕见,主要表现在出版作品的品种、数量、规模发展上,出版技术和形态的升级迭代上,出版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上,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上及出版走出去等方面[4]。作者对新中国出版史进行宏观把握和科学分析,生动、翔实地描述了我国出版业的起源及数十年的发展巨变。同时,作者尽可能深挖史料,准确地展现我国出版业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全书洋洋洒洒50余万字,叙述语言深入浅出,内容兼具广度与深度。

1.坚定历史自信,探寻出版起源

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笔、墨、纸不断改进的基础上,雕版印刷术于唐代诞生[5],改变了人类的书写、阅读、生活习惯,使整个人类文明的书写与传承发生革命性转变,人类正式从文字传播时代步入印刷传播时代。雕版印刷术诞生后,活字印刷、套版印刷等技术不断革新,使我国印刷技术长期保持领先优势。此后,受封建经济与封建制度的制约,虽然我国印刷技术最终被西方国家超越,但中国作为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国,在人类出版历史中的地位不容抹杀。当代部分學者在书写新中国出版史时,会忽视其历史由来,使新中国出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者深谙人类出版的发展历程,注重探寻出版起源,故在全书开篇即设置梳理性章节《新中国出版的由来、历程、成就及启示》。

新中国出版与中国古代出版、近现代出版一脉相承,作者站在人类出版与中国出版两大维度的交叉点,分析新中国出版史。首先,作者从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转型等方面探寻新中国出版的历史由来。其次,作者从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启、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在曲折中前进、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使出版事业生机勃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出版发展繁荣、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中国出版的新发展五个方面梳理新中国出版的历史进程。再次,作者以新中国出版为原点,从出版品类、出版形态、出版法律法规、出版人才体系、出版走出去、出版体制改革等方面展示新中国出版取得的主要成就。最后,作者总结新中国出版的经验启示,论证中国共产党、出版技术、出版人在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2.把握文化脉搏,爬梳出版历程

出版是人类文明传承和传播的路径和工具[6]。出版史是社会史、思想史、经济史、传播史中的一部分。出版作为敏锐感知国家发展的文化脉搏,不仅反映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道路,也体现了中国社会走过的风雨历程。回首新中国出版七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个关键性时间节点:新中国成立(1949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5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年)、改革开放(1978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199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党的十八大召开(2012年)。这些节点清晰地反映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轨迹,并与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生动地呈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作者按照时间顺序与关键性时间节点,将新中国出版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七大阶段,全书篇章结构和内容逻辑借此层层展开并步步深入。第二章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启(1949—1956)》,主要论述新中国出版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和积极推动下,创建适应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的出版管理体制,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理顺了行业内的公私关系,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在此时期基本确立。第三章为《社会主义出版在曲折中前进(1957—1976)》,主要从出版领域的艰难探索和经验教训、出版事业的风雨兼程和曲折前进、出版人的文化坚守和责任担当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四章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与出版事业的新生(1976—1992)》,从多个方面阐述新中国出版面临困境的举措:从出版思想领域入手,探讨拨乱反正与出版人的文化赓续;从出版人物角度切入,表彰出版人奋发有为破解“书荒”难题;聚焦出版制度,梳理出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发展;以培养出版人才为落脚点,探究高校出版专业的设立与出版人才的培养模式。第五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出版事业发展(1992—2001)》,侧重描绘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出版事业全面繁荣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出版法制建设日益完善、出版发行领域改革渐趋深入、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及学术出版蓬勃发展。第六章为《“出版三化”与互联网技术下新中国出版(2001—2006)》,主要包含国际化促进中国出版业与国际接轨,集团化培养出版人的现代管理意识,市场化助推民营书业飞速发展,互联网技术催生数字出版并引领出版转型等内容。第七章为《转企改制与数字化浪潮下的出版业(2006—2012)》,分别从出版业的转企改制与出版人的使命担当、出版产业化发展迅速形成文化产业主力军、数字出版产业蓬勃发展形成出版新业态、数字出版时期虚拟出版新技术发展与媒介融合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八章为《十八大以来新中国出版的新发展(2012—2019)》,分别从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出版的新定位新要求、文化发展的新成就新贡献、出版深化改革的新探索新举措、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目标新征程、主题出版打造国家新形象与传播时代最强音等方面展开论述。

