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悖论理论的农户农药减量化行为

朱郭奇 李文文 钱冬

关键词 悖论思维能力；过量用药关注度；规制感知；农药减量化；PLS?SEM模型

中国是农药生产和消费大国，农户过量施用农药不仅加剧了环境污染，也对中国完成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政策（“双减”政策）实施提出了挑战［1］。为了推动“双减”行动有效实施，中国政府对过量施用化学农药问题的重视程度和整治力度也逐步提高，但由于农业面源污染的分散性、隐蔽性和滞后性，决定了单纯运用法律法规等事后措施和点源控制的无效性［2］。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如何引导广大农户主动实施农药减量化行为是解决过量施用农药问题的源头。从经营主体视角来看，绿色绩效与经济绩效相互冲突［3］，这可能是农户难以实施农药减量化的重要原因。例如，生产型小农会因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选择过量施药降低作物减产风险［4］，或会因为转换成本较高而不愿采纳高效低毒农药［5］，或者考虑到潜在的经营风险而抑制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6］。然而，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力求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这就要求农户在种植行为决策时对绿色和经济目标的处理是“统筹兼顾”而不是“非此即彼”。因此，揭示当前中国农户在施药决策时的目标冲突处理能力和倾向，并厘清其如何影响其实际施药行为，是找到引导农户主动实施农药减量化行为的着力点和有效途径的基础，有助于实现种植业绿色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

1 文献综述

Smith 等［7］在组织战略决策领域提出了悖论理论（Theory of Paradox），按照组织核心活动和对应要素冲突将悖论问题分为目标冲突下的执行悖论、知识冲突下的学习悖论、架构和程序冲突下的组织悖论、身份和关系冲突下的归属悖论，其中，目标冲突下的执行悖论指的是，当经营主体进行战略决策和执行时，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其提出多个相互竞争的目标要求，目标间矛盾和冲突就会凸显出来，为准确表达这一概念的内涵并对其进行简化，该研究将其简称为目标执行悖论。农户作为农业经营主体，在施药决策和行为执行时面临的主要冲突就是政府、所在村等利益相关者提出的绿色-经济双重目标和其自身经济目标间的冲突，结合研究问题，文章着重分析农户施药目标执行悖论问题。悖论理论的核心是悖论认知（Paradoxical Cognition），即识别和包容悖论的认知框架和过程［8］，可由“隐性悖论-显性悖论-包容悖论-解决悖论”动态平衡模型刻画，通过这一过程能使决策者在面临悖论问题时实现动态平衡的战略決策，达到组织可持续发展目标［7，9］，而决策者悖论思维能力（Capacity for Para?doxical Thinking），即个体积极并列思考两个及以上冲突事物的思维能力［10］，会影响其对隐性悖论的识别（隐性悖论显性化），进而影响其包容、解决悖论的策略［10-11］。也就是说，悖论认知过程中存在“悖论思维能力-悖论显性化-包容悖论-解决悖论”作用路径。就农户施药目标执行悖论来说，悖论思维能力是指农户在施药行为决策中积极并列思考绿色和经济目标冲突的思维能力。魏泽盛等［12］基于悖论理论，考虑悖论认知过程的动态平衡特性，以决策者过去三年企业战略决策中对多对悖论问题并列思考程度的主观汇报值来衡量其当前悖论思维能力（这一研究中将悖论思维能力称为悖论认知水平，由于这与悖论认知过程容易产生歧义，故文章未沿用这一名称对其进行评述），如“过去三年强调战略积极影响的同时努力避免其负面影响”，研究证实悖论思维能力越高的企业战略决策者，越能将绿色目标和经济目标视为一对既矛盾又相互促进的悖论关系，从而兼顾两者，提高绿色绩效。可见，悖论思维能力的提高有助于提升绿色绩效，但农户在施药目标执行悖论问题中的悖论思维能力如何，是否会影响农户对悖论的识别和包容程度，进而作用于其施药行为，最终实现绿色与经济目标的平衡，都尚未得到解答。

