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城》中基于伦理内涵的诗性正义建构

摘要：余华的《文城》以“寻找”作为叙事主线，采用历史叙事的方式，描写了生活在时代洪流下的人们无法抗拒的悲剧命运，并塑造了一批具有古典气质风范的人物。作者将深切的目光投向每一个普通人，用温情的笔触探究人性的灰度，借苦难境遇中人性的自我选择与底线思考发掘个体身上的道德力量，并试图以此建构极限境遇下人性的美好与闪光之处。在某些情节上，小说虽然不回避、不遮掩绝望与暴虐的存在，但它的底色是悲悯，从而完成了对纯粹的暴力叙事的一种意义升华。无论是家庭层面的伦理内涵，还是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这部作品所秉持的情义观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提醒当代的文学写作不要回避崇高。小说通过展现时代洪流中人性善与恶的对立，探讨了个体命运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彰显了作者对诗性正义的美好祈愿，而这种正义的精神内涵在当下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语境和都市生活中有着重要价值。基于此，文章探讨《文城》中基于伦理内涵的诗性正义建构。

关键词：《文城》；伦理内涵；情义观；诗性正义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0-00-03

0 引言

继《第七天》以亡灵为主角进行以死观生的“寻找”后，《文城》将“寻找”的目光投射到历史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内涵中。故事拉开了与当下时空的距离，将背景设置为清末民初的乱世。在天灾人祸的历史隐喻下，人与人之间的情义也在暗自流动，而乱世为整个故事的叙事增添了一丝历史底色，形成了一种外在张力。文本的形式虽着力于对历史的虚构，但其传奇性、浪漫性特征的背后，却蕴含着作者对历史与人性的兴味关怀。

1 伦理向度中的情义内涵

美国学者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中阐释了一种关于文学和情感的诗性正义，提出小说这一媒介能够让读者理解人和感受人类生命的意义。努斯鲍姆主张以人性的视角去看待人和物，并以此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文城》以中国伦理文化中的“仁”与“义”的凸显削弱了天灾人祸与死亡带来的恐怖性，向读者展示了动荡岁月中人性的暖色調。小说通过对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展现，构建了一幅关于诗性正义的社会想象图景。

1.1 家庭伦理：林祥福的寻妻之路

小说的男主人公林祥福是一名传统乡绅，他勤劳稳重，慷慨地接纳了外乡人小美与阿强，原谅了小美的第一次不告而别与偷走金条的行为，并在小美第二次离开后，选择抱着女儿踏上寻妻之途。他靠着阿强口中随意编造的“文城”这个叫法，从北至南苦苦找寻此地，并凭借辨别口音的方式来到了溪镇，又因在暴雪天气里受到陈永良与李美莲夫妇的无私帮助而选择留在溪镇。林祥福后又结识了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并在溪镇人民与土匪的正义抗争中，为救出顾益民而以身赴死。林祥福在从出自个人意愿的寻妻到为了捍卫溪镇的和平而甘愿牺牲在异乡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个人私欲的超越与对传统信义的坚守，实现了由“小我”向“大我”的迈进，其一生可谓是“寻找和践行诗性正义的双重注释”［1］74。

林祥福的悲剧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出自他对传统伦理关系中完整和谐的家庭观的执念与追求，因此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伦理的悲剧”［1］68。林祥福在溪镇找寻小美的过程中，自身命运也逐渐与溪镇人民的命运关联起来，最终融为一体。他在溪镇安家立业，女儿林百家也在善良的溪镇人民的帮助下逐渐长大。虽然他在此地始终没有找寻到关于小美的真相，但在他的心里，溪镇早已不是异乡，而是见证了他对小美的执着找寻、与女儿相依为命，且如家一般的生活空间。余华在诸多小说中都表现出了主人公们对家的一种强烈而深刻的伦理诉求，无论是福贵记忆里温情的家庭生活经历，还是许三观为维持家庭生计而不断卖血的行为，抑或是杨飞的灵魂为寻找到养父，而在阳间的不断徘徊，再到林祥福不惜放弃故乡的一切，一个人抱着女儿踏上寻妻之途的选择。从这些情节中都可以看出，家庭伦理是余华小说中重要的叙事内核，其支撑着人物的行动与选择，构成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1.2 社会伦理：公共生活中的情感关系

