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张斌斌

摘 要：马克思从哲学层面的反思、政治经济学层面的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构建，从历史溯源、现实批判与未来构想三个维度，深入剖析了个体生存与共同体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其共同体思想。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唯物史观的视野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揭示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指出人类社会是由“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经过“虚幻的共同体”最终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习近平同志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科学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与发展困境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表达。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3）02-0025-05

共同体是马克思思想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范畴。马克思从哲学层面的反思、政治经济学层面的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构建，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虚幻的共同体”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共同体”，从历史溯源、现实批判与未来构想三个维度，深入剖析了个体生存与共同体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其共同体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这一复杂局面，为回答好“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与发展困境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代的具体表达，体现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生成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哲学基础上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立场和重要方法。在深入剖析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出现的各种生产方式及其制度形态之后，马克思从社会基本矛盾着手，指出了各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一般规律，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共同体思想。可以说，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形成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相伴而生的。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将物质资料的生产视为人类历史活动的首要前提。虽然承认有生命个体的存在是哲学家们的共识，但区别于西方传统哲学把“抽象的个人”作为逻辑预设而构建的各类抽象、虚幻形式的共同体，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以从事某一特定生产活动的现实个人为立足点来阐述其共同体思想。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2]，这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产生就是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前提和条件。这一观点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酝酿和生成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通过对“人的本质”的探究，将个体发展与共同体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从古希腊至近代以来，各哲学流派都在探究什么是“人”及“人”的存在方式。有的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意志，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忽视了人类赖以存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有的过分强调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作用，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马克思从人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出发来探究“人的本质”，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3]。同时，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孤立、抽象的“类”时，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个体不能脱离其所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而孤立存在，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形式，这种“总和”形式的“一切社会关系”就是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

（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生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

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构建其理论体系的重要方面。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商品、货币、交换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秘密——剩余价值。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和资本的生产、发展和灭亡历史规律分析中，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虚假性，这种虚假性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其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具体体现在特殊（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中。这一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共同体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指出了人类必将走向“真正的共同体”，也形成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

虽然马克思是从商品交换这一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为出發点研究其经济学，但其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其中的核心要素在于对生产资料这一物的占有上。从物质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许多社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4]，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生产资料掌握在占社会少数的资本家手上，这使得“劳者不获，获者不劳”[4]，从而形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样一个共同体，“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个体虽然摆脱了“人的依赖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和自由，但却又陷入“物的依赖性”之中，表面上工人有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但实际上无论工人如何选择都必须受雇于资产阶级，这是他们无法选择的，“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产资料”[5]。于是，马克思进一步分析指出：“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6]

（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生成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构想中

自1516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至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在空想的原野跋涉了300多年，究其原因，在于以往的思想家们更多注重于“解释世界”，找不到社会变革的根源和现实力量。马克思不仅通过对旧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对抗性矛盾，更从革命的实践出发指明了“改变世界”的方法与路径，为人的全面发展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创立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再到后来的從理论到实践、由一国到多国的蓬勃发展。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献中，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样态：“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内核，其实现了个体与共同体的真正统一，是其对“真正的共同体”的具体描绘。

探究“人的本质”是马克思理论的鲜明特色，实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不懈追求，是马克思建构其真正共同体思想的内在逻辑。对“现实的人”的关注是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的显著区别，马克思始终将人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环境条件及社会的发展统一起来，将个体发展与共同体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2]，同时，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共同体为个体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在其所处的共同体的演变中得到具体体现和表达。“真正的共同体”是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无产阶级得到彻底解放，人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得以彻底消除，阶级剥削与阶级差别不复存在，每个个体都自由平等和谐共处的存在状态，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实现，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在这里，“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7]。

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要义

共同体这一概念并非马克思的原创与发明，翻看整部西方史学史，可以发现早在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曾使用过这一概念，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共同体一词被启蒙思想家们广泛使用，到19世纪上半叶，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将这一概念运用到他们所构建的哲学体系中。在马克思的著作文本中并没有对共同体做出明确的界定，而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一概念，国家、市民社会、家庭、部落、氏族、公社等都是其考察共同体的重要视域。

