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兼修：“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治理过程的实践审视与优化路径

［提 要］“第一书记”群体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嵌入乡村治理后的结果存在显著差别。基于对华东D镇的考察可知，相同的制度底色之下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第一书记”专业背景影响了嵌入治理后所采取的运作策略。兼受过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自然科学系统教育的“文理兼修”型“第一书记”能够从知识维度上以丰富的综合知识储备更好地应对错综复杂的情况，从能力维度上以良好的综合能力更好地适应工作岗位和内容转变，进而与上级政府及派出单位、村干部、村民、招商引资对象等多重主体进行更为有效的互动。必须从遴选、培训和考评三个环节入手，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全过程中突出“文理兼修”的价值，建设好“第一书记”队伍。

［关键词］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治理；脱贫攻坚

［作者简介］郭小凡，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专业知识民主化背景下协商型决策模式建构与应用”（20CZZ008）

一、问题的提出

“第一书记”作为源自外部的治理力量，通过嵌入乡村治理回应了精准扶贫工作“谁来扶”的问题，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治理难题的解决。选用“第一书记”参与治理相应成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扶贫制度设计，其联结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建立农村“工作队”、实行反官僚化运作的优良传统，突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1］，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探究“第一书记”嵌入的内在机理，必须明确其完成嵌入后的乡村治理呈现出何种权力配置结构。

对此，现有研究较多立足于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国家—社会”范式，最早可以追溯到费孝通提出的“双轨政治”理论［2］，后又有当代中国学者徐勇提出了“接点政治”理论［3］。在此基础上聚焦到“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代表学者谢小芹以广西圆村的个案为出发点，化用费、徐二人的理论，先后提出了“接点治理”［4］和“双轨治理”［5］，还与其他学者一同提出了“新‘双轨制”［6］等概念。此外也有学者跳脱“国家—社会”范式，立足于更宽广的治理主体视域，例如徐明强、许汉泽基于“政党—群众”关系提出以“扶贫+党建”为特征的“新耦合治理”［7］模式，再如郭小聪、吴高辉基于“政党—国家—社会”的动态关系提出“互动治理”［8］。也不乏部分学者立足于更具复合性的新框架，提出“非科层化治理”［9］“双轨双层”［10］“粘合治理”［11］等概念。

综合上述研究可知，学界已经普遍认同“第一书记”制度设计对于嵌入后的成效具有重要影响，并且将其置于不同的权力配置框架中予以解释。但是，制度设计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理想的应然状态，在治理实然过程中，尽管“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治理的基本逻辑都是代表国家权力处理与不同主体间的关系，但是制度运作的最终结果（即嵌入效果）存在差异。针对嵌入效果的评判，乡村本土工作人员发言具有权威性，因为其既有专业性，能够保持相对客观化、理性化的认知，同时又对乡土场域的内外环境和工作内容等保持着较高的熟悉度。站在基层乡村本土工作人员的视角，究竟是什么因素可能造成嵌入效果的区别？具体表现和内在机理是什么？单单通过分析嵌入过后呈现出的权力配置结构难以诠释清楚如上问题，必须通过实践审视真正剖析这一因素。笔者基于对华东D镇①“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治理过程的考察可知，在“第一书记”这一相同的制度底色之下，不同“第一书记”个体之间产生了治理结果的差异，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专业背景的不同影响了嵌入治理后所采取的运作策略。

二、案例介绍及分析框架

D镇位于华东地区里下河平原，隶属于J省Z市H区。D镇不存在集中连片特困等绝对贫困现象，但有部分村庄经济基础薄弱，尤其是集体经济发展乏力，通常只能依靠河塘发包和土地流转管理费两种途径获利，部分村庄还存在基础设施和改造工程建设压力大等问题。Z市对精准扶贫工作非常重视，早在2015年便实行市区两级联动战略，选派100多名优秀干部分散到各乡镇经济薄弱村担任“第一书记”，在2017年首批“第一书记”任满后立即开展了第二批驻村帮扶干部选派工作。至2019年底，这批“第一书记”任期全部结束，其对于扶贫工作有了整体性认知，方便我们进行总结定论。

