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知识分子观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指引

张伟 叶政

摘   要：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探索正确的知识分子观，对知识分子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过诸多的探讨，并最终凝结于三个历史决议中。历史决议文本中“知识分子”的词频和叙述变化反映了从革命时期的早期探索，逐步过渡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团结、改造和使用”，到改革开放后的逐渐成熟，以至到新时代创新发展的历史演变。第三个历史决议基于前两个历史决议的精神更突出对人才和创新的需求。三个历史决议中的知识分子观充分展示了党对知识分子始终坚持信任和尊重的基本态度、坚持团结和使用的工作原则，以及知识分子自觉肩负传承文化和引领创新的责任担当。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决议;知识分子;人才观

中图分类号：D22;D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3.02.004

文章编号：1009-6922（2023）02-30-11

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这些历史关键时期，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为“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为“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为“第三个历史决议”）。三个历史决议共同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纲领性文献，其宏大的历史概述包含了不断演变的知识分子观，并涉及相关的科技、教育、文化等重要论述。作为党的理论和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正确的知识分子观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各项事业的发展。从三个历史决议来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先进作用，不断探索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断铸就成熟的知识分子观。通过比较知识分子观在历史决议中的叙述，特别是总结第三个历史决议关于知识分子及关联的人才、创新等历史经验，对新时代继续正确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挥好知识分子作用，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一、知识分子概念之辨

虽然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形成，人类社会很早就有专门从事精神活动和知识文化生产的职业群体，但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一词才形成于法国和俄国等，起初主要指具有正义感、敢于发声的作家、教授、学者等群体[1]。在国内，知识分子作为舶来词，是随着近代高等教育兴起而形成的概念。二十世纪初的新闻期刊中散见“知识阶层”“知识阶级”“知识界”“智识阶层”“智识分子”等不同定义。在党内知识分子观的历史年轮中，概念不一致导致众多争论和政策模糊。行文之初有必要缕析出知识分子的内涵和外延，包括在党内不同历史阶段表述中的出场逻辑。

（一）内涵的历史性演变

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基于此，杨凤城（2005）认为知识分子有两个条件：第一，文化水平要求，知识分子应该高于平均的知识文化水平。这也属于广义上的知识分子，近似日常语言中的“文人”和“文化人”（毛泽东同志也曾用“文化人”类指知识分子[2]768）等。第二是职业特征，知识分子应该是脑力劳动者，往往从事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工作，生产知识、文化和精神成果等[3]1-2。但是知识分子具体包括什么层次以上的学历却有历史性的标准。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军委机关等招收知识分子补充力量，就面向中学程度的知识青年[4]309。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就被统计为人才。而现代的主流表述一般認为知识分子需要接受过高等教育，即大专及以上层次学历。

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少学者将知识分子看作经济上独立自足、思想上摆脱权力束缚的社会力量[5]。杨继绳（2003）将知识分子定义为远离行政和资本权力，专门从事知识文化生产、创造和传播的群体[6]。更有激进的西方学者将知识分子过多参与“政治激情”视为一种“背叛”[7]。将权力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区分开，也区别于中国传统意义上“士”的阶层。

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观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定义过知识分子。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将知识分子看成一类社会力量，他们曾经是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时的敌对力量[8]478。马克思认为知识分子虽然是脑力劳动者，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得不附属于资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控诉资产阶级“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8]34。所以根据知识分子曾经在历史中起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大体将其划分为保守和进步两类[9]。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系统论述知识分子，而列宁可能是“谈论知识分子最多的一位”革命导师[10]。比如他多次提到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和摇摆性：一方面依附于资产阶级，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11];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并能向小资产者和农民等广大阶层提供“知识、纲领、领导、组织”等[12]。列宁还多次批评知识分子退出革命队伍及“从党内逃跑”的现象，并认为知识分子在党内的作用日益降低[13]。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出现波折时也有过类似的态度转折和政策摇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知识分子观受列宁的影响更大，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曲折探索“有着惊人的一致”[3]3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传播。早期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国共产党领袖都论述过知识分子的作用和意义。李大钊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中将知识分子看成阶级力量，并赞颂为“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14]。党成立之后，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提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中知识阶级最为发达，发挥的作用需要二分：坏的方面，附属强大资产阶级和军阀等;好的一面，新的知识阶层中的革命分子能发挥“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虽然有的“知识阶级”只在脑中幻想改造社会，提出各种不同的革命或非革命的口号，但“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15]。