悖论理论指出，悖论思维能力高的个体更倾向主动面对悖论，把悖论视为持续存在且无法消除的问题，将隐性悖论识别为显性悖论［13］。农户施药行为中目标执行悖论的显性化，意味着农户关注并正视过量用药问题。为有效衡量农户施药目标执行悖论显性化程度，文章基于环境关注度（Environment Concern）概念，提出过量用药关注度概念。具体来说，环境关注度是个体亲环境行为的一个有效预测因素，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个体行为意图的改变［14］，Dunlap等［15］综合了多种环境关注度概念，将其定义为人们意识到并支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程度和/或个人为解决这些问题而作出贡献的倾向。Spence等［16］针对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存在漠视、怀疑现象，将环境关注度引申为气候变化关注度来衡量个体正视气候变化问题的程度，并根据人们主观上对气候变化影响范围和程度的判定，将气候变化关注度分为个体和全社会两个方面，即“考虑气候变化对您个人/全社会的潜在影响，您对这一问题有多关注”，研究发现关注度越高的个体其应对气候变化意图越强。农户对过量用药影响的判定同样存在主观差异，因此，文章基于上述研究，将过量用药关注度定义为农户意识到并愿意正面应对过量用药问题的程度，并将其分为个人和全社会两个方面，以此衡量农户施药行为中的悖论显性化程度，并检验悖论思维能力对其的影响。

悖论显性化会进一步促使个体包容悖论（Acceptanceof Paradox），即会触发“克服”（Working?through）策略来容纳悖论，而不是“防御”（Defensing）策略来规避悖论［7， 17］。就目标执行悖论来说，包容悖论需要克服困难，接纳利益相关者的目标诉求，结合中国农药减量化行动实际，农户对施药目标执行悖论的包容主要需要接纳来自政府的正式环境规制和所在村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其施药行为的诉求和约束。李芬妮等［18］采用“某环境规制对我（农户）的影响”测量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研究发现农户主观汇报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越大，越倾向于实施亲环境行为，也就是说，农户感知到的规制影响可以表征其接纳规制中诉求和约束的程度。因此，文章借鉴这一测量设计，将农户感知到的政府农药减量化规制对其影响程度定义为正式规制感知，将农户感知到的所在村绿色生产村规民约对其影响程度定义为非正式规制感知，以此来衡量农户对施药目标执行悖论的包容程度，并检验悖论思维能力和过量用药关注度对其的影响。

解决悖论的方式体现在个体最终的行为选择上，个体可以选择相互冲突的目标之一采取行动，也可以选择将两个目标整合［7］。那么，农户施药目标执行悖论的解决结果即为农户选择绿色目标采取牺牲经济目标的农药减量化行为，或选择经济目标无视农药减量化行动，或选择绿色-经济双重目标采取遵从农药减量化规制的施药行为。结合前文分析，文章基于悖论理论，利用陕西省粮食主产区402份粮食（小麦、玉米）种植户的调研数据，应用PLS?SEM模型，提出并检验“悖论思维能力-过量用药关注度-农药减量化规制感知-农户农药减量化行为”影响路径，以揭示农户在施药行为决策中对绿色和经济目标冲突的识别、包容、解决过程及程度，从而找到在当前农户悖论思维能力下引导农户主动实施农药减量化行为的着力点和有效途径。该研究为解释和推动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为系统性认识和分析农户目标执行悖论处理过程提供一个研究框架，并通过对农户施药悖论处理过程的实证分析检验这一研究框架，同时，这一研究框架为悖论理论实证研究提供悖论识别、包容、解决程度的量化思路。

2 研究假设

2. 1 悖论思维能力与农户农药减量化行为

高晶晶等［19］基于微观农户要素投入视角，利用全国微观农户数据对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变迁的研究发现，农药的产出弹性为0. 06，且没有呈现出增加趋势，其在粮食作物中的产出作用进入平台期，成本收益核算结果表明目前整体上主粮作物中农药边际成本基本远大于其可带来的边际收益，也就是说，不考虑环境效益，仅从经济意义上看农药用量也是过量的。因此，就目前中国农户粮食生产情况来看，合理的农药减量化有助于达到环境与经济双重效益目标。