2021—2022年，笔者在一年时间里多次前往D镇，首先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采访了D镇政府党政办工作人员HY和人事部门工作人员LMS，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及在这一批次中被分别派到TP、MD、DX三个村的干部有一个相同之处，即均是研究生学历。并且三人都有过接受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自然科学系统训练的经历，属于“文理兼修”型人才。HY、LMS認为教育经历使三名干部在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体现出一定优势，能够为组织人事工作带来启示。笔者在访谈镇政府两位工作人员的基础上，又访谈了Z市市委和H区区委两级组织部工作人员、三个村的部分村干部和村民，具体了解了三位“第一书记”更多的个人特征及其嵌入乡村治理过程的具体路径。

与“第一书记”驻村的“嵌入”过程直接契合的是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提出的“嵌入性”概念。在其看来，经济体系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显然应当从宏观视角切入展开观察。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对“嵌入性”概念进行了拓展和具体化，形成了“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这两大具体分析视域，其中关系嵌入性是指经济行动者嵌入于个人关系之中，而结构嵌入性则指许多行动者嵌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化，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在扩充“嵌入”的外延，打破了原先仅仅用以诠释经济与社会结构间嵌入关系的定式，更广泛地应用在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相关研究之中，在公共治理领域形成了“嵌入式治理”［12］这一概念，有学者据此提出了诸如“从嵌入到融入”［13］等具有创新性价值的分析框架。

在笔者看来，基于制度主义的范式展开诸如上文的分析框架，固然能从路线、方针、政策等顶层设计方面寻找“第一书记”嵌入的刚性化依据，但其代价是遮蔽了“第一书记”个人主观能动性以及乡土场域中基于人情伦理形成的交互关系等柔性因素。作为政府具体行为方式的治理活动，通过“第一书记”这一外部治理资源嵌入的方式进入乡村社会，必然需要考虑与原有的内部治理力量之间的博弈，既避免全然由国家力量“自上而下”进行单向度主导，又防止地方自治权威对国家权力与乡土资源的有效衔接构成阻碍，最终形成国家权力介入但并不破坏原有基层自治力量的平衡式嵌入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更需要讲求有效的行动策略、精巧的工作艺术和高超的治理能力。

因而，笔者力求避免陷入制度主义的窠臼，正本清源地基于格兰诺维特提出的注重个人和社会关系的阐释予以转译，构建分析框架：就“第一书记”现象来说，从宏观上来看，党和国家以制度化形式确定和部署的驻村要求是该群体能够合法地实现“结构嵌入”的依据，对其展开诠释，应当立足于体制制度和管理模式，关注制度阐释、制度评价等问题。在此基础上，“第一书记”得以开始嵌入治理的实践过程，这时微观视角中的“关系嵌入”出场，对其展开诠释，应当立足于社会结构和人际交往，关注治理经验、治理策略等问题。本文作为具体个案研究，侧重于关注后者，也就是通过探究“第一书记”嵌入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分别处理好不同的互动关系（与上级政府及派出单位、村干部、村民、招商引资对象）的实践经验，从“关系嵌入”的角度具体认识“第一书记”个人应用自身知识储备综合采取一定治理策略的过程。

三、专业背景：影响“第一书记”关系嵌入过程的一种因素

在既往研究中，已有学者将“关系嵌入”总结为“通过对政策规则的学习传导与执行、价值情感的认同与交流、相互赞同的渴求与激励、利益的交换与互惠等，将组织或个人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转化为内生变化的动力”［14］的过程。通过阐释D镇“第一书记”基于既定的政策、工作中传递的情感等因素，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关系嵌入过程中综合运用感性和理性思维与上级政府及派出单位、村干部、村民、招商引资对象等多重主体之间进行的多重互动，可以揭示出“文理兼修”的专业背景对嵌入治理过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垂直向上：专业背景影响“第一书记”与上级政府及派出单位的关系

“第一书记”处理与上级政府及派出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垂直向上”的过程。作为科层官僚体制内的主体，“第一书记”在接受派出任务后实现了工作空间上与上级政府及派出单位之间的暂时性脱离，但从组织关系的角度来说并未发生任何程度的割裂，并且前者在工作过程中扮演的“获取资源并配置资源者”角色，这决定了其需要通过“垂直向上”与作为“提供资源者”后者之间保持联系。

