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域下中华文明起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溯源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世界关系构建的新方式，是当代中国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和而不同”“协和万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基础。从考古学的视角探讨中华文明起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溯源，中华文明在形成之初，从文化区系到“共识的中国”的形成过程中，造就了“和而不同”的理念。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关键词］考古学；中华文明起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互鉴

党的十八大提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中收录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被视为代表性著作1。习近平总书记在文中提出“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精辟论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世界关系构建的新方式，亦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许多学者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角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本文尝试从考古学的视角探讨中华文明起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溯源。

一、和而不同：从文化区系到“共识的中国”

1979年，苏秉琦先生在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和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言，将“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2列为中国考古学首先要解答的问题，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苏秉琦先生认为解答这三个问题的重要基础是对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随着考古遗址的不断发掘，研究资料的逐步丰富，中国各地史前文化的演变逐渐明朗，1981年苏秉琦先生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1985年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1，1981年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个文化区2，1991年又进一步规范六大文化区系的名称，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3。

（一）文化区系的形成

为什么中国的史前文化可以同时具有那么多的区系类型，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从自然地理环境的本源入手，强调史前先民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地区性的差异，在距今10000年前，逐渐演变为六个文化区系4。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国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多变，是造成史前文化谱系繁复的重要原因，中国相对隔离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独立形成和发展5。韩建业先生将中华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哈拉帕文明从自然地理环境角度进行比较，认为“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足够大的地理空间”“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是中华文明“多元”“持续”的客观原因6。中国地理上的“独立”表现在东南面为大洋，西南面为青藏高原，西北是沙漠戈壁，东北与东西伯利亚相连，这就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原生性和统一性。但是，中国绝对不是封闭的，东南海路可通太平洋诸岛，西、北部亦有山口、绿洲、草原可与中亚、西亚交流，越过喜马拉雅山口可通南亚，这些通路让周围的文明得以传递，早期中国就汲取了西亚文明的精华。中国拥有广大的地理空间，北方畜牧民族的侵扰，至多是造成文化或是政治中心的转移，而畜牧民族带来的文化因素也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早期中国地理环境多样，水系众多，除了长江、黄河两条大河，环太湖、环洞庭湖、鄱阳湖—珠江都是适宜早期人类生活的水系，这就使得对某条河流的管控和经营无法统御全局，也就催生了不同的文化区系。不同文化区系之间共生共存，各自发展，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大大提升了中华文明的风险抵御能力，并让中华文明呈现出一种渐进性和融合性。同时，文化共识取代政治经济控制，成为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

（二）“共识的中国”

距今10000年之前，中国古代先民已经开始农作物的驯化，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上山文化遗址为代表，基本确立了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起点。到了距今8500至7000年之间，黄河流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长江流域的高庙文化、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都出现宗教权力的社会发展趋势，这标志着史前社会向文明化进程迈出了第一步。距今7000至6000年，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都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文化特征。距今6000至5000年，区域间文化建立了联系，各大文化区系间文化彼此认同，形成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共识的中国”。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借用葛德伟（Joseph.R.Caldwell）“相互作用圈”的概念，通过各文化区系陶器之间相似性的对比，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认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内的地理范围与秦汉帝国时期的地理范围高度重合，是历史时期中国的核心区域，故亦可把这个相互作用圈称为“最初的中国”1。李新伟先生通过研究相隔1000余公里的凌家滩遗存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现出的相似性，提出“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概念2。李新伟先生将参与远距离交流的人定义为中国史前社会的上层，将中国史前社会上层开始交流的时间范围划定在距今6000至5000年之间，认为各地社会上层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的目的是通过获取本区域没有的物品和知识，以达到展示自身超于常人的能力，继而获得当地民众的崇拜，巩固统治地位3。无论是“共识的中国”还是“最初的中国”，这一时期中國史前各文化区之间的共识，应该是“自然共同拥有、文化交流共享的文化共识”，而非“具有核心引领地位的中心地区的共识”。所以，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特点是和而不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础是和而不同。中华文明在形成之初，从文化区系到“共识的中国”的形成过程中，造就了“和而不同”的理念。因为文化区系之间存在差异，所以交流和互鉴才变得有意义。文化区系之间基于和谐而非冲突的交流，使彼此能够在交流之中获得成长，同时亦通过交流达成“共识”的“和”。因此，在面对世界不同文明之时，我们能坦然抛出“和而不同”的观点。

