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林富：希望成为一个跨越学科和国界的社会设计连接者

章林富，英国兰卡斯特大学ImaginationLancaster在读博士一年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设计和数字化地方营造，研究目标为深圳城中村里的年轻移民。本科和硕士阶段，章林富在国内研读的是环境设计专业，主要研究国内移民群体、可移动和临时性空间，之后在英国攻读了第二硕士学位，专业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是社会群体认知和偏见。章林富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国内第一家社会影响力公司，参与改善城乡数字化鸿沟的农村发展项目；第二份工作是在互联网大厂的金融科技部门，负责市场和用户研究；最后一份工作是在智能家居公司，负责物联网产品创新与体验。目前的社会设计实践主要基于社会与行为科学、新兴技术与设计的结合，旨在解决边缘社区和弱势人群的健康问题。

《设计》：从环艺到社会心理学再到社会设计与公共参与，你的这条求学发展路径是如何规划的？

章林富：从传统的空间设计跨到社会心理学，再回到社会设计，其实是一个从“以美学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再到“以社会为中心”

的设计转变过程。其中我遇到了三个路口：第一个路口是以人或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我研究生时的研究主题是空间应该根据人的需求变动而变动，而不是设计一个空间并将人限制在其中。即使是非常优秀的设计师也很难产出完全符合用户需求的设计，比如最近几年青山周平在《梦想改造家》中的设计被住户“打回原形”，以及陶磊设计的西北红砖房引发的争议。社会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的社会认知、态度、行为与关系，因此可以针对性地弥补这部分短板，也是我选择跨专业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路口是进入到真实的社会环境。毕业以后，我很好奇社会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我当时认为，社会设计师需要走出封闭的校园环境，了解外面真实的社会。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去挑战农村的数字化鸿沟，接触到了边远少数民族、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第二份工作是做互联网金融，接触到高净值人群和复杂的协作分工。与不同社会层面的接触，丰富了我对真实社会多维度的认知。

第三个路口是确定社会设计作为长期的志业。在学界和业界探索过后，急需整合和梳理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社会设计也和我跨学科学习以及多领域工作的内容非常契合。这时候，从事社会设计的博士研究就很符合我当下人生阶段的需要。

作为一个“ 斜杠青年”，在每个路口我都付出了极大的勇气跨出自己的舒适区，挑战完全陌生的专业、进入竞争激烈的职场、“大龄”脱产攻读博士，这些都不符合大众的线性时间表，却是基于我自身理性的非线性选择。

《设计》：社会设计的基本元素都有哪些？社会设计的价值如何体现？

章林富：我给社会设计下了一个定义：通过长期的参与式社会研究和设计行动，对社会材料（包括人的和非人的）进行创新的重新组合，来改善不平衡的社会关系与弱势群体的社会处境。根据这个定义，可以拆解一下其中的基本元素：长期。应该将社会设计视为一个不断持续、动态的社会建设过程，一个短期的设计项目很难实现有效的社会转变与创新。社会设计就像在戈壁上种了一片林子，如果不持续浇水和养护，很快会就会枯萎，甚至这片枯木还占据了当地稀缺的自然资源。因此，社会设计的效果，只有在不断的社会建设性行动中才能得以体现，而一次短期的行动或项目很难产生明显的变化。

公共参与。社会设计最重要的内核是大众参与，也就是受到这个设计影响的人们，有权利充分表达他们的观点和诉求，并参与到整个过程中来。丹麦社会设计师托马斯·马库森（Thomas Markussen）就认为，社会设计是“一个共同协作的设计过程，设计师和特定的公民群体、公共和私人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社会变革”。通过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民主参与，可以对冲掉设计师个人局限性导致的偏颇，产出更适合具体社会情境的设计。

社会研究。社会设计要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这就意味着社会设计师需要从以工作室为主转向以社会田野为主的工作方式，长期扎根于社会的真实场景中，并具备较强的田野工作能力和掌握社会研究方法。