知识分子一词在近代真正开始广泛被使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件资料和领导人的文献中。李大钊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中开始使用知识分子的提法[16]。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的第三条规定了属于“非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区别于无候补期的劳动者，需要三个月候补期[17]22。比较同时期的报纸期刊，通过搜索“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最早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文章来自1928年《训练月刊》题为《在国民革命路上知识分子应认清的方向》的文章。基于目前的史料，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率先使用并推广“知识分子”一词。

区别于李大钊和陈独秀将知识分子看作单独阶级，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将小知识阶层包括学生、中小学教员等共同归为小资产阶级[18]5。根据具体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差异进一步将知识分子分为三类：有“余钱剩米”的，对革命取疑、甚至害怕革命的少数右翼;经济上大体自足、但维持生活困难，对革命保持中立态度，至少不反对革命的近半数的中间派;负债渐多、欢迎革命的部分左翼[18]5-6。周恩来同志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也否认了“知识阶级”的概念，认为其应归为“知识分子或知识界”，并且和军队一样“也是一种工具”[19]。总体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将知识分子阶层归为小资产阶级，并持正面的知识分子观。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观出现严重曲折倒退，“知识分子”也一度成为贬义词。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中反复强调“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批判错误的“臭老九”等说法，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20]43-51。他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更是提出“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特别是科学技术人员等革命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20]89-93，极大地解开了知识分子投身改革开放的思想束缚。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他的重要讲话将知识分子定义为“文化水平较高、知识比较丰富的人，其中不少是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行家专家”[21]。这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最新定义，不仅强调知识水平和职业属性，而且提出职业专长和专业成就的标准，也更接近“人才”概念。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则多从社会作用、社会责任等角度来定义知识分子。比如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差异不仅在于是智力工作还是运用神经和肌肉力量，更在于直接的社会作用。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整个上层建筑的“活动家”，能够联系一切社会集团，甚至是统治集团的“管家”[22]422-425。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中，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也需要组织知识分子[23]。而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知识分子最有资格完成对社会的批判，而且这也构成知识分子的独特责任[24]。公共事务话题发言并具有独立立场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更接近西方学界“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

（二）外延的多样化分类

对知识分子的外延分类根据主体的目的和叙述的语境不同出现多种标准，也兼有历史性的演变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最重要的分类就是第一个历史决议提到的“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早期主要泛指愿意参加革命的部分知识分子，后来也专门指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或者赞成共产主义思想，愿意和工农结合的知识分子。1929年，红军第四军党部发布《告商人及知识分子》，公开告示革命接纳包括学生和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并号召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政府和军队[25]3-5。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反投降纲领》中提出要同国民党竞争，吸引、收容和保护革命知识分子，因为“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26]。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中认为军队的成分包括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其中“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27]。

另外，党在革命时期也曾在知识分子中区分出“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同志分析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于和服务于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而其他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革命性，因为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面临失业和失学的威胁[2]641。在1939年3月，提出对知识分子采用“容、化、用”政策的王稼祥同志就强调“大知识分子”入党的要求：不仅要为了抗日而且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4]214。当年8月，王稼祥同志还在《关于巩固党的几个问题》中论述知识分子入党的政策时表示欢迎“贫苦的知识分子”。他甚至认为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工人、农民及劳动知识分子的军队”[4]281。所以在当时党内对知识分子的分类中，大知识分子之外还包括贫苦知识分子、劳动知识分子等類别。

另外，根据党员身份的差异也有党内知识分子和党外知识分子之分。列宁曾经多次论述党内知识分子的各种思想问题，包括机会主义等[28]。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一方面强调对党内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后愈发重视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提升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29]133。