二、协和万邦：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

近几年，国际学术界重新厘定“文明”的定义，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通常具有四个特征：一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代表着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进入专业化；二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代表着部落首领等社会精英脱离了体力劳动，进而专门从事祭祀和部落事务管理；三是社会阶层分化逐渐加剧并制度化，形成了阶级；四是权力逐渐强化，形成集军事权力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权。所以，文明形成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国家的诞生。

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演进经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1；严文明先生进一步提出“古国—王国—帝国”的观点2；张忠培先生表述为“方国（古国）—王国—帝国”3；韩建业先生认为良渚古城、陶寺古城、二里头古都的发展变化，正对应了“古国—王国—帝国”的演进过程4；李新伟先生从苏秉琦先生提出“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现实的中国”的角度进行论证，得出“宏大的进程，才能孕育宏大的政治理想，完成宏大的政治实践”的结论5。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协和万邦”的思想，正是在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产生的。

（一）良渚——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

2019年，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良渚申遗成功，表明中国文明的出现和发展并没有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

距今5300年以后，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良渚古城遗址就是这个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良渚文化由崧泽文化发展而来，吸纳传承了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以浙江余杭反山、瑶山墓葬，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为典型代表。良渚古城是一座三重水城，包括39万平方米的宫殿区、280万平方米的内城以及351万平方米的外城，规模之大，2000多年来无可匹敌，直到殷墟才超越它。莫角山宫殿区和仓储区位于古城中央，城的西北部是良渚文化最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反山墓葬。古城还分布着130多处的祭坛、墓地、作坊、居址等，其中东北方的瑶山祭坛和西方汇观山祭坛等级最高6。反山墓葬中级别最高的M12号墓出土647件玉器。其中的大玉琮、大玉钺、神人兽面“神徽”等随葬品都说明墓主人是一位“掌握军政大权和宗教法权的首领”1。瑶山墓地也出土有完整神徽的玉器；汇观山墓地只出土玉琮、玉钺、玉璧，未见神徽；反山、瑶山、汇观山墓地既随葬象征神权的玉琮、玉璧，又随葬象征军权的玉钺，瑶山和汇观山墓地还建有祭坛，故而推断良渚古国的统治阶层以反山为最高，瑶山次之，汇观山再次，这些统治阶层生前既是神巫，又是军事领导者2。神徽、鸟纹、龙首纹的普遍发现，说明良渚文化已经出现高度一致的宗教信仰体系和统一的权力3。良渚古城外围以西以北还有多个堤坝组成的水利系统，以南是卞家山码头，水利系统可以拦蓄13平方公里的水面，是杭州西湖的1.5倍，总库容量约4600万立方米，是西湖的4倍，并且具有防洪、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4。良渚古城遗址和外围水利工程所需的土石方量是古埃及吉萨金字塔群的2倍，共计1005万立方米。如果按照每3人一天完成1立方米计算，1万人全年无休，需要7.5年才能完成，这样规模的社会组织动员力，说明良渚存在一种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网络5，是一个组织度极高的国家形态。良渚古城内的墓葬、居址、作坊至少可以分为三个等级，比如一些墓葬很少或没有玉器陪葬，说明良渚文化已經形成明确的等级制度且贫富差距极大，财富和权力掌握在少数贵族统治阶层当中。良渚的手工业专业化程度极高，以反山墓地M12号墓出土的大玉琮为例，一个工匠终其一生可能只能生产一件这样的玉琮。