Ingram等［10］分析了家族企业传统与变革等悖论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定义悖论思维为对两个及以上冲突事物积极并列看待和思考，认为悖论思维是一种更流畅、更全面的心态，利用要素之间的区别和协同作用来寻找“统筹兼顾”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权衡双方利弊，做出“非此即彼”的决定。Ingram等［10］研究发现，悖论思维能力高的领导者能够以“兼顾”思维方式试图创造性地解决冲突，接受并整合竞争性需求，挖掘悖论的积极潜力，推动企业创新行为。农户与家族企业经营控制权结构类似，当农户在施药行为决策过程中面临绿色与经济目标冲突，悖论思维能力高的农户，会在施药决策中积极并列思考经济和环境目标的冲突，通过自身努力尽量了解二者的区别和协同作用，从而降低冲突，并试图创造和利用资源进行合理的农药减量化；相反，悖论思维能力低的农户不会积极并列思考绿色与经济目标，更倾向于根据过往经验不实施农药减量化来保障施药效果［1］。据此，提出假设。

H1：农户悖论思维能力的提高会促进其实施农药减量化行为。

2. 2 过量用药关注度的影响作用

根据悖论认知过程模型，悖论思维能力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将隐性悖论显性化［13］，即越会将施药绿色目标提高到与经济目标并列的高度，积极看待二者间关系，正视并愿意努力解决过量用药问题，这体现在农户对过量用药的关注度上。同时，已有研究证实环境关注度对个体的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6，20］，据此，提出假设。

H2：农户悖论思维能力越高，过量用药关注度越高。

H3：农户过量用药关注度越高，越倾向于实施农藥减量化行为。

2. 3 规制感知的影响作用

农户过量用药关注度的高低体现其目标执行悖论显性化程度，根据悖论理论，这会导致农户包容利益相关者目标诉求程度的差异［7］，这些目标诉求是趋于一致的，主要通过政府正式规制与村里非正式规制传达到农户。正式规制手段包括补贴、征税、禁令、宣传教育等［21］，非正式规制主要来自村委对绿色生产的奖惩措施，以及由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村民间社会规范［22］。对过量用药关注度高的农户，会相对积极配合各类正式规制及村规民约，即农户会感知到较大的规制影响。同时，已有研究证实，政府需要通过强制性的制度促使行为主体提高绿色绩效［12］，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23］；非正式制度对种植户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且具有强烈的粘性效应［24］，并能有效推动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18］。据此，提出假设。

H4a：农户过量用药关注度会正向影响其正式规制感知。

H4b：农户过量用药关注度会正向影响其非正式规制感知。

H5a：农户正式规制感知越强，越倾向于实施农药减量化行为。

H5b：农户非正式规制感知越强，越倾向于实施农药减量化行为。

综上，该研究概念模型见图1。

3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3. 1 构念设计与测量

3. 1. 1 悖论思维能力

借鉴Ingram等［10］在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研究中的悖论思维概念，结合魏泽盛等［12］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者悖论思维能力的测量设计，以过去三年农户用药决策中对目标冲突的并列思考程度，来衡量农户目标执行悖论思维能力。

3. 1. 2 过量用药关注度

借鉴Spence等［16］对公众气候变化关注度测量指标设计，分个人与全社会两个方面测量农户对过量用药问题的关注度。

3. 1. 3 规制感知

将规制感知分为正式规制感知和非正式规制感知两类，借鉴李芬妮等［18］和夏佳奇等［25］研究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中环境规制的测量题项设计，对正式规制感知和非正式规制感知各分为三个方面进行测量。

