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裔身份的追寻与建构

【摘要】 身份追寻是尼日利亚英语文学的重要母题。阿迪契的短篇小说《绕颈之物》以女主人公的美国身份向往、身份认同危机、身份重新建构为线索，探究移民群体的共同出路，对流散于美国的非洲边缘人民给予深切的关注与思考。阿迪契意识到拥有讲故事的权力对于建构身份的必要性，彰显出作者对流散者未来的期盼与身份和解的愿景。

【关键词】《绕颈之物》；身份认同；危机与重构；共同出路

【中图分类号】I4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6-001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6.003

一、引言

阿迪契是尼日利亚第三代作家，短篇小说《绕颈之物》选自其同名小说集中的第七篇。女主人公来自尼日利亚，向往美国生活，因此意外获得美国签证后前往美国移居。却不幸遭遇身份认同危机，这与理想同现实的差距、性别压迫的阴霾、白人男友的自我优越感不无关系。之后女主人公在家乡食物和语言的激发之下重构身份记忆、找回自我，呈现其对自我身份的思索、探究和改变。阿迪契不仅仅关注女主人公个人命运的书写，更把文化群体的普遍困境置于世界主义立场中进行考察。社会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己身份地位、利益归属的一致性认知，这种认知是散居于主流文化中的少数群体迫切需要寻求的安全感。针对这一概念，某一文化主体通常会自我发问：“我是谁？我归属于哪个社会群体？”在当今多元化时代背景下，寻求身份问题逐渐成为普遍且共同的希冀。

二、向往异邦与身份幻想

身份是个体自我形象的一部分，是个人自我概念的来源之一。身份不是一成不变，具有流动性。从本质意义上来说，身份不具有恒常性，它总是随着外部环境变迁而不断重置。正如斯图尔特·霍尔谈到对于身份的理解，“我们不能把它想成一个既成的事实，表征新的文化行为，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总是进行中的、永不完结的、总是从内部再现的一种生产行为”[1]。文化身份既属于未来，又属于过去，处在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

阿迪契在书写尼日利亚时不断思考着人物的身份追寻与建构，而其一表现形式便是对美国梦的热衷不减。那么是什么导致尼日利亚人的美国梦呢？首先，尼日利亚作为新兴的非洲民族国家，经历过一些特定的历史语境，曾被政治动乱、战争、贫困、饥饿困扰。相比之下，美国工业发展成熟，有“民族大熔炉”之称，形成多次移民浪潮，可见移入国不容小觑的吸引力与母国的客观推力形成巨大反差。其次，黑人的美国梦在兰斯顿·休斯诗歌中可见一斑。兰斯顿·休斯被赞誉为20世纪初“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的桂冠诗人，其诗歌向世界展示黑人民族独特灿烂的文化以及黑人民族心中的梦想期盼。同时，为黑人移民提供可能的途径之一是美国签证抽奖，即“多样化移民签证”，被称为“一张通往梦想之地的彩票”。“签证抽奖”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使得美国人口多样化，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为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绕颈之物》女主人公正是通过签证抽奖的方式获得美国绿卡，由此开启追寻美国梦以及多元身份之旅。在动身前往之前，女主人公对美国有着单纯且美好的幻想，“以为在美国人人都有汽车和枪支”[6]。叔叔阿姨们甚至乐观地期待女主人公短时间内就可以拥有大汽车和大房子，这说明在尚未到达美国的尼日利亚人看来，美国充满机遇和可能。故此，女主人公怀揣对美国梦的向往和全新社会身份的期待，奔赴幻想中的美好。

实际上，美国梦是美国文化的精神情节，最早可以追溯到移民拓荒时代。16世纪以来，大批欧洲移民带着梦想来到美洲大陆，他们的美国梦在《独立宣言》中得以呈現：一切人生而平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是“天赋人权”。美国梦的另一面是趋向于关注现实和物质，由此为人诟病。美国梦也在人群中产生幻灭，“嬉皮士运动”是其对立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引起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关于美国梦的观念争议颇多。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梦虚伪地暗示人人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且建立在具有侵略性的殖民主义之上，美国200余年的黑奴劳动力进口历史是其有力佐证。不可忽视的是，女主人公代表的是一群渴望在美国生活的尼日利亚人，他们希望借美国之行获得多元族裔身份和民族认同。安德森认为，“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平等的，深刻的同志爱”[2]。回顾国情，尼日利亚经历过殖民主义之苦，民族身份认同分散。独立后的尼日利亚亟须走向国际舞台获得认可与接纳，这与女主人公前往美国进行自我身份发掘与追寻，二者形成某种巧妙的媾和关系。

三、困境下的身份认同危机

身份认同危机是异邦流散者面临的尴尬处境，也是人员跨越国境流动带来的一系列流散症候之一。“当认知验证的不同过程，他者的承认、日常经验的确证以及过去知识的共鸣，三者之间产生冲突时，人们有选择性地根据当下的情境调整他们的身份认同”[3]。小说将故事锁定在女主人公的美国生活体验和思想发展，为读者刻画尼日利亚移民的日常图景。