设计行动。设计是创造性地将人的意图转变为人造物。这里既涉及人的社会性要素，如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或当地的文化，也包括非人的物质要素，如适当的技术、材料和工具。社会设计是通过将这些包含人和物、抽象和具象的社会材料，进行重新编排和设计来实现社会变革的目标。同时，设计结果可能是实体的，如建筑、产品或书籍，也可能相对抽象的解决方案，比如符合当地的建造知识，社区服务的策略。

不平衡的社会关系。主要指社会设计的“安全”边界。目前并没充分的证据佐证设计可以改变社会的宏观层面（比如经济结构、社会阶级），因此不宜将实践目标过分扩大，要谨慎使用“社会结构”“制度”“世界”甚至是“城市”这些很大的词语。很多研究也已经表明，设计在较小的社区或社会行为层面（如社会态度、认知、行为甚至关系）可以做出积极的贡献。一旦设计专业实践完全超出设计的有效范围，按照一些学者的话来说，“目前设计的词汇和方法实践都开始崩溃”，也就无法判断这些社会变革所产生的价值、影响力和实际发挥的作用是来源于设计，还是来源于别的领域。

弱势群体的社会处境。社会设计的结果和贡献，主要是通过帮助弱势群体，减少对他们社会偏见、不公正的行為，发掘和增强社会能力，缓和其在经济与社会资本上的不平等的关系，来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健康、持续地发展。因此，社会设计可以视为社会支持、保障和发展体系中的一部分。

说到社会设计的价值，社会设计更重视社会性价值，并非完全排斥商业价值和市场力量。例如利亚·阿姆斯特朗（Leah Armstrong）等人将社会设计的价值定位为“以集体性和社会性目标为导向”。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往往并不一致，就像以商业设计不会太关注边缘人群。正如设计思想家维克多·马格林（Victor Margolin）所说，社会设计正是在商业行为无法发挥社会效应的情况下产生的，是推进社会健康和公平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社会设计的价值还体现在用更少的钱来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比如，社会设计在欧洲兴起的主要背景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社会公共福利的预算被严重缩减，社会设计被作为一种更高性价比地实现社会性价值的途径。目前很多社会设计的成功案例，通过创造性地利用现有资源，用较少的钱取得较好的社会效应，而其中价值的增量需要归功于设计创新。

《设计》：你所理解的社会设计和社会设计师是怎样的工作和职业？

章林富：社会设计的主要工作目标是迎接社会的复杂性挑战，如全球变暖、人口老龄化、农村的发展。相对于传统设计师的工作，社会设计师扮演着社会资源连接者和整合者的角色，这对设计师的知识与技能提出了广而深的要求。

在设计技能上，社会设计师需要更多样化。设计采用的形式应该由特定的社会需求所决定，比如我们希望普及某些社会认知，视觉传达设计会更加快捷有效；希望改善公共健康的行为，那么空间和产品的形式也许有效。而不是因为设计师是学平面设计的，所有问题都应该用平面的方式来解决。我的导师打了个比方，“我们不能把想做的设计当做一把万能的锤子，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领域上无差别地一通儿乱锤。”特别是在AI赋能的时代，我们使用设计工具的门槛也在降低，有了更多实操不同类型设计的可能。

在社会技能上，需要更强的社交和社会研究能力：1社交能力。

社会设计师作为一个中间人的角色，需要和各种利益相关方打交道，这需要更多社会互动和沟通的技巧。平心而论，很多参与者的配合并不是因为多了解和期待你的设计，而是通过和你的沟通，相信你真的愿意为这个地方或社区发展做出贡献，因此才会更倾向于协助你；2深入的社会研究。很多人被“社会设计师”的“社会”所迷惑，觉得不管什么社会问题我都能上，今天可以做脱贫攻坚，明天就能做全民健康，后天又可以做家庭暴力。实际上，社会设计是一份在若干个领域长期耕耘的工作，在深入思考和长期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才能产出可信的解决方案。