良渚文化可以分为五期，绝对年代在距今5300—4300年，虽然延续千年，但其兴盛期在距今5000—4500年之间。良渚文化受崧泽文化的影响最深，大汶口文化中期在苏北一带与良渚文化相互交流，背壶传入良渚文化腹地，红山文化的圆角方形璧、联璧、玉龙等玉器式样也影响了良渚玉文化，良渚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玉器都能找到凌家滩文化的印记。与良渚文化的吸纳性相比，其扩张性更为明显。良渚文化兴盛期范围扩展，北至江淮北部，对苏北影响强烈。江苏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早的墓葬中，大量陪葬陶器、玉器出现良渚文化因素，几乎所有的大墓都有殉人。鲁南临沂一带，贯耳壶、石璧等传入大汶口文化腹地。西至皖南、皖西、鄂东、宁镇地区，良渚文化对薛家岗文化产生影响。郧县青龙泉屈家岭文化、垣曲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都发现良渚文化石器。南至浙东宁绍平原，亦见于舟山群岛，西南至浙西南、皖南、赣北，湖南湘乡岱子坪一期都可见良渚文化陶器。

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有许多文化其实都具备国家的性质，比如以牛河梁遗址群为核心的红山文化、以石家河遗址群为核心的屈家岭文化、以大汶口墓地和丹土城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的西王类型和秦王寨类型等，但目前只有良渚文化被考古发现揭示出来，成为中华文明5000年的实证。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和空间范围可以与西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相提并论。

（二）陶寺——最初的“中国”

距今4500年，陶寺文化刷新了晋南文化的面貌。陶寺文化早期以山西临汾陶寺遗址为代表，主要局限在临汾盆地1。韩建业先生认为，陶寺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的基础上融入大量东方因素形成的，这种“东方因素”主要是指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寺文化晚期又融入少量老虎山文化和龙山文化2。陶寺古城分为两个时期，早期面积约为56万平万米，呈长方形，晚期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及280多平方米的主体宫殿。晚期城址中部发现一处面积约1740平方米的半圆形建筑，其中心有同心圆形夯土观测点，东南侧夯筑10多道放射状观测缝，估计为天文观象台，兼具祭祀功能3。陶寺早期的大墓有6座，墓主人可能是古城早期的统治者，此时陶寺墓葬已经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晚期墓葬规格更高，如ⅡM22号墓中发现100多件随葬品，其中包括玉钺、玉琮、玉璧等，推测墓主人为陶寺古城晚期最高统治者。到了清凉寺三期，陶寺墓葬出现殉人，或与良渚文化影响有关。陶寺古城外围有若干聚落群，从聚落群发掘的墓葬来看，聚落群有明显的等级差异，如下靳墓地的主人或为管理大聚落的地方首领，其随葬品中有玉钺、玉璧等。陶寺古城的建筑面积、大型建筑规模、玉器及漆器制作工艺等虽然不如良渚古城，但还是需要复杂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权力机构的，这也意味着陶寺进入了古国时代。

在万邦林立的时代，陶寺之于良渚，更多的是地理位置上的文化意义。根据李新伟先生的研究，当时各个文化之间开展远距离交流，对地域的认知超出本文化所生活的范围，逐渐有了“天下”的概念4。而陶寺的位置，恰属于各大区系文化认知的“天下”的中心。在当时的文化认知中，“城”与“国”是相通的。根据考古发掘材料也可知，当时的古国必有“大城”。所以，当时四方可能称呼陶寺为“中国”，意为处于“天下”之中的“城”（国）。这也许就是最初的“中国”的含义，即位于“天下”之中的“大城”。

