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考略

吕伟涛

一 图卷概况

《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为纸本设色，锦绫裱褙，纵42.7 厘米、横132.1 厘米。该卷于1949—1965年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被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其引首有“沧溟槎使”四字篆书（图1），字体瘦劲、挺拔；钤“博明图画之章”（图2）“西斋老人”（图3）“断无冰炭到胸中”（图4）三方篆书白文印，皆古朴厚重、刀工精湛。

图1 引首“沧溟槎使”四字篆书

图2 “博明图画之章”白文印（左上）

图3 “西斋老人”白文印（左下）

图4 “断无冰炭到胸中”白文印（右）

图5 描绘的是清朝使臣册封琉球时的场景，大堂之中端坐于黑色交椅之上的官员身着清朝官服，其左右有两名下属恭立，身后有侍从数人，手持芭蕉扇、烟竿、书本等物。堂前跪有四人，头戴黄色八卷冠，腰系红色束带，应为琉球国中高级官员。堂外亦立有琉球国士民数人，身着宽博长袍，神态各异。

图5 《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画心

图后别幅有博明所作题跋诗十首（图6），字体清秀端庄，雅致工整，兹录文如下：

图6 博明题跋诗

其一：

中山启国播雄风，浴日冲波玉帛同。

盛典人传今计四，丝纶又降大洋东。

琉球于顺治初年奉正朔，康熙元年、二十一年、五十七年，及此乾隆二十年行册封之礼，凡四。

其二：

宣命由来重使臣，特颁章服绣麒麟。

海山司马同襄事，君是词林第一人。

礼臣列词垣衔，以请奉命，以先生偕周海山夫子往，遵例赐一品服。

其三：

祖筵群集尽清华，拜别椿堂敢恤家。

忆得离亭留好句，春寒驿路有梅花。

时年伯侍御公在堂，先生慷慨长行，词馆公饯，自甲辰严同峰以下咸集，以科第序循故典以觞。先生予以典院事为经理，肴核春寒句，先生留别诗也。

其四：

百尺危樯出海洋，飓风七日舞波狂。

赖君诚肃全舟济，风雨声中现宝光。

已抵姑米山，而大风雨七日夜，缆断，舟已损矣。阴黯中见有白光如月照人，乃不沈（沉）。归而上其事于朝，皆先生之诚肃所致也。

其五：

翠旄绛节入王城，岛屿风和万里晴。

典礼庆成佳瑞协，又看搓手贺升平。

二十一年七月八日至王都，先谕祭，以八月二十一日宣敕册封。前使臣徐公葆光，有共看搓手贺升平之句。

其六：

致赆陈庭尽却之，清操应令远人知。

停云楼畔萧闲甚，坐近榕根自赋诗。

先生素以清介自持，一切供应悉罢之。王遣大臣拜进数千金，坚不受。停云楼乃使馆堂后右阁，前使臣林公麟焻所题。

其七：

主宾情意转绸缪，几度攀辕重款留。

那壩馆中宾从盛，即看豪饮亦风流。

馆在那壩，去迎恩亭里余。先生告予，琉人极恭顺，其相臣跽而行觞于馆中，与酬饮往往醉而扶出，先生固大户也。

其八：

隶人底事喜争喧，公独推恩免究根。

慈惠累邀神芘祐，九重更复沛殊恩。

随兵喧嚣，先生不忍置重法，因以得薄谴。王临安梦楼尝语，以归帆亦邀神贶，灵异之迹甚著。先生则不言也。

其九：

转眄惊过三十年，与君今日并华颠。

长安市上同车日，记是秋风八月天。

予于先生为年友，濒行，予襄治装事，去今已三十二年。

其十：

旧梦忆来成髣髴，披图触绪重裵回。

吮豪几度晴窗下，独撚吟须对酒杯。

是卷装成，即命题诗，踰年方脱藁，故及之。

署款“应穆斋先生前辈命，馆侍博明”（图7），钤“博明之章”“西斋老人”二方白文印（图8、图9）和“岁次疆圉协洽时年六十有七”朱文印（图10）。

图7 署款“馆侍博明”（右）

图8 “博明之章”白文印（左）

图9 “西斋老人”白文印（中）

图10 “岁次疆圉协洽时年六十有七”朱文印（右）

《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轴上方题签“槎使图”三字（图11、图12），笔力遒劲；下钤有朱文方印，惜漫漶不可识；再下原似有题款，亦惜被刮去。卷轴下方有中国历史博物馆贴签二张，均标有文物标号（图13）；文物商店贴签一张，标有类别、货号、品名、定价等（图14）。可知该图卷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于文物商店购藏，文物商店原来定的品名为《博明槎使图卷》，后中国国家博物馆根据所绘主题和引首文字定名为《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此卷作品以往未见著录，2020年7月“妙合神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肖像画展”开幕，该作方公之于众，后又被收录进《妙合神形：明清肖像画（第一卷）》（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年8月出版）图录中。

图11 《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轴（左）

图12 卷轴题签“槎使图”（中）

图13 中国历史博物馆贴签

图14 文物商店贴签

“沧溟”指大海，东汉班固《汉武帝内传》有语“诸仙玉女，聚居沧溟”1《太平广记》卷三《神仙三》，民国景明嘉靖谈恺刻本，叶十二正。；唐元稹《侠客行》有载“此客此心师海鲸，海鲸露背横沧溟”2《全唐诗》卷二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23 册，第340 页。；清谭嗣同《报贝元徵书》亦有言“一泛沧溟，即晕眩呕哕，不能行立”3[清]谭嗣同，《谭嗣同集·寥天一阁文》卷一，民国戊戌六君子遗集本，叶五正。。“槎”同“楂”，指木筏，“槎使”即“乘槎使”，代指出海册封的使臣。

整体而言，《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构图疏密有致，造型准确精微，线条工细流畅，设色清素淡雅，显示出作者博明扎实的绘画功底。对于博明这位从未到过琉球的清代文人，仅凭他人言说或文献记载，便能勾勒出册封琉球时相对真实的场景，实属不易。图画部分完成后，又经过一年，博明方完成题跋诗。而所题跋诗句，虽为酬赠之作，但语言隽永、意味悠长，更显博明的不凡才华，且与图画相得益彰。

二 “馆侍博明”

有关博明的生平，《清史稿》《清史列传》等官纂史书中并无传记，方志、诗文总集所收小传甚为简略，致使一代硕儒的事迹几乎湮没。不过，时人著述笔记中透露出一些信息，现整理如下。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进士戴璐所著《藤阴杂记》卷六：