除了家庭伦理道德，其他的传统伦理内涵也在小说中得到了渗透与表现，如朋友之间重义轻利的仗义、陌生人之间的互帮互助、仆人对主人誓死追随的忠义等。这些社会伦理层面上的美好品格一起构成了小说浑厚圆润的情感内核。余华认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了解自己民族传统中的特别性格，然后在自己的写作中伸张这样的性格”［2］。这种写作主张上的民族性，呼应了《文城》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情感结构出发去理解江南小镇风土人情的写作特点。无论是淳朴的田氏五兄弟对主人林祥福的忠心耿耿，还是林祥福、陈永良、顾益民三人之间的君子之交，抑或是普通的农村妇女李美莲选择让亲生儿子去向土匪换回被劫持的林百家的无私行为，这些在现代生活中看似不存在的理想人格，却与《文城》本身所传达的正义精神是自洽的。余华在塑造这些人物时，有意将其性格特征简化，甚至故意对人物进行扁平化处理，李敬泽先生指出，余华“从来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他的力量在于纯粹”［3］。由此可见，作者这样处理人物性格特征是为了最大限度规避繁复的叙述，使善恶之间的区分更加明显，从而使二者的对抗更加鲜明与强烈。

正如努斯鲍姆所说，“小说阅读并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社会正义的全部故事，但是它能够成为一座同时通向正义图景和实践这幅图景的桥梁”［4］。《文城》中也隐含着种种道德力量，故事中不同类型的人物会引起读者的同情、敬佩或愤怒、畏惧，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对历史、人性的思考。无论是林祥福在地域上真实抵达的溪镇，还是存在于他心中虚幻的“文城”，二者虽不是完美的乌托邦社会，但其中隐含着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期许与建构。在天灾人祸面前，溪镇人民愿意以共同体的姿态去面对挑战，他们在公道与大义上表现出的坚韧与无畏，展现了公共生活层面上的正义伦理。

2 道德向度上的悲悯与正义

托尔斯泰曾在《莫泊桑文集序言》指出，真正的艺术作品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作者对事物正确的即道德的态度”“叙述的明晰”和“真诚”［5］436，这里的“真诚”指代的是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态度与情感。托尔斯泰强调小说作者要保持对善恶的辨别，从而把握住有利于宣扬善的方向，并以严肃的感情和思想为基础进行写作。《文城》借助抒情、写实、魔幻等艺术手法，传达了作者对历史与人性的观照与思索，带有严肃小说的性质，正如丁帆所称赞的，它带有一种“悲剧审美内涵”［6］。

2.1 以温情的笔触探究人性的灰度

《文城》所蕴含的道德向度符合努斯鲍姆所提倡的作者在裁判人物时应秉持的中立性，即不偏不倚，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对世界万物抱有一种宽容的理解。余华在处理小美这个人物时，没有简单地将其塑造为一个贪图钱财而欺骗他人的恶人，而是选择用温和的眼光看待这个处在时代洪流下的普通人，予以她宽容和理解。

小美的“坏”根植于她被撕裂的命运，她身上有着传统女性的美好品德，她本来也是一个天真善良的少女，但因为婆婆的排斥，不得不离开溪镇。丈夫阿强选择与她一起出逃，两人在花光所有的钱财后碰巧来到了林祥福的家乡。出于无奈，小美选择骗取林的信任与感情，并借此偷走了林家的金条。正因为自身也抱有对道德伦理的认同，所以小美在面对“一妻二夫”的问题时才会产生无比煎熬的痛苦心理。她对自小一起生活的阿强带着情感与责任，也对忠厚善良的林祥福心怀感激。由此，当在第一次不告而别的途中发现自己怀孕时，她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林祥福的身边，生下这个孩子，并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自己对林祥福的亏欠。在第二次不告而别后，她的心也始终被对女儿的强烈思念和愧疚感紧紧裹挟，以至于回到溪镇后一直郁郁寡欢。后在一场溪镇人民为拯救雪灾而举行的祭天活动中，小美怀着对林祥福深深的歉意长跪不起，最终被活活冻死。

