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耳忠言有多逆

2023-05-30 09:43伊溪云
月读 2023年3期
关键词:逆耳忠言魏文侯

伊溪云

俗语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提醒人们克服人性弱点,不为感官反应所迷惑,要以理智战胜情感,去选择那些真正有益的言与行。如《菜根谭》所言:“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鸩毒中矣。”人欲达化境,国欲达善治,多听逆耳忠言,是关键一招。

人都是喜听赞美之语、厌听批评之声的,无论凡夫俗子还是贤达圣人,概莫能外。所谓闻过则喜,决不是人的本能反应,而是一种理性与胸怀的外在体现。忠言毕竟逆耳,其逆耳指数往往“爆表”,让人听了会很不爽,心底频起狂澜怒涛,甚至面红耳赤,青筋暴跳,坐立不安。即便那些历史上公认的开明君主,听了逆耳忠言,也不会如食蜜糖,生气、暴怒时常有之。

战国初,魏文侯派乐羊攻占中山国,并封子魏击为中山君。这时候的魏国经过李悝变法,已在各国之中首先称雄。作为一国之君,魏文侯开始有些志得意满。有一天,他问群臣:“我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呢?”这一问便透出端倪:想听好听的。

群臣敏锐地捕捉到了话外之音,都拍马说:“是仁君啊。”文侯正暗自陶醉,不承想臣子任座却说:“君上得到中山,不用来封给自己的弟弟,而是封给自己的儿子,这哪里算什么仁君?”这一反问,直白得不能再直白,简直是毫不顾忌君主颜面了。魏文侯听后怒形于色。任座见势不妙,立马走开。

要说任座之语,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建设性意见,无非就是要打击一下君主的非凡自信,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牢骚。文侯听了很不爽,也是必然。任座出去后,文侯稍稍平复了一下怒气,又问国相翟璜,翟璜答道:“是仁君。”翟璜这一说,反倒引起了文侯的興趣,心想刚被否定了,你为何又坚持这个观点?于是便问:“何以见得?”翟璜说:“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

翟璜之言,既可以看成是给魏文侯一个台阶下,也可以说是道出了历史实情。有仁君才有直臣,有直臣则表明有仁君。你想听好听的,则下面一片阿谀之声;你愿听直言忠语,则有愿说金玉良言的正直下属。听了翟璜这一番话,魏文侯立马就转怒为喜,并让他赶紧把任座追回来,还亲自走下殿堂去迎接,奉任座为上宾。假如没有翟璜,没有这一反转,恐怕魏国朝堂之上,就再也听不到逆耳忠言了,魏国能否雄霸天下,还真未必。

人非圣贤,听了逆耳忠言很生气,是正常生理反应,是本能。但如果让后果变得很严重,比如对谏诤者予以打击,就成了危险的开始。东汉时期的光武帝刘秀虽为一代雄主,但在对逆耳忠言的忍耐力上,显然不如魏文侯,以致逼死臣子,为后世所

诟病。

公元37年,韩歆被刘秀重用为大司徒。他好直言,不隐讳。生活中类似的人不少,所谓心直口快。遗憾的是,刘秀不能容忍他这一特点。据《后汉书》载,有一次朝会上,刘秀看了以前两大割据势力—西北的隗嚣和蜀郡的公孙述之间的往来书信,感叹道:“可惜了,这两人也有才啊。”

这一感叹,应该说还是很能显出刘秀的惜才心思的。没想到韩歆一听,脱口而出:“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在君王面前,韩歆之语好似泼冷水,甚至有点故意抬杠。刘秀听了大怒,对此耿耿于怀。之后,韩歆依然不改这“毛病”,直言不断,多次因激烈言辞而惹君怒。

到了公元39年正月,刘秀的情绪燃点被触发了。史载韩歆在刘秀面前,言之凿凿地说,“岁将饥凶”,还“指天画地,言甚刚切”。这一下,真把刘秀气着了,直接把韩歆罢免了,让他回家。韩歆走后,刘秀还不解气,又派使者送诏书责备他。当时,司隶校尉鲍永一再为韩歆求情,刘秀也不答应。结果,韩歆与儿子韩婴只好一同自杀。不能不说,刘秀这种必须解气才能释然的做法很过分。

有胸怀和远见的雄主,不仅会克服自己的人性弱点,力求做到闻过则喜,更会建立制度性保障,确保言路畅通,让说真话、谏忠言成为呵护和崇尚的主流价值。

西晋时期,晋武帝司马炎和右将军皇甫陶议事。皇甫陶是个急性子、直肠子,说到关键处,就顾不得什么君臣礼仪,直接和晋武帝争论起来了。这类人才属于典型的“会琢磨事,不会琢磨人”的人,往往是沉浸在事理之中,而忘了事理之外还有人伦。但他们不会偷奸耍滑,而是有着忠心赤胆,一门心思想把事搞好,把理弄清。如果不能宽容、善待这样的人才,恐怕一个单位就没有认真、较真的人了。

面对皇甫陶的争论,晋武帝不以为意。但有人就想大做文章,他就是散骑常侍郑徽,当时就请求给皇甫陶判罪。倘若晋武帝也在气头上,不但皇甫陶性命难保,恐怕忠良之才就会靠边。还好晋武帝头脑清醒,根本不给郑徽这样的小人以机会。晋武帝说:“忠谠之言,唯患不闻,徽越职妄奏,岂朕之意。”他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怕听不到忠心赤诚的言论,你郑徽是越职妄奏,反而犯错。接着就把郑徽给免职了。这一免,就形成鲜明导向,鼓励忠言,哪怕逆耳也要听。谁敢反对逆耳忠言,这就是下场。

从历史上看,唐太宗一朝,可以说是制度性保护忠谏最有力也最好的时期,甚至为了保障言路通畅,唐太宗不惜容忍一些奸滑小人的存在。比如侍御史权万纪和李仁发,两人如魏徴所言“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导致一些正直大臣被迁怒,但他们反而受到唐太宗的宠幸。唐太宗知道他们是小人,也明知他们乘的是广开言路的制度便利,寻求的是损人利己的个人私利,但为了广开言路,“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很久之后,权万纪等人的奸状自行暴露,最终受到惩罚。

历朝历代,进谏忠言的人都很多。读史可以发现,每在王朝末期,都有臣子谏言,颇有远见卓识,其对本王朝命运的判断之准,总是令人击节而叹。倘能依言而行,王朝如何能灭?问题是,君主昏聩,致使忠言不被采纳,甚而忠臣被格杀。同时,马屁谀词不断,君主和王朝就在这种自我陶醉中,一步步走向末路。

来自历史的深刻警示就是,不论忠言有多逆耳,领导干部都应当虚心听取、从善如流,更应当努力构建保护忠言的制度机制,如此方能让意见上下畅通,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摘自《领导文萃》2022年22期,荐稿人: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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