总的来说，社会设计师的工作需要灵活多样的设计技能，以应对变化的社会需求；同时还需要与多方沟通和协调，并长期专注在若干个社会研究领域，对这些领域的问题有深刻洞察和研究实操能力。同时，具体的社会设计工作只聚焦在一定的细分方向和地域内是有效的，因此，扎根在具体地方，不断深挖社会的某个具体问题才能因地制宜。

关于社会设计相关的就业选择， 我在露西·金贝儿（L u c yKimbell）及其同事的研究基础上，细化和罗列了以下一些选择：

设计咨询、社会创新公司。设计师既可以在这些机构中产出更具创新性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也可以与一些大型商业机构，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合作，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实践。

政府公共部门。如民政部门、城市规划与管理部门和街道办，设计师可以直接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福利系统优化的过程中，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公共参与。

国际非盈利组织。设计师可以参与到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在如气候变化、难民、贫困等全球性挑战项目中，提供大规模的创新解决方案。

国内社会组织。设计师可以在如公益基金会、社工机构、民非和社会企业中发挥作用。通过优化和实施本地化创新项目，如乡村振兴、健康、教育、环保、人口老龄化等方面，提高本地社区的生活质量，创造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战略。

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和智库。社会设计师可以为大学等教育机构提供培训和课程，与学生一起探索社会正义、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等议题，培养学生的社会思考、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同时，还可以使用各种创新方法和工具，帮助研究机构探索社会挑战的创新解决方案和未来可能性。

《设计》：在中国做社会设计经常面临哪些真实客观的挑战？

章林富：在中国做社会设计主要面临以下一些挑战：社会角色与利益代表的挑战。社会设计师通常是一个第三方角色，可能会被卷入多方的利益冲突中，需要考虑选择站在哪一方，还是采取完全中立，或者是介入调解。例如，当居民和社区街道办发生冲突时，我们需要如何选择立场？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尽管社会设计师更加关注社会权力关系中的弱势方，但不是弱势方的全权代理人。如何在促进积极的社会竞争和实现双赢的过程中，与多方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公众参与积极性和中断的挑战。社会设计的基础是自由、民主的公众参与，这意味着设计行动随时会面临被质疑、中断或无法达成共识的风险。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参与度不足的问题，如何激发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是中国社会设计师的难点。同时，项目推进过程中也会不断有参与者加入或退出，特别是在大城市中，大家的日程都十分不确定，因此参与的连续性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被迫中断。

社会破坏性的挑战。与社会科学家保持的研究中立不同的是，社会设计师希望通过新的视角和多方参与来激发参与者重新反思、质询，甚至破坏原有的生活，从而使沉浸在日常生活中的公民通过新的方式来再现他们生活的力量。但同时，贸然的行动和介入可能在干扰和摧毁参与者的生活信念后，无法建立新的信念，也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公众隐私和安全的问题，会面临政策和法律上的风险。

资金支持的挑战。由于社会设计需要长时间的参与和持续的投入，不可能在非常短期内带来经济或者商业化效益，这导致项目的可持续性可能受到资金支持的影响。同时，当有限的公共资金挑选资助社会项目时，社会设计可能与其他社会发展或公益项目的价值评判和交付结果的标准上存在不同，如何衡量社会价值和资金投入的优先级目前缺乏标准。如果资金来源于市场和商业机构，资方在社会设计过程中如果希望获取商业利益，尺度应该如何把握？

《设计》：社会设计师容易存在哪些认知缺陷？你认为应当如何弥补？

章林富：我覺得目前在社会设计中主要体现在与“社会”相关的缺陷上：设计的社会实践范围的认知局限。一些设计师对于社会设计的社会工作内容和边界感到困惑，对于设计之外的工作很迟疑和矛盾。比如他们对于如何建立社会合作关系表现出不适，甚至抵触。这里面反映出一种“以自我或设计为中心”的认知偏差。当我们站在居民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去考虑，他们很可能不了解你的设计及其益处，甚至认为对其生活产生了干扰。社会设计的实践可以是设计之内的，也可以是设计之外的，甚至拉拉家常、吃个夜宵都对公众参与和设计推进非常有帮助。因此，设计师需要先打破这种“这又不是设计，为什么要去做”的认知局限。做好社会设计的前提是与在你附近的人和事物建立积极的社会联系，并展现出你为社会发展出力的热诚。