博西斋明，满洲人，壬申编修，外任府道。改兵部郎中。博闻强识，于京圻掌故、氏族源流，尤能殚洽。老年颓放，布衫草笠，徙倚城东，醉辄题诗于僧舍酒楼，洒如也。人有叩其姓氏者，答云：“八千里外曾观察，三十年前是翰林。”又云：“一十五科前进士，八千里外旧监司。”4[清]戴璐，《藤荫杂记》卷六，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本，1981年，第72 页。

清中期同为蒙古族文人的法式善所撰《清秘述闻》卷六：

编修博明，字晰斋，满洲镶蓝旗人，壬申进士。题南容三复，一句；君臣也父，二句；孔子登东，其澜。5[清]法式善，《清秘述闻》卷六，清嘉庆四年（1799）刻本，叶八十七正。

清嘉庆年间朱珪等撰《皇朝词林典故》卷五十四“馆选”一职中列有博明，曰：

乾隆十七年壬申……博明，字希哲，满洲镶蓝旗人。散馆授编修，历官云南迤西道，降官至员外郎。6[清]朱珪等编，《皇朝词林典故》卷五十四，清嘉庆十年（1805）武英殿刻本，叶一〇七五正。

《皇朝词林典故》卷五十八“翰林院办事官”一职中亦有其名，曰：

乾隆二十七年……博明。以洗马充。7同注6，卷五十八，叶一四六二正。

清道光年间沈涛在《交翠轩笔记》卷一：

蒙古博西斋洗马明为元代后裔，有《西斋偶得》一书，中论辽金元掌故，颇足以资考证。8[清]沈涛，《交翠轩笔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第7 页。

清末满族名儒盛昱编《八旗文经》卷五十八《作者考乙》载：

博明，字希哲，一字晰斋。博尔济吉特氏，隶满洲镶蓝旗，两江总督邵穆布孙。乾隆壬申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丙子主广东试，累官冼马，外任云南迤西道，降兵部员外郎。博学多识，于经史诗文、书画艺术、马步射、翻译、国书源流，以及蒙古、唐古忒诸字母，无不贯串娴习。著有《凤城琐录》一卷，《西斋偶得》三卷，《西斋诗辑遗》三卷。与佟裕轩学士图鞳布，并以巨人长德为学者宗，它如辽东三老、农曹七子。其遗篇均不多见，钟羲重刻《偶得》于杭州，谭献序之。9[清]盛昱编，《八旗文经》卷五十八，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叶四一二正。

清末谭献曾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行的博明的《西斋偶得》撰写了一篇序，序文写道：

蒙古西斋兵部先生，夙官禁风，拦柱下至藏万卷研求，学有心得，随笔纂录。掌故舆地经典之纲要，援古证今，无游移傅会之陋说，学人也与，史才也与。10[ 清] 谭献，《西斋偶得》，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叶十五正。

清末民初，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收六千一百余家诗作，凡两百卷，是为清代以来搜罗最全的一部诗歌总集。该书卷八十一收博明诗《和孙笠山秀才忆燕诗》《山谷祠》二首，并附小传：

博明，字希哲，号晰斋，满洲旗人。乾隆壬申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云南迤西道，降兵部员外郎。有《晰斋诗》。11[ 清] 徐世昌，《 晚晴簃诗汇》 卷八十一，中国书店影印本，1989年，第3278页。

清末藏书家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则明确记载了博明出任洗马的时间：

乾隆癸未，博希哲以洗马出守庆远，翁正三约钱箨石作红兰图以赠其行，以庆远多红兰也。12[清]杨钟羲，《雪桥诗话·初集》卷六，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25 页。

综上，博明的人生轨迹有了大概样貌。博明，号西斋，清代蒙古族旗人。其出身显赫，曾有一个做过两江总督的祖父。13参见李洵、赵德贵、周毓方等校点，《八旗通志》卷三三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表3。博明，为蒙古博尔济吉特氏，世居乌叶尔白柴地方。其高祖天聪时入清，隶满洲镶蓝旗。祖父为邵穆布（或作舒穆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邵穆布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一月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七月，曾任江南、江西两江总督。邵穆布有孙二人，其一为博林，任中书硕瞻，尚公主，为和硕额驸；另一位即博明。博明于乾隆十二年（1747）丁卯科乡试中举；乾隆十六年（1751）肄业官学；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科会试中进士，选庶常馆，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一年（1756）丙子乡试，以翰林院编修任广东考官；乾隆二十三年（1758）任起居注官，凡七年；乾隆二十八年（1763），教习癸未科庶吉士，同年以洗马出守广西庆远；乾隆三十七年（1772）任云南迤西道，后降职，入为兵部员外郎；乾隆四十二年（1777）春任凤凰城榷使；乾隆五十年（1785）在京，与千叟宴，作纪恩诗。在博明仕宦生涯中，供职翰林院最久，故时人多以“洗马”冠其名前，以示敬重。所谓“洗马”，乃司经局专掌书籍之官，清时由满、汉各一人充任，属詹事府，秩从五品。

然而，各种文献中对博明的生卒年份却没有明确记载。以往学术界对于博明生年的判定，主要有三种看法：

其一，模糊记之。如米彦青《清代蒙古诗人博明与其〈义山诗话〉》一文就未对博明生年做考定；14米彦青，《清代蒙古诗人博明与其〈义山诗话〉》，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 期，第90 页。汪辟疆《博西斋论〈碧城〉》一文只记述博明为“乾隆进士”；15汪辟疆，《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05 页。赵相璧《清代蒙古族诗人博明》一文提到博明“生于康熙末年或雍正初年”；16赵相璧，《清代蒙古族诗人博明》，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3 期，第67 页。王荔《清代蒙古族诗人博明研究述评》一文则是含糊地说博明生于“雍正末年”，17王荔，《清代蒙古族诗人博明研究述评》，载《文学界》2012年第6 期，第191 页。柯愈春所撰《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卷二十七，著录有满洲镶蓝旗作家博明，虽然缺少生卒年，但还是将其大致归入了生于康熙六十年（1721）至雍正三年（1725）之间。18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上，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88 册页。

其二，认为博明出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主要根据清宫旧藏乾隆朝官员履历片上的记载“博明，镶蓝旗满洲，年三十五，乾隆十七年进士，历俸十个月”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1》，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99 页。推断。如白·特木尔巴根《清代蒙古族作家博明生平事迹考略》一文等就明确指出博明生于“康熙五十七年”；20白·特木尔巴根，《清代蒙古族作家博明生平事迹考略》，载《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1 期，第65 页。张力均著《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研究》一书也认为博明生于1718年，亦即康熙五十七年。21张力均，《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5 页。

