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与立：论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创造性超越

李桂阳

摘 要：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一条与西方现代化截然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它创造性地超越了资本中心化，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位逻辑；创造性地超越了西方的虚假民主，开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性地超越了唯我独尊的强权思维，坚持了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创造性地超越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坚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与西方现代化的比较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彰显了突出优势与中国特色，对推动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现代化；资本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是世界历史场域下人类改造世界所呈现出的一种社会运行状态。对于“现代化”概念，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是，“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1]。现代化肇始于西欧、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但奉“资本逻辑”为圭臬的西方现代化以价值增殖为根本目的的，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危机。尤其是21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失调、政治体制失灵、社会融合机制失效以及思想道德失范等困境，更暴露出其脆弱性、利己性与排他性，造成了人类社会的“现代性之殇”。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与西方现代化的冲突、碰撞中生发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扎根本国的社会历史现实，扬弃了西方现代化，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风格与气派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性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不仅有利于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和巨大的优越性，更有助于彰显其对西方现代化创造性超越的世界意义。

一、超越资本中心化，秉承人民至上的本位逻辑

（一）西方现代化中资本逻辑的“非神圣形象”的矛盾与困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2]换言之，资本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并通过具体的物呈现出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资本走上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舞台中心，可以说，资本始终是整个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源动力。对剩余价值或利润的贪婪是资本固有的本性，它必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扩张，“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的界限”[3]。正是资本的这种本性，使一切东西都变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由此，资本势必带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从而轰开了守旧封闭的民族与国家，使其走向开放，使整个世界交往和联系更为频繁，进而快速推动世界历史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联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4]。

资本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显露出非文明的一面，产生了难以解决的矛盾。资本通过残酷的手段进行了原始积累，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活劳动能力作为单纯主体的存在而存在，同它的客观现实的要素相分离，也就是，既同活劳动的条件相分离，也同活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生活资料、自我保存资料相分离，处在这种完全抽象中的劳动的活的可能性”[5]。由此，作为单纯主体的劳动者完全丧失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成了无产者，沦为了资本家的劳作工具和资本增殖的剥削对象。资本家无偿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而取得剩余价值，工人成为资本家进行生产的产业后备军，在经济周期性危机下被随时雇佣、调配與解雇。针对资本的“非神圣形象”，马克思将其形象地称为“普照光”“吸血鬼”“司令官”与“魔法师”，工人被动服从资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需要，造成了劳动的异化。一边是极其富有的资本家，一边是积贫积弱的过剩人口，即工人阶级，形成了资本家与工人的两极分化。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被资本抽象化并统治着，资本生产及其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对立、奴役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人被物所支配，成为资本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和链条，人的劳动被机械化，丧失了“自我人格生命”追求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成为“单向度的人”。人的主体性地位被逐渐边缘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资本的统配下遭到阻滞。资本所呈现的样态因时代的进步而改变，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的融合，资本以信用、数字的全新样态加速在世界范围内扩张，渗透到世界人民的各个生活领域中，对人的剥削方式更为隐蔽、程度更深、范围更为广泛，人陷入“自我异化”的畸形状态，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呈现尖锐化趋势。总而言之，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形成了物质主义膨胀的物欲，产生了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境况、人的不在场以及对人性的蔑视，“造成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分裂、生产与生态的冲突，酿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危机”[6]。资本的张力折射出其内在局限，“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7]。

（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超越了西方的资本中心化逻辑，将资本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和手段。中国式现代化将人民置于中心的地位，人民成为驾驭资本的主体，而不是资本增殖所宰制的对象。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8]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为基准点，努力解决分配不公的根本性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系，注重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与三次分配的协同联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坚持做好“蛋糕”和分配好“蛋糕”双向互动。在资本规制的问题上，“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9]。中国共产党重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特性与规律，制定《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对资本进行规范和制约，遏制资本以数字平台、金融等方式进行垄断，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在教育与就业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贯彻“人人皆有所教”的理念，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提出教育强国的战略导向，截至2021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了57.8%，人口素质得到显著提升。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就业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积极搭建就业平台，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与此同时，构建了覆盖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解决后顾之忧。这些都极为有力地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本位逻辑，极大地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10]人不再被资本所支配、奴役，人在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一种更为丰富、多维、多义的社会关系创造着社会生活，不断迈向人之为人的本质境界。