社会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主要体现在社会研究方法上的不规范和单一：首先是研究方法上的不达标，体现在没有受到足够的训练来实操这些方法。比如在定性研究中，经常会出现诱导用户、缺乏基本的伦理意识、粗糙的访谈大纲、焦点小组中糟糕的控场等问题。按照唐·诺曼（Don Norman）的说法是，设计教育中需要关于社会、行为、认知等科学方法的系统训练。同时，设计师可以先从自己熟悉的小型社区入手，比如自己的学校、出生的村庄，对于社会研究的要求也相对较低，且已具有本地知识。在自己研究能力提升后，再去挑战更陌生的环境和规模更大的社区。

其次是研究方法上的偏颇，特别是很多设计师对定量研究存在明显排斥。如蒂姆·布朗（Tim Brown）认为定性才能产生超越性的洞见，而定量方法是种渐进式的修补。但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该种方法是否适合回答具体的研究问题，而不是某种方法适合所有情况。所以，斯奈曼·詹泽（Cinnamon Janzer）和韦恩斯坦·劳伦（WeinsteinLauren）认为社会设计师需要采用多样化的社会研究方法，例如民族志研究、参与者观察、访谈、问卷调查、社会工作和社区组织干预、参与式行动研究等（见图1）。

另外，我观察到，近几年社会设计师开始采取“行动研究+参与式设计工作坊”这种模式，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地把社会研究和设计结合起来。但是，当设计师缺乏足够科学研究积累和当地知识时，采取行动研究会有加重过度“问题化”社会的风险。因此，可以考虑先把一些传统社会研究做扎实，充分理解了当地社会后，再去考虑行动为导向和解决问题。

《设计》：如何考虑本地文化和传统文化观念，构建有效的社会设计活动？

章林富：我们通常会说，在社会设计里面没有一以贯之的模式，这点主要是指社会-文化差异可能导致过往的成功经验应用在新地方时完全失效。因此，每个社会设计的前提都是构建在具体地方文化的基础上的，设计师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社会差异和保持文化谦逊：设计师的角色。设计师常常被教育成为一个社会创变者、专家及领导者，但是可能导致设计师放不下“身段”。这种外部专家的角色定位，导致设计师对于当地的文化抱有一种俯视、凝视甚至是“挑拣”的心态。所以，设计师应该先把自己作为当地生活场景中的“自己”人，而非专业角色。

设计师的知识。设计师保持文化谦逊的现实原因是缺乏当地社会的基本知识，这种知识是无法通过设计的专业知识替代的。因此，当地人其实是设计师的当地社会老师，面对比你懂得更多的人本来就应该谦虚请教。同时，在本地长期扎根的社会科学家们也是本地知识的重要来源，可以帮助设计师获得更为深入全面的文化理解。

设计师的影响力。设计师在陌生社区里面的社会影响力可能还不如一个普通内部成员，很难在没有建立可靠的本地社会关系的情况下，来调动社会资源，更不用说推动社会变革。因此，不要一开始就想着搞点大动作，先建立好良好的合作和互信关系是增加社会设计有效性的前提。

设计师的意图。一些设计师常带有强烈目的性的预设进入到新的环境，导致设计容易缺乏当地的适配性和独特性，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剥削与殖民。设计师应该对本地文化保持好奇心和探索精神，例如，不要说到非洲就是土著文化，提到苗族就是苗绣，对文化偏见和刻板印象保持自觉性。

