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余仙梅　谭晓丽

摘 要：戰略性新兴产业是粤港澳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准确测度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能够有效地发现短板，弥补不足。因此，从技术创新层面、政策环境支持层面、产业市场层面这3个维度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粤港澳大湾区2011—2020年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不均衡，深圳、广州、香港城市各个维度和指标结果较好，战略性新兴产业质量发展水平高。而粤港澳大湾区的二线、三线城市各个维度和指标表现不够理想，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速度较慢。城市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关联性及协作性不高。未来应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创新，产业市场的培育能力以及提升城市群的产业资源整合能力和协作性，加大政策环境支持力度，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水平测度；测度指标；粤港澳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F 27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12（2023）03-0255-07

Measuremen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YU Xianmei1  TAN Xiaoli2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450，China；

2.Business School，Guangzhou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Guangzhou 510850，China）

Abstract：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for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Accurately measur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can effectively identify weaknesses and make up for deficiencies.Therefore，the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policy environment support and industrial market.The entropy method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11 to 2020.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is not balanced，the results of various dimensions and indicators in Shenzhen，Guangzhou and Hong Kong are good，and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s high.However，the performance of various dimensions and indicators in second-tier and third-tier cities is not satisfactory，indicat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s slow.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 are not highly related and collaborative.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he cultivation ability of the industrial market，the industrial resource integration ability and collaboratio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increase the policy environment support，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Key words：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high quality development；measurement of development level；measure index；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0 引言

在“一帶一路”的建设背景下，为了深化粤港澳合作，2019年国务院作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布局规划，构建粤港澳城市群的协同发展网络空间。粤港澳大湾区主要从基础设施、市场一体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现代产业体系、国际合作、重大合作平台等领域进行城市群合作。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体系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总值增速迅猛，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也是未来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经济处于滞涨阶段，全球的竞争环境激烈，产业结构面临巨大的挑战，传统产业对环境、资源的消耗严重，越来越多国家关注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将新兴产业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要支撑。我国传统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附加价值低，产能过剩，面临产业机构调整的困境。2010年，我国出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文件政策，明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及发展方向，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较好地基础。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意味着我国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产业逐渐转向高技术产业。近几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各方面的发展速度较快，对我国的经济贡献越来越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新兴产业处于战略性规划发展阶段，产业发展时间短，经费支持不足，社会网络空间联系薄弱，面临着高风险和不确定性，产业质量有待科学评估、检测和预测。如何构建科学客观的评价体系，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水平，对于湾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运用熵值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以揭示2个行政区和9个城市的产业质量发展问题，探索其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更好地优化湾区战略新兴产业的内部结构，促进技术的创新，改善及优化大湾区的产业环境。

1 文献综述

新兴产业领域最初是由发达国家提出来的产业发展理念，如美国、欧盟、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新兴产业发展得较为成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是我国结合国家未来产业的发展战略而赋予的新内涵。近几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在理论界认为主要是指低能耗、高技术、高增长，引领经济快速发展的产业[1]。

国外学者研究新兴产业及有关问题的时间较早，研究的热点涉及新兴产业结构、现状问题等。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案例分析法、实证法，研究方法较为成熟，研究内容和视野较为深入、系统化。

关于新兴产业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新兴产业结构、产业问题等。如玛丽安、费尔德曼等认为新兴产业结构受到地理集群及产业空间聚集分布的影响[2]。斯内哈尔·阿瓦特指出新兴产业的技术网络与地理位置密切相关，技术创新辐射于新兴产业的空间范畴[3]。奥托·邬达克等运用案例分析法研究斯洛伐克的2个地区新兴产业结构[4]。丹尼尔·福布斯等通过历史数据和定性的方法研究新兴产业存在的问题[5]。克莱格，斯图尔特等以澳大利亚新兴产业作为案例对新兴产业的组织身份形成过程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6]。

关于新兴产业的研究方法，国外学者主要采用了案例分析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如克里斯蒂娜·波伦博伊乌通过生物医药产业案例分析新兴产业兴起的决定性因素、产业特点及生命周期[7]。比约古姆等以潮汐能源行业的7家初创公司作为案例探讨了新兴产业供应链配置的3种模型及每种模型适用的环境[8]。阿尔瓦雷斯-阿罗斯运用文献计量、内容分析等方法发现物联网、大数据和数字化等新兴技术有效地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形成，从而加快了工业革命从3.0到4.0的转变进程[9]。哈桑

