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渐无穷

马春忠

一件大衣

1975年1月的北国大地，依然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父亲同省里参加全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起乘火车去北京。

父亲对自己的行装打扮根本没放在心上。他像往常上班一样，一袭棉袄棉裤和一双布面棉鞋。

听完报告后，父亲走出人民大会堂的东门，一股寒风袭来，从父亲的小棉袄底襟向胸口里灌。

父亲想起了母亲的话：“你十几年没到北京了，还穿这身太寒碜了。咱们家也不是换不起，你该买件大衣穿了。”当时，父亲好像没听到母亲的絮叨。

推迟了11年召开的人代会终于开幕了。父亲坐在主席团成员的位置上，向主席台下一看，代表们的衣着都非常整洁，中山装、呢子衣、花格袄，布满了整个会场。主席台上就座的无一人像父亲那样穿个灰突突的棉袄。

父亲常说：“工作要向上攀登，生活要往下看。”父亲的这个想法和做法，从根上说并不错；但一个人的穿着打扮，也需讲个场合。

父亲此时也感到自己的衣着与会场不协调。不知是大会堂的气温太高，还是穿得太多，父亲冒汗了。特别当大会宣布父亲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时，父亲感到脸更热了；他下决心要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一件呢子大衣穿，若让外国记者看到一个全国人大常委还是这么一副寒酸相，不知他们会写些啥呢。

父亲回到齐齐哈尔后，就把这件大衣放到柜子里了。

1975年3月末，厦门胶片感光厂的领导到齐二机床厂参观学习，齐市经委主任刘守忠陪同。他们在我们家叙谈后临走时，要照张合影留念。

那时，我正好赶上。厦门的同志也让我参加拍照，我真想拒绝：其一，我没照相身份，不应参加；其二，我棉裤外罩的双膝处补有两处大补丁，对客人不大尊重。我想进屋换身好一点的衣裤，父亲立刻阻止了我，“你平时啥样就啥样，这有什么？”

父亲的话，让我想起一段往事：

那是1952年国庆节的前一天，父亲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了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归国后，父亲到辽宁省各地作了数十场报告，反响很大，我所在的东北实验学校领导也盛情邀请，父亲作为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又和我同在一个校园内学习和生活，当然也有义务向全校师生作汇报。

在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我第一次亲耳聆听父亲的长篇讲话。

父亲的报告生动感人，常常被师生的鼓掌声打断。

父亲在报告最后说，新中国刚刚成立两年多，日子也剛刚好转，毛主席要我们艰苦奋斗、艰苦朴素，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

接着，我万万没想到，父亲在大会上点了我。他说：“我那个大小子，现在脚穿回力牌球鞋，身上的衣服连块补丁也没有，不知道节俭，这就不符合！”

会场一片哗然，千百道目光从四面八方射向我，我感到不公和无地自容。

我想，这双回力牌球鞋，是沈阳市人民政府奖给父亲的，他穿怕耀眼，影响不好，才让我穿。

不久，四届人大第一次常委会要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临行时，母亲将那件放在柜子里的大衣找了出来，又拿出一件新汗衫让父亲换上，对父亲说：“你身上这件衬衣袖口破了，领子也不挺实，脱下来吧。”

父亲说：“穿在里边，别人看不见。”

原来，父亲之所以要买件新大衣，是穿给他人看的！

父亲的说法真让人难懂，太奇特了。

父亲仙逝时，母亲执意将这件大衣给父亲带走，让父亲在天上再穿给别人看！

一次父训

险些没当上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父亲，得到让他去参加大会的通知，心情格外地不平静。他有十来年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了，周总理到底病成啥样，还能不能出席大会，这是父亲最为牵挂的大事！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了。当毛主席和周总理走上主席台时，全体代表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父亲热泪盈眶。

大会主持者说，由于健康原因，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只能念个开头和结尾，请代表们谅解。这时，全场再次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父亲的心不断地往下沉，他想知道周总理到底得了什么病，中国的名医专家为什么不能想出好办法来，赶紧把总理的病治好？如果总理身体不好，中国这么大个国家还怎么治理？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文革”还没结束的特殊历史年代召开的，时间只有5天，是历届人代会时间最短的一次。