其三，认为博明生于康熙六十年（1721），主要根据《钦定千叟宴诗》卷十二所录“兵部员外郎博明”诗作注中“年六十五”的信息而得来。22《钦定千叟宴诗》卷十二，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叶七八六正。如朱则杰、卢高媛《清代八旗诗人丛考》一文就推断博明生于“康熙六十年”；23朱则杰、卢高媛，《清代八旗诗人丛考》，载《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2 期，第126 页。方华玲《博明生卒年份考辨》一文通过学术梳理考证，亦认可博明出生于康熙六十年的说法。24方华玲，《博明生卒年份考辨》，载《石家庄学报》2014年第1 期，第10 页。

清宫中的官员履历片由硬纸做成，长25.2 厘米，宽11.9厘米，每片六行。上面用墨笔照录官员姓名、年龄、籍贯、履历等，用红笔抄录朱批谕旨和考核等级，以及何时引见等。军机处记名后，逢该官应升官缺有名额时，军机处即具折并将该官的履历片交奏事太监呈上，皇帝在该官的履历片上，或朱批评语，或授意评定何等，或任命何官等。25同注19，第12 页。正因此，履历片的史料价值极高。但履历片上的朱批与制作履历片是有一定时间差的，即朱批时间要晚于履历片制作时间。也就是说，乾隆十七年只是博明考中进士之年，履历片虽制作于这一年，但当时博明还未“年三十五”，直到之后某一年皇帝朱批时，博明才“年三十五”。如此看来，《钦定千叟宴诗》中所录诗作注中博明的信息更为准确，即博明最有可能出生于康熙六十年。

恰恰是在《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中，我们也发现了博明确切生年的证据。题跋诗前所钤“岁次疆圉协洽时年六十有七”朱文印，应为作者博明自用印。“疆圉”为丁年，“协洽”为未年，则“疆圉协洽”为丁未年，即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此为中国古代以天干地支方式纪年之一种，宋代洪迈《容斋四笔》“岁阳岁名”条有载：

岁阳、岁名之说，始于《尔雅》。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丁曰疆圉……谓之岁阳。在寅曰摄提格……在未曰协洽……在丑曰赤奋若，谓之岁名。自后唯太史公《历书》用之，而或有不同。26[宋]洪迈，《容斋四笔》卷第十五，清修明崇祯马元调刻本，叶三九八正。

“疆圉协洽”这一年博明“六十有七”，可推测其出生于康熙六十年。至此，可以确定博明出生于康熙六十年。

至于博明的卒年，学术界的看法较为接近，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如江庆柏所编《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一书27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40 页。和朱则杰、卢高媛《清代八旗诗人丛考》一文28同注23。等皆持此观点。另外，博明所著《西斋偶得》中有“西洋称今乾隆五十三年壬申为一千七百八十八年”29[清]博明，《西斋杂著二种》，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二月据嘉庆年刊本重印，第105 页。之语；《西斋诗辑遗》中《戊申首夏乐槐亭初度》一诗作于“戊申”，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由此可证，至少在乾隆五十三年时博明尚健在。

与博明有“十同之谊”30翁方纲在《西斋杂著二种序》中称：“西斋与予生同里，乾隆丁卯同举乡试，壬申同中会试，同出桐城张树彤先生之门，又同选庶常，同授编修，同直起居注，同修《续文献通考》，同教习癸未科庶吉士，同官春坊中允。”故曰二人为“十同之谊”。的清代著名学者翁方纲，在《〈西斋杂著二种〉序》中有“而西斋之卒，予适出使江西”31同注29，第1页。等句。又查翁氏生平，其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赴江西任督学，乾隆五十四年九月廿六日翁氏自南昌起程北归，32陈鸿森，《〈翁方纲年谱〉补正》，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4年第25 期，第309 页。《清高宗实录》中也有翁氏于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被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记录。33《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1343 页。因此，应将博明的卒年下限确定在乾隆五十四年九月廿六日之前。

博明为官三十余年，升沉频仍，所历官职均不显赫，其最高官职云南迤西道为正四品。且在博明的官员履历片上有朱批“平常”二字，34同注19。可见是乾隆皇帝对博明为官能力的评价不高，并不得朝廷赏识。但博明阅历颇为丰富，公务之外，惟以把卷问学，辨章学术，弄翰吟咏为乐事。博明自称“每心志之长，得肆力于学”35同注29，第4 页。，所以在出仕之前，他不仅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而且对我国古典诗歌表现了极其浓厚的兴趣。经过多年辛勤笔耕，博明写下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其撰述有《西斋偶得》三卷，《凤城琐录》一卷，重编《蒙古世系谱》五卷；诗歌创作有《西斋诗辑遗》三卷，《西斋诗草》等；另有《西斋侦存》《祀典录要》等，未经刊刻，以钞本形式得以著录。此外，博明曾参与纂修功臣传，成官员传两千九百余篇，又附无可考者二十七人；亦参与乾隆年间《钦定续文献通考》的修撰。

翁方纲评价博明“少承家世旧闻，加以博学多识，精思强记，其于经史诗文、书画艺术、马步射、翻译、国书源流，以及蒙古、唐古忒诸字母，无不贯串娴习”36同注31。；法式善十分钦佩博明的才华，在诗话中称赞博明“记诵绝人，生平所阅山川人物以及一言一动，隔数十年纤缕不遗。于朝廷掌故，世家谱系尤能口授指划，条目分晰，真一代行秘书也。诗援笔立就，浑脱流转中动合绳墨……”37[清]法式善，《八旗诗话》，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钞本，叶二十四正。；其外孙穆彰阿《西斋先生诗文集序》也记载他“书探典宝，学饫谟觞，金石则八十一家，国史则五千余卷”38[清]穆彰阿，《西斋先生诗文集序》，原载《详注韩昌黎诗集》卷首，上海会文堂书局，1925年，第7 页。。从清至今数百年间，对其作品多有记载及研究，散见于各种文集、文学史著作中。

博明的诗歌主要收录在《西斋诗辑遗》《西斋诗草》二书，总数近两百首，但这只是其诗作的一小部分，而大多数已经散佚，如《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上十首题跋诗便属散佚之作。此外，自嘉庆初迄民国，许多重要的诗文集都曾收录了他的诗作，朝廷编纂的《熙朝雅颂集》收其诗二十七首，39[清]铁保等辑，《熙朝雅颂集》，清嘉庆九年（1804）刻本，叶一二四七正。铁保辑《白山诗介》收其诗四首，40[清]铁保辑，《白山诗介》，清嘉庆六符葆森的《国朝正雅集》、41[清]符葆森编，《国朝正雅集》，清光绪三年（1877）刻本，叶五七六正。盛昱编《八旗文经》、42同注9。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43同注11。李根源撰《永昌府文征》44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本，叶三十六正。等亦有收录。