总的来说，从“外人”变成“自己人”，从本地人和本地学者获得本地知识，逐渐扩大当地的社会关系，以及抱着探索的心态，才能构建符合本地文化的社会设计。

《设计》：怎么想到要在B站做一个讲社会设计的up主？你希望传达一些什么？

章林富：说来有点惭愧，我从去年10月份以后就没有更新视频。主要是我前半年在做我博士课题前期的社会研究，最近快要进入到社会设计的文献综述阶段，稍后就会开始在B站频繁更新了。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社会设计连接者的角色，这里面有三层意思：一是跨学科连接者，之前主要是行为科学和设计之间的，我正在试图成为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与设计之间的连接者；二是跨国研究的连接者，我目前也在翻译一些文章、书籍，视频创作和社群分享是非常便捷的知识转化和传播的渠道；三是研究和实践的连接者，社会设计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依然有較大的隔阂，甚至充满矛盾和抵触，我本身非常愿意现身说法，尽量能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

整体来说，社会设计是一个非常新的方向，各种研究和方法的论述略显芜杂。所以，我希望给大家能介绍以下几个方面：社会设计的历史。社会设计和上世纪70年代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y Papanek）强调的为了社会责任的设计差别还是很大的。社会设计主要是发生在最近20年，社会和专业的背景较以前变化很大，其中有西方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的衰退，与社科的学科交叉、参与式设计、去殖民化设计以及公民科学的发展。

社会设计的理论。社会设计也在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来重塑主要的理论，比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探究理论、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尚塔尔·墨菲（ChantelMouffe）的对抗性政治等，这些都试图在诠释社会设计的社会理论来源，提供不同的视角。还有一些社会设计的案例，主要可以给大家具体展示一些什么是好的社会设计。

社会设计的关键学者及其研究。除了已经过世的维克多·马格林（Victor Margolin），社会设计领域比较权威的人有伊波·科斯基宁（Ilpo Koskinen），露西·金贝儿（Lucy Kimbell）团队，托马斯·马库森（Thomas Markussen）团队和尼克·特朗普（Nynke Tromp）等，但是这些为社会设计摇旗呐喊的学者，居然鲜有人关注和引用。让我很惊讶的是，国内的研究者经常将埃佐·曼奇尼（Ezio Manzini）的《社会创新设计导论》作为核心文献来论述社会设计，但实际上他本人并不认可社会设计。

自己对社会设计的体会。我自己对社会设计的知识框架也在不断反思、完善和闭环，比如之前谈到的社会设计的“安全”边界是社会行为层面，因为这样才能测量设计产生的社会影响，继而可以去不断迭代设计，最终才能长期持续下去。

总的来说，我希望社会设计能不断细化和发展，而不是变成一个滥用、消遣和泛化的热门词汇。那么，我自己就必须身体力行，不断去进行相关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设计》：社会设计与其他学科（不限于设计领域内）的关系是怎样的？你在社会设计实践中与哪些学科的设计师/志愿者合作过？有什么启发？设计师的专长在项目中体现出怎样的优势？

章林富：社会设计的学科定位是设计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很多人直接将社会设计等同于社会学加上设计学，这种“拿来主义”观点既缺少对社科更细致的了解，更对其他学科具体可以如何作用于设计的实践缺乏理解。因此，我分两部分来讨论设计如何与其他学科交叉：

1. 不同宏观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对于设计的作用各不相同：

社会学可以帮助设计师理解社会不平等后面的社会结构和制度。

如果设计师希望致力于社会平等、边缘人群等方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学可以作为首选。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先了解社会的不公平是怎么被人为建构起来的，才能去通过重新建构来改变社会。社会学想象力和设计想象力可以形成互补关系，让设计师更加关注社会现象背后抽象的深层动因。

人类学可以提升设计师的文化洞察力。特别是实践议题涉及到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差异导致的冲突和少数民族社区，通过民族志研究可以系统了解特定社区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和文化模式。同时，人类学也提供洞察视角和提升文化敏感度，比如项飙老师对于关注“附近”的呼吁得到很多社会设计师的共鸣，他提出的移民基础设施对于我去理解大规模的移民现象很有启发。这些研究有助于社会设计在干预行动中降低文化误解和冲突的风险。

