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柯权力话语和生存美学看《屋顶丽人》中的话语关系

陈凌菲

【摘要】作为二战之后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国学者之一，米歇尔·福柯一直致力于研究“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在社会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借鉴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和生存美学概念，研究探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屋顶丽人》中的两性话语，分析小说中权力运行的机制。

【关键词】权力话语；规训；生存美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1-000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1.001

一、引言

米歇尔·福柯被誉为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结构者，其研究的最主要的题目是关于权力、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福柯曾提到：“权力并不是一种制度或机构，也不是一种用于控制他人的力量；它是特定社会中复杂的策略关系的代名词（Foucault，1980）。”在《性史》一书中，福柯详细地诠释了“权力”。他把权力看作是一种目标驱动、力量相互作用的网络，具有关联性和自我管理等特点，会在个人和群体之间造成紧张关系（福柯，2000）。

多丽丝·莱辛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女作家。《屋顶丽人》是一篇短篇小说，发表于1963年。小说讲述了三位男性与一位女性之间的故事。《屋顶丽人》是莱辛笔下众多作品中没有过多引起大众注意的一篇小说，她甚至没有赋予裸着身体晒日光浴的女人姓名，但是女主人公凭借非语言的交流方式实行了自己的权力（叶连华，2011）。

作为一名女作家，莱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独立、自由、勇敢、不过分依赖男性、具有自我意识的女性。莱辛一直很关注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与地位，关注女性的成长。在中国知网中，研究《屋顶丽人》的学术期刊共有47篇。就研究视角而言，大多从二元对立、结构主义角度分析作品中的性别、阶层关系。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将从福柯的权力话语角度阐释《屋顶丽人》中权力的运作机制，分析作品中人物是如何运用权力来规训他人的。除此之外，本文将联系福柯的生存美学，以一种新的视角透视小说中新女性对男性权力的反抗，从而揭示该作品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

二、作品中女性话语的缺失

不同于前人，福柯所说的话语形式较为具体，他将文学的、人类学的、语言学的、历史学的、哲学的、政治话语都归入到了知识——权力的阐释系统中。因为话语对个人身体和心智的建构总是在一个较大的权力关系网络中进行。福柯强调，不再将话语当作符号的总体来研究，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福柯，2003：53）。

小说中除了丽人外，还出现了其他三位女性。从三位男性口中的描述以及莱辛对三位女性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把女性看作是客体，女性应当接受并服从男性的监管。权力通过意识形态影响人们的生活。因此，在男性掌握权力的社会中，女性应当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并且遵守男性制定的社会行为准则。

在《屋顶丽人》中，除丽人外，第一位被提及的女性是斯坦利的太太。在三位男性未能如期引起丽人的注意时，他们感到十分生气。汤姆认为，丽人在看到他们后，应该主动迎合他们，叫他们去自家屋顶；斯坦利认为丽人是“荡妇”，并且说到如果是自己的太太做出这一举动，会“立刻制止她”；哈里直言“她老公不会喜欢她这个样子”。第二位出场的女性是“浇花的女人”，他们彼此说了一些打趣的话后，女人便离开了。斯坦利对这位“浇花的女人”的印象是：“她能对我们笑笑，跟我们聊上几句。”第三位出现的女人是借毯子给哈里的普利切特太太，她见到三位男性工人后，主动邀请他们来家里喝茶，和他们聊天，和斯坦利调情说笑。

小说中出现的三位女性全然不像丽人那般冷漠，那般脱离所谓的社会规范。她们完全符合当时男性对女性的期待和幻想，她们主动迎合男性、取悦男性，恪守父权社会下的制度。虽然斯坦利对自己“保险”的妻子很放心，但一想到如果自己的妻子会在屋顶穿着比基尼晒太阳，他便会立刻制止妻子的做法。在三位男性工人眼里，女性不应该像戈黛娃夫人那样违反世俗，而是应该在家里忙碌，同时扮演“母亲”与“情人”的双重角色，随时微笑与迎合，满足男性的任何要求（闻建兰，2012：662）。因此，相比而言，普利切特太太是让三位男性感觉到相处舒服的一类女性。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哲学家、教育家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着人类社會的进步，人们也视他们为榜样。然而，这其中有些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有性别歧视，对女性有偏见，对女性的发展造成了障碍。