很多学者论证过安东尼奥·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划分出“有机知识分子”一类，但俞吾金早在2005年就著文论证应译为“有组织”的知识分子[30]。笔者也认为如同“文化霸权”等概念，“有机知识分子”的译法反而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此外，安东尼奥·葛兰西还将知识分子分为与工业相联系的城市型知识分子和与农民较多联系的“传统性”的乡村型知识分子[22]426-427。也有国内学者将知识分子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中分为城市知识分子和乡村知识分子[31]。后者包括乡村教师、乡村医生、乡村科技工作者、乡村文化工作者等在内。

另外，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领导学生运动的过程中经常将青年学生、革命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作为先进力量，归入知识分子行列。比如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分析中国民主革命依靠的社会势力就包括知识分子，就是工、农、兵、学、商中的“学”[2]559。青年学生虽然具有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但是从职业属性来说，还未就业的学生群体并不适宜被列入知识分子行列。

二、三个历史决议中党的知识分子观的演进理路

三个历史决议的文本主题、结构具有相似性，具有文本比较的可能性：第一个历史决议约2.7万字，包括7个部分;第二个历史决议约3.3万字，包括8个部分;第三个历史决议约有3.6万字，包括7个部分。由于涵盖历史阶段的扩展和需要包含前面决议的观点，所以内容渐次增加。加上文本的叙述主体和客体类似，地位上均为党中央面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权威性历史文件，三个历史决议也具有文本比较分析的必要性。

三个历史决议中“知识分子”和“知识”的词频变化（见表1）表明，党对知识分子的观点从革命时期的探索历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和曲折，至改革开放时期逐步成熟和发展，并在新时代进一步继承和丰富。其中第二个历史决议涉及知识分子的论述最多，也说明对知识分子观讨论最多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建设和曲折发展阶段。第三个历史决议虽然仅有一处叙述，但并不能简单地阐释为理论意义下降，而恰恰说明知识分子观在理论上已经摆脱争议、趋于成熟。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中的初步探索

第一个历史决议在总结大革命失败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历史经验时首次提到知识分子，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32]4。

在总结“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和革命关系上的错误时，第一个决议认为存在“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32]33。比如1927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认为知识分子等成分的党的领导干部是“机会主义遗毒犹存的主要原因之一”[33]。在王明主导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对知识分子的“左”倾观点也达到顶峰。1933年，针对苏区一些地方排斥知识分子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澄清不能将知识分子单独看作阶级成分，而应受到中华苏维埃政府法律的保护，并且即使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在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条件下充分利用[34]。

第一个历史决议在分析“左”倾路线的思想渊源时，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生产过程，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所以容易出现教条主义的错误[32]66。第一个历史决议批评小资产阶级的过渡性和两面性、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组织生活上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也相当于間接批判了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的问题。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25]51，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转变[35]。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同志针对知识分子提出辩证看法：一方面肯定了尊重知识分子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批评很多知识分子缺乏应用到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知识[36]816。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开展的审查干部运动发展到后来的“抢救运动”，许多知识分子被怀疑和审查。但在总结审查干部运动的经验教训时，中央否定了有人提出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分子的看法[37]。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文中判断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38]总体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知识分子虽然微有批判，但以尊重为主。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中的成熟和发展

第二个历史决议总结的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二年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实现和巩固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国范围的国家统一[32]84。这是历史决议首次明确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与工人和农民并列。这也是目前叙述知识分子地位最为广泛和主要的表达方式。

从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改造、使用”的政策[3]75。在此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有所曲折。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第二个历史决议肯定了这两个会议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并赞赏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积极自我教育，“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32]95。

在总结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积累的重要经验时，第二个历史决议肯定了周恩来同志提出的“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论断，进一步确认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32]98。在总结失误和教训时，也指出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将一些知识分子错划为“右派分子”[32]100，之后恶化为在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严重的“左”的偏差[32]103。以至到“文化大革命”，许多知识分子被当作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打击和迫害。同时，第二个历史决议评价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这个阶段都能坚定立场，并同“知识青年”在内的人民群众一起共同斗争，“使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32]117。这也是三个历史决议中唯一一次论及“知识青年”这一特殊历史概念。