“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以掌握着一定的资源为筹码，为乡村带来实质性利益收获，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资金、项目等经济资源。就上级政府而言，其所提供的经济资源基本上呈现出固定状态，即以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系列工作的专项资金为主要组成部分。这部分經济资源往往基于对国家号召或战略部署的响应而设置，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从筹集到拨付再到使用往往也有较为清晰的组织纪律。真正对“第一书记”构成考验的是能在何种程度上争取到派出单位有能力提供的资源。

尽管派出三位“第一书记”的单位均为行政机关单位，但单位之间实力迥异，能够提供给“第一书记”的可支配资源差异较大，最终表现为一种“第一书记”间占据资源不均衡的局面。例如HY所讲述的SY书记“要资源”的故事：“教育局的经费来自财政拨款，自身也经常出现缺口。S书记运用自己以前当高中生物老师的知识积累，谈‘生态平衡，向主要领导说明了MD村急需整治环境，再得不到保护有可能造成整村搬迁。S书记还善于讲政策，强调中央要求守护好‘绿水青山。”SY书记巧妙运用自身“文理兼修”的专业背景，综合运用生物学知识和顶层设计增强了“要资源”过程的说服力，顺利为MD要到了扶持资金。在这种“要资源”的方式下，书记既满足了基层发展需求，顺利嵌入治理过程；又面对上级展现了合理姿态，避免冲突发生。最终促使MD村的环境在资金支持和SY书记的及时行动下成功得到改善。

（二）垂直向下：专业背景影响“第一书记”与村民的关系

“第一书记”处理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是“垂直向下”的过程。我国于2006年全面废除了农业税，政府原先基于征税活动与农村社会间建立起的关系也自此消解，“基层政权从过去的‘汲取型变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15］。在此背景下，农民倾向于选择性地保留了“征税—服务”关系中的后者，对国家权力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期望。但由于治理资源短缺、公共服务供给纠纷频发等敏锐问题的客观存在，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磨擦变得愈加频发。“干部是承载国家认同的象征性符号。”［16］在派驻“第一书记”的背景下，国家权力得以实现进一步下沉，通过干部与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打通构建治理新格局的“中枢神经”。

“第一书记”通过“垂直向下”提供深度服务的活动打破了先前的“悬浮”局面。镇政府工作人员LMS说，村民们从一开始就积极欢迎“第一书记”到来，他们相信“大领导”们更加可靠，更能解决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带领大家过好日子。换言之，村民们原先便持有一种价值预设：“第一书记”作为外来治理资源，其具备的先天优势之一表现为能够有效避免熟人社会的人情因素，相对而言处于一种“超然”的位置。尽管“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大潮下，农村人口流动性显著增强，乡土社会的血缘性和地缘性逐渐减弱”［17］，但农村中依然不乏不同山头、宗派和团体的利益纷争。村民也相信“第一书记”对于遏止这一局面具有显著作用，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公平公正、精准配置。

村民们的这种价值预设并未完全祛除他们的理性特征，每个人都希望见到切实的利益和收获，才能对“第一书记”长期保持兼具“法理型”和“克里斯玛型”人格色彩的信服，进而愿意追随并积极配合开展工作。“计划本质上是要求一系列鲜明政治决策的政治纲领。”［18］“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治理成效的重要检验标准之一就是能否向村民有效传达上级政治精神，并在作用于实践的过程中为村民带来他们期望已久的利益。例如SJF书记依靠自己在文艺演出中表演的“三句半”在TP村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当时正值H区农委推广“武陵梗I号”麦套稻技术，该技术虽然能减去传统农业耕作的不少工序，但是对后期茎叶除草有较高要求，且在过程中需要较好的通风和透光条件，否则容易造成稻米饱满度下降、空壳率增加。TP村几名具有号召力的村民带头反对，技术推广一直受阻。SJF书记在“三句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项农业技术的利好之处：“祖祖辈辈要种田，一年四季没得闲！科学技术麦套稻，赚大钱！”③随后他又利用“三句半”就治虫、灌溉等问题作出回答。麦套稻技术后来在TP村得到了大范围应用，至SJF书记离任时，已有不少村民切实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SJF书记兼具人文素养和自然科学知识，能够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村民传授农业技术和生命科学原理。其本人也在这一过程中树立了威信，既推广了技术，又切实帮助村民发家致富，因而筑牢了和村民们的感情，使得关系嵌入过程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