博明诗作的题材颇为丰富，举凡勤劳王事，讲筵翰苑，追慕古贤，鉴赏文物，酬赠友朋，游历山水，皆可入诗。荣苏赫、赵永铣主编《蒙古族文学史》中将其诗作分为纪游诗、咏物诗、酬答诗等；45荣苏赫、赵永铣主编，《蒙古族文学史（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37 页。白·特木尔巴根著《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考》将其诗作分为酬答诗、纪游诗、写景诗等；46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考》，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1页。赵相壁《清代蒙古诗人博明》亦将其诗歌分为酬赠送别诗、题图题画诗、抒情写景诗、纪游诗等。47同注16，第68 页。纵观《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上的题跋诗，既属于题图题画诗，也属于酬赠诗。其诗亦如其人，黜华崇实，质而弥永，虽非其代表之作，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穆斋沧溟槎使”的史实。

三 “穆斋先生”

《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末署款“应穆斋先生前辈命”，可知此卷是博明为“穆斋先生”所绘。另外，此卷名为《穆斋沧溟槎使图像》，亦可知所绘主人公是“穆斋”，“穆斋”为其名号，即图卷正中危坐之人（图15）。经查，“穆斋”应是清乾隆年间的满洲镶白旗人全魁。

图15 全魁像

文献中关于全魁的记载亦不多，官方史书所记较为粗略。至于其确切生卒年月，实难查考。然《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题跋诗其九释文中博明称“予于先生为年友”，可推全魁生年应与博明一致，即康熙六十年；又据题跋诗前所钤“岁次疆圉协洽”朱文印，可推至少在博明完成题跋诗的乾隆五十二年，全魁还在世。清人董诰等辑《皇清文颖续编》卷八十八录有其诗作《恭和御制过泰山五依皇祖诗韵元韵》。48[清]董诰等辑，《皇清文颖续编》卷八十八，清嘉庆武英殿刻本，叶一一八五正。法式善《清秘述闻》卷七载其曾为“内阁学士”，乾隆三十年（1765）任“安徽省提督学院”，乾隆三十四年（1769）任“浙江考官”，乾隆三十六年（1771）任“顺天考官”。49同注5。

相对完备的信息，则有法式善《八旗诗话》所载：

全魁，字斗南，号穆斋，满洲人。乾隆辛未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累官盛京户部侍郎，终侍讲学士。有《乘槎集》，奉使册封琉球所作，内为八景十景诗、瓜畴芋区殊、蹈地志、陋习解，多杰作。50同注37。

《钦定八旗通志》卷一百二十《艺文志》“乘槎集二卷”条载：

全魁撰，魁姓尼吉哩氏，满洲镶白旗人。乾隆辛未进士，官至盛京户部侍郎，降补翰林院侍读学士。是集乃乾隆丙子全魁奉使册封琉球国王时作，故以乘槎为名。诸体合编始于奉使纪恩，讫于丙子除夕，皆由京至福建、由福建至琉球之作，故除夕诗中有“归期应不远，引领杏花初”之句。全魁渡海之时，颇历鲸波之险，具见集中。其归程则风利遄行，复命神速，故罕所题咏云。51《钦定八旗通志》卷一二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叶一三八五正。

《皇朝词林典故》卷五十四“馆选”一职中列有全魁，曰：

乾隆十六年辛未……全魁，字斗南，满洲镶白旗人。散馆授检讨，历官盛京户部侍郎，降官至侍讲学士。52同注6。

《皇朝词林典故》五十七“教习庶吉士”一职中亦列有全魁，曰：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科。全魁。以内阁学士充。53同注6，卷五十七，叶一一四二正。

《钦定盛京通志》卷四十“职官”中有两条关于“全魁”的记载：

全魁，满洲镶白旗人，乾隆四十一年任（盛京礼部侍郎）。

全魁，满洲镶白旗人，乾隆四十三年任（盛京户部侍郎）。54《钦定盛京通志》卷四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叶五三〇正。

清宫旧藏乾隆朝官员履历片也录有全魁的履历信息，如下：

检讨，已放盛京礼部侍郎。

全魁，镶白旗满洲，年二十九岁，乾隆十六年进士，历俸七个月。55同注19，第575 页。

其上有朱批“中材”二字，可见乾隆皇帝对全魁的为官能力评价亦不甚佳，但全魁的仕途之路要比博明顺畅些，盛京礼部侍郎、户部侍郎皆秩正二品。全魁为乾隆十六年辛未科进士，博明为乾隆十七年壬申科进士，且全魁比博明官秩高许多，故博明称全魁“前辈”。

综上，全魁的人生轨迹亦有了大概样貌。全魁，号穆斋，满洲镶白旗人。乾隆十六年（1751）辛未科进士，累擢侍讲学士；乾隆二十一年奉命为册封正使，与副使周煌一起出使琉球，册封尚穆为琉球国中山王；乾隆三十年，任安徽省提督学院；乾隆三十四年任浙江考官；乾隆三十六年任顺天考官；乾隆四十一年（1776），任盛京礼部侍郎；乾隆四十三年（1778），任盛京户部侍郎。

《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中描绘的是清乾隆二十一年全魁、周煌出使琉球王国的场景。别幅题跋诗其一“中山启国播雄风，浴日冲波玉帛同”中的“中山”为琉球王国的代称，琉球王国曾是存在于琉球群岛的封建政权名，最初是指在琉球群岛建立的山南、中山、山北三个国家，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蜿蜒一千公里，总面积三千六百平方公里。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作为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著称，贸易发达，号称“万国津梁”。洪武五年（1372），琉球诸国成为明王朝的藩属国。宣德四年（1429），山南、中山、山北三国统一，称琉球王国，其后仍与明朝保持着宗藩关系。明亡后，琉球王国继续向清政府朝贡。康熙二年（1663），琉球王国正式接受清王朝册封，自此使用清朝年号，并向清朝纳贡。

中国对琉球的册封则始于明朝初年，此后凡琉球国王嗣位，皆向中原王朝请求册封。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一直延续到清光绪五年（1879）琉球被日本吞并为止，历五百余年。据吴怀民统计，明清朝廷册封琉球国中山王共二十三次，派出正副册封使四十三名，其中明朝十五次，册封使二十七名；清朝八次，册封使十六名。56吴怀民，《清代中国对琉球的册封》，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 期，第92 页。《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题跋诗其一释文说：“琉球于顺治初年奉正朔，康熙元年、二十一年、五十七年，及此乾隆二十年行册封之礼，凡四。”即“盛典人传今计四，丝纶又降大洋东”，乾隆二十一年的这次出使是清朝政府对琉球的第四次册封。