3. 1. 4 农药减量化行为

通过测量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采纳了几种农药减量化技术（方法）来衡量其是否实施农药减量化行为及实施程度。综合过往研究［26-27］，将农户在种植过程中可能使用的农药减量化行为分为：“性诱化诱、生物防治、精准施药机械施用、单次实际配药比说明书中的标准浓度低、每亩总用药逐次减少、农药包装专门处理”6种技术（方法）。

其中，性诱化诱包括施用性诱芯、杀虫灯、飞蛾诱捕器、诱蚜（虫）板等，生物防治主要指使用绿僵菌、苏云菌杆菌、苦参碱、枯草芽孢杆菌等绿色、环境友好型生物农药。进一步地，考虑到不同农业技术存在属性差异［28］，将农药减量化行为分为包装处理、减量技术和减少用量三类，探究农户悖论思维能力对三类行为的影响路径差异。

该研究采用李克特（Likert）6级量表对每个构念所包含的各个题项进行测量，被访者对每个题项设置1～6分值打分，1表示“很不赞同”，6表示“很赞同”，以避免中立回答。基于已有研究对题项进行编制，经过预调研和数据预处理，根据研究需要和调研地区特点进行相应修改，题项完善后形成最终问卷的各个构念，具体测量构念和题项见表1。

3. 2 数据收集

在“大国小农”背景下，考虑到种植规模小、地块细碎化、兼业化程度高的种粮小农户给农药减量化行动带来了巨大挑战［29］，文章选取以小农户粮食种植为主的陕西省咸阳市、宝鸡市、渭南市中具有代表性的13个村庄进行实地调研。宝鸡和咸阳是陕西的主要产粮地区，如宝鸡市的扶风县、岐山县、凤翔县和陈仓县与咸阳市乾县、泾阳县和兴平县均为中央产粮大县。渭南市属于陕西关中平原，是陕西省主要粮食作物种植地区，蒲城县是渭南市第一产粮大县。基于样本随机性、普适性、科学性的原则，课题组2020年8月中下旬在各村庄内随机调研，以“一对一”访谈形式展开，共获取有效问卷402份，样本分布见表2。

3. 3 样本基本特征

样本基本特征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样本农户全部为种植规模在50亩（1亩≈0. 0667 hm2）以下的普通农户，年龄大多大于50岁，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及以下范围，绝大部分被访者为群众、家中无村干部或带头人，72. 39% 的受访者为全职农民，但78. 36% 的受访农户家庭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低于50%，家庭劳动力较充足，58. 95% 的受访农户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重超过50%。此次调研中，有214位受访农户采纳了至少一种农药减量化技术（方法），有183位农户实施了农药包装处理行为，采用其他农药减量化技术（方法）的受访者较少。

4 结果分析

文章利用单样本K?S检验法对各个题项进行正态分布检验，结果表明样本不服从正态分布，调查样本量相对于文章所构建的复杂概念模型较小，且文章研究为探索性研究，故选取PLS?SEM 模型进行数据分析。PLS?SEM主要用于研究目标为理论拓展的探索性研究，允许潜变量和指标为非正态分布，有使用较小样本估计复杂模型的能力，能够较好处理共线性问题［30］。

4. 1 各构念因子题项外部载荷与权重分析

首先，运用Smart PLS3. 3软件，使用自助法，抽样样本选取为10 000，取样方法为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置信区间的置信度为95%（下同），对构念各题项外部载荷和权重进行探索性分析，以确定各题项是否符合模型分析要求，结果发现“村民对农药减量化行为的影响”题项外部载荷为0. 487（<0. 5），未达到聚合效度接受域，为了研究的可靠性，剔除该题项，再次进行模型分析，其构念因子载荷和外部权重结果见表4，表中同时列出各题项均值与标准差，以揭示样本农户悖论思维、识别和包容水平。