（一）形态结构

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看，马克思是立足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视角来考察人类历史并发现其发展规律的，这与其考察历史所提出的“三种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8]理论与“五种生产方式”（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再加上共产主义社会的）[9]理论，是一脉相承、相伴而生的。同时，共同体思想的出场将这两种理论有机结合起来，避免了两种社会发展理论的对立与冲突，其将以人的依赖关系为主要特征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称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将以物的依赖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虚幻的共同体”，将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称为“真正的共同体”。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马克思对私有制产生之前的各种不同共同体形态的概括总结。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面对强大的自然界，个体力量不能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和部落的繁衍，人们以血缘关系和土地场所为纽带自发地联合起来“抱团取暖”，通过个体之间的协作获得生存的条件。个体不仅依赖自然而存在也依赖共同体而存在，个体依附于共同体。“各个个人……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同时也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9]根据各不同阶段的分工和所有制关系，马克思将前资本主义形态依次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这与马克思在十几年后依据大量史料所探究出的产生于东方社会的亚细亚共同体、以古希腊和罗马为主的古典古代共同体以及欧洲社会日耳曼共同体等三种自然共同体形式相对应。

“虚幻的共同体”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整体性关系所进行的描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人在劳动中获得部分解放，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也得到提升，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逐步解体，转向对资本、货币等以物的依赖为特征的“虚幻的共同体”中。这种“虚幻”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相分离。资产阶级把本阶级特殊利益上升为社会共同利益，并以“国家”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2]二是存在着因阶级矛盾而产生的两个相互对立的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和货币为中介，以不断追逐资本带来的利润和获取工人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为目标，使其失去了共同体的本质而以虚假的形式存在，“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2]。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导致了工人群体联合的共同体与资本家联合的共同体的对立。三是人的价值完全以物的形式呈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8]，货币被视为“商品中的上帝”[10]，利益“升格为对人的统治”[2]，同时，“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8]。这种转化将人的价值以雇佣劳动的形式体现在货币之中，用物性遮蔽了人性，让人丧失个性而成为资本“活的孤立的附属品附属于它”[8]。

“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联合方式的理想化表达。在对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进行批判的同时，马克思提出了其对未来社会“真正的共同体”的构想——“自由人联合体”。这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联合体。“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2]“真正的共同体”以公有制为基础，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这是一个个体发展与共同体发展相统一的联合体。“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6]在这里，个体自身的活动不再成为一种异己的、同自身对立的力量，而是一种使自己全面发展的手段、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体利益与共同体利益趋于统一。这是一个消灭了分工、阶级和国家的联合体。随着分工的消灭，“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6]，人作为自由的存在参与到社会生产的任一环节，阶级和阶级对立也随之消灭，而作为调节阶级矛盾工具的国家也将不复存在。总之，这种联合体“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1]。

（二）内在逻辑

从时间逻辑看，“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第一个前提”，“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8]。在部落中个人把外在的原始生产条件看作个体存在的方式，个人借助他人和共同体而生存。随着人口和需求的激增，部落之间的战争开始肆虐，“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6]公社和国家制也随之产生，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公社与乡村、公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通过占领和征服等暴力方式，实现了公社所有制向封建等级所有制度的過渡，贵族凭借其对土地这一最重要生产资料的绝对占有和支配，使其“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6]，同时，个体手工业也在城市中得到发展并逐步扩大。随着个体劳动与其外在客观的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步伐加快，货币作为抽象的一般等价物的地位也随之逐渐形成，当货币一旦转化为资本，“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也被货币—资本这种抽象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所消解取代。正是基于对此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提出了他的解决之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

从三种形态共同体的生成脉络看，马克思是在对其所处资本主义社会“虚幻的共同体”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构想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共同体”的形态，同时，为了更好探究市民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根源，马克思又花费大量精力通过对留存于文明世界中的公社残片的考证，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虚幻的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对“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追溯与考察，是马克思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这一辩证逻辑方法对共同体进行的具体研究。基于此，他发现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指出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既立足现实，又展望未来，更回溯历史，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推动共同体演进的动力源是生产力的发展，贯穿其中的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人的自由、解放与发展状况，与三种共同体形态相对应的是原始状态中人们为了维持基本生存而进行的缓慢发展，异化劳动下人的抽象虚幻发展以及自由联合体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共同体形态嬗变的历程与更替的轨迹与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在核心实质上是相互统一的，是其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体现。