二、超越西方的虚假民主，开创全过程人民民主

（一）西方现代化中民主的限度与弊端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维度。民主意涵的核心是“人民的权力”或“人民进行统治”[11]。换言之，民主就是人民充分发挥应有的权力管理自己的国家，如亚里士多德指出，“允许人人有权参政的体制”[12]。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诞生是对封建社会民主的彻底消解，摆脱了农奴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人们从“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下解脱出来，在国家领域（政治）中获得了政治权利和政治解放。“主权在民”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成为西方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主。这相比封建社会无疑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巨大进步。

然而，以私有制為基础的资本主义与资本逻辑规定了西方民主制度必然是为少数阶层与特权集团服务，人们获得的政治解放是有限度的，人民的民主权利被资本当作政治买卖工具而无从实现。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13]因此，西方现代民主在其本质上是资本与政治联姻下的少数资产阶级的民主，是金钱游戏的民主，对国内外人民都显露出其虚假性、欺骗性与反民主的内在本性。

具体来看，其一，西方现代民主将选举视为掌控政治的重要手段，空置了人民参与政治事务、选举与监督的权利。民主选举背离了民主的本真特性，淡化了人民的主体性，成为资本操纵民意的手段。西方典型的“一人一票”选举制就是“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14]，其结果是，“民众只有在几年一度的选举期间才能享受到民主权利，选举结束后权利随之消失，再次成为无人过问的旁观者”[15]。这种民众有投票权但无参与权的民主是一种形式的、装饰的民主。其二，资本家经常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垄断方式对民主的程序、规则和运行施加影响。竞争性选举变成了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全部内容，俨然成为一种“金钱民主”“游戏民主”和“少数民主”。据相关研究显示，“2012年美国大选耗费约60亿美元，2016年美国大选耗费约70亿美元，2020年美国大选耗费高达140亿美元”[16]。竞选依赖资本，政治与金钱相互捆绑，民主选举变成了少数利益集团争夺权力的游戏场地，而民众参与有限，这深刻塑造着西方现代政治民主的运转逻辑与核心本质。其三，西方现代化民主打着“普世民主”“标准民主”的旗号在全世界渗透，给诸多国家和人民蒙上了一层“真实民主”的幻境。例如，美国一边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对目标国进行大规模的思想和文化渗透，培养大批唯美西方马首是瞻的所谓精英人士，虚构西式民主神话，即只要采用西式民主制度，目标国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如贫困、失业、腐败等都能解决”[17] ；一边却频频煽动“颜色革命”，给世界人民的生命权、尊严权与健康权带来了严重伤害。这显示出西方现代民主的虚伪性、双标化、形式化与金钱化，也造成了社会撕裂与冲突，偏离了民主真谛与人类政治文明的正确轨道。

（二）中国式现代化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与真实性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真实管用的中国式民主即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克服了西方现代民主的种种局限与弊端。这在本质上开启了一种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主体性、广泛性与真实性的民主特质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施过程中都被生动地展现出来。

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时期都将人民摆在中心的位置，赋予人民在政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18]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场是我国政治民主与西方现代民主人民缺失的本质区别。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链条式民主程序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政治实践。在民主选举环节上，我国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这保证了民主选举的平等性、公平性与广泛性，有效实现了民众投票与实际参与的双重落实。在民主协商环节上，秉承“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原则，构建全方位、多层级、上下贯通的协商体系，广泛开展民主交流、民主讨论，凝聚人民共识。在民主决策环节上，确保在制度设计、程序规则、运行方式等方面能够广泛集中民智，体现了民众在民主决策各个环节的有效参与。在民主管理环节上，“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0]，从国家与社会层面保证人民管理具体事务，使人民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利得以真正实现。在民主监督环节上，我国推进党内监督、民主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联动，将政府的权力牢牢关进笼子，防止权力滋生腐败，体现“权为民所用”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效果。以上五个环节紧密相扣，保障了人民实现民主的整体性、连贯性，克服了西方的休眠式、单一式民主的狭隘性。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还体现了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等制度体系的价值追求，为广大民众参与政治提供了重要的载体与制度性保障。第四，中国推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以真实的政治行动贯彻民主的价值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人权法治保障，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全面的民主权利。”[21]中国争取民主、保护人权，加强世界政党交流对话，致力于解决关乎世界人民切身利益的共性问题，推动人权事业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力拓展了民主理念的国际空间。