自明初开始，对琉球的册封均有固定的仪式，并形成一种制度。清代对琉球的册封，不但继承了明代的制度，并且有所发展，许多具体礼仪比明代更完善。据《清史稿》记载：

琉球国凡王嗣位，先请朝命，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赐以驼钮镀金银印，乃称王。未封以前称世子，权国事。57《清史稿》卷五二六，民国十七年（1928）清史馆本，叶五八七七正。

也就是说，琉球国王去世后，虽由世子执掌国事，但仍称世子，不能称王，只有经过清朝皇帝的册封后，世子方能称王。琉球国对接受清朝册封之事历来非常重视，国王去世后，世子即派出报丧使赴北京报告故王薨逝，并请求册封。《琉球入学见闻录》卷一载：

乾隆十六年，王敬在位三十九年卒。世子尚穆嗣，遣使告哀。越三年，遣使请袭封。二十年五月初七日，命翰林院侍讲全魁、编修周煌充正副使往。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至国，谕祭故王尚敬，宣诏敕封穆为琉球国中山王。58[清]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卷一，清道光二十年（1840）汲古阁刻本，叶二十六正。

《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题跋诗其二中“海山司马同襄事，君是词林第一人”一句，“君”指的是全魁，“海山司马”指的是副使周煌。博明对正使全魁学问很是推崇，认为他是“词林第一人”，此说未免有些夸张，但全魁出身翰林院，文采不凡亦是实情。而副使周煌一生能文工诗，著作颇丰，有《琉球国志略》《海山诗稿》等近十种著作传世，在文采方面要比全魁略胜一筹。题跋诗其二释文中也有“礼臣列词垣衔，以请奉命，以先生偕周海山夫子往，遵例赐一品服”，清政府准许琉球请封后，便决定册封使人选。清代对选派册封使极为重视，对册封使的人品、学问，乃至仪表，都要严格选择。在正式委派之前，由礼部通知内阁、翰林院、都察院等衙门，选举“学问优长、仪度修伟”的满汉官数员，礼部自己也选司员数名，一并缮写绿头签带领引见，然后由皇帝指派正副使各一名。59[清]李鼎元，《使琉球记》，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叶一二一正。出使琉球是一件艰苦危险的事，因而使臣出发前向皇帝提的一些要求，如服装、经费、随从等。经皇帝准许后，便成为定例。

册封使均有特定的官服，先由工部织造，再礼部发放。康熙元年（1662），清政府第一次派往琉球的正副册封使张学礼、王垓“俱赐一品麒麟服、玉带、东珠顶”60[清]张学礼，《使琉球记》，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本，叶四背。，可见待遇之高。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出使琉球的海宝、徐葆光则是“东珠帽顶、正副使皆赐正一品麒蟒服……顶带则自备”61同注59。。此后，历次正副册封使俱赐正一品蟒缎披领袍各一件，麟补褂各一件，成为定例。乾隆二十一年，全魁、周煌亦是“蒙恩赐正一品麟蟒服”62[清]周煌，《琉球国志略》卷五，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漱润堂刻本，叶六十二正。。《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题跋诗其二“宣命由来重使臣，特颁章服绣麒麟”一句，说的就是朝廷特颁章服的史实。图中全魁所着朝服上有麒麟补子，表明为一品官服，可见朝廷对使臣的重视。麒、蟒服本是将军、提督等武官之服，而册封使是文臣，却也能服之，此举“示武也，亦文武兼资之意也”63同注61，叶一二二正。。不过，《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似乎未绘副使周煌的形象，按品级，周煌应着与全魁差不多的官服，但在图中全魁左右的二人皆着书吏或从客装束（图16、图17）。

图17 全魁右侧之人（右）

清廷对册封使不发给出差费，但可照原品级预支二年俸银，用以安家之用，回国后扣还。所需物品备办齐全后，正副册使会获皇帝召见，同僚亦会举行公饯，如《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题跋诗其三释文所言：“词馆公饯，自甲辰严同峰以下咸集，以科第序循故典以觞。”之后，便可启程离京。册封使离京时，“先奉诏敕付武弁负之前行，罩以黄盖；仪仗后之，节后之，赏恤诸物又后之，正副使又后之。坐软舆，舁者八人，前负弩者一人、带刀者一人，后执坐枪者二人、步行扶舆者四人。余人管理官私各物，各有专责”64同注63。。如此一支队伍，可谓壮观。而册封使及随从在路上的食宿、交通等，皆由沿途各地供给。册封使团离京后，水陆兼行，至福建福州，沿途“在省文武官员出郊跪接敕书入城，并叩请圣安”65参见嘉庆十三年（1808）五月初六日《闽浙总督阿林保等奏册封琉球使臣齐鲲等到闽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3年，第379 页。。

有清一代，福州是对琉球王国开放的唯一港口，故册封琉球的出海事宜均由福建当地官员负责备办。当然，朝廷在挑选册封使的同时，就谕令福建地方提供便利，并转告琉球政府做好接待工作。

册封使团人员庞大，康熙元年张学礼、王垓出使琉球时，出海人数已有五百余人。李鼎元《使琉球记》也记载，出使时“每船约二百六十余人，船小人多，无立锥处”66同注63。。而全魁此次出使，“两船带去营兵一百六十八名”，“又，通事、亲丁、舵工、水手、衙役、匠人等项，二百四十四名”，总计四百多人。67参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十四日《福建巡抚钟音奏报全魁、周煌在洋往返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3年，第48 页。在历次册封活动中随封兵役均有带货的习例，以图在琉球售卖获利。甚至还有小商人投充随从，前往贸易的。当然，这些行为是清朝官方严令禁止的，只是长久以来难以禁绝而已。

前往琉球册封，必得乘船，明代和清初册封都“以造舟为重事”68[清]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一，清康熙六十年（1721）二友斋刻本，叶十九正。。册封船的建造耗时较长，需经年累月，且极为高昂，低者耗银一千八百两，高者耗银三千两，而由于委官督造，“不肖者往往视为奇货而肆为侵渔”69[明]夏子阳、王士祯，《使琉球录》卷上，台北“中央图书馆”藏钞本，叶二八七正。。直到康熙五十八年，清廷才开始选雇商船充作册封船。一般选雇堪以涉历大洋坚固的商船两只，稍作改装便可使用，一船用来载册使，一船用来载兵役。全魁的此次册封所用二船均为商船，且有随封兵役携带私货，欲在琉球出售谋利。70俞玉储，《乾隆二十一年随封兵役勒赏滋事案析》，载《历史档案》2000年第4 期，第91 页。

