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绍前烈 ， 以明纪纲 ” ： 宋代圣政录之浅析

胡心洁

【摘要】 宋代所修的圣政录是记述自宋太祖以来宋朝历代君主嘉言美政的史籍，也是一部为后世君主治国理政提供经验教训的帝王学教材。宋仁宗庆历年间由富弼总领修撰的《三朝政要》是宋代官修圣政录之一。《三朝政要》分类记事，共二十卷，分九十六门。记述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故事，诸司可行之文字以及编撰者对事件文字的解釋。编撰者通过对祖宗故事的记述和阐发，刻画出当时士大夫们心中理想的祖宗形象，从中传达出他们的政治理想，利用君主尊亲崇古的思想，希望通过君主阅读该书进而达到对其劝谏和激励之用。

【关键词】 圣政录；《三朝政要》；宋仁宗；《乞编类三朝故典》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1-007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1.025

圣政录是一部专门记述宋朝自太祖皇帝以来历代君主的“嘉言美政”，以资为后继皇帝提供借鉴的史籍。就其性质而言，可以说是“宋代君主因治国需求而编纂的一种帝王学教材” ①。圣政录的编修始于宋真宗朝咸平年间。咸平三年，钱惟演觐呈的《咸平圣政录》是宋朝第一部私人修的圣政录。而后天禧年间出现了宋朝第一部官修圣政记——《天禧圣政记》。此后圣政录（记）的修撰逐渐为官方所掌握，在宋仁宗朝以后有了明显的发展。庆历三年，富弼上疏请修的《三朝政要》正是圣政修撰渐趋制度化的首发之作。此后圣政录的修撰有了专门的机构、编修人员、进呈和管理制度。

庆历四年九月，富弼在所奏《乞编类三朝故典》的书编撰而成。该书现已散佚，只能从仅存的各类文献中得见其只言片语。关于此书的名称在历朝历代各种文献中的记载也不尽相同。例如：在罗从彦的《豫章文集》中记为《太平故事》；晁公武的《群斋读书志》中记为《三朝政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为《祖宗故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记为《三朝政要》；在章如愚的《群书考索》中记为《太平政要》；王应麟的《玉海》中记为《庆历三朝太平宝训》；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记为《三朝圣政录》（关于书卷数量，《文献通考》记十卷，其余皆为二十卷，盖《文献通考》有误）。②虽然文献里对该书名的记载不同，但在文献里对于该书的修撰者和书卷的数量、内容的记载却是大致相同的。南宋吕源对此书进行考辨订正，著成《三朝政要增释》。为了区别于宋朝其他圣政名目和各种史籍文献名称，故采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三朝政要》为记。

一、《三朝政要》的编撰缘起

庆历三年，时为枢密副使的富弼上奏疏《乞编类三朝故典》：

“臣立观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既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也。宋有天下八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近年纪纲甚紊，随事变更，两府执守，便为成例。施于天下，咸以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划革。致使民力殚竭，国家匮乏，吏员冗而率未得人，政道缺而将及于乱。赏罚无准，邪正未分，外域交侵，寇盗充斥，师出无律而战必败，令下无信而民不从。如此百端，不可悉数。其所以然者，盖法制不立而沦胥至此也。臣今欲选官置局，将三朝典故及讨寻久来诸司所行可用文字，愤懑类聚，编成一书，置在两府，俾为模范。庶几颓纲稍振，弊法渐除。此守基图救祸乱之本也。” ③

从富弼的奏疏中可以看出是当时士大夫认为当时朝廷纲纪紊乱、国家财力匮乏、民力殚竭等问题的原因在于法制不立，没有以“祖宗故事”为遵循，所以要振兴朝纲、立法纪须从前朝典故中讨寻诸司故事作为仿效和规制。

首先，《三朝政要》的编撰是士大夫对于朝事忧患意识的表露。宋朝建国之初，统治者为安定政局总结了唐末五代的经验教训，对官僚、军事体制进行了改革。结果自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造成了“积贫积弱”的状况。到宋仁宗时期形成了“顾内则不能以社稷为忧” ④的危机。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士大夫则逐渐形成了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忧患意识。这种时代危机和忧患意识在富弼奏疏中也有所体现：“近年纪纲甚紊，随事变更，两府执守，便为成例……致使民力殚竭，国家匮乏，吏员冗而率未得人，政道缺而将及于乱。赏罚无准，邪正未分，外域交侵，寇盗充斥，师出无律而战必败，令下无信而民不从。如此百端，不可悉数。” ⑤通过列举朝廷所面临的危险景象，并指出造成如此种种的原因是法制未立，进而希望通过追循三朝典故，来为现世提供模范，借此来重振纲纪。