陶寺古城的绝对年代在距今4500—4200年，其规模不大，但控制的政治区域却不容小觑。芮城清凉寺墓地从随葬品到丧葬习俗都与陶寺墓地相似，或可证陶寺政治区域向南可达黄河沿岸。齐家文化早期和菜园文化当中，亦可发现陶寺文化的玉器和漆器，这至少表明陶寺文化的影响力已经渗入甘宁地区。陶寺文化掌握了砷铜的冶炼技术，说明它与河西走廊、新疆甚至西亚存在联系。虽然陶寺文化周围分布着强势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老虎山文化前期、客省庄二期、后岗二期、仰韶文化谷水河类型以及王湾三期，再远一些还有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但陶寺文化可谓在诸多文化的包围中繁荣起来。陶寺文化较之良渚文化，受到外文化的影响更多，这与其位于“天下之中”的位置不无关系，因此，陶寺更清楚“协和万邦”的重要性。

（三）二里头——“九州方圆”

距今3750年，王湾三期新砦型东进洛阳盆地并受到齐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二里头文化1。二里头文化区域之间、聚落之间分化严重，以二里头古都为最的超大型聚落在整个二里头文化中首屈一指2。二里头古都一期面积可达100多万平方米，二期以后达到300多万平方米，中心建造10多座大型宫殿，有10多万平方米，较大的1号宫殿总面积达1万平方米，有廊庑环绕，呈不规则近方形，东面凸出一部，宫殿正南面为大门，北面主殿附近有2个小便门，台基中部偏北的主体殿堂有900平方米。宫城周围的几十处中小型夯土建筑，推测为贵族聚居区。宫殿区以南发现了铸铜作坊。遗址西部和北部为居住区，中部、东部有祭祀活动区，还发现了陶器、骨器作坊3。二里头宫城内发现的随葬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墓葬，推测墓主人为高级贵族，而非二里头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二里头古都内还有几百座墓葬，与居住区的区分不明显，推测不是主墓葬群。二里头古都以外，有数十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推测为次中心。二里头二期以后的宫殿基址等级分明、体制严整、规模宏大、数量众多，表明当时已经形成宫室制度。目前，二里头尚未找到最高统治者的墓葬，只发现中型贵族墓葬，但并不影响判定二里头已经是文明社会。

二里头文化具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点，一方面是由其居于中原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二里头来源于王湾三期新砦型，王湾三期新砦型受到海岱、江淮等多种文化的影响。二里头文化周围有七垣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齐家文化、岳石文化、马桥文化，二里头青铜文明受到西亚文化的间接影响，说明二里头文化包容性、开放性及对外拓展影响力远远超过良渚文化和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时，向南拓展到豫南，并进一步加强对江淮的渗透，向东到海岱地区，向西至甘肃北部，向北到内蒙古中南部和西辽河流域，可见其影响范围十分广阔。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考古发掘并未找到二里头古都的城垣，这也许正印证了“古者，天子守四夷……民无内忧，又无外惧，国焉用城”1。二里头文化时期，城明显少于龙山文化时期，这或许也说明当时的中央王权极为强大，没有战争，故而不需要城池守卫。陈星灿、刘莉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时期，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控制的范围已具有“王朝氣象”2。对照古籍记载，王湾三期煤山型应当处于夏早期，王湾三期新砦型处于夏中期，二里头文化应当处于夏晚期，早中期夏文化虽然已经形成王朝并出现世袭，但本质上与陶寺文化差别不大，只有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才具备进入王国的气象。《禹贡》中关于“九州方圆”的设想，与二里头文化的控制范围已基本吻合，中华文明完成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进程。

三、天下有道：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核心文化内涵来源于中国古老的治理理念，从中华文明起源的角度来看，古代先民在创造物质文化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精神文化的探索。

