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视域下的主体性责任

摘 要：《历史理论》写于1982年，是阿格尼丝·赫勒的“历史哲学三部曲”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早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赫勒通过对传统历史哲学划分，将其分为六个阶段，进而对原有的宏大叙述的历史模式反思，以此转换成新的微观视域对历史进行考量——以人为主体视域，立足充满偶然性的现代维度。在这种微观视域中，赫勒明析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使命与责任，并阐释悬设“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对人和社会进步的意义。赫勒的历史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表达了对人的深入关切与对社会进步的呼吁。

关键词：赫勒 历史理论 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6.3；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3）03-240-04

在传统理论划分中，历史哲学作为史学理论的一部分而存在，而历史理论在某种语境上而言就是历史哲学，反之亦成立。但是在赫勒的理论体系中，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不能被完全等同。她认为，传统的历史哲学是以一种非历史的学说，它依据整体的宏观辩证法而构建，是以总结历史规律、服务当下功用为特征的历史体系。但是像这样一种宏观的历史体系，容易造成学科向着非人的方向而异化——立足为当下的人服务的学科最终成为了一种无人身的存在。

面对个体在原有宏观的历史层面的缺失，以及宏大叙事对现代问题的回应显得越来越“窘迫”等问题的出现，赫勒以一种后结构主义视域对传统历史哲学进行反思，进而阐释其特有的历史理论。赫勒通过微观历史视域重新确立主体性在历史中的地位，并明晰在历史中主体的责任——历史传承与当下的实践。本文通过对赫勒的历史理论进行分析，试图通过概述其中的观点进而找寻其深层次的理论内涵，并从中揭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之间的关联。

一、以“当下”为核心重构历史哲学

在《历史理论》一书中，赫勒认为历史性有其自身的历史核心，而人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在此基础上，赫勒从四个维度——历史性、历史编纂学、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进行重新定义，以此构建其历史理论。

赫勒对历史性进行重新审视。首先，对历史的时间性进行重构。相较于之前的线性时间观，赫勒的新历史性在时间上更加强调时间结构与主体性的关联，即侧重于主体对时间的感知形式，这种感知形式对时间性的维度而言是一种“绝对当下”[1]。主体作为行动和经验的连续体，当下正是这种时间的绝对主体，故作为绝对当下的确认将要优先于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性。由此，在当下的统摄下，过去和未来被维系在一个“共同性”之上，过去和未来都被赋予当代的视域解读，即当下，过去的当下和未来的当下。这种对于当下至上的坚持，是以人的实践为核心的，对未来开放性支配的时间观念。在这种时间观念中，过去和未来所扮演的角色分别为“教义”和“规范理念”[1]，即当下的参考和当下的朝向。“现在”和“当下”也是不同的，以人的出生为例，以该婴儿的时间性维度而言，当他在降生这个世界的那一刹那，他是没有过去的，而降生的那一刻就被称之为是“现在”。所以“现在”不是一种时间的区间性，而是一种发生的划界。即“现在”作为当下的一部分，作为一种边界性，不断地被“当下的未来”所超越，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

在对历史性时间进行重构后，赫勒试图对历史解释进行重构。从主体隐含的限制性出发——人的“有死性”，进一步将主体与主体的文化背景（过去的历史）剥离，仅存有人的“有限性的可能”[1]。与以往的历史作为人类活动领域的延申不同，赫勒通过文化的视野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将其分为：“当下的历史、历史的当下本身以及当下的时代”[1]。过去的历史已与当今的人类活动范畴相差甚远，故是一种考据与学理的历史，历史的当下本身与当下的文化并不处于同一种文化视域，故是一种外化的存在，而真正与我们当今紧密关联的是当下的时代。当下的时代是一种庞大的文化体系，决定了当前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模式的组成。过去和未来都在其边界之外，基于共同性被连结成一个整体。过去作为宏大的确定性，对绝对的当下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自觉承担“现世的责任”。“现世的责任”是一种反思的一般性意识，其通过对基于当下的以往的反思，对过去进行解读与重构，以此有选择性的对过去进行继承，以构成过去的当下，在这个过程中揭示过去与当下的共同点，进而将其纳入整体之中。而对于未来的当下，对于处于绝对当下的我们而言是“乌托邦”。它更多的是基于与当下的共通，而非是一种彼岸性飞跃的幻想。换而言之，对未来的连结更多是我们将要一以贯之的现代责任，而这种类似于量的积累最终使得未来是可确定的。未来和当下也构成一种交互系统——坚定当下意义的树立。