小说在补篇中展现了小美令人唏嘘的一生，揭示了她行为与选择背后的无奈与复杂情绪，表露出作者对一个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女性的同情，并由此探讨了小美性格上的自我矛盾、自我妥协的“灰度”［7］。虽然小说始终没有安排林祥福在生前找寻到小美的踪迹，但在补篇的结局中，当田家兄弟们扛着林的遗体上西山时，作者用温情的笔触让林祥福的尸体在魂归故里的途中经过了小美的墓地，以凄美的方式让二人重逢。补篇结尾处充满诗意的风景描写，透露出作者试图以死亡的宁静达成与荒诞和解的意图。

2.2 以道德风范呼吁人性正义

《文城》作为“当前文学的变数”［8］，讲述了一个似乎与当下文学逆向而驰的故事，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提醒当代的文学写作不要回避崇高。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依旧需要英雄人物，依旧需要人们从自己眼前的庸常生活中抬起目光，去理解超越卑琐日常的崇高。

《文城》塑造了一批具有古典风范的人物群像，如林祥福、陈永良李美莲夫妇、顾益民、田家五兄弟、溪镇民团士兵、土匪“和尚”等。他们虽然生活在乱世，却能坚定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与恶势力进行永不妥协的斗争。溪镇本是一个平静的江南水乡，但因政治上的动乱与土匪的横行肆虐，逐渐变成人心惶惶、尸横遍野的荒芜之地。反派人物的独裁残暴时刻威胁着无辜人民的生命，恐怖的氛围在整个溪镇中弥漫。

余华在描写暴力与血腥的情节时，依旧保持了先锋时期“零度叙事”的辛辣感，如土匪用割掉人耳朵的方式虐待人质，民兵团士兵在战斗过程中身体四分五裂，齊家村两百多人惨死，主角林祥福的死状等。但《文城》中的暴力叙事不是一种冷酷的讽刺，而是服务于剧情的，为人物增添了几分悲壮色彩，小说“以先锋的暴力形式，书写传统的抒情主题，实现了先锋与传统的某种融合”［9］。为守住溪镇城门而英勇牺牲的民兵团士兵，他们本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甚至一半以上的人都曾是土匪的俘虏，对土匪怀着极其恐惧的心理。但当溪镇被土匪围攻时，他们却用生命守住了城门。在看透张一斧残暴的本质后，土匪“和尚”选择弃暗投明，在与张一斧的肉搏中失去了一条胳膊，最后惨烈牺牲。《文城》塑造这些正面人物的积极意义在于暗示读者，即使生活在混乱无序、被强大恶势力压迫的时代，也总有人选择坚守道德底线，关心他人的存在，以人性的善与正义，去对抗残暴的恶与扭曲。

3 结语

《文城》虽然自出版以来饱受争议，艺术上也不无瑕疵，但它掷地有声的抒情效果依旧值得肯定。无论是简洁典雅、流畅自然的叙述风格，还是主题上对传统伦理中美好品格的肯定与赞扬，都展现出了余华在受异域文化的滋养后，坚持转向本土文化，并从中寻找精神依托与救赎性力量的写作倾向。这部小说展现出了苦难境遇中人性的自我选择与底线思考，其中所传达的情义观与诗性正义的精神在现代化语境与快速发展的都市生活下仍有价值。现代人平和的生活下其实涌动着精神的异化斗争，当代的人们依旧生活在迷茫中，而余华用这部诚意之作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从美好的伦理内涵层面重建社会正义的可能性图景，是书写人间情义与大爱的“有情”文学。

参考文献：

［1］ 洪治纲.寻找诗性的正义：论余华的《文城》［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21（7）：66-78.

［2］ 余华.文学与民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129.

［3］ 李敬泽.最有影响力的书 中国2003-2005［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25.

［4］ 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M］.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

［5］ 托尔斯泰.莫泊桑文集序言［C］//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436.

［6］ 丁帆.如诗如歌如泣如诉的浪漫史诗：余华长篇小说《文城》读札［J］.小说评论，2021（2）：4-14.

［7］ 张翔.叙事“迷局”中的共同体与团结：余华《文城》的叙事留白及其意涵［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6）：71-85.

［8］ 丛治辰.余华的异变或回归：论文城历史思考与文学价值［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5）：100-111.

［9］ 高玉，肖蔚.论文城中的暴力叙事［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5）：90-99.

作者简介：詹雪娇（1997—），女，山东日照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