（三）平行向内：专业背景影响“第一书记”与村干部的关系

“第一书记”处理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是“平行向内”的过程。其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嵌入乡村治理当中，而传统的乡村治理基本格局是一种自治格局，村干部作为内生力量与“第一书记”交汇在相同的治理场域之中。场域即在不同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第一书记”与村干部在网络构型中呈现出的关系颇为微妙：是对立还是统一？正如有学者所言，（“第一书记”）“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原有村領导集体，甚至主导乡村社会的发展态势，容易压制村庄内生性”［19］。“第一书记”的嵌入容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家与基层社会原有的关系，通过与村干部等本土治理主体的分工合作，构成高度融合的共同体，推动着乡村治理的过程。

“第一书记”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带领村两委成员开展工作，这其中显然没有涉及明确的职责范畴。在具体嵌入治理过程中，面对村干部，“第一书记”往往会遇到处于两种极端困局：一是遭到强烈排斥。“第一书记”因与村干部之间存在着权力交叉重叠，容易在具体问题的处置上产生矛盾和隔阂，形成外来资源与本土资源之间的博弈和内耗，甚至会影响地方政治生态。二是遭到强烈依赖。部分村庄中存在治理工作长期“宽松软”的不良局面，破除积弊沉疴难度较大。“第一书记”被村干部视作扭转乾坤的救星，后者几乎不加甄别和思索地将各类大小事务都抛给具备治理资源优势的“第一书记”。在这两种困局面前，“第一书记”都面临着一定的强度和压力，难以处理与村干部间的关系。

CYM书记向笔者讲述了他上岗之初妥善处理与村干部间关系的经历：“我原本想带村民和干部学习中央扶贫政策，告诉他们我来驻村的原因，但是有的干部以为你是在‘唱高调。于是我组织他们去江南发达地区参观，看看江南的乡镇企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农民是怎样富起来的。他们感兴趣了，我趁热打铁，在当地开了务虚工作会，就是用发展的事实来说话。”在关系嵌入的过程中，CYM书记恰当地综合了文理思维，兼运用了偏工程自然科学的技术成就和偏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使村干部信服“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的魄力和决心，进而形成良好关系，最终呈现出“第一书记”这一由外嵌入力量和村干部这样的内生力量间相互配合、合理分工的局面，且能够不断处理好事权与财权之间的关系。在后来开展的日常工作中，前者负责主外，后者负责主内。在突发情况或棘手事务面前，前者又往往乐意充当“救火队长”的角色。至2019年底CYM书记离任时，DX村的人均年收入已提升了30%。

（四）平行向外：专业背景影响“第一书记”与招商引资对象的关系

“第一书记”处理与招商引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平行向外”的过程。“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0］真正帮助一个地区摆脱扶贫，仅仅依靠扶贫专项资金或政策扶持项目远远不够。“第一书记”真正履行自身的角色职责，有效嵌入乡村治理，必须着眼于广阔的外部世界，经由招商引资的过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调集更多的资金、智力和技术，通过“发挥能人效应获取体制外资源共同推进联镇包村各项任务”［21］，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搭建更多的产销平台，方能从根本上解决贫穷问题。

招商引资的过程离不开以一定的社会资本作为保障。罗伯特·帕特南对“社会资本”一词进行了定义：“社会组织中包含的一些特征，比如信任、规范、网络等，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效率”［22］。对于“第一书记”而言，其所在的网络即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例如同学会、同乡会等。在对私人关系网络进行深掘和整合的基础上，能够促使原本隶属于非官方渠道的社会资本转变为治理资源，为招商引资工作带来一定的便利。

CYM书记就是运用社会资本推进招商引资的典型，他依靠了自己的同学圈：“我本科学的数学、经济学都是‘万金油，很多同学都在经商，有房地产老板、机械厂厂长、食品集团董事长。”DX村羊肉鲜嫩肥美，CYM书记邀请目前在浙江开办方便食品集团的同学带领团队来DX村考察，立即形成了新产品开发思路：做成真空包装的卤羊肉，专供航空领域。试经销一个多月后，食品集团突然提出撤资。CYM书记请教了研究经济学的同学才意识到，把鲜活的羊运往浙江成本较高，到了当地还需要专人宰杀，成本太高。CYM书记立刻联系了经营机械厂的同学，以优惠价拿到了屠宰、翻洗、切块、污水处理等设备，在本村对羊进行深加工后利用冷链物流发往浙江，不仅留住了原有的供应链，还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CYM书记发挥了自己跨越数学、经济学专业的优势，使得自己在经受文理教育时获得的人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招商引资工作。文理兼修以及丰富的教育背景成为了拓宽自身社会资本、获得来自不同领域人脉资源的重要条件，基于此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能够更好地凸显出“第一书记”对于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价值。