其次，自君主到臣工，朝廷内对祖宗故事的追循是推动《三朝政要》顺利编撰的重要因素。宋朝初年对官僚、军事体制一系列的改革也影响着有宋一代政治主流文化的变化：君主的执政方针由创业转为守成，由开拓转为保守，万事以守成为要。在宋太祖、宋太宗之后的宋朝历任君主逐渐把以“事为之防、曲为之治”为核心精神的祖宗之法奉为圭臬，臣工在谏言议政之时，言必称“祖宗故事”“克绍前烈”等等。这在宋仁宗一朝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范仲淹、孔道辅等台谏官员对仁宗废黜郭皇后的意见中可以窥视出遵行祖宗之法已经被认定为治世良方。这一点在富弼的奏疏中也流露出类似的认知：“宋有天下八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 ⑥在富弼看来太祖一朝革除五代弊政而创建法度，随后太宗一朝也是绍述前朝才有得朝纲法纪清明，到了真宗一朝更是靠谨守成宪才得享承平之世。他一再强调追循祖宗故事、效法祖宗典故对守成之业是大有裨益的，这既是宋朝中期以后政治主流文化演变的反映，也是当时从君主到臣工朝廷内对于祖宗故事追求的投射。

第三，编撰《三朝政要》是推行庆历新政的需要。庆历初，朝廷面临的内外压力和各种矛盾日益突出。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抨击弊政，力倡新政。庆历三年秋，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力主改革。《答手诏条陈十事》一书作为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批评国家“纲纪制度日削月侵”，需得“更张以救之”。开宗明义地提到“约千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端本清源”，而后“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⑦同年，富弼也上疏《乞编类三朝故典》。奏疏与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都提到：纲纪即隳，以祖宗典故为范，正本清源以振纲纪。他们希望通过对祖宗故事的总结把庆历新政塑造成为追随前朝治世之法，为当前面临的政治困境提供解决之道，让反对者减少对它的抨击和阻挠。

二、《三朝政要》的编撰机构和人员

《三朝政要》是宋仁宗庆历年间由官方修撰的一部圣政录，它有专门的编撰机构和编撰人员。

（一）专门的编撰机构

从庆历三年富弼上奏疏《乞编类三朝故典》来看：“臣今欲选官置局，将三朝典故及讨寻久来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门类聚，编成一书，置在两府，俾为模范。庶几颓纲稍振，弊法渐除。此守基图救祸乱之本也。” ⑧可知《三朝政要》是有专门的编撰机构的，可惜具体机构名称不得而知。从富弼“选官置局”一句来看，它的编撰机构有可能是临时设立的，在编撰完成后就被撤销了。杨渭生《两宋文化史研究》一书中提到：“宋廷为确保修史的连贯性设立了相当数量的修史机构，这些机构名目繁多，隶属关系也变化无常，大多为临时设置，遇事即设，事毕即罢朝廷派遣专门人员主持并撰史。” ⑨《三朝政要》的编撰机构也有可能是在某个机构里编修，但没有以编修圣政录工作来为机构命名。还有可能是由于某些原因没有被记录下来。在南宋时专门编撰圣政录的机构多有名称也有记录可考：敕令所、提举编类圣政所、国史日历所等等，从相关记录中也可以看出这些机构大多是临时性的，遇事设立，事了则罢。

（二）特选的编撰人员

有关文献记载的《三朝政要》编撰者富弼、欧阳修、王洙、余靖、孙甫此五人。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四年九月丙戌条中有关于《三朝政要》编修的记载：“……上纳其言”“……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秘阁校理孙甫、集贤校理欧阳修，同编修《祖宗故事》，以富弼总领其事。” ⑩（此处《祖宗故事》即为《三朝政要》）《三朝政要》的总编撰富弼是当时一流的政治精英，是当时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以天下为己任，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官德方面也是极为突出，此外他的文学素养也是极高。欧阳修、王洙、余靖、孙甫等人也是当时有名望的臣僚文人，他們的社会责任感、文学修养以及史学素养使得编修出来的《三朝政要》兼具史学性、文学性与教化性。

宋仁宗也曾亲自参与祖宗故事的总结，阐论祖宗治道，极有可能参与了《三朝政要》的修撰。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四年三月己卯条中有这样的记载：“于迩英阁出御笔十三轴，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训；二曰奉真考业；三曰念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四曰真宗爱民，孝思感噎……曾公亮、杨安国、王洙等拜赐因请注释其义，帝许之。” ?其中王洙等人是《三朝政要》的编修人员，迩英阁的御笔自是出自仁宗之手，编修人员在修撰故事时还会参照迩英阁御笔，对于故事的解读和注释仍要进呈君主，君主允许后方可书写。

三、《三朝政要》的内容与功用

（一）《三朝政要》的体例与内容

宋圣政录的体例与吴兢《贞观政要》相似，即分门记事，将史料分类归总，进行编纂。富弼奏疏中也表明该书体例：“臣今欲选官置局，将三朝典故及讨寻久来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门类聚，编成一书，置在两府，俾为模范……明年九月书成，分别事例，凡九十六门，二十卷。” ?