表4结果显示，样本农户整体悖论思维能力、规制感知水平较低（<3），过量用药关注度略高于3，体现出此次调研的农户群体在面对施药目标执行悖论时，悖论思维能力和包容悖论水平较低，但对过量用药问题的识别程度相对高。另外，各个构念下各题项的外部载荷和外部权重的P 值均显著，T 统计量均大于1. 96，根据Hair等［31］相关研究，可以认为指标能较好地解释因子，即因子设计效度較好。另外，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构念的多重共线性进行诊断，结果显示各构念的VIF 值在1. 000 至1. 390之间，远小于临界值10，可知构念之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

4. 2 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了确定由于相同来源和方法等因素可能产生的共同方法偏差，参考Harmans 单因素分析法进行数据检验［32］，对所有构念题项进行主成分分析，共形成四个主成分，四个因子的组合方差占总方差的71. 75%，第一（最大）因子占总方差的33. 16%，未超过40%通用标准［33］，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效度影响不严重。然后，对各构念进行克朗巴赫阿尔法（Cronbachs Alpha）、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平均抽取变异量（AVE）以及区分效度分析，以分析模型的可靠性，具体结果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所有构念Cronbachs Alpha 数值均大于0. 6，各构念CR 值均大于0. 7，AVE 均在0. 5以上，反映问卷测量项可靠、有效［25］。此外，根据弗奈尔-拉克尔准则，构念标准AVE 的平方根高于该构念与其他任何潜变量的相关性，即对角线上的值大于该行和列上的其他值，表明各构念之间区分效度较好［34］；同时还进行了HT?MT区分效度检验，各构念间区分效度检验值在0. 138至0. 665之间，小于0. 9［30］，表明模型的各个构念都建立了区分效度。

4. 3 影响路径分析

4. 3. 1 农药减量化行为整体实施程度路径分析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构建PLS?SEM模型（1），分析悖论思维能力对农户农药减量化行为整体实施程度的影响路径，其中，农户农药减量化行为整体实施程度以采纳的农药减量化技术（方法）种类数来衡量，结果见图2和表6。

直接影响结果显示：悖论思维能力对农户农药减量化行为呈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悖论思维能力越高，越倾向实施农药减量化行为，H1得证；悖论思维能力对农户过量用药关注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2得证；过量用药关注度对农户农药减量化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3 得证；农户过量用药关注度对其正式与非正式规制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4a、H4b得证；非正式规制感知对农药减量化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5b得证，正式规制感知未能体现出对农药减量化行为的显著影响，甚至呈现出负向影响，H5a未通过检验。间接影响结果显示，悖论思维能力对农户农药减量化行为的影响中，存在过量用药关注度一步中介和过量用药关注度、非正式规制感知两步中介，而正式规制感知未能体现出中介作用。从图2可知，模型解释了过量用药关注度19. 4%的方差、正式规制感知5. 4%的方差、非正式规制感知2. 7%的方差以及农药减量化行为10%的方差。文章为探索性研究，侧重点在探索以往未知的农药减量化行为的解释因素，在影响关系显著的情况下，较低的潜变量测定系数（R2<0. 1）仍可接受［35］。

4. 3. 2 不同类型农药减量化行为路径差异分析

进一步，分别分析悖论思维能力对农药减量化三类行为（农药包装是否专门处理、采纳了几种农药减量化技术、采用了几种手段直接减少用量）的影响，构建模型（2）、模型（3）、模型（4），分析结果见图3和表7。

结果显示，悖论思维能力只对农药包装专门处理存在直接促进作用，而对减量技术采纳和减少用量未能体现出直接影响；三个模型中，“悖论思维能力→过量用药关注度→规制感知”影响路径均显著，即农户悖论思维能力会正向影响施药目标执行悖论识别，进而提升悖论包容度；过量用药关注度在悖论思维能力对包装处理和减量技术采纳的影响中起到一步中介作用；过量用药关注度和非正式规制感知在悖论思维能力对减量技术采纳的影响中起到两步中介作用；悖论思维能力未能通过间接路径影响减少用量行为。