册封船在出海前还必须做两件事：一是进行谕祭海神活动，祈求航行平安。谕祭时，先由册封使携加封天后的谕祭文出城至南台冯港天后宫致祭，主祭者为册封正使，陪祭者有册封副使和福建当地将军、巡抚、都统、司道等官员，皆着朝服；然后恭请天后行像登船，依旧行三跪九叩首礼。册封船上设有天后神龛，并有“香公”专门奉祀。整个清代，“册封琉球，于怡山院祭天妃”71同注58，卷二，叶六十四正。，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册使全魁、周煌奏准，嗣后谕祭天后祈报文二道，书明天后封号，即怡山院天后宫举行祭事”72沈瑜庆、陈衍等纂，《福建通志》卷九《坛庙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刻本，叶七正。，此后，“册封琉球使舟开行时，俱于此致祭”73[清]朱景星等修、郑袓庚等纂，《闽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铅印本，叶二八〇正。。直到今日，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亭头村怡山院内天后宫仍保存一块同治五年（1866）于光甲立的石碑。二是等待季风来临。古时因生产力落后，册封船很难光靠人力航行，故必须借助西南季风。在祭毕天后之后，册封船便驶至五虎门候风，一俟顺风，即便起航，册封船与琉球接封传联帆渡海，福建官员再配以船四十只、兵一千余人护送，以壮声势。74同注56。

《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题跋诗其四“百尺危樯出海洋，飓风七日舞波狂”一句，真实记录了全魁这次册封过程中在海上遭遇的凶险；“赖君诚肃全舟济，风雨声中现宝光”一句，描写的则是因有海神妈祖在风雨声中显现“宝光”，保佑册封船方化险为夷，“赖君诚肃”明显是在恭维全魁。而该诗的释文进一步描述道：“已抵姑米山，而大风雨七日夜，缆断，舟已损矣。阴黯中见有白光如月照人，乃不沈（沉）。归而上其事于朝，皆先生之诚肃所致也。”全魁的册封船因风不顺险些遭难，在去程和返程都曾在姑米山（今久米岛）停泊，待归国后上奏朝廷，继而捐资在姑米山建造天后宫，以报海神妈祖保佑之恩，此天后宫至今保存完好。

册封使到达琉球以后，主要使命有二：一曰谕祭；一曰册封。谕祭和册封均为大型典礼，多在册封使到达琉球两个月内举行，此二项典礼的仪式由清初册封使汪楫、徐葆光更定，以后并无增改。从谕祭、册封两大典礼的流程可以看出，琉球方面是极为重视的，所有仪式都严格按照中原王朝的方式进行。乾隆二十一年全魁的这次出使，谕祭的故王为尚敬，是琉球国第二尚氏王朝第十三代国王，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乾隆十六年在位；册封的世子为尚穆，是琉球国第二尚氏王朝第十四代国王，乾隆十七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在位。副使周煌在《琉球国志略》中对这两项典礼有详细的记录，而在这两项典礼结束后，琉球世子或国王均会“遣官诣馆谢”。《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描绘的可能就是“谕祭礼”或是“册封礼”后，琉球世子或国王“遣官诣馆谢”的场景。据李鼎元《使琉球记》载，琉球人“其衣大袖宽博，男女皆以帕蒙首，贵者戴冠，式如僧帽而浅”75同注63。。纵观《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中的琉球官员与士民的长相、衣着（图18、图19），以及博明题跋诗其七释文说“琉人极恭顺，其相臣跽而行觞于馆中”，确如所记。

图18 琉球官员

图19 琉球士民

除了完成谕祭、册封两大典礼外，册封使在琉球还会进行文化交流活动，起到文化使节的作用，这是中琉交往史上的一大特色。清代派往琉球的册封使多是翰林院官员，翰林院本就是文士聚集之地，而被任命为册封使者更是品学兼优者。与此同时，册封使还可以随带一些从客，这些从客在文艺方面也属于拔群出萃者，乾隆二十一年全魁、周煌就邀请王文治等人同行，《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题跋诗其八释文“王临安梦楼尝语……”76王文治，号梦楼，官至云南临安知府，故称“王临安梦楼”。有证。于是，整个册封使团在与琉球各界人士的文化交流中大力宣扬了中华文化，为琉球地区的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出于对中华文化的仰慕，琉球国会选派官生随册封使团去往北京，入国子监读书。此事始于康熙二十二年汪楫、林麟焻的册封返程时，以后遂沿为例。《清通典》卷九十七载：

（乾隆）二十一年，世子尚穆遣使进贡，兼请袭封。命翰林院侍讲全魁、编修周煌充正、副使，册封颁赐，并如前例。全魁等回京，代奏请官生入监读书。许之。77《清通典》卷九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3 册，第919 页。

由于清代册封使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故历次册封活动归来后多有著述传世。这些著述或为正使、或为副使所作，体裁不一，繁简各异，但所记均为耳闻目睹之事，史料价值很高。其中最具代表者，有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李鼎元的《使琉球记》，还有就是《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描绘的这次册封的副使周煌所著的《琉球国志略》。《琉球国志略》采用志书体裁，对于琉球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人文和对外交往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述，是十九世纪以前清朝、日本，乃至欧洲了解琉球的最大知识来源之一。

《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题跋诗其九有言：“转眄惊过三十年，与君今日并华颠。”全魁册封琉球时在乾隆二十一年，距博明绘制完成《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的乾隆五十二年，“已三十二年”，此时二人都年已“华颠”。两人之间惺惺相惜，为了褒扬全魁册封琉球之事迹，“年友”博明绘制图卷以记录，并题写十首酬赠诗，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绘制此卷并非易事，题跋诗其十说“吮豪几度晴窗下，独撚吟须对酒杯”，可见博明颇费心力。

四 “勒赏滋事”

在此次全魁、周煌等人册封琉球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之事，即随封兵役“勒赏滋事”。《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题跋诗其八有言：“隶人底事喜争喧，公独推恩免究根。”释文也说：“随兵喧嚣，先生不忍置重法，因以得薄谴王。”尽管在博明的言辞中描述得云淡风轻，但此事在当时却是不小的“外交事件”。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二日，全魁、周煌等人登船候风。此次出使共两船，一为册使船，曰头号船，由全魁等人乘用；一为护航船，曰二号船，由督标都司陈嘉言指挥。六月初十日，两船自福州五虎门乘风起航。六月十四日，抵达琉球国姑米山附近，此时风向突变为东北风，两船只能抛锚下碇，等待顺风时再前行。不幸的是，六月二十四日夜台风大作，册使船“碇索十余，一时顿断，舟身触礁致损”，“仰赖皇上洪福，天妃效灵神光见于桅顶”，全魁、周煌等人“得从惊涛之中，赉奉节诏，倚山登岸，随封二百余人皆庆生全”78参见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翰林院侍讲全魁、周煌奏册封事竣敬陈渡海情形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3年，第45 页。，然随封兵役“所带货物、衣服等类，悉被海水濡湿，或损烂，或漂失”79参见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福建巡抚钟音奏报全魁、周煌在洋往返情形折》，载《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47 页。。好在琉球国王派船接迎，全魁等人于七月初八日抵达琉球那霸，随后进行册封事宜。如《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题跋诗其八释文所言“（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八日至王都，先谕祭，以八月二十一日宣敕册封”。因册使船破损严重，琉球国王下令赶造新船，以备全魁、周煌等人返程之用。