不少人没想到，父亲不仅当上了四届人大代表，成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还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二机床人没想到，马恒昌小组工人没想到，就连父亲自己也没想到。

父亲在北京开会期间，知道周总理1972年就得病了，是鳞状膀胱癌。就在那一年，周总理先接待尼克松访华；后又接待日本田中角荣，进行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该有多么操劳！现在周总理又主持筹备四届人大会议，斗争那么激烈，周总理的身体能受得了吗？父亲的心情既沉重又敬佩。

父亲当选人大常委的唯一感念，就是荣誉太高、担子太重，用现成的话说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那年父亲已是69岁的人了，他自觉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国家没让退休，在工厂还兼任要职，自己更不能主动告退。父亲想能为党多工作一日，就要干好每一天。不管身体到什么程度，只要还能站起来，就要进厂工作；只要有新思路，就要到车间同工人一起研究新工艺、改进新刀具。

父亲还想到，正人先正己，治厂先治家。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先为国，后为家，这是工人的本分。反过来，家事关联国事，家事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国事。现实生活中，父亲看到的太多了，在干部使用上的“任人唯亲”“走后门”等等弊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更不消说那些腐败分子的家庭了！

我记得很清楚，1975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父亲把在齐市的儿女都叫到家中，说有话要说。我们都感到很意外。父亲多少年来从没这样做过，一定有好事告诉我们。全家人都特别高兴地去了，弟弟和妹妹也早到了。

父亲说：“从今往后，我跟你们——包括你妈和我，都要遵守这么几条：不许背着我向领导提要求，哪怕是再合理的要求也不行；不许背着我答应任何人的要求，更不准接受礼品；自己的路必须自己走。”

父亲一脸严肃，弟弟、妹妹和我一个个都在猜测是不是谁给父亲丢脸了。

其实，父亲说的这几条，我们老早都断断续续地听到过，也照着去做了，只是没听到父亲这么有条理地讲过罢了。

父亲说：“这些年，你们都做得挺好，没让我多说话，我挺满意的。”父亲的这句话，让我们都长吁了一口气。父亲接着又说：“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有困难。像春忠一家三代人住18平方米一间屋子，太挤了又不方便，有条件是该换换了；可像春忠这种情况，在我们二厂工人中也不少，工人能住，我们就不能特殊。有困难，自己克服，不能让领导为难。”

父亲这些年在这些方面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特别在住房问题上，他久居平房30多年，工厂党政领导多次到家动员搬进新楼，父亲坚决不搬。

父亲说：“在这儿住惯了，现在儿女结婚的都搬了出去，人少了，房子也大了。”

父亲“住惯”了的这座平房，从工厂东门步行到家不到五分钟的距离，这座平房最显眼的是它的外墙用白灰粉刷，共有四户，父亲住的是东数第二家。房子东面不足十米处有个死水塘，房后西北面约十米远有个公厕和一个垃圾堆。每到雨季，门口积水泥泞，难以行人；冬日风啸雪飞，雪塞路堵，人车难入。房屋低陷潮湿，下水道常常堵塞。这样的房子焉能“住惯”？

父亲说：“新盖的楼太远。”这倒说出点理由。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二机床厂盖了不少楼房，大多在劳动桥以西一带，要坐四五站公共汽车，时间过早或太晚都停运。若骑自行车，父亲年高体弱蹬不动，也不安全。坐工厂小车虽有资格，但厂长都很少用，父亲决不带这个头。

有一回，在住房方面，真让父亲为难了。

倪志福同志是父亲多年的至交，来齐齐哈尔视察时，他提出要到家里去看看。

父亲觉得，倪志福如果依旧是过去的劳模身份看看也没啥，工人嘛，没人见笑；可现在倪志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了这旧房陋室他一定要说话，会给领导添麻烦。父亲就以老伴耳聋、家里再无他人为借口，婉言谢绝了。