所以，在男性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行为受到无形的制约和束缚，一旦违反会被立即制止甚至会被告发，恰恰印证了女性话语和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

三、男性话语的解读

《屋顶丽人》中的三位男性是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工人阶级，顶着炎日在晒得滚烫的屋顶上干活。其中，哈里是年纪最大的，约45岁。他为人和善，遇事冷静。哈里有几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其中有一个孩子和汤姆同龄。其次便是斯坦利，斯坦利新婚不久。他平日里是个很机灵的年轻人，干起活来手脚麻利。汤姆是三人中年纪最小的，才17岁，脑子里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从年龄分布看来，这三人恰好能够代表当时英国社会中的男性主体。

三位男性的工作环境极为糟糕，暴露在六月的热浪中，滚烫的铅皮屋顶把他们的手指烫得很疼，两只脚又湿又热。当他们第一天看到“一丝不挂”的丽人时，斯坦利便挑逗地向她吹口哨。哈里上前指出这是“低级举动”，制止了他们。但斯坦利和汤姆仍然对着丽人吹口哨呐喊，想要引起她的注意。年轻的汤姆甚至已经将丽人“私有化”，对丽人充满了好奇和欲望。在汤姆的幻想世界里，他是丽人的“护花使者”，“保护”着她不受斯坦利骚扰，丽人也十分感激于他。小说原文中有提到，在自家屋顶上晒太阳的不仅仅只有丽人。几对夫妇并肩坐在折叠椅上。女人们没穿长袜，腿红红的。男人们只穿着汗衫，肩膀也红红的（莱辛，1995：67）。三位工人能够理智坦然地面对另一边屋顶上读报的男人，看到晒日光浴的夫妇也没有任何想法，但唯独看到穿着比基尼的丽人后就一直注意观察她，对她进行骚扰，对她吹口哨大叫，甚至挑逗。三位工人在典型的父权制社会中长大，从小便受到男性至上这一观念的影响。所以在三人眼里，穿比基尼的女人有伤大雅，即使是在自家阳台晒太阳都是伤风败俗的行为，应该被其丈夫或者父亲阻止。

短短几天，三位工人的情绪似乎都变得都更加强烈。一开始，只有斯坦利看到女人“一丝不挂”的样子感到很生气（annoyed）。第二天，三位工人发现丽人对他们毫不在意导致他们三个都很生气（angry），斯坦利甚至大骂她“荡妇（Bitch）”。但这仍然不影响他们对丽人挑逗吹口哨，但只得到了丽人的冷眼相待，他们感到被激怒（furious），斯坦利甚至板着个脸（Stanleys face was hard，really angry.）。不管他们作何举动，丽人都没有任何回应，年轻气盛的斯坦利脸变得通红，像完全疯了似的（His face getting scarlet.He seemed quite mad，as he stamped and whistled.）。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性别差异论对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在小说中，三位男性的预期就是丽人需要迎合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在性别上有着绝对的优势，希望女性可以服从他们的指令，满足他们的欲望（孙桂荣，2008：63）。然而，在屋顶上，不管三位工人怎么叫喊，丽人都是沉默、冷眼相待。三位男性一直被忽视，这一遭遇是他们从未想到过的。丽人的态度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男性地位受到了威胁，男性的优越感和主导地位被动摇，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所以只能通过更加放肆地对丽人大喊大叫来维护男性的尊严。

福柯所说的“话语”与语言学中的语言或语言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内涵远远超出了语言和言语的范畴。在福柯的世界中，权力与话语是无法分离的。权力不外在于话语，也不是话语的源泉，权力通过话语发挥作用，因为话语本身就是权力关系策略装置中的元素之一。对于福柯来说，权力把人不断地构成和塑造为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主体，它不仅有压抑功能，还有创造和生产功能，发展并规范它们（陈祝华，2009：49）。在小说中，三位男性与丽人之间也形成了一张无形的权力网。当男性的权力受到威胁时，他们试图用男性的权力来规训丽人。当斯坦利看到丽人整个背部裸着，只有一块红三角遮住臀部时，他甚至想去报告给警察。然而第二天，当三位男性在屋顶没有找到丽人时，哈里觉得是她的老头子不允许她这样做了。由此可以看出，在男性眼中，他们有权控制女性，让女性遵守由他们制定的社会准则。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将社会比做边沁的“全景敞式监狱”，这是一种对规训对象更为隐秘、也更有效的心理统治手段，以深入灵魂和思想的惩罚方式来取代传统的身体惩戒。这种建筑的基本构造原理是：