女主人公的身份认同危机首先源于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反差。理想中美国的生活有大房子大车子，结果真正到达美国才意识到一切不过是虚无缥缈的幻影。女主人公位于边缘化处境，从事薪资微薄的服务生工作，勉强承担价格昂贵的出租屋费用，住在环境恶劣、狭窄拥挤的房间，无力负担上学读书的支出。在辛苦工作之余，女主人公难免涌现思乡的情绪，孤独感和无力感阵阵袭来，多次想给亲人朋友写信却无从讲起、迟迟不肯落下笔墨。每至夜晚，女主人公便察觉有什么东西缠在自己的脖子上，勒得她几乎要窒息。此处恰好呼应小说标题《绕颈之物》，显而易见是女主人公无法在异邦构建新的自我同一性以及理想同现实的反差导致其身份认同危机。

其次，女主人公作为异邦流散者，还面临着社会大环境下的性别压迫。美国作为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女性生活在传统道德标准和男性阴影之下。时间回溯到19世纪，当时美国社会关于女性形象的主流认识是“温柔、顺从、贞洁、虔诚”[4]。世纪之交美国迈向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折，却仍有部分残留的强加于女性的压制和束缚，外来移民中的女性更是难逃其扰。女主人公初到美国，远房叔叔对其看似照料有加，实则另存野心。女主人公意识到自己如果委身于他，虽然可获得一时之利，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故此女主人离开所谓的叔叔，另谋生路。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即使是远房叔叔——父亲的姐姐的丈夫的兄弟，也可能对女性伸出魔爪。这无疑给不谙世事的女主人公带来心灵和身份的不安定感，使得她的身份不适感被进一步放大。

女主人公男朋友的白人优越感也是导致她迷失在身份困境中的重要因素。男朋友是美国白人学生，女主人公是暂居美国的尼日利亚移民，二者的身份差距已然明白。随着两人交往的深入，男朋友的本土优越感愈发呈现。在非洲商店购买食材之后，女主人公以非洲传统食物：木薯块粉和非洲苦叶汤作为二人的晚餐，男朋友却在进食之后呕吐不止。女主人公表面上对此不在意，甚至学会男朋友喜好的改良版苦叶汤，实际上她对此颇感难堪，觉察到一种莫名的排挤与侮辱。进一步加重女主人公身份认同危机的是在饭馆中，旁人不会默认他们的情侣关系，即便他们在上菜前刚刚有过亲密的举止。面对服务员的询问，男朋友没有承认女主人公作为自己的恋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男朋友掌握话语权利且没有从心底认同女主人公的身份，因为他有着强烈的作为白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由此可见，女主人公的身份认同危机与理想同现实的差距、性别压迫的阴霾、男朋友的优越感不无关系。在不断的纠结和痛苦中，女主人公的尼日利亚身份受到审视和质疑，导致其陷入孤立无援的被动境地。

四、集体记忆与身份重构

身份重构是一项超越文化适应阶段的努力，是主动进行的有意识行为。女主人公作为移民者，在美国社会文化和生存困境的挤压下，曾试图融合、伪装，把自己塑造成白人社会所期待的女性。但是女主人公的一切伪饰并没有在白人男友家庭中获得认同。在男朋友父母面前，女主人公的虚假身份和真实身份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至此女主人公面临身份重构的巨大任务。

正如“美洲原住民的身份跟他们的集体记忆不可分割”[5]，女主人公身份记忆的重构也离不开集体记忆的重获。家乡是充满集体回忆之场所，而食物和语言是家乡情怀的象征。家乡的食物是连接许多记忆的线条，煽动潜藏又隐秘的私人情感。女主人公初到叔叔家之时，餐桌上的木薯饭让她短暂地找回家乡之感。相比之下，热狗汉堡是典型的美式快餐食品，里面黄黄的芥末酱让女主人公作呕反胃。此时食物已经被赋予不同国家身份的指向，初来乍到女主人公的饮食喜好恰恰说明她在身份建构上的情感自洽。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必备基础，也是群体认同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女主人公是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对于伊博语有着天然的眷恋与钟爱，这就不难解释她初到叔叔家熟悉语言环境下的安心与舒适。“记忆是人类建构并确立自我身份的重要手段”[7]，长久以来，关于家乡的记忆一直萦绕在女主人公心头。故乡情怀难以割舍，闲暇之时女主人公便会想起家乡种种。姨妈姑婶沿街叫卖鱼干和大蕉；叔伯舅父们喝着当地产的杜松子酒；在出国之际朋友们前来庆贺道别；父母平日环抱双手徒步去往教堂。南非作家艾捷凯尔·姆赫雷雷也曾表露过同样的愁绪，在其自传体小说《漂泊者》中主人公从未有过在家之感，尽管他曾辗转多地寻求庇护。女主人公关于家乡的记忆与异邦屡受挫折强烈地刺激着她。