督标都司陈嘉言所率护航船，遇风后飘回福建，船身受损，亦不能再用，兵役所带货物或淹浸、或丢失。因此，福建抚臣钟音“饬令重整军装，另换船只，速行开驾前往”80参见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福建巡抚钟音奏报册封琉球国使臣回棹日期折》，载《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44 页。，至十二月十二日，另换的护航船才抵达琉球。而在此之前，琉球国王命人新造之册使船早已完工，全魁、周煌等人于“十月二十六日登舟候风，至十一月初七日出海，值风暴又起，仍回港停泊”81同注65，第45 页。。待护航船到达琉球后，所有人等俱于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登船候风，并于正月三十日起航，此外还有琉球国王的两只谢恩船随行。二月初六日，陈嘉言所率之护航船先行到达福州，收泊五虎门地方。二月十三日，册使船与琉球谢恩船也到达五虎门。至此，全魁的这次册封活动基本结束。整个册封航程虽有波折，但总算圆满完成朝廷使命，似乎未见异常，但问题就出在全魁、周煌等人在琉球册封期间。

《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题跋诗其六称全魁“致赆陈庭尽却之，清操应令远人知”，释文也说“先生素以清介自持，一切供应悉罢之。王遣大臣拜进数千金，坚不受”。但全魁的随封兵役们却缺少如此“清操”。

全魁、周煌等人在乘坐的册使船破损后，由琉球国王派船接迎，后又送衣被银五千两，以资恤赏，随封兵役等一百三十六人均有分得，各三十六两七钱。但众兵役对所分银两数目甚为不满，同时传闻康熙五十八年那次册封随封兵役每人得赠银一百二十八两，于是“管队陈国栋闻知，意欲转禀使臣行文取给，当即率众前赴公馆禀求，未准”。接着，陈国栋与兵丁翁元、黄登及皂役姚章同赴琉球供给所领取水菜，押住不给使臣送去，“旋经使臣家丁及通事人等再四查催，始行送进”。七月二十四日使臣牒示，定于二十七日前往致祭琉球已故国王。“翁元、黄登复声言，恤赏未给，兵丁不去伺候。姚章亦称，衙役亦不跟随”，但届期兵丁、衙役仍各跟随使臣前往致祭。陈国栋又企图利用各兵役于八月十六日俱在神庙还愿之机，纠众挟制使臣禀求琉球国王恤赏。待各兵役齐集神庙时，陈国栋与管队朱华、朱文彩、林赐、欧元德等商谋后向大家宣布，准备再次求使臣传谕补呈，不论兵役、工匠、水手，均要齐赴使臣公馆，遂各散回。陈国栋因交浼通事郑殿枚、亲丁郑孝本写就无名公呈一纸，约期邀众赴使臣公馆投递。翁元、黄登声言如有一人不到，即行打死。当日，只有水手高长师未赴使臣公馆投呈，翁元、黄登即到其寓所打闹，毁碎碗盏。到了十月，琉球国王又送来白银二万两，各兵役皆有分成，为一百两、一百二十两不等。期间，随封兵役与琉球官民亦发生数起冲突。都司陈嘉言的护航船于十二月十二日抵达琉球后，琉球国王查照册使船之例，“统给衣被抚恤银二万六千两，众兵役人等，亦照前数分领。船内所带货物，因被水淹浸，该国不允承买。赔给出入关口报税银三千两”82参见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请严惩纠众挟制滋事不法之随封兵役折》，载《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52—55 页。。另外，护航船皂役郭玉、江辉二人，在洋淹毙，琉球国王再发银二百两，带回恤其家属。83同注65，第48 页。

以上，即乾隆二十一年全魁、周煌等人册封琉球期间随封兵役聚众滋事、挟制使臣、求索赏银的大概过程，简称“勒赏滋事”。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全魁、周煌等人返回福州。二月十九日，全魁、周煌在向乾隆帝报告渡海情形的奏折中，只字未提“勒赏滋事”。三月十四日，福建巡抚钟音将琉球恤赏随封兵役银两数目、明细另缮清单，并抄录琉球国咨文，上呈乾隆皇帝。三月二十七日，全魁、周煌由闽回京复命，取道杭城时，有所耳闻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又当面询问“兵役人等在球有无需索滋事”84参见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八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报查讯随封人等收受琉球国王抚恤银两缘由折》，载《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49—50 页。，全魁、周煌的回答有意回避了实情。三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岂可因天使册封，致令小国费至数万余两”，“著传谕喀尔吉善，所有该国王用过银两，并全魁等驾回彼国之船，俱应一并发还”，而随封兵役“照例酌量抚恤可也”85同注65，第49 页。。可见，直到此时乾隆皇帝仍未得知随封兵役“勒赏滋事”。尽管全魁、周煌等人企图隐瞒，但此事很快被喀尔吉善等人揭露出来。

四月初八日，喀尔吉善在呈送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提到了此事，内称：

……跟随册封琉球国钦差船内兵役、舵水人等，所带压船货物，因已失水，该国王共资给银五万一千余两，内有兵丁任贵、翁元，衙役姚章等，曾因买物不允，有争口打降情事，现在查讯。等情。86同注65，第49 页。