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价值

虽然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但对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2]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当今世界，面对世界经济、地缘政治、国际安全、全球治理、共同发展等一系列风险挑战与重大问题，习近平同志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社会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体现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13]，其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同志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向何处去”所进行的哲学思考与回答，是对当代社会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世界市场野蛮生长和肆意扩张的批判，他倡导世界各国“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3]，因而与“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真正的共同体”有着相同的价值旨归。因此，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审视观察现时代，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表达。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多维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虽然我们仍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但与100多年前相比，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面对的具体情形却大不相同。一是从时空看，前者诞生于对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性构建，后者则是立足于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面临困境所提出的中国方案。二是从联合的主体看，前者指的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之间的联合，而后者主要侧重于民族主权国家之间的和衷共济、合作共赢。三是从内容看，前者是一个阶级消灭另外一个阶级、一种社会形态取代另外一种社会形态，最终达到彻底消灭分工、阶级和国家，实现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后者是针对不同文化、制度，不同发展模式、道路、程度的主权国家之间所提出的求同存异、携手共进的发展方案。四是从实现路径看，前者必须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形式，最终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后者则是通过各个国家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形式，实现各自发展利益的最大化，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多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2012年12月5日，会见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时首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概念，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4];2015年9月28日，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从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进行了专门论述，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5]这“五个世界”的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对建设“五个世界”进一步进行了丰富。“五个世界”的论述系统概括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个维度构成了一个“五位一体”的共同体系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适应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世界的繁荣进步、人类的命运与共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五位一体”的共同体系统是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从国际政治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国家之间尊重各国依据各自国情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相互尊重各自主权，相互之间不干涉内政，坚持用和平对话、平等协商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从国家安全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各个国家的安全紧密联系起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16]。特别是在面对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全球性流行病暴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只有各个国家的普遍安全才是整个世界的真正安全。从经济发展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各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坚持走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共同繁荣发展之路，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17]。从人类文明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摒弃“文明冲突论”，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用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8]。从自然生态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人们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同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行动。从内容看，打造了亚太、中非、中阿、中拉、中国-东盟、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及周边等多层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类型看，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等多向度命运共同体；从载体看，积极搭建博鳌亚洲论坛、金砖国家領导人会晤、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等多个合作交流平台，共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多举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越来越成为国际共识，多次被写进联合国有关重要决议和文件，凝聚起了强大的行动合力。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向“真正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关于“共同体”形态演进的时空逻辑看，当今社会还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共同体”所具备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是处在由“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的过渡阶段，人类社会依然处在资本主义主导的“虚幻的共同体”的桎梏之中。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度受到严重挫败，一时间，历史是否已经终结，“两个必然”是否还是历史的必然等问题冲击着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人们不禁发出疑问：马克思主义还适用于当今的社会吗？随着历史的车轮缓缓驶入21世纪，当“虚幻的共同体”的虚假性逐渐“浮出水面”，资产阶级揭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6]，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断凸显出来，严重的经济危机及因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虽然人类社会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共同体”，但通往其中的道路却是漫长而曲折的，马克思指出，迈向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19]，同样，从“虚幻的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也有一个过渡的共同体时期。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一种过渡性共同体形态，其本身不包含任何意识形态成分，不承载社会制度变迁、社会形态演变的使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或取代另外一个阶级的运动。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传播中，我们一定要明确其功能定位，厘清其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联系与区别，既不能脱离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体系，也不能将其与“真正的共同体”等同起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资本主义同时又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共同体形态，一方面，其摒弃以物的依赖性为主的资本逻辑所形成的抽象共同体对人的异化与束缚，另一方面，其以“真正的共同体”为价值旨归，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寓于当代发展困境与治理难题之中，致力于构建一个普惠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延展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体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全新世界图景构想，为全球治理方式注入了一种新的实践观念，必将使人类的思维和存在方式发生深刻的变革，从而极具针对性回答了从“虚幻共同体”走向“真正共同体”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人类社会发展难题与挑战[20]。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4]习近平同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强调：中国是合作共赢倡导者践行者[N].人民日报，2012-12-06.

[15]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6]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17]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18]李包庚.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中国社会科学，2020（4）.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