政治学可以加深设计师在社会政策制定、既定的规范和权力关系上的理解。主要适用于社区营造、公共倡议和关怀弱势人群等议题上。

通过政治学的视角，设计师可以看到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利冲突、协调和落实的过程，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立场，思考如何实现合作和相互尊重，为后续的设计细化、推进与落实提供了现实依据。

当然，经济学和地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也都可以在特定的社会设计议题上发挥作用，为设计提供一个宏观的知识框架，来更深入地理解社会背景。

2. 如何将一个宏观的社会研究逐渐聚焦，最终使其转化为具体的设计行动？

在学科交叉上，我观察到从宏观社会科学理论到设计科学实践，中间出现了明显的断层，相对抽象知识领域与具体设计的颗粒度相差实在太大。两者之间需要行为科学或其他细分的应用学科来搭建桥梁，行为科学可以帮助设计师理解具体社会情境下，人们的认知、动机、需求、行为、心理和社会的具体过程。

针对不同的细分研究领域，与社会设计结合的行为科学有：社会心理学（社会态度、行为和关系）、社区心理学（社区犯罪预防和邻里关系）、行为经济学（消费决策、贫困和金融干预）等。以我的研究为例，我研究大规模移民现象主要集中立足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研究城中村时聚焦在城市社会学，探索移民的幸福需要运用积极心理学和社区心理学等学科，这些领域相互交叉、不断细化，最终可以为设计提供更有效的、针对性的证据支持和干预依据。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需要从宏观社会科学到行为科学的中微观领域不断推进研究，以期让设计行动更具可操作性。

在跨专业合作上，除了我本专业设计和社会心理学外，我还与社会学、社会工作、人类学、商业分析、计算机开发、建筑、金融、市场营销与运营等各种专业进行过合作。给我的启发是，认识到设计的有限性，以及保持开放精神非常重要。在社会分工高度精细化的时代，每个专业通过自己的专业语言体系来建构理论逻辑和职业技能，这些决定他们工作的可行性和价值标准。如果用自己的设计经验或有限的日常知识去套用其他专业，是无法真正理解对方的专业立场的。因此，在跨专业合作中，不要带入先入为主的设计立场，尽力尊重、学习和理解别人专业背后的逻辑，这样更容易找到不同专业之间的平衡点。

同时，我在社会性和商业性的项目中都发现，设计在项目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

设计的跨学科整合优势。在初期探索和研究阶段，设计可以通过可视化和语言的方式，整合不同領域的复杂知识和信息，转化为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形式，提高不同领域之间沟通和协同创新的效率，为复杂的问题提供更全面的认知视角和解决方案。

设计的多样性干预优势。相较于其他学科，设计作为一种物质化的美学实践，通过处理社会物质的方式来达到社会性目的。设计实践的范围覆盖了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空间、产品、界面等，以多样性和创造性的干预方式和解决方案呈现。

设计迭代的性价比优势。设计能够快速制作原型并进行迭代，以小规模即时验证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在早期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从而降低项目的成本与风险。

以上这些设计优势都是其他专业无法比拟的。当然这里的前提在于，需要深入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才能用转化和创造知识，产出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解决方案，并进行低成本的快速迭代。

《设计》：过去三年的重大社会变化给社会设计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你个人的社会设计理念/实践方法是否有所变化？

章林富：我个人观察到的过去三年对社会设计有积极影响的重大变化有以下几个方面：社会转型。中国社会正在摆脱以经济价值作为唯一衡量指标的时代，特别是2020年后，我们基本上消除了贫困，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可持续性。国家也加大了改善公共服务、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和提高社会治理的力度，这些对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康和人性化社会尤为关键，社会设计也正好响应了这种社会大趋势。

“城乡融合”和社区感的建立。城市和农村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正在转变，过去在急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被忽视的地方性文化被重视起来，这种地方认同和价值的多元性对于社会团结非常关键。同时，个人的社区归属感和社会单元的层级在三年疫情后反而增强。比如我们现在更能认同自己归属于某街道、某小区、某栋楼，邻里互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频繁，经常看到邻居在微信群里沟通交流，甚至为了小事争论，这些现象以前只能在传统的乡土社会看到。