·丁切尔等以信号理论为基础，旨在开发新兴产业评估模型。提出了一种基于DANP（基于DEMATEL的分析网络过程）和MOORA（基于比率分析的多目标优化）的新兴产业综合评价方法[10]。帕纳约蒂斯等运用回归模型调研1987年至2012年28个欧洲国家的太阳能光伏产业的上网电价政策，提出公共政策和行业类别尤其是生产商及竞争对手对新兴产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11]。

相比之下，国内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评价研究起步较晚。现阶段，国内学者多数采用实证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例如层次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嫡值法、神经网络法等。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已经初步探索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技术创新方面，武建龙、王宏起通过模块化

的视角从架构创新和模块创新2个维度研究战略性新兴

进产业的技术创新与突破[12]。

张云利用Delphi、AHP以及熵值法确定指标权数，从系统动力学理论构建模型探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13]。系统动力学理论模型的构建较为全面地反映出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容。张斐斐认为应该不断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14]。陈洁通过资本产出和劳动产出2个维度构建SFA模型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效率进行测度，提出加强政策支持和创新机制的建议[15]。刘晖、刘轶芳等从投入和产出2个维度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研究[16]。霍国庆、李捷等运用案例分析法从不同的模式和理论来分析技术创新模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17]。周叶、黄虹斌通过熵变理论对不同阶段和不同周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进行研究[18 ]。孙帆从要素投入、创新孵化、创新产出等方面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系统结构[19]。张志华等运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协同创新网络、企业创新绩效、协同环境等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网络的因素进行分析[20]。

政策环境方面，张振翼、张立艺等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面临国际合作格局变动、竞争激烈、治理体系紊乱的问题，提出应着手从宏观环境，保障机制，产业创新政策这几个方面进行完善[21]。刘佳刚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活力、开放水平、人才强度、科技力量这几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灰色关联法研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22]。周材华从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3个维度10个指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技术效率进行测度[23]。

产业与市场方面，王卉彤等通过熵值法从盈利能力、收益质量、偿债能力、成长能力4个维度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并按照我国不同城市划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区域，分别是低质量区、中低质量区、中高质量区、高质量区[24]。孙理军、吕雪从科学与技术、产业与市场、政策与环境3个维度6个指标来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25]。这些维度指标对文中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刘康华从投入、产出、发展潜力3个维度16个指标，研究了西部民族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测度，改进了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26]。季凯文围绕产业发展潜力構建了5个维度13个指标分析了江西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27]。鲍洋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水平[28]。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测度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从研究的方法来看，较少针对具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案例研究或定性研究。从研究的视角来看，纵观国内外学者的观点，现阶段主要从技术创新、政策环境、产业与市场等方面研究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较为多样化，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数据采集的可得性及现实的可操作性，文中主要从技术创新层面、政策环境支持层面、产业市场层面3个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2 研究方法及模型构建

2.1 研究方法及指标体系构建

运用熵值法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熵值法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各指标的权重，可以避免赋权的主观性。确定测度的指标体系，文中从技术创新层面、政策环境支持层面、产业市场层面这3个维度构建产业发展水平测度8个指标体系。

1）技术创新层面。主要包括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这是技术创新成果的最直接反映指标，反映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水平。

2）政策环境支持层面。主要包括各类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基本情况、研究与实验发展（R&D人员）、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R&D）支出。这几个指标主要反映了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现状，体现对其投入的情况。

3）产业市场层面。主要包括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产品销售收入、出口额。这几个指标直观反映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效及产出，体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具体的指标构建体系见表1。

3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实证测度

3.1 数据来源

鉴于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测度的统计数据，文中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国家统计年鉴》、粤港澳大湾区两个特别行政区及9个城市的统计年鉴。这些统计年鉴的数据涵盖了技术创新层面、政策环境支持层面、产业市场层面3个维度8个指标的数据，文中主要是选取2011—2020年近十年的数据。

3.2 测度分析

文中通过Matlab软件采用熵值法确定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测度指标权重。其中技术创新层面的权重是0.220 697，政策环境支持层面的权重是0.393 908，产业市场层面的权重是0.385 395。在此基础上，确定各个指标的熵值、差异系数和权重。从权重系数来看，政策环境支持层面与产业市场层面的权重系数较为接近，技术创新层面的权重系数略低。具体的指标体系见表2。

3.3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个维度发展水平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以及各指标权重，从3个维度测度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的发展水平。具体的综合得分见表3。