（一）神权、军权、王权

李新伟先生认为，距今6000年前后，中国存在一个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交流的主要内容来自精神文化领域，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知识，统治阶层希望通过这种远距离交流达到获取高级知识、提高自身威望的目的3。张忠培先生《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一文归纳文明社会的六个特征，其中详细分析神权、王权、军权三者之间的关系4。父权家族成为社会基层单位，是权力产生的基础，随着劳动和社会分工的展开，权力和财富开始分化。父权家族中的富裕者逐渐成为权贵家族，掌握家族的领导权，贫困家族则沦为被领导者。随着聚落的分化，强势聚落成为聚落群的中心，他们掌握当时最为先进的技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制作技艺）及社会财富。祀与戎的发展，形成神权和王权以及担任祀与戎职责的人，他们成为掌握神权与王权、操控国家机器的统治阶层1。良渚文化时期，统治阶层可以分为三类人，即既掌握神权又掌握军权的最高统治者、只掌握神权的大巫以及只掌握军权的将军，因此良渚又被称为“神巫之国”或“神王之国”。从良渚文化反山、瑶山、汇观山的高等级墓葬可以看出，在良诸文化社会中，军权尚未高于神权，两者在社会中基本处于同等地位2。有学者认为，早期红山文化、良渚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们淫祀鬼神、奢侈浪费的社会习气，“神权—军权”的统治模式导致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财富耗费在祭祀、占卜等“神事”上3。与良渚文化有所区别，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虽然也尊崇“天”与“神”，但由于贫富差距不大、社会分工不明确、社会地位差异不显著，使得社会的管理可能更多依靠血缘关系或者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以黄河中游为核心的文化更多地依托“军权—王权”的统治模式。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兼收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精华，但花费在玉器等奢侈礼器上的精力也不比良渚文化少，过分强调等级分化和社会分工，这或许是陶寺文化不能持久的原因之一4。表面上看，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力不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但受到客观因素影响而产生的特性，为后来进入王国阶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社会地位存在差异但贫富分化不严峻，社会秩序的维护依靠成员之间的道德，生产力发展渐进性明显，注重集体利益，以血缘关系为统治支撑，不过分沉迷于宗教，这便孕育出原始的“家国同构”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致太平”思想。

（二）“民本”思想的滥觞

中国古代社会军、王、神权的演变历史，是军权演变为王权，王权逐步剥夺神权而凌驾于神权之上5。殷商时期依然重视神的力量，商之君主喜欢占卜，从现存的甲骨文来看，商王在处理国家的大小事务时几乎都要通过占卜来问“天”或“神”的旨意。但这个时候的“天”或“神”，已经与良渚文化时期不一样，更多的是维护商王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商王施政只需依靠上天和祖先就够，世俗世界的诉求不需要被采纳。殷周之变打破商人秉持的天命，周人为了改朝换代，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人认为，商纣王失德，荒淫无度、劳民伤财，所以失去“天命”。周人将一个“德”字凸显出来，这个“德”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思想道德修养，而是“保民”的意思。周人认为执政者最大的“德”，就是让自己治下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是为“敬德保民”，这便是“民本”思想的滥觞。周人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保留了“皇天”，没有把人们精神世界的信仰打倒，而是给予保留与尊重，这亦是中国文明连续性的保障。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1

四、文明互鉴：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使命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2。

（一）国际舆论对中国的缺位理解

回顾历史，国际上一些国家舆论对中国的丑化和诋毁从未停止。近代以来，中国遭到列强侵略，备受侮辱。邓小平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3新中国的成立，无论是道路探索，还是外交方针，都为中国塑造了独立自主的形象。改革开放则实现国家形象的第二次转变，敢为人先、务实高效、开放共赢，一个富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新一轮的国际舆论制裁。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西方国家开始鼓吹新的“中国威胁论”。2008年，国际上一些国家舆论假借“普世价值”的争论，大肆宣扬西方制度文明。西方一些学者和政要，把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上升为两种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美国的《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对中国进行丑化报道。西方国家舆论对“中国道路”评价负面，认为中国经济的奇迹是世界全球化的结果。当然，也有少数西方学者认可“中国道路”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因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曾说：“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美国）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4