四、机理探赜：“文理兼修”型“第一书记”胜任嵌入过程的内在逻辑

（一）知识维度：文理复合型知识有助于应对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错综复杂的情况

作为基层工作的乡村治理“千头万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有学者引用老庄哲学里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思想来揭示基层治理的难点和痛点［23］，笔者认为其对于当代治理进程有着双重启示，分别对应了文本义和引申义。前者落脚点在“小鲜”上：小鱼易碎易烂，烹调过程中不宜过多搅动翻滚，也就是党和国家强调的“不折腾”。而后者的落脚点在“烹”上：整个烹调的过程要使每一条小鱼都能入味，正如在乡村基层治理的过程中也要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协调。这就在素质层面对“第一书记”这样的治理主体提出了较高要求，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对不同方面都有一定的了解和预判，才能得心应手地面对自身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

HY通过讲述一件小事表达了对SY书记的钦佩之情：“我以前负责对接镇上的林业工作，一开始连镇上的树都认不全。后来科长一听SY书记以前是生物老师，赶紧请他过来给我们做培训。他还去实地勘探说护坡修得不行，也要改。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很有管理头脑，招投标、监工等等一套流程也很了解，我们又请教他，学到不少农林经济管理的知识。”兼具生物学和行政管理知识的SY已经不局限于“第一书记”原有的工作范围，而是为整个D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将两个不同知识体系中的内容应用到了“林业”这个聚焦点上，在过程中覆盖了水利、农林经济管理等兼有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自然科学色彩的方面，具备知识交叉和综合性。知识的交叉也促使其产生了思维交叉，在嵌入过程中兼顾人情世故和科学标准。面对镇政府的邀请，能够很好地处理“教学”工作，又坚持原则，巧妙借机指出问题。知识结构单一的干部则容易在覆盖面广、综合性强的乡村治理工作面前力不从心，使得嵌入治理过程以失败告终。“第一书记”只有在博观约取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切实做到“文理兼修”，并将知识内化为自己看问题、办事情的思维方式，方能应对好错综复杂的情况。

（二）能力维度：文理知识转型的适应能力对应了适应工作岗位和内容转变的能力

新时代农村工作整体呈现出“在保有连续性的过程中实现跨越”的特征，一个具体村庄治理工作的着力点也绝非一成不变。对于“第一书记”而言，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以及呈现出的新样貌、新情况，没有通用的模版，而是需要在关系嵌入的过程中不断加以判断和调整，随机应变、灵活處置。

CYM书记所在的DX村中有几位老人独自守着年久失修的老宅子。2018年梅雨季节，CYM书记及时意识到安全隐患，将老人安置到敬老院，随后分别联系各家在外的子女赶回商讨维修方案。然而，DX村整体呈现出“回”字形结构，外围是一条河沟。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垃圾污染和堵塞了河沟，导致原本汲取河水灌溉庄稼的居民到村委会上访。CYM书记意识到了社情舆论的威慑力，担心村民间关系恶化，立刻联系水利站抢修河沟并调集二氧化氯净水剂，避免了风波。CYM书记由此得到启示，通过看书、听网课钻研应急管理知识，后来他在镇政府进行了经验介绍，表示自己当时读的是在职研究生，且专业跨度很大，只能自己看书琢磨，久而久之就练成了自学能力。由此可知，倘若是由具备“文理兼修”经历的“第一书记”担当重任，其自身曾经成功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自然科学这两个知识体系之间的跨越，具备一定的转换思维和调整思路的经验和能力。面对工作岗位和内容的转变，他们往往同样有能力做到将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减到最小，将结构交叉的优势发挥到最大。这也意味着关系嵌入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开放、具有一定弹性的过程，需要“第一书记”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随机应变，依靠在“文理兼修”过程中形成的较强的适应能力以及作为其具体表现样态的自学等能力化解潜在的问题。