3.3.1 总体评价

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所有的指标体系综合得分最高的城市是深圳（0.371 3），得分最低的是肇庆（0.003 7）。说明深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发展速度较快。从数据的差异性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特大城市如深圳、香港、广州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较高，而粤港澳大湾区二三线城市如中山、江门、肇庆的发展后劲不足。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之间资源、技术、政策的融合及协作有待加强。

3.3.2 技术创新

从技术创新层面的维度得分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技术创新指标得分最高的城市是深圳（0.106 4），得分最低的是肇庆（0.000 3）。说明深圳在技术创新层面发展水平较高，自主创新能力强，技术水平先进。从数据的整体性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整体技术创新得分普遍不高，技术创新水平较低。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创新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从数据的排名来看，珠海、东莞、香港、澳门这几个城市的得分也偏低。结合指标来看，说明这几个城市在专利的产出方面不够活跃，技术创新的迭代较慢。

3.3.3 政策环境支持

从政策环境支持层面的维度得分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政策环境指标得分最高到最低的排名城市是深圳（0.204 3）和肇庆（0.001 4）。其次是香港、广州、澳门、佛山、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最高和最低分之间的差距较大，说明城市之间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环境支持力度差异较大。从排名得分来看，排名在后面5位的城市分数偏低。说明这几个城市的政策环境支持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3.3.4 产业市场

从产业市场层面的维度得分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产业市场指标得分最高的是香港（0.194 5），其次是广州、深圳、东莞、澳门、佛山、惠

州、珠海、中山、江门，得分最低的是肇庆（0.000 9）

。从产业市场得分的排名来看，惠州、珠海、中山、江门、肇庆的得分偏低，结合维度指标来看，说明这几个城市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销售收入、出口额较低，即产出较少。从整体性指标得分来看，产业市场产出差异性较大，两极分化的现象较为严重。

4 结语

文中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发现，深圳、香港、广州、澳门这几个城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较高。而中山、江门、肇庆这3个城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偏低。综合得分最高分和最低分之间差距较大，两极分化严重。从技术创新方面看，深圳、广州、佛山这几个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强，而江门、澳门、肇庆这几个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偏弱。政策环境支持方面，深圳、香港、广州这几个城市的支持力度较大，中山、江门、肇庆这几个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小。产业市场方面，香港、广州、深圳、东莞这几个城市的产出丰富，而中山、江门、肇庆这几个城市的产出较少。总的来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特大城市各个维度和指标结果较好，战略性新兴产业质量发展水平高。而二线、三线城市各个维度和指标表现不理想，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缓慢。因此，城市经济水平、综合实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同时，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之间的协作，共同发展的规划仍处在初期阶段，缺乏深入共赢的长期战略性协作，城市群之间的关联度，产业粘性较低。

1）提高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创新能力。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技术创新，构建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方面，鼓励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技术创新，建立企业、研发机构、高校协同研发系统，加强城市自主创新的能力，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的攻克，形成强而有力的技术创新竞争优势和健全的技术创新体系，不断实现技术突破。另一方面，创造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技术创新共享空间网络，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技术创新成果的交流，提升专利申请和专利授予的数量和质量，实现湾区的技术创新协同发展的创新体系。

2）加大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环境支持力度。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政府应加大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创新机制政策、协作网络政策等的支持力度，优化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融资政策体系。首先，湾区各个城市政府应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的规划与设计，加大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R&D）支出。其次对戰略新兴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或退税政策，减轻企业的经济负担。最重要的是，积极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设立专项融资资金和担保公司，建立健全投融资体系，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扩张。

3）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市场的培育能力。高新技术产品产值、销售收入、出口额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产业市场培育有助于判断产业发展的阶段，促进产业的快速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因此，一方面，挖掘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需求，加强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产品的创新，研究消费者心理行为，不断发现消费趋势。另一方面，健全市场机制，树立全球化营销理念，积极依托国内市场，不断开发国际市场，加快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形成通畅的国际营销渠道。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引导粤港澳大湾区形成独特的空间网络，培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自身的品牌效应。

4）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共同协作能力。由于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小城市、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也呈现出较大差距。因此，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资源优势和竞争力。加强经济较弱城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联度和协作能力，强化香港、澳门与其他湾区城市的空间网络联系。加快城市群的资源整合能力，进一步加强城市群之间的产业要素流通，形成共生性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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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强）

收稿日期：2022-08-12

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科研平台和科研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提升路径研究”（2018WQNCX226）

作者简介：余仙梅（1988—），女，广东化州人，讲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数字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