（二）坚定自信，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

中国的国家形象既取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又取决于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我们不仅要向世界展示5000年灿烂文化，还要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华文明起源来看，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可以分为面向海洋的三大块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1。这些年，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考古遗存不断出土，其中既有来自西方或受其影响的，也有通过丝绸之路向海外扩散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2。

中国考古学在坚定文化自信，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家形象塑造的表层方面，我们有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遍及全国的文物古迹实证中华文明。长城、故宫、莫高窟、秦始皇陵兵马俑……都是享誉世界、蜚声海外的中国文化符号。近几年，随着中国考古工作的不断进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得到广泛关注，良渚古城遗址、三星堆遗址都成为中华文明新的代表。在国家形象塑造的深层方面，对于中国国家民族精神、文化特征、历史贡献、当代发展等核心要素，中国考古学也应担负起阐释研究工作。一方面要利用考古资料来研究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另外一方面，考古学者要不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文化基因3。

研究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發展过程要求我们更加关注民族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注重发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证。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评选，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正体现了这个研究导向。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发掘，对研究唐与西部少数民族关系史、吐谷浑史、唐代军事建制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典型考古学案例，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是唐代中央政府管理西域的一项重要举措，作为万里长城向西的延续，在维护丝绸之路畅通、西域社会稳定以及国家统一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一考古发现也体现了唐代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各民族共同参与了西域开发建设，保卫祖国家园。

要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文化基因，要求我们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大国，如何通过创新文化遗产传播形式，助力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向世界讲好中国遗产故事，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使命和大国担当1。中央电视总台制作的《国家宝藏》栏目，体现了国内博物馆守正创新，成为深受社会好评的文化遗产类综艺节目。由中国文物学会与浙江卫视共同发起的《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文化类户外真人秀节目，在以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为核心人物的带领下，寻访世界文化遗产以及正在冲刺申遗的文化地标。节目播出前后，得到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获得《中国视听创新创业大会》金奖和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电视节目提名奖，让更多的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世界遗产，爱上世界遗产。《中国考古大会》通过通俗易懂的综艺形式，向国人、向世界生动地展现中国考古成果。

中华文明从诞生之初就为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当代中国应更多地关注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命运，关注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代化的经验，发掘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对世界文化的重要价值。在全球文明对话的视域中审视中华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源、个性与身份，应提高其发展能力，实现其创新和复兴。从人类与宇宙的整体利益出发，积极宽容地承认、了解、学习、欣赏其他文化，寻求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在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寻求共同性与和平交往的方式。

作者简介：郑好，博士，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 端智库特约研究员。

本文系2021年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考古学视域下中华文明起源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溯源”（项目编号：ZK20210157）阶段性研究成果。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258-263页。

2苏秉琦：《在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第5页。

1赵宾福：《从东北出发：百年中国考古学的起步与进步》，《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

2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34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4

5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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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建业：《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考古》2010年第11期。

5李新伟：《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苏秉琦“中国”形成理论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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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的社会阶段》，《文物》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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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第109-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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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建业：《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山西临汾行署文化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临汾下靳村陶寺文化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4年第4期；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2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临汾陶寺城址202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梁星彭、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2年第3期；何驽、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02—08（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Ⅱ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4期。

1李新伟：《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苏秉琦“中国”形成理论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第4期。

2仇士华、蔡莲珍：《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碳十四年代框架》，《考古》2001年第1期；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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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星灿、刘莉等：《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1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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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星德、田建文：《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的互动与红山文明的形成》，《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

4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

5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第109-117页。

1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辑刊》2003年第2期。

2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

3〔春秋〕孟子：《孟子：离娄上》，方勇译注，中华书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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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鄢一龙：《中国共产党何以独具强大生命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12—12。

3田建文：《循循善诱 博道约行——张忠培先生的考古教育思想》，《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4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35712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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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霍巍：《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传统与时代使命》，《考古学报》2021年第4期。

2高蒙河、宋雨晗：《文化遗产传播：从“出圈”到“出棚”》，《光明日报》，2021-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