写信是一种理性传递情绪的方式。经过迟疑和徘徊，女主人公终于鼓起勇气给父母寄出移居美国以来的第一封信，也意味着其向家人透露自己脆弱一面的开始。面对苦难，写信是语言和信息的交换，尽管这只是一封短短的信件。实际上，此时的女主人公勇于直面自己，在内心挣扎和过去的苦痛中做出坦率的抉择。可以说女主人公在叙事、自我和身份之间建立联系，其生活的不安与迷乱在写信之后得到平息。关于美国的幻想彻底打破，只剩下关于家乡的留恋与自我责备。在结尾处，出现两句问话，“你会回来吗？会回来吗？”[6]这一发问的指向对象可以理解为男朋友与女主人公，也指女主人公和过去的自己告别，更寓意着对千千万万如同女主人公一般移居美国青年的诘问与反思。故事从向往美国开始，以回归故国结束。至此，女主人公在与白人男友的纠缠中摆脱身份面具，找回本真自我；在与家人团圆之际，重获活力和希望，完成自我身份重构，与自己的双重身份达成和解，也更加理解流散之于移居者的艰辛与挑战。

五、移民群体的共同出路

阿迪契被誉为“阿契贝的传人”。阿迪契传承阿契贝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以细腻锋利的笔触展示世界和生活的复杂性。阿迪契不仅仅关注个人命运的书写，更把移民群体的普遍困境置于世界主义立场中进行考察。这种书写方式与阿迪契个人的经历密不可分。阿迪契出生于恩努古，十九岁前往美国，先后在德雷克塞尔大学、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求学。阿迪契长期旅居美国，对移民群体给予高度关注。阿迪契熟知尼日利亚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同时她以融会贯通的跨文化视野审视整个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身份认同危机。以《绕颈之物》中女主人公为切入点，阿迪契为边缘人物群体的自我身份和解贡献出自己的见解与可能。女主人公前后经历过多次地理空间位置的挪移，每一次地理位置的变换，都暗喻着移民群体在异邦的身份认同发展。从尼日利亚到美国叔叔家，到狭小的出租屋，到餐廳，再到白人男友的父母家，点明在回忆和压抑中重建身份的普遍性困境。当下，有千千万万如同女主人公般的移民，他们面对异邦文化流离徘徊，情感与生活上复杂交错。

那么身在异国他乡，应该以何种姿态处理自我寻找与重新确立的微妙关系呢？或许可以在阿迪契本人的信条与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阿迪契拒绝讲‘单一的故事，她要讲的是故事的多个层面。”[9]阿迪契热衷研读美国和英国书籍，随之而来的认识是自己作为非洲女性，也可以与非洲作家结缘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就将阿迪契从书籍的单一故事中拯救出来。阿迪契初到美国读书之时，美国室友的头脑中已经具备关于尼日利亚的单一故事，即非洲人几乎没有十足的可能和美国人有所相似，没有可能以平等平视的身份与之沟通。实际上，创造单一事物的过程是将一群人一遍又一遍地呈现为同一个样态。而这些故事是怎样被讲述、由谁来讲述、有多少故事被讲述，自然而然就要涉及权力的问题，这恰恰也是异邦移民重塑身份获得认同的关键所在。故事往往比理论更生动，能够潜移默化地增进情感认同与身份归属。因此，以《绕颈之物》女主人公为代表的移民群体，要把讲故事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讲好自己和国家的故事，在国际传播中勇立潮头，努力扩大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

六、结语

面对美国强势的主流文化和社会话语，女主人公作为“夹心人”在异邦社会里饱受伤害与摧残，最终在多重生活压力下建构自我身份认同。阿迪契在《绕颈之物》中将女主人公个人经历作为叙事的载体，以微观视角呈现普遍存在的移民问题，展现作者对于边缘群体找寻身份归属的强烈期盼。“身份认同问题犹如蝉蜕之变，历久而弥新”[8]，在双元甚至多元文化框架下接纳自我身份离不开对讲故事权力的把握与运用。世界期待认识多彩的、充满活力的国家，而国民承担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国家形象的任务。阿迪契以其民族责任感思考异邦移民在追寻自我身份之际，如何立足于互联互通的世界描绘更广阔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参考文献：

[1]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Routledge，2015：392.

[2]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

[3]韩晓燕，田晓丽.制度、文化与日常确证——外来移民及其子女的情景性身份认同[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175.

[4]刘彩霞.工业化与女性就业[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139.

[5]龙娟.美国环境文学中的记忆主题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60.

[6]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绕颈之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7]尚必武.创伤·记忆·叙述疗法——评莫里森新作《慈悲》[J].国外文学，2011，（3）：87.

[8]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2）：44.

[9]王卓.后殖民语境下《半轮黄日》的成长书写[J].外国文学，2022，（2）：30.

作者简介：

李雪松，女，汉族，吉林长春人，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2021级在读硕士研究生，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