赫勒构建的这种历史性模型的关键特征是时间架构与解释方案的相互联系。过去、现在与未来等概念与人类世界的相关性，并以多种方式进行的界定与划分，从而为当下的人的行为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在这种历史理论体系下，单一维度的独断论历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多维的“绝对当下”。对绝对当下的确立恰恰体现了这种历史意识的本质——基于当下对历史问题的解答，这种历史意识是不能离开主体的，它强调的是主体的现世性。基于此原则，赫勒进一步区分了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差异。

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都是基于历史意识显现历史的不同方式，而这两者最突出的特点是与我们的生活有相关联性。这种“生活世界”不仅仅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它更多的指向应对我们的当下的实用性。赫勒在阐释历史编纂学时，先以“讲故事”为例，“它是一个关于事件发生于其中的世界有组织的信息单元，它以一种一致的方式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发生，且一个真正的故事包含了重复。”[1]即历史编纂学是基于我们当下对过去已发生的事件做出阐释，是一种当下—过去—赋予意义的过程。但这种对过去的重复是一种有选择性的重复。正如平淡的生活事件很容易被我们遗忘，而有一些故事却一直被重复，故历史编纂学对其将要阐释的材料也有一定的选择标准——与当下的共同性。换而言之，是一种与当下所亟须解决的问题的共通性——一种实用性。在赫勒看来，这种实用的共通才能“通过模式的全部范畴使得某物有意义”[1]，并且我们的生活作为我们对过去事物寻求的出发点，也因其对过去的事物赋予意义而变得有意义，故“人们使人们自身的生活有意义了”[1]。在分析了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編纂学后，赫勒开始将其框架化——作为知识的历史编纂学。相较于之前的生活范畴内的历史编纂学，它更加规范化、客观化和体系化，但就其原理而言，仍属于对过去历史的当下性解析，近似于史料学和朝向过去的历史哲学的结合体。

与之不同的是，历史哲学是“一种大写的历史”——宏大的叙事模式。它将过去当成是一种必然性的事物，作为它的一环与当下紧密连结。它认为，正是由于过去的诸多事件的发生，才使得我们的当下得以可能。同样，通过对过去和当下的把握，历史哲学才能对未来的可能性进行分析。故与历史编纂学不同的是，历史哲学是一种基于当下的对未来的把握，是一种已知—未知—预见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历史哲学基于一体性时空观，从“是”推演出“应该”，并通过未来赋予当下和过去以意义。历史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它同样将哲学中的“最高价值问题”带入了历史之中，故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历史存在的意义问题。但与传统的形而上学所悬设的意义不同的是，历史哲学试图囊括的意义更倾向于一种对现世的实用性——承诺与警示。从当下發展的特殊性和对过去历史认知的普遍把握出发，从而凝练出“历史的应该”与“普遍真理”。但这种企图把握未来的哲学，将未来的自由性大大减小，“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了解了未来，我们就会控制当下。”[1]并且也会因为这种“应该”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对道德的忽视。正如赫勒在结尾中说到的那样“如果未来未被视做是当下的必然结果，没有任何东西能迫使我们从当下推导出未来，那么这暗示着我们不必从过去的结果中推出必然的未来。”[1]

二、塑造历史理论，明确主体责任

赫勒对历史哲学的批判是其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传统相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赫勒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大写的历史”，且这一叙事范畴极其宏大，赫勒称其为，“这个令人惊奇的事实，以最清晰的方式证明了这个斗争。”[1]从史前至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都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判的内在遵循，通过对生产方式内在逻辑的分析，以及基于历史整体的联动一致性，得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2]的结论，实现了解释的闭环。从实证的角度而言，马克思将历史从黑格尔的“纯粹的真理王国”[3]中解放了出来，并以物质的第一性的原则为前提，通过基本的内在矛盾的不断解决而阐发了一种具体的、整体的理论。从哲学的角度而言，马克思是非常成功的，但在赫勒看来，这种宏大的叙事已经对现代的社会文化不适用了。