这座监狱是一座带有中心瞭望塔的环形建筑。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上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绕这座建筑的是带背光窗口的单人囚室，这个窗口使光线照进并穿过囚室，从而使犯人对任何监狱中的观看者而言都一目了然，而囚室中的人看不见监督者（福柯，1999）。

小说中的权力关系围绕着三位工人的男性凝视和穿着比基尼晒日光浴女子的女性身体展开。三位工人的男性凝视不仅物化丽人的身体，更是用父权制社会体系下建立的社会规范约束女性的自我意识，意图使丽人成为“规训的身体”。三位工人对丽人的言语举动就在无形中为丽人打造出了“全景敞式监狱”，他们监视她，认为她脱离“社会规范”，对她的行为做出评判制约。女性主义用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各种被施加在女性身体上的文化现象时，引用了“规训”“凝视模式”等术语，并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来分析父权制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对女性造成的约束，要比单一的阶级制度和权力压迫的说法更能反映现实存在的两性之间复杂、隐蔽的权力关系（黄华，2006）。

四、丽人的自我超越

正如福柯所说，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汪民安，2002）。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必然离不开反抗。对于三位工人反复的挑逗与骚扰，丽人以沉默回敬，通过无声的话语反抗男性的规训，拒绝内化男性期望中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

福柯说，“从古希腊到基督教，我们的道德都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因为在许多方面，道德就意味着服从一整套法规。而这一观念正在或者已经消失，与之相对应的，是一种生存美学的追求（福柯，2001）。”晒日光浴的女子不同于被父权制社会规训的个体，她没有将自己束缚于传统，框定于男性期望内，制约于男性主导的社会规范，而是主动追求解放和自由。

福柯晚期的论题是围绕“生存美学”展开的。福柯认为，人生而在世，并非是要让自己成为符合某种“身份”标准的“正常人”或“理性的人”。也就是说，人们不应该为了遵守某种“社会规范”或是符合某种“世俗要求”而将自己限制在一个固定的身份框架内，人们应该大胆追求自我的“生存美学”，找到具有个人风格的人生历程。正如作品中的丽人，她打破父权制社会下男性制定的传统束缚，穿着随心所欲，以沉默回应并消解男性的主导地位，勇敢追求自我与自由。

五、结语

结合福柯的权力话语和后期的生存美學分析小说中三位男性工人与丽人之间的故事，可以看出小说中当时的英国依然是个充满极权主义权力机制的社会。莱辛创作《屋顶丽人》时正值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兴起，虽然当时女性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男性依旧在使用自身的权力控制话语，不断消解着主体，规训着主体，而且大部分女性自身意识还未觉醒，仍在限制自我意识。

同时，得益于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得到了提升，大批新时代女性从社会各个领域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就像福柯所说的，她们在争取权力平等的同时，也在积极主动地寻求自我解放与自由。

参考文献：

[1]Foucault M.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s Writings，New York：Pantheon，1980.

[2]陈祝华.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看《美丽新世界》[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25（06）：48-50.

[3]多丽丝·莱辛.屋顶丽人[J].吴煜幽译.当代外国文学，1995，（3）：66-71.

[4]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城，杨远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6]米歇尔·福柯.生存的美学[A].李惠民，黄长.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17-118.

[7]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7-68.

[8]孙桂荣.沉默：别样的反抗—— 《屋顶丽人》女性主义解读[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2）：63-64.

[9]汪民安.福柯的界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0]闻建兰.谈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屋顶丽人》中的女性思想[J].科技信息，2012，（33）：662-663.

[11]叶连华.屋顶英雄——多丽丝·莱辛小说《屋顶丽人》女性主义解读[J].2011，（70）：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