上述结果表明，农户在悖论解决阶段，面对不同类型的减量化行为會采取不同策略，对操作相对简单且易形成习惯的农药包装专门处理行为，悖论思维能力高的农户会直接执行，也能通过自觉提高过量用药关注度来选择执行；对于可能带来更好防治效果、需要改进技术和资源整合的减量技术采纳行为，悖论思维能力高的农户在通过悖论识别和包容过程后，会倾向于实施；对于可能影响防治效果、需要直接改变施药习惯的减少用量行为，即使是悖论思维能力高的农户，在经过整个悖论认知过程后，也缺乏实施意愿。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悖论理论所提出的悖论认知模型，利用陕西省402份种粮小农户数据，采用PLS?SEM模型，考察了农户悖论思维能力、过量用药关注度和规制感知对农药减量化行为的影响路径，得到的主要结论有：①悖论思维能力对农户整体农药减量化技术（方法）采纳程度具有促进作用，但当前种粮小农户的悖论思维能力总体偏低。②对于不同类型的减量化行为，悖论思维能力的作用路径存在差异，对于农药包装专门处理行为，悖论思维能力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对于减量技术采纳行为，悖论思维能力会通过提升过量用药关注度和非正式规制感知来促进实施；对于减少用量行为，则没有显著促进作用。③相比正式规制感知，农户对非正式规制的感知能显著促进其实施减量化行为。这些影响路径揭示了农户在施药行为中对绿色与经济目标冲突的解决过程和面对不同类型减量化行为的策略倾向。

该研究从悖论思维能力出发构建并验证的农户农药减量化行为概念模型，可以为系统性认识和分析农户亲环境行为目标执行悖论处理过程提供一个研究框架；以过量用药关注度衡量悖论识别程度，以规制感知衡量悖论包容程度，为悖论理论实证研究寻找悖论识别、包容程度的衡量标准提供了量化思路；悖论思维能力体现出了对过量用药关注度、规制感知的重要促进作用，纵向延伸了当前环境关注度、环境规制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影响的研究；对比分析了悖论思维能力对三种农药减量化行为的影响路径差异，为未来研究农户其他同类型亲环境行为提供了实证依据。

群体和个体的悖论思维能力可以通过信息了解和技术学习得到提升［36-37］，由此，结合上述结论，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①政府与村委应当将绿色目标与经济目标并列看待，树立若干农药减量化与经济目标有效融合的村庄和农户典型，利用这些典型所处的社会网络，通过社会影响唤醒其他村庄和农户的内在环境意识，提升群体及个体悖论思维能力，从而提升农户过量用药关注度。例如，地方政府可利用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手段推送相关典型案例及技术指导信息；村委可深入村民内部，通过座谈、上门探访等手段帮助形成一个个围绕典型农户的村民社会网络。②通过创新绿色生产激励手段，加强非正式规制与正式规制的有效配合。例如，基于非正式规制的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可以简政放权，鼓励村委根据本村实际制定绿色生产奖惩村规民约并予以资金扶持和荣誉肯定，依靠基层组织营造农户绿色生产氛围；村委可以在构建农户绿色生产社会网络的基础上，调动村民参与制定村规民约，对于被采纳的建议给予奖励并让农户监督村规民约的实施，引导更多农户以达到绿色和经济双重目标进行生产。

该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①过往研究发现规制感知正向影响农户农药减量化行为［18］，因此，文章以规制感知衡量悖论包容程度，但研究结果显示正式规制感知对农户农药减量化行为呈现出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正式规制感知越大，不一定表明农户更愿意包容正式规制提出的目标诉求，也可能表明其更不愿意配合，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悖论包容程度的测量设计和理论分析。②文章证实了悖论思维能力对农户农药减量化行为的积极影响，但未来还需进行更全面的研究，例如，悖论思维能力为什么可以将冲突变为机会，以及农户如何具备这样的能力，即除了信息了解和技术学习，还有哪些内外部因素对悖论思维能力的形成和提升起到作用。③除了目标执行悖论，农户面临的学习、组织、归属等悖论可能带来不同的机遇和挑战，其悖论认知和处理过程可能需要不同的策略，未来可进一步研究这些悖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