五月初八日，喀尔吉善再次上奏乾隆皇帝，陈述“勒赏滋事”的全部情况，并提出惩处意见，如下：

……臣等伏查，册封事关巨典，乃护送兵役胆藉遭风名色，始而聚众求赏，迨不遂意，辄敢阻送供给，声言不往伺候。甚至投呈挟制，迫胁随从，目无法纪，若不严加惩创，何以肃功令而崇国体？陈国栋倡议率众递呈，号召挟制，实为此案渠魁，合依刁民聚众抗官为首例，拟斩立决，仍照例枭示。翁元、黄登倡言阻送水菜，不往伺候，复因船户不到，逞凶打闹，恃强迫胁，均属同恶相济，法难轻纵。翁元、黄登除宿娼忿争各轻罪不议外，俱应照为首例，拟斩立决。朱华、朱文彩、林赐、欧元德同谋具呈，姚章附和挟制，均应照为从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任贵、梁大有、林升、刘光国虽系随众同行，并未共谋，但任贵与夷人通事恃强争角；梁大有藉索私欠，将夷官扭领扯须；林升、刘光国争宿番妓，互相殴闹。应照凶恶好斗争之徒生事行凶例，佥妻发往黑龙江地方当差。郑孝本代写呈词，应与随众禀求之曾英、苏四照被胁同行例，各杖一百，仍枷号一个月发落，革去名粮。其同往具呈，现未提到各犯，俟到案日照拟发落，分别革粮革役。郑仲亮、林昌鹏、陈炳、张云锦、林长贵、许汝龙等，系随二号船续至，所得恤银虽系该国王仿照头船数目自行送给，但冒领争分，均属不合。应各照不应重律，杖八十，革除名粮。枷杖各犯，时逢热审，照例减折发落，秋凉补枷。船户高长师因被打闹，无奈随行，应予免议。各犯所得银两，人数众多，一时不能追齐，应请先于司库酌动备公银两，按数发还该国王收领，仍在两船分得各人名下，勒限严追还款。管兵千总刘显宗、都司陈嘉言钤束不严，纵兵滋事，业经另案纠参，应归参案从重完结。至钦差正使全魁、副使周煌，听从兵役挟求，递准行文加给赏恤，咎亦难辞，应请交部严加议处。再，现拟斩决之陈国栋、翁元、黄登三犯，恭候奉到谕旨之日，即行正法。仍传集琉球国在闽陪臣、通事人等，明白晓谕，庶见天朝法律森严，俾令畏威怀德。合并陈明。87同注65，第54—55 页。

乾隆皇帝在接到喀尔吉善的奏报后，极为震怒，即于五月二十五日发出谕旨：

陈国栋着即处斩枭示；翁元、黄登、朱华、朱文彩、林赐、欧元德、姚章俱着即处斩；任贵、梁大有、林升、刘光国依拟应绞，着监候秋后处决；陈嘉言、刘显宗俱着革职，拿解来京，交刑部会同军机大臣严审定拟具奏。余依议。88参见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暂署闽浙总督、福州将军新柱等奏请随封兵役人等尚无滋事者酌免治罪折》，载《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56 页。

喀尔吉善的奏折中，朱华、朱文彩、林赐、欧元德、姚章等五人是“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乾隆皇帝改为“俱着即处斩”；任贵、梁大有、林升、刘光国等四人，原奏是拟佥妻发往黑龙江地方当差，乾隆皇帝改为“依拟应绞，着监候秋后处决”。从“依拟应绞”看，这可能是刑部定拟的意见，乾隆皇帝批准了刑部的意见。此外，都司陈嘉言、管兵千总刘显宗解送刑部定拟。

六月十五日，暂署闽浙总督、福州将军新柱等人接到乾隆帝的谕旨后，立即遵旨处理。同时，“将应行正法之犯传集该国在闽陪臣、通事人等观看正法”，对琉球国王恤赏等银如数给谢恩正使马宣哲等收领回国。89参见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闽浙总督杨应琚奏报琉球国王加赏恤银按数发还该国折》，载《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59—60 页。当时因琉球国王所赏恤银不能全数追缴，杨应琚奏请先动用司库备公银两按数发还。又因琉球银两与大清纹库银成色不一，两者之比约为3:2，最终清朝发还琉球国王纹库银37482 两，相当于琉球银56365 两。

而在上述乾隆皇帝的谕旨中，并未提及对于册封正使全魁、副使周煌的具体处理结果。史籍中并未找到朝廷对全魁的惩处记载，但关于周煌的处置却有迹可查，据《清史稿》载，周煌“以随往兵丁在琉球滋事，失约束，部议革职。上念其出使外洋，遭遇风险，从宽留任”90《清史列传》卷二十四，民国十七年（1928）中华书局排印本，叶一五四六正。。可以肯定，对于全魁的惩处不会轻于周煌，因为随封兵役“勒赏滋事”，作为正使的全魁要负主要责任，仅以“薄谴”，恐怕不够。

全魁等人在册封事毕回国后，始终不提随封兵役“勒赏滋事”，甚至有意隐瞒，实乃欺君重罪。究其原因，或如博明所言是因为全魁“不忍置重法”，毕竟众兵役冒生命之险护送册封，所带货物、衣物也确有损失，得此恤赏在情理之中。况且，康熙五十八年册封时，琉球国恤赏随封兵役每人银一百二十八两的传闻可能不虚。但此事被披露以后，朝廷的惩处是极为严厉的，除了退还琉球国王恤赏的全部银两，还有十二人被处以死刑，91俞玉储《乾隆二十一年随封兵役勒赏滋事案析》一文称有十四人处以死刑，或为笔误。二人被革职，九人被革除名粮。毕竟，外交无小事，自古亦然，正如喀尔吉善所奏：“若不严加惩创，何以肃功令，而崇国体？”92同注65，第54 页。

五 余语

在清代为数不多的蒙古族诗人中，“馆侍博明”以其文史兼善、多才多艺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其文学创作和史学杂著均得到同人的推崇，流布士林，嘉惠后学，影响极为广泛。但关于博明的书画成就却少有提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恰是其书画成就的有力证明。“穆斋先生”全魁作为乾隆二十一年册封琉球的正使，是其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全魁的这次册封出使，也因为随封兵役“勒赏滋事”而被史书着重记述。另外，《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仍有很多疑问有待解答，比如在博明绘制完成后此卷的流传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在图卷上，除了博明的题跋、印章外，我们找不到其他人（甚至包括全魁）墨迹和钤印。当然，此乃后话。

事实上，琉球问题一直是东北亚历史上的大问题。早在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琉球王国就被其北部的日本国萨摩藩派兵侵占。在归附中原王朝同时，琉球王国也不得不向日本纳贡，自此形成“两属”状态，后又逐渐被萨摩藩实际控制，成为萨摩藩的附庸。清同治十一年（1872），日本政府借明治天皇亲政之机，削琉球国号，设为“琉球藩”，改琉球国王为藩王；光绪元年（1875），日本强令琉球王国改用日本年号，停止对清廷的朝贡，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并废除琉球国王更迭之际接受清朝册封的惯例；光绪五年日本宣布琉球废藩置县，完成所谓的“琉球处分”，将琉球强行并入日本，设“冲绳”县，琉球王国就此成为历史。时至今日，大清王朝也与琉球王国一样早已成为过去，但中琉那段友好交往史却不能湮灭，幸有《穆斋沧溟槎使图像》卷作为记录，为后人留下一段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