赫勒提出的历史理论同样也是基于现代社会的特殊性。赫勒认为，在以往的社会形态中，每一种社会都独具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当时社会也正因为其内在的逻辑的自我展开和自我崩溃，即这种理论构架类似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对“硬核”概念的相关表述：“一个纲领的硬核由于他的倡导者的方法论决策而呈现出不可否证的特点”[4]，而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其他因素则构成了对硬核的保护作用而被称之为“保护带”。在这样一种运作状态下，过去的（非现代性社会）历史哲学总是以一种单一的逻辑而展开。但在现代性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能力和更加开源的社会文化使得现代性社会拥有选择性，恰恰是这一种选择的权力使得原有的宏大单一叙事的历史哲学已经不适用了。在赫勒看来，当今的社会已经不是由一种主要的社会内在矛盾而主导构造的了，它更多的像是一种多矛盾性——主要矛盾呈现出非显性状态。较之于先前的激烈对抗性的主要矛盾，当下的状态更多的显现为一种结构性矛盾，即在不同层次上和不同亚制度中都具有其独特存在的方式，虽然其与主要矛盾相关联，但直接解决主要矛盾，它仍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换而言之，绕过这种结构性矛盾直指主要矛盾也是不可能的，多种矛盾的并行使得我们对这种矛盾的解决具有可选择性。在这种动态的社会与历史中，普遍性似乎成为一种奢望。由于在不同的内在逻辑中拥有不同的矛盾与张力，现代社会的平衡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种不稳定“不是因为社会的功能失调，而是其现代性的要素之一。”[1]这种不稳定性对一切普遍的一般，宏观的绝对发出了挑战，故赫勒认为，原有的“大写的历史”在现代社会已经不适用了。

故赫勒认为，现代社会更需要一种开放的、不完善的历史理论作为原存的历史哲学的替代品。这种历史理论较之于之前的历史哲学，其边界性更加突出，因为书写历史理论的“历史理论家们都非常清楚他们自己的理解限度”[1]。同样，历史理论也拒绝了传统历史哲学的完美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赫勒对于历史理论的划分类似于康德对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划界，即对我们的认识边界做出了一定的规定，避免理论因过度的承诺而难以“负重前行”。在现代性社会“不稳定平衡的世界中”[1]，因其具有选择的能力，故对当下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换而言之，达摩克里斯之剑并不是悬垂在我们的头上，相反，它掌握在当下的行动者的手中。

我们在拥有行动的自由与选择的自由的同时，也必然会负担起相关的责任。正如赫勒所举的领航船长的示例一样：“领队船长是双面的。它的右边是对自由的挑战，左边映射了必然性的重负，右边是自我实现的标志，那左边就是安全性和个性的失落。”[1]而为应对这种自由，历史理论在遵循基本的历史原则时，还应该葆有能动性、反思性和道德感，这就是我们的主体责任。以往的“大写的历史”从宏观层面对历史进行统摄，其普遍性与对历史规律发掘使得个体对历史的走向具有一种无力感，故历史的进步与退步都被诉诸于历史内部的“动力机制”。但在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历史理论中，历史拥有的多样与选择，即赋予了主体以行动和改变的权利。它拒斥以“尽管”为基础的内在逻辑论证，只承认现代社会的辩证法，故它认为历史理论终究是一种进步的。与以往的量化定论进步观不同，现代社会由于其多样性，量化的依据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故赫勒以对时代的反思作为衡量进步的标准。赫勒认为，反思恰恰体现对进步的需求——“它是一个有条件的理念，这个条件就是‘想要的条件，进步从中产生。”[1]主体在这样一种历史观中是具有能动性的，即非必然性给予我们对自身的能动以充分的发挥，也正是我们“致力于”的价值所在——正因为我们通过这种致力于的行动，我们的向往变成了可能。并且我们对于我们的“当下的历史”是负有直接的责任的，我们选择的权利更应被良好地使用。对于过去真正的历史，我们无权对悲伤的过往以冷漠，也无法对过去的事件加以当下的假设性指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地将其传承，担负起作为历史一部分的责任，让历史得以延续；从中寻找出我们最珍贵的，流传于过往与当下的人的品质；并对基于过去的努力而形成的当下以最优的选择和努力，以此能够以一种对未来渴求的姿态通往未来。正如赫勒在此篇结尾时所说的那样：“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致力于共同行动时，进步的理念才能证明自身有效性，我们的未来才能变为可能。”[1]