在科学地评判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时，第二个历史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提出的“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等重要思想，并完成《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论述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著作[32]140。第二个历史决议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的经验教训，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重新梳理之前知识分子观的各种争议和错误认识，为后续理论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历史决议对知识分子观的另一个贡献就是进一步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在论及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时，否定了之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再次明确“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32]157。这是继邓小平同志于1977年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知识分子新政策后的又一重要论断，以党的权威文献巩固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

1977年，党的十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恢复了党的七大章程中关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等观点，进一步提出要“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17]226。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入党的条件修改为“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更进一步明确了知识分子在党组织中的身份。

总之，第二个历史决议在改革开放转折的关键时期再一次统一全党的知识分子观，在继承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加强团结知识分子，帮助知识分子丢下历史包袱，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奠定思想基础。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中的继承和创新

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就时，赞颂党“实现和巩固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广泛统一战线”[39]10。虽然全文只有此处涉及知识分子，内容上再次确认先前论述，但也说明我们党在逐步打破根据出身和政治成分等简单归类知识分子的做法。第三个历史决议事实上蕴含更丰富的知识分子观的内涵表述。

基于知识分子的通常定义，对三个历史决议中涉及到的科技、科学（包括“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不含“文化大革命”）等概念进行词频统计，可以发现相关论述从第二个历史决议开始明显增加，特别是第三个历史决议更为突出（见表2）。

第三个历史决议在科教兴国等重要战略的基础上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进一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而科技发展离不开教育，第三个历史决议确认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并具体明确教育的根本任务和不同层次的教育内容。科技和教育发展要依靠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才，这也赋予了知识分子更多的时代角色。

虽然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了文化纲领，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2]706，但真正将文化作为人民群众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并提升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要素之一则是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出要“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此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第三个历史决议更加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基于高度文化自信和文化繁荣兴盛。同科技和教育发展一样，文化建设最终需要知识分子等人才为支撑。自从党的十八大提出人才强国战略，人才工作成为党在新时代的重要主题之一（见表3）。

第三个历史决议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首次并以极大的篇幅论述创新的内涵。它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39]35。其中，科学的本质是创新，文化中的艺术创作等的生命也是创新，教育是培养以创新能力为重点之一的素质教育。这些引领创新的使命最终都融入到知识分子的新时代责任中，构成内涵更加丰富的知识分子观。

综合来看，第三个历史决议中的知识分子观及相关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观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根据新时代要求提出了科技、教育和文化的新目标和新内容，更加突出人才和创新要求。这些观点和论述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科技观、文化观、教育观、人才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党的知识分子观历史演变的时代指引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告诫全党同志：“对于知識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2]620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体现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党的知识分子观内在一致并不断发展的过程，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知识分子、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如何培养知识分子等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三个历史决议启示我们要对知识分子秉持正确态度，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同时知识分子自身要肩负时代责任、实现自身价值。

（一）信任和尊重：面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

第一个历史决议将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定为信任和尊重。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认为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有贡献的知识分子都“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36]1082。第二个历史决议将尊重提升为基于对知识分子身份和属性的信任。

第一，这启示我们在政治上继续坚定地信任和尊重知识分子，坚持“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正如在目前党内的主要表述中，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并列叙述，知识分子一直是、也将继续是人民群众中的重要部分。2017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时，前所未有地将广大知识分子尊为“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40]。

第二，尊重知识分子也是尊重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在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征程中，广大知识分子或胸怀国家投身革命、或心无旁骛站稳讲台、或皓首穷经扎根研究、或深入群众创作精品，已经做出功标青史的贡献。尊重历史就是尊重未来。随着知识分子队伍规模的扩大和素质的提升，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尊重历史必将激励知识分子接过历史重任，继续肩负理论研究、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使命。

第三，尊重知识分子还体现为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观点。知识分子往往思维活跃，对社会问题具有主见并愿意发表见解。习近平总书记就要求党委和领导干部要善于协调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主动征求相关领域知识分子的意见和建议，“做知识分子的挚友、诤友”[40]。对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有开放包容的胸襟，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21]。