数字化技术发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内，移动支付、人工智能、5G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数字化技术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同时也增加了沟通和公众参与的便利性和多样性。数字化技术的进步还为社会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工具和手段，例如最近Chat-GPT的横空出世，在逐渐降低数据分析、平台开发等技术门槛，这反而让我们有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向人性和社会的研究和实践，为探索和解决社会和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为社会设计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有利条件。最近两年，我接触到的很多社会设计相关的团队，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做得相当耐心和扎实。很多团队真的扎根在社区，进行以年为单位的持续性创新。这和我10年前乃至5年前看到的某些急躁、功利、个人英雄主义的状态有很大的差别。

同时，这种变化对我个人最大的影响是对社会设计可行性的判断。主要涉及到几个方面：1目前社会是否需要社会设计，如果连温饱都解决不了，那么谈社会关怀可能有点超前，社会支持和积极的反馈也会特别少；2是否有相对充分的研究文献和案例支持我完成社会设计的研究；3是否能找到适合的合作者来实践社会设计，因为社会设计是一个人完不成的。这些积极的社会变化和条件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使我完全转向了社会设计。

《设计》：你印象最深刻的国内外社会设计项目有哪些？项目的哪些特质吸引了你？

章林富：我简单介绍三个印象深刻的社会设计案例：案例1：丹麦重刑犯卡牌游戏的社会设计。设计师将“亲子互动增强儿童成长适应性”的社会研究，通过共同设计和体验纸牌游戏，应用到重刑犯与探监孩子互动的干预措施中。同时他们对该设计产生的效果做了非常严谨科学的实验设计和评估，通过分析受访者的家庭关系叙事内容，发现该设计对于促进亲子关系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案例2：伦敦 Participle的“圈子”项目。该项目是为了解决伦敦萨瑟克地区老龄化问题，设计师从社会关系与支持的视角出发，挖掘了老年人的需求，包括社会交往渴望、社会服务缺失、缺乏生活目标和价值感。通过参与式设计，“圈子”整合老人成为一个社交和生活服务的团体，在成员内部匹配技能和消化需求，如园艺师帮助会计师打理花园。

最终，成员们增加了社会互动，提高了价值感，超过88%的会员结交了新朋友，平均每人结交了6个新朋友，同时解决了超过2万个生活需求，而整个过程只用到了设计。

案例 3：成都地瓜社区的“地瓜妈妈”项目。地瓜社区是周子书教授创办的可持续社会创新机構，致力于为个体赋能，激励其参与到自组织和资源再构建中。该项目聚焦于成都曹家巷社区的全职妈妈，通过研究发现该群体的若干痛点，包括身体康复、社交和心理问题以及社会价值感不足等。设计师与妈妈们一起挖掘群体内技能，通过瑜伽、普拉提等运动促进身体康复，群体交流互助和心理疏导改善心理状态，教授技能提升了妈妈们的社会价值感和促进了其再就业。

我很推崇这三个案例有几个原因：1这些案例符合社会设计的定义，通过参与式的方法创新组合了现有的社会材料，创造出新的设计，同时保持相当的克制，符合创意就是对已有元素的组合的理念。2这些案例都已运行数年以上，证明了这些项目在社会现实中的可行性和持续性。3这些案例目标明确，且目标是可测量和评估的，如社交增加了6个朋友，心理焦虑和自我效能感都可以测量，因此这些项目是可持续迭代和可控的。

《设计》：社会设计实践者在具体项目实施中会遇到哪些责任风险？

章林富：我觉得社会设计的实践中有两个相关的风险：社会责任的风险。大部分社会设计师肯定都是抱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但潜在的风险在于是否有能力实现这种社会责任。由于社会设计面临太多复杂的社会因素，中断和失控的风险随时存在，在选择具体的社会设计项目时，设计师需要评估自身能力和已有资源。同时，社会责任最终需要反映在社会影响上，社会设计师有义务报告和反馈设计的影响是否为负面或正面，来杜绝好心办坏事的窘境。