3.增强历史主动,展望出版未来

出版业过去的发展历程,正是未来出版业发展的基石。这是面向过去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对于今日中国出版价值之所在[7]。《新中国出版研究》的作者曾出版《数字出版研究:运行模式与发展趋势》《数字出版导论》等书,对当下及未来的出版形态认识深刻。《新中国出版研究》在全面总结新中国出版取得的伟大成就与经验启示的同时,鉴古知今,明晰出版的边界,并进一步把握、预测中国出版的未来走向,为中国出版的科学发展建言献策。

《新中国出版研究》的末章《走向出版强国》饱含作者对中国出版的殷切期望。其首先从出版消费、技术迭代、跨界融合三个方面介绍技术的新形态与未来可能出现的出版模式,其次从内容维度、时空维度、版权保护维度阐发出版大国走向出版強国的路径,最后从出版载体、思想保障、科技支撑三个方面展望新中国出版与民族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出版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努力使我国从出版大国发展为出版强国,从而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4.择选出版大事,谱写学术编年

新中国七十年来的出版历程宛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由一本本书、一件件事和一个个人编织而成[8]。作者从纷繁复杂的新中国出版史中,择选重大历史事件,编写出版学术编年史,同时注重对新中国出版领导机构的梳理,于书尾附有《新中国出版领导机构的沿革》《新中国出版大事年表》两篇附录,方便读者查阅。

《新中国出版领导机构的沿革》介绍了自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成立(1949年2月)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共中央宣传部(2018年3月)的沿革历程,有助于读者厘清出版概念。因为在现代中国,“新闻出版”概念的形成,与新中国出版管理机构的变迁密切相关[9]。根据《中国出版年鉴》《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等书编制的《新中国出版大事年表》十分便于读者阅读。全表罗列1949年至2019年的新中国出版大事记,简明扼要地展现了新中国出版历史中的各大重要事件。然而白璧微瑕,《新中国出版研究》定稿于2019年,因审稿周期较长,于2022年才付梓,《新中国出版大事年表》记录的事件即止于2019年。作者未能将2020年至2022年新中国出版进程中的大事件补齐,难免存有遗憾,只能待此书修订之日再行增补,以造福出版界同人。

二、《新中国出版研究》的突破与创新

新中国出版在短短的七十年内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逐渐发展为出版大国。出版人如今正踔厉奋发,努力建设出版强国。新中国的出版历程跌宕起伏,《新中国出版研究》的作者以较为客观的笔触,全景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出版史,既有史学家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又有文学家之细腻笔法,更有哲学家之洞察力。《新中国出版研究》多有突破与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1.宏观站位与微观叙述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七十余年历史,此时期出版事业的发展速度虽冠绝前代,但也只不过是中国数千年出版历史中的一小段。将新中国出版作为一个时空概念置于中国几千年出版史的历史长河中加以审视,可以发现新中国出版是其发展历程中离现代最近的一个时段[2]。《新中国出版研究》的作者有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用长时段的视角去审视新中国出版史,发现此段出版史不仅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出版史有内在关联,而且与当今大出版时代的数字出版密切相关,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来出版的时代走向。不仅如此,出版作为人类文明生产与传播的重要手段,具有文化属性、商品属性与科技属性,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密切相关。新中国出版史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相互呼应,反映了新中国各个层面的互动性,尤其是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宣传手段,出版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能适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技事业。