据说，倪志福回京后，还真给黑龙江省主要领导打了电话，请他们多多关照父亲。

“大树底下好乘凉”，这是尽人皆知又通俗易懂的一條哲理。

从某种视角来说，我以为父亲也是一棵“大树”。但父亲的训示，不仅没给儿女留有“乘凉”的细小空间；相反，却规范和锁定了我们的一切言行。我们只能将世人对父亲的赞扬，变成我们做人的标准和行为的准绳，决不能以“树大招风”作为我们不遵守父亲训示的一种遁词。

一次收礼

父亲一辈子不吸烟、不饮酒，就连参加国宴也如此。

1950年9月30日晚，政务院举行国庆一周年酒会，父亲代表工人阶级向毛主席敬酒，他喝的不是白酒，也不是果酒，而是汽水。

父亲一生不请吃，更不收礼。但只有一人例外，他请吃，也收礼了。

此人便是中村良一。

据史料记载：中村良一，马恒昌小组组员，1927年生于日本，刚满18岁时到沈阳，在一家日本人开办的工厂当兵器修理工。两个月后，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村没回国，被派到马恒昌小组，成为唯一一名外籍组员。又过了两个月，中村毫不犹豫地随小组工人来到齐齐哈尔。1953年根据中日协定，中村挥泪告别了中国，回到了日本。

中村在中国工作近三年的时间里，认真地带过徒弟，立过功、受过奖，表现很突出。中村感恩中国政府在政治上不歧视他，小组工人真诚地帮助他：为他凑钱去丹东接新娘嘉美玲子（婚后为中村玲子）。工厂把中村玲子安排在工厂卫生所工作，同时还给他们夫妇操办婚礼和解决住房。中村对此万谢不止。

中村回国后，自办了一个小企业，专门生产汽车前窗的雨刷器，后来发达了，在日本小有名气，被选为日中技术交流协会副会长，为日中邦交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率团访问中国时，王震等领导人还接见过他。

父亲对中村这次家访，原本想谢绝；但考虑到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村对小组的感情，还是接待为妥。二机床厂党委和行政部门都十分重视，还派人到家里协助打扮。

中村十分感激父亲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并为他做了那么丰盛的宴席，中村吃得很开心。他说，齐齐哈尔是他的第二故乡，说我父母就是他的亲人。他诚恳地邀请我们全家都到他的家中做客。

中村回国后，寄来一张他二儿子结婚的彩色照片，相当靓丽；同时还托人给父母带来一个袖珍助听器和一座台式的在半扇形面上嵌着樱花的镀金电子表，父亲一直珍藏着。

对父亲的“四不”，即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请、不请吃，我妈认为父亲“死性”，我儿子也感到不符合“潮流”，有时我也觉得父亲待人不够亲热。比如，市里领导来看父亲，在谈了一些公事后，眼看就到中午了，爸爸也不说“请吃”的话；厂里来人，父亲也不张罗碗筷让让。

父亲这一生，就是这么不“活泛”过来的。是不懂礼仪，还是跟“潮流”唱反调？我说不好，反正不少人说“马师傅这人最根本，是一位够格的共产党员！”

生命品牌

1985年5月18日，在北京友谊医院住院的父亲，不听工厂党政领导的建议、不顾医院专家的警示、不管儿女的乞求，就连好友王崇伦带来的全总的意见也不接受，坚决要求出院回齐齐哈尔。

这是父亲一生中第一次不服从组织的决定。这就是说，父亲选择了一条最痛苦、最无奈的放弃治疗等待生命终结的悲壮之路。

这到底是为什么？

父亲是1983年10月因尿中有红血球和腰部酸痛住进厂职工医院的。由于父亲的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劳动模范的身份，即刻住入北京友谊医院高干病房，由我国著名泌尿科专家于惠元教授任经治医生。

1983年12月21日上午，于教授亲自主刀，将肿瘤切除，化验结果确诊为膀胱癌。

也许是父亲住进了国家驰名医院，又有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主刀，心情特别好，不仅饭量增加，有时还到院内散步。

父亲此次患病，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都已知晓。郝建秀、倪志福和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罗干、陈俊生等领导同志，都曾先后去医院看望父亲。为此，父亲很不安，他说：“你们那么忙，还来看我，我过意不去。我这点小病，治治就好了，你们千万别再来了。”父亲还指着他床头上的病卡说：“大夫说是良性的，没事儿。”