社会伦理的风险。由于一些社会问题和弱势群体很少被关注，与之相关的社会设计行动几乎都会被肯定和鼓励，如果对其进行伦理质询，似乎就会被视为一种“反对进步”的力量。但必须承认，设计师在社会伦理上的训练相当匮乏，很容易对原有脆弱的社会生态和群体产生新的破坏。例如，使用不恰当的方式会对受到创伤的人群形成二次伤害；研究中应该如何处理存在的欺骗性问题；如何避免激化群体冲突等。因此，社会设计师其实需要受到社会伦理的监督，比如我学校的道德伦理委员会和导师对我有监督义务，而政府、社区或社会科学家也可以对社会设计师进行伦理监督，来避免社会设计导致新的社会问题的风险。

总的来说，在目前第三方的监督和社会影响力的评估都比较缺乏的情况下，社会设计在社会责任和伦理上存在的风险。

《设计》：请介绍一下你正在进行的深圳城中村年轻移民项目，以及你的研究方法和遭遇的挑战。导师给了哪些建议？

章林富：我的研究课题是“深圳城中村年轻移民的社会幸福：基于低成本的物联网解决方案的社会设计”。我很喜欢中央美院的周子书老师说的：凭什么这个事情或研究必须是由你来做？所以我的研究课题沿着这个思路，希望结合我当下的社会兴趣点和已有的资源，用社会设计串联起之前在农民工、空间设计、社会心理学、社会影响力评估和物联网创新的研究与实践。

我在2011～2014年研究了上一代农民工的居住环境问题，10年后的今天，新的一代城市移民面临着更严峻的新挑战，主要体现在社会学家严飞讲的“悬浮”的社会处境，我之前作为深圳移民中的一员也感同身受。年轻移民群体与农村老家产生了文化断裂，但他们在城市里也没有充分的权利和社会资本来支撑他们融入城市。因此，我的目标群体是住在深圳城中村里，从事数字化工作的年轻移民，比如“码农”“外卖员”“快递员”等，虽然他们的数字化能力远超其父辈，但两代人的工作本质都是劳动密集型。我的研究希望以探索他们独特优势的视角，比如通过自身的数字化能力，一起来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幸福感。

关于研究方法，我将按照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视角转变，在不同的阶段选择不同的方法。刚开始用文献综述和非参与式的民族志观察来进入社区，通过传统混合方法对人群和社区有更深的理解，再考虑参与式行动研究将问题具体化，然后转化为参与式的设计方案，最终进行设计的社会影响力评估。

我的导师们采取的是鼓励型督导方式，他们很少给我建议或者直接告诉我答案，而是更希望我自己先有好奇心和热情去探索研究，在我灰心或者迷茫时给我鼓励和支持，在我推进的过程中与我讨论、细化问题和控制节奏。所以，我没有任何来自导师的压力，这对于希望探索未知领域的长期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适合的人生阶段和清晰的研究目标给我的博士研究以足够的信心，因为读博士就像在迷雾中的大海上独自前行，包括导师在内，没人能告诉你确切的答案。

《设计》：留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博士毕业后你想做什么？

章林富：留学中的最大收获是感觉获得比较全面的学术支持： 1不同方向的导师支持。根据我的课题，实践和理论各配备了一位导师；2其他学科的支持。当我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或方法，很快就可以找到相应的训练课程和老师辅导；3研究团体的支持。我们系最近成立了社会设计兴趣小组，有很多兴趣相投的研究者一起交流和讨论。

在职业选择上，我以上提到的创新公司、政府部门、国外的非盈利组织、国内的社会组织和教育研究机构，都是我考虑的范畴。目前我对未来十年的学术追求是将设计学、行为科学与社会科学衔接起来，形成一套比较可行的方法论。因此，大学老师或研究员的工作比较匹配我的学术规划。同时，我对教书育人很有热情，之前受过了不同学科的教育，也有一些社会实践经验，通过博士的训练，会有一个比较完整和平衡的知识架构，在教学上应该可以给学生提供多维度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