《三朝政要》所记载的内容有前朝故事、诸司所行可用文字以及撰者对时政的看法。在富弼奏疏中上书道：“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故事和诸司所行可用文字。”这与王应麟《玉海》卷四九《庆历太平三朝宝训》中记载其内容相符合：“凡三朝赏罚之权、成德之本，责任将帅之术、升黜官吏之法、息费强兵之制、御戎平寇之略、宽民恤灾之惠、睦亲立教之本、御臣防患之机、察纳谏诤之道，率编录焉。” ?除了祖宗故事和诸司所行文字外，《政要》还记有“富弼释曰、富弼等释曰”的内容。“太祖闻蜀复乱，及全斌归阙，太祖召王仁赡诘之……富弼释曰：赏罚，人主之权衡。用其全，无他、赏当功、罚当罪而己。全斌虽有平蜀之功，贪恣不法，复致蜀乱，故不可不贬降。曹彬有功无过，故当显用也。赏罚如是之明，宜乎将相尽力。” ?《玉海》《玫媿集》《宋史全文》中也有“富弼释曰、富弼等释曰”的插引。庆历四年九月《三朝政要》书成，由总领其事的富弼率群臣进呈存于西库（富弼奏疏中提及），时西库为崇文院（三阁秘馆），除此之外或存于中书门下、枢密院中。《玉海》卷四九《庆历三朝宝训》载：“枢密副使富弼请考祖宗故事可行者为书，置在二府，俾为模范，得以遵守。”

（二）《三朝政要》的功用

圣政是一部专门记述宋朝自太祖皇帝以来历代君主的“嘉言美政”，以资为后继皇帝提供借鉴的史籍。就其性质而言，可以说是宋代君主因治国需求而编纂的一种帝王学教材。?从富弼的奏疏中来看《三朝政要》的功用立意也是侧重于整理既往故事，振举本朝制度。

具体而言，《三朝政要》以及宋历代所修圣政，考辨祖宗朝的嘉言美政，修撰祖宗故事，刻画祖宗形象，使得祖宗皇帝的美德和嘉行得以垂范后世。书本的首要阅读对象是皇帝，让后世皇帝从中看到太祖太宗的嘉言善政和在太祖太宗统治下的清明景象，以期对皇帝有所教化。也希望促使后世皇帝效仿祖宗故事，学习治国经验。后面的事实也证明是有效的，对祖宗故事的追循也在仁宗朝以后愈发明显，后世帝王也是紧循祖宗之治法。

《三朝政要》及圣政的修撰推动了时人士大夫本朝史观的发展。宋代《圣政》《宝训》之类史书的撰修较多，它不仅局限于对发生在前朝的史事的记述，还体现了修撰者对本朝历史的阐发，更注重对君主的教化和借鉴作用。《三朝政要》中的“富弼曰、富弼等释曰”体现了时人士大夫们对于本朝历史的看法，并进一步阐发借助编撰呈现出来进而影响君主和世人。士大夫们对于本朝历史的看法可能不同，但是他们希望本朝历史对当时以及后世能起到借鉴作用这一点是相同的，所以士大夫们编撰的圣政录，总结的祖宗故事是他们根据祖宗朝的旧事加以润色而撰出的理想故事。士大夫一些基本的共识，随着事变时移，他们的“理想故事”也发生变化。以对于仁宗朝的认知为例，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希望能够从“今朝祖宗之烈”中寻求治世之道，富弼乞编类三朝故事，以遵祖宗之法度，振举纲纪。此外在石介、文彦博、司马光等人上的札子和奏章中可以看出仁宗当政时期，范仲淹、富弼、石介、司马光等人并不认为仁宗朝遵奉祖宗故事是一治世。然而半世纪之后到了哲宗朝时，仁宗一朝的形象发生了转变，被尊奉为“盛世”，甚至“圣世”，俨然成为后世君主应效仿的榜样。这些并不是完全的看法错位，对于祖宗朝和仁宗朝的看法，都是在比较中反思现实在政治的需要形成的。

圣政被当朝者看作为帝王学的教材，其中渗透着士大夫们的治世理政的政治理想以及他们塑造理想型帝王的强烈愿望，反映在圣政的修撰中就是有选择地记事叙述和编撰者主观侧重点的阐发，以期将以往的君主朝着自己的理想拉近。士大夫们所修撰的圣政所塑造的祖宗形象可能已经超出了历史的真相。

注释：

①许振兴：《〈古今源流至论〉中的宋代〈宝训〉佚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第53-60页。

②关于此书名称的详细考证见于汪圣铎：《宋代历史文献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6-87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丙戌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55-3456页。

④（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一，《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景上海涵芬楼藏明刊本，第443页。

⑤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丙戌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55-3456页，第3455-3456页。

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52页。

⑧（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丙戌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55-3456页。

⑨杨渭生：《两宋文化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4页。

⑩?（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庆历四年三月己卯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03页，第4103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丙戌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55-3456页。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九，《庆历太平三朝宝训》，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927-928页。

?（宋）黄履翁：《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八《边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许振兴：《〈古今源流至论〉中的宋代〈宝训〉佚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第5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