看得出，父亲对他的病情一无所知。

1984年4月，父亲做第二次复查，又发现了新的肿瘤。于教授在他的家中接待了我，他说：“你父亲的岁数太大了，经受不了一次次手术，只能是对症做灼死处理。你父亲的病和周总理的病不同，周总理的病呈鳞状，面积大，更难处理。你父亲的病比总理好在是颗粒状，发现一个处置一个，如果太多、太广就难了。”

病情的发展果真如此。两年来，父亲一次又一次地赴京住院复查，一次又一次地术后到全国总工会招待所静养观察。然而，父亲的病情一点都不见好转，他走路腿痛，洗漱时手臂发麻，还时常干咳，父亲就开始焦躁和生疑了：“我这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医生告诉我的话，我能对父亲直说吗？

由于父亲的特殊身份，医院只允许我在病房昼夜护理。母亲、弟弟、妹妹以及我爱人和弟媳，也都在二厂的精心安排下，先后来到北京，都住进全国总工会招待所，他们按照医院限定的探视时间和人数，分别到病房探视。

父亲发觉这种情况后更不安了，他说：“你告诉你妈，让他们都回去吧；厂里给我治病得卖掉好几台床子，你妈他们根本就不该来。”

我说：“爸，你别生气，你早点把病治好，床子钱不就回来了？再说厂子也是好意，怕家人担心。”

父亲苦苦一笑，不吱声了。

我记得很清楚，就在父亲做第五次手术的前后，共计是22个日日夜夜，我坐在紧靠父亲床边的小方凳上，一眼都不敢眨；那些日子，父亲的话特多，也没个头绪，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父亲说：“这两年，你的班也没好好上。”

我说：“爸，班上人都理解我。”

父亲说：“时间过得真快，你都当爷爷了。”

我说：“我已经五十周岁了。”

父亲说：“我们家从前的事，我都跟你说过，书上也写了，你得记住。你在沈阳东北实验学校念书那六年，是国家供给制待遇。那个学校学生都是高干子弟，只有你是工人家庭出身。国家多照顾我，你可不要忘了。你上师范大学念书那四年，也是国家供的，这些都不要忘。我们老马家，是共产党、毛主席把咱们救了，到什么时候都不许忘。”

父亲说这些话，显得很吃力，我说：“爸，你说得对。别说了，挺累的。”

父亲说：“我是啥心情，你不理解。你儿子小虹想接我的班，我没退，他不能进二厂。小虹进齐齐哈尔钟厂，花了2800元买的指标，我知道。没两天齐齐哈尔钟厂又黄了，进了毛纺厂，花了不少钱，我也知道。你妈都跟我说了，这件事你做得对。”

我说：“爸，你累了，别说了。”

父亲说：“你不愿听，是不是？”

父亲的话止不住了。他说，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让我对家里的事多上上心，让我管好弟弟、妹妹，照看好我妈。他说，我妈跟他过一辈子，净吃苦挨累了。

1985年5月17日晚，父亲突然对我说：“北京不能再呆了，花钱太多了。领导是说不怕花钱，治好病就行，可那都是工人的血汗钱，我没有这个权。”

父亲的固执己见，是对疾病久治不愈而失去治疗信心？是不想惊动方方面面的领导为他奔忙，还是担心浪费企业钱财？我不知道是哪条为主，也许这几方面都有。

父亲真的是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了。在回齐齐哈尔的软卧车厢里，父亲对我说：“有一个事，我总琢磨不好，这个小组别再叫我的名字了，这名字已经让我享用一生了。”

我说：“爸，你想那么多干啥？叫不叫那是厂领导决定的事。”

父亲又说：“我想到一个人，你知道是谁吗？”

我立刻就回答：“王金平。”