2021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撤销，新设立国家乡村振兴局。这一方面意味着摆脱贫困与乡村振兴确然存在紧密联系，属于前后承接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也对“三农”工作提出了更新的要求，确立了全新的工作重心，例如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由此对“第一书记”的驻村帮扶工作具体内容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由短期的贫困治理转变为“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提升脱贫地区整体发展水平”［24］。而“文理兼修”型的“第一书记”在知识和能力等维度具备一定的先行优势，能够促使其更好地度过适应期，顺利嵌入乡村治理实践之中。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的D镇个案表明，兼受过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自然科学教育的“文理兼修”型“第一书记”总是能够基于知识和能力的综合优势，更加灵活地兼运用感性和理性思维，处理好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更为有效的嵌入，最终带来更好的治理结果。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25］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固然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作为保障，但制度的具体执行过程，尤其是“第一书记”群体等执行主体同样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6］全面脱贫后，驻村“第一书记”这支队伍依然没有撤销，而是站在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做好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项工作。因而，我们依然有必要从D镇“文理兼修”型“第一书记”的案例中汲取经验，更好地建设“第一书记”队伍。

（一）遴选善于将文理知识融会贯通的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干部是复合型干部，有些知识是基础性的，都得掌握，不可偏废，然后再术业有专攻。”［27］“第一书记”从事的乡村治理工作属于基层治理的重要部分。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的基础单元，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第一书记”如果具备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往往会拥有更为深厚的情感、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在实际工作中，能够更好地与质朴的基层人民展开交流，进而提升嵌入治理过程的有效性；如果具备一定的工程自然科学知识，往往会在严谨程度、专注度、定力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从而发挥好“钉钉子精神”，深刻、扎实、牢固地嵌入乡村治理的实践之中。

（二）适当调整“第一书记”岗前培训工作的内容结构

笔者调研发现Z市、H区两级党校面向“第一书记”开展的岗前培训工作中，大部分属于工业和商业方面（这也是华东地区的常见情形，因自然和人文地理原因，当地“第一书记”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以产业扶贫招商引资为立足点，培训课程也与之直接对接）。据不完全统计④，全国范围内其它部分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容易造成“第一书记”工作过程中陷入“唯GDP论”的窠臼，只注重经济利益，忽视其它问题，最终使得整个嵌入活动呈现出不理想的效果。各地对“第一书记”的岗前培训应当融入一些饱含人文情怀的感性化内容，例如地方乡土文化和历史，以及传统的伦理道德，方能推动完善“第一书记”的知识结构，凭借更丰富的文理知识储备，综合运用偏感性和偏理性的思维开展嵌入乡村治理后的实践工作。

（三）建立兼具感性和理性色彩的考核评价机制

派驻“第一书记”的直接目的是改变村庄的贫穷落后面貌和薄弱的经济基础，最终带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之路。因而先前“第一书记”在接受组织部门和派出单位“双重领导”的考评时，大多着力于展现自己在带领当地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颇具理性化的色彩。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继续推进，党和国家将会对“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展现乡村文明新气象”等工作给予更多重视。日后的考核评价机制也应进一步朝着“第一书记”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等具备感性色彩、遵循人文社会科学思维的部分倾斜，由此才能更好地唤起“第一书记”的人文意识，促使他们深刻体会到文理知识的同等重要性，凭借更强的综合本领更好地嵌入乡村治理进程。

注释：

①为遵循学术伦理，本文涉及的具体案例中的人名、地名均已作匿名化处理。

②“时年”指开始驻村的年份（2017年）时“第一书记”的年龄（单位为“周岁”）。

③资料来源为TP村村部工作笔记。

④笔者于2022年6月面向15位来自全国不同省市的“第一书记”或党校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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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瑞］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19］袁立超，王三秀.嵌入型乡村扶贫模式：形成、理解与反思——以闽东南C村“干部驻村”实践为例［J］.求实，2017，（6）.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1］张国磊.科层权威、资源吸纳与基层社会治理——基于“联镇包村”第一书记的行动逻辑考察［J］.中国行政管理，2019，（11）.

［22］［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3］吕德文.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治理与世道人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2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7］习近平.法治是各级领导干部知识体系中的基础内容［N］.人民日报，2018-03-11（001）.

［责任编辑：邵猷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