历史理论对未来是抱有积极的态度，赫勒将其称之为“对乌托邦的需要”。赫勒将乌托邦定义为“理念现实的普遍化”[1]，因而是人类的共同愿景。与历史哲学相似的是，赫勒历史理论的乌托邦仍是一种对未来的承诺，但与前者不同的是，这种承诺是一种可能，是一种非固定标准所衡量的存在，它对人类承诺的满足仍取决于我们当下的行为——是否能够积极担负起作为历史主体的责任，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承诺具有最高的上限，即我们对美好事物的想象作为边界，但它也暗含了一种现实性——与我们当下的实践能力紧密相连。也正是这样一种“乌托邦”的理念，我们才能自觉树立进步的理念，故赫勒的历史理论究其根本是一种突出主体性的进步史观。

三、赫勒歷史理论的评述与意义

赫勒在《历史理论》中所构建的后现代历史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马克思式对主体的肯定与关怀。赫勒反对原有历史哲学的“大写的历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赫勒认为这样一种从“是——应该”中推导的历史哲学对历史背后的“规律”过度追求，使得其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普遍的必然”，从而埋没了主体的能动性。而赫勒将主体从这种宏大的历史中解放出来，从一种微观的角度阐释历史中人的主体意义。

赫勒的《历史理论》书成时间是1983年，距离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人类社会在科技的进步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是技术的时代，技术对人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现代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为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保姆所说的那样：“本世纪短短数十载的变迁，恐怕胜任以往的任何时期。”[5]。但另一方面，由科技和数字化衍生的技术理性并未使人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全面发展，相反，它由人的价值实现手段演变为人的目的本身。人在这种境遇下变得更加的片面化、自律化，以至于成为“技术分工”的一环。人的片面化、局限化和事物的几何倍的增长同时发生在20世纪，使得原有的启蒙主义所带来的宏大叙述性篇章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

赫勒基于这种变化，对历史中的个体以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其并非对马克思原有的宏观历史以否定，相反，赫勒的历史理论恰恰是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汲取其范式，并结合当今时代进行新的阐释，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微观层面的补充与完善。赫勒认为，当前数字化和技术理性割裂了人的过去与当下，人在这种境遇下，失去了对过去的联系与对未来的期盼。过去并非是一种已经发生了，对我们当下毫无价值的一层不变的事物，相反，它与我们当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作为知识的历史编纂学，我们可以对过去拥有一个基本、客观的把握。但过去与当下并非完全等同，也非固定的联系，它是一种“可能”的联系——以共同性为主导的差异性。基于这种连续和差异，主体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的主体”。赫勒通过否定必然和对可能、差异的认同，将主体从原有“大写的历史”中的历史规律的一环中解放出来，进而肯定主体的实践意义与主体的选择自由，并由此阐发当下主体所应当担负的责任——延续作为过去的历史，并以当下的行动致力于证明进步的有效性。赫勒的历史理论并未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赫勒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对当代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并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阐发其微观视角。

《历史理论》作为赫勒的“历史三部曲”中的开篇之作，其真正的历史理论仍处于萌芽之中。正如赫勒本人对其历史理论的章节命名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导言”[1]那样，此书只是其历史理论的发端与一部分，对其梳理与评定也只是对她这一部分的历史理论加以表述。故对赫勒的历史哲学以全面的梳理，以及阐发她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和当代社会的具体联系，并非为本文的任务。笔者以为，赫勒基于现代性对历史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所阐释的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当代历史构建的全新探索。无论这种探索成功与否，赫勒所倡导的以人的实践本质为深刻探寻，对社会问题的回应与关切以及对未来的殷切期盼，使得其理论始终作为后现代人类文化的重要一环而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开放的体系，它总是跟随着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进程，加以完善自身，也正是因为其非封闭式的特性，它也才能不断为我们提供指引。故对赫勒的历史理论应加以重视，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当代表述的其中之一，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理解。

[基金项目：国家级A类科研能力提升类大创项目“黑龙江红色基因探究——构建哈尔滨红色纪念日体系的探索”（202110212107）]

注释：

{1}赫勒的“历史哲学三部曲”分别为《历史理论》《碎片化的历史哲学》和《现代性理论》。

{2}此语境下的现代社会一般指世界大战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

参考文献：

[1] 阿格尼丝·赫勒著.历史理论[M].李西祥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

[3] 黑格尔.逻辑学[M] 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1

[4] ImreLakatos.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M].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130

[5]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M]郑明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5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作者简介：张跃川（2002—），男，汉族，江西赣州人，大学本科，学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责编：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