父亲点头了。

父亲怎么能忘记王金平呢？是部队转业干部王金平在新中国成立前第一个坐上吉普车到辽阳乡下我家探望，问寒问暖，房前屋后看了又看，还到村里农会访了又访。直到父亲秘密入党后，我才知道王干事启蒙了父親的人生，是他将父亲一步一步地领到党内来的；是王金平帮助父亲建立了小组各项规章制度，掀起了大战红五月的竞赛热潮，并夺得了第一面红旗；是王金平决定把因舍生忘死完成军工任务而劳累过度的父亲送入沈阳医院治病；还是在王金平的指导和帮助下，父亲才出席了辽宁省和全国劳模大会。父亲说，没有王金平，就不会有他的今天。在父亲眼里，王金平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王金平，这两者是分不开的！

回到齐齐哈尔后，我将父亲的思念报告给了时任二厂党委书记佟福友。

王金平真的来了，从沈阳坐火车来到齐市，真像飞的那样快。他坐在父亲病榻边，看着处于昏迷状态的父亲，他两眼含泪，说不出话来。

1985年7月18日11时55分，我最崇敬的父亲心脏停止了跳动。7月22日，在齐齐哈尔工人文化宫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向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大会。

父亲就这样走了，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地走了，走得轻松！走得圣洁！走得豪迈！

纵观父亲的后半生，他身上溢满了党的阳光和人生传奇：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劳模，又是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从1954年到1985年，连续当了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两届被选为人大常委。

1950年，父亲被任命为沈阳市人民政府委员；1951年又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副部长。

此外，父亲还连续两次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和中共黑龙江省委员。

父亲终生铭记的是，毛主席13次亲切地接见了他，并且还让父亲转答毛主席问候小组工人好！

尽管父亲的职位很高，但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个工人，是小组的一位代表。父亲始终没离开过工厂，一直同工人站在一起；父亲从未办过离休手续，直至仙逝时，依然是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顾问和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名誉职工。

父亲为我们马氏家族留下了一部“红色记忆”，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孙承祖业

父亲仙逝时，我的次子马兵刚好九岁。在他的记忆中，爷爷是个最受人尊敬的人，马兵感受过光荣，也挺自豪。渐渐长大后，他想早点参加工作，像爷爷那样干出个样子，让别人说老马家有后来人。初中毕业后，马兵报考了二厂技工学校，分到了锅炉班。他有些失望。心想：如果爷爷健在，就能让他去学车工，继承爷爷的事业。装煤运灰送走了他自视的“优越感”，马兵变得少言寡语了。

2000年，集团领导发觉马兵像个真正工人家庭的后代，就将马兵从动力处调到铣床公司中小件车间曲型工段，跟随市劳模、集团多年劳模周有财师傅学车工。由于周师傅耐心赐教，马兵也肯学，进步很快，仅几个月的时间，就能独立操作了。

周师傅认定马兵是棵好苗子，就加紧培养和极力推荐，集团和铣床公司领导共同决定，于2004年8月，将马兵调入马恒昌小组。

马兵到小组后，感到压力很大。一方面是领导的高度信任和培养；另一方面小组工人个个都精明强干。组长孙普选是第八至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副组长张富茂是集团劳模、市劳模，而自己的的确确是个新徒工。有压力，更有动力。这种环境，对马兵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马兵机台的正前方上悬挂着毛主席同爷爷亲切握手的巨幅照片，爷爷好像时刻都在监督着自己，他下决心多干勤问，老老实实向师傅们请教，勤勤恳恳地去实践。

在铣床公司领导和师傅们的帮助下，马兵进步很快，不久被任命为小组工会组长，2005年入了党，被评为集团劳模。集团党委书记陈更新亲自给马兵披红戴花，笑着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马兵也当劳模了！”

2005年，中央领导同志在视察齐二机床集团时，先后都接见了马兵，要求馬兵努力学好现代科学技术，接好爷爷的班。

在集团和铣床公司领导的支持下，马兵努力坚持岗位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又在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率先掌握了数控车床的工艺编程和操作技术。

马兵“孙承祖业”起步了，他清醒地认识到，集团公司和铣床公司领导的培养、师傅们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最根本的动力，还得靠自己的努力。他说：“爷爷说得对，自己的路必须自己走！”

如果父亲在天有灵，一定会很欣慰的。

父亲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我们决心将父亲的人生理念和优秀品德传承下去，为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实现小康而尽忠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