总之，尊重知识分子，就是在新时代继续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尊重知识分子，就是要壮大我国人才队伍，扩大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依靠力量，扩充科技自立自强的主力军;尊重知识分子，就是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

（二）团结和使用：知识分子工作的工作原则

在信任和尊重的前提下，第二个历史决议启示我们在具体的知识分子工作中要进一步做好团结工作，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还是实现教育强国、文化强国，最终要靠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才队伍。

做好知识分子的团结，首先要在党内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并突出知识学习对党员的重要性。第三个历史决议要求“加强干部理论学习和知识培训”[39]12，也提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培养方针[39]22。这也是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要求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有机结合。

团结知识分子，更要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我国拥有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根据教育部2022年的统计，目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到2.4亿[41]。据2019年江苏省委统战部的调查，在其所选取的样本总量中，供职于体制内的党外知识分子占到60.6%[42]。虽然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早已被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因为党外知识分子规模庞大、地位特殊，所以也是统战工作对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进工作方法，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这样才能把党外知识分子这个阵地守好。”[29]134

團结知识分子的最终目标是运用和发挥好知识分子的作用，“把各方面知识分子凝聚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29]143。知识分子工作首先要做好挖掘和吸引现有知识分子中的人才。一方面要坚持党管人才，培养识才的意识、爱才的胸怀、敬才的态度、用才的胆识，还要善于育才、引才、用才、聚才。同时挖掘现有知识分子中的人才资源和引进急需紧缺的关键人才，既用好存量也提升增量，最终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另一方面，人才建设的基础在于培养，难点也在于培养。当今世界的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就是人才培养模式的竞争。知识分子群体既是培养人才的力量，也是被培养的人才。目前我国虽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和最庞大的大专学历以上的人口规模，但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和创新体制建设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短板，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现象还没有根本解决。同时，目前我国正处于政治稳定、经济实力及科技实力稳步提升的历史最好阶段，这为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和条件。要通过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人才高质量发展，解决好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培养领军型高端人才，支持青年人才后备军的发展，最终建设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三）传承和创新：知识分子肩负的时代之责

三个历史决议，特别是第三个历史决议也对知识分子自身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传承文化和引领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文化的繁荣发展。从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来，文化建设的意义被提升到战略高度和新的历史地位。文化建设首先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在内的过往历史神髓的传承。但传承的目的不仅是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更是为了超越过去、面向未来和迎接未知。这也是为何第三个历史决议提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6]46。

其一，知识分子理应担负起创新先驱的角色。知识分子在近代发挥着先驱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就是在知识分子中开展起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成为率先发难的社会力量[2]641。甚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也可以说开始于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43]。在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国内高质量发展转型动力转变的形势下，新时代的知识分子需要继续在创新领域保持先驱作用。

其二，引领理论创新是知识分子的独特责任。创新首先需要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是知识分子首要的责任。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文化建设和科技创新中的人才也是最活跃的因素，理论创新更以知识分子为主导。在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下，耕耘在学术和理论领域的知识分子需要在基础理论研究中突破西方话语霸权，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更要在社会科学领域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其三，广大知识分子需要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也需要在教育领域培养受教育对象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并在具体的实践和竞争中锻炼创新能力。创新思维就是打破常规，不因循守旧;创新意识就是挑战未知，不人云亦云;创新精神要求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际遇和备受尊重的氛围下要敢于打破思想的束缚和思维的局限，在具体的科技、教育和文化等工作领域始终把创新摆在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久久为功。

四、结语

鉴往知来，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奠基立业中率先使用知识分子一词，并形成与时俱进的科学的知识分子观。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知识分子群体将被冀望发挥更大的作用。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等战略的推动下，规模不断壮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与包括新阶层在内的众多群体间的界限大有消弭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44]，但随着分工不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直至产生对立。然而两种劳动的差别终将在共产主义社会被消灭，知识分子也会最终在与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不断结合中回归到历史的真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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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康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