在宏大历史观、时代观的视角下,作者选定新中国出版历史中的重要节点,择取典型史料进行庖丁解牛式的深入剖析,由点及面,进而勾勒出整个新中国出版史,真正做到宏观研究与具体考证相结合。其中,作者对出版专业、出版人才、出版科研等的系统阐发尤显功力。第四章第四节“高校出版专业的设立与出版人才培养”,从出版专业类高等教育的起步、出版人才职业教育发展、出版科研工作的恢复三个方面爬梳我国出版学科在新时期的建设。第五章第三节“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及学术出版蓬勃发展”,从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快速发展、编辑出版学研究的新发展、科研成果出版的发展等方面展现出版人才队伍取得长足发展的大好局面。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出版学科是一门独特且重要的文科类别,肩负着建成文化强国、出版强国的艰巨使命[10]。作者打破常规,将出版学科的建设问题置于新中国出版史中论述,颇具创新性。

2.纵向梳理与横向互动

《新中国出版研究》按照“章—节—目”的体例编排,“章”按纵向历史脉络划分,“节”按横向专题划分,“目”按各专题要点划分。在这样的编排模式下,全书框架、体例明晰,层次分明,突破了传统的线性叙述,既注重新中国出版发展的历时性,又注重出版各要素发展的共时性。

出版研究的外延或者说出版研究的主要对象涉及四个维度:一是出版载体;二是出版符号;三是出版技术;四是出版活动及成就[11]。出版载体包括纸张、磁带、唱片、软盘、硬盘、云盘等。自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纸张不断普及,至东晋桓玄发布“禁简令”,纸张最终得以推广开来,并成为出版符号的重要载体,至今仍为传统出版载体之大宗。出版符号包括文字、图画、音频、视频等。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自源性古典文字体系,递经甲骨文、金文、籀文、隶书、楷书、草书等形体变化,一直是记录我国文明的主要符号。出版技术包括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套版印刷、机械印刷等,雕版印刷术作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出版活动及成就包括出版主体、出版策划、出版编校、出版印制、出版发行、出版交易、出版规律、出版思想成就、出版制度成就、出版实物成就等。全书以时间为经,以出版的四个维度为纬,详细描绘新中国出版在不同时段的不同特点,凸显新中国出版在收录信息、整理知识、萃积文化、传承文明中的卓越成就[12]。

3.史料丰富与案例典型

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间大量的出版史料得以保存。当代人写当代史,自然可以充分借鉴丰富的史料。据《新中国出版研究》的参考文献可知,此书征引专著、论文、网文等文献二百余种,引文清晰、准确、完整。

然而,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择选较为典型的案例,向来是撰写史书的一大难题。作者从史实出发,“将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13],择取典型案例以突出特定的历史时段,对标、对表中央和主管部门的相关文件、相關领导的讲话、相关报告总结以及权威的出版史著作、出版史料。全书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能准确把握每个时期出版工作的主题、主线,又能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审视,进行客观准确的评述。更难能可贵的是,全书以冷静的笔触叙述历史,选取带有温度的典型案例,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

4.逻辑严谨与行文典雅

《新中国出版研究》章与章之间、段与段之间、句与句之间衔接紧密,前后互通,逻辑自洽。各专题之间环环相扣,由浅入深地剖析每个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含义。作者认为,出版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出版人,出版人作为新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和把关者,从传统出版到虚拟出版,以出版物的形式实现对新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与传播[14]。作者以人为本,注重在丰富的史料中挖掘、收集出版史上鲜活的人物故事,把抽象、冰冷的历史转化为生动、有温度的出版掌故,使读者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体悟故事背后蕴含的智慧和力量。全书行文流畅,语言准确、凝练、典雅,以较为通俗、活泼、大众的方式表现抽象的历史,既能作为学术研究者的参考资料,又能作为一般读者的普及读物,让专业学者不觉肤浅鄙陋,令普通读者不觉深奥难懂。

三、结语

《新中国出版研究》通过梳理新中国出版七十年(1949年至2019年)走过的光辉旅程,全面总结了新中国出版取得的伟大成就与经验启示。其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版事业的阶段性总结,也是繁荣新时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和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石。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出版人应勇于承担历史责任,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努力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出版更多优秀的出版物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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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厚枢,魏玉山. 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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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万安伦,黄婧雯,曹培培. 对出版和出版学科的再认识[J]. 出版科学,2021(2):5-13.

[13]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4]万安伦,刘浩冰. 新中国出版70年:阶段历程和经验启示[J]. 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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