三、超越唯我独尊的强权思维，坚持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

（一）西方现代化中丛林法则、霸权主义的“作茧自缚”

在以资本为主导的逻辑下，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西方现代化国家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奴隶贸易、殖民侵略快速积累原始资本，“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2]。著名历史学家贝克特（Sven Beckert）形象地用“战争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描述残酷、暴力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揭露了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一部以非法手段夺取财富的全球史的现实。他指出，“奴隶制、对原住民的剥削、帝国扩张、武装贸易、众多企业家对人民和土地主权的主张，是它的核心”[23]。“以资为本”的西方现代化，为了资本增殖需要，从对国内劳动者的剥削扩展到对其他国家劳动者的剥削，不断开拓世界市场，以实现剩余价值生产的国际化，“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4]。西方現代化国家将现代化的一整套模式强行向全世界推广，建立一种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许多后发国家在参与现代化进程中大多遵循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并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现代化国家，反而成为西方的附庸和剥削压榨的对象，没有跳出“中心-外围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的依附体系。因此，在这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之下，西方现代化国家仰仗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碾压性优势进行渗透与扩张，对弱小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征服，彻底暴露了其霸权本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代化国家推行经济、科技霸权，掌控贸易、经济规则的制定，奉行贸易主义保护政策，逆全球化而行。为进一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西方现代化国家将高耗能、污染的企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为遏制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西方现代化国家占领科技高地，实行科技垄断。政治或军事侵略也是西方现代化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重要手段，给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蒙上了阴影，也让世界人民遭受重大损伤。与此同时，他们还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大搞强权政治，严重损害了别国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在文化上，西方现代化国家利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内进行文化渗透，推广“普世价值”话语体系，极端个人主义、金钱主义等思潮大肆传播，严重影响着世界人民的精神生活。

（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胸怀天下、合作共赢的国际视野

与奉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丛林法则的西方现代化根本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秉承合作共赢、胸怀天下的处世之道，创造性地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霸道之路。五千多年不断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和合理念”，成为中国走和平发展现代化道路的深厚的文化根基。《国语·鲁语下》中的“夫和生万物，同则不继”，《礼记·中庸》中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及《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孕育着中国人民历来坚守“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文明观、“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人文观，以及“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国际观。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25]，既关注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站在世界的高度，合理关切他国的发展与人民的幸福，坚持利己和利他的准则，为人类共同利益而努力，谋求建设美好世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实践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原则。“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26]中国共产党深知，唯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顺利开启现代化，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入推进，同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提升发展水平，积极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平外交关系，构建和谐世界。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以自己的力量深化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不断加强与大国、邻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友好合作关系，实现共赢发展。概言之，文化底蕴、理论根基与历史实践都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抛弃了“强国必霸”的老路，走的是一条利于世界人民、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的文明之路。

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与合作共赢的准则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话语权，不干涉别国内政与主权利益，不输入别国模式；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与零和博弈，积极倡导与践行多边主义，坚持对话协商，反对战争与结盟，永远不称霸与搞扩张，始终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外交工作的基本准则与宗旨，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扩大国际朋友圈；加强与其他国家在经济、教育、科技、民生、健康等方面的合作，让诸多国家和人民搭乘我国快速发展的便利车，努力增进世界人民的福祉和利益。在世界历史深入推进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与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与信任赤字等重大困难与挑战。中国奉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明生存之道，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中国坚持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开放包容、创新发展，搭建各种文明交流平台，消解隔阂与误解，加强民间团体、社会组织，以及青少年等各类群体间的对话与交流，让世界文明焕发出“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纵观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它是一部与世界携手并进、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建设史，始终讲道义、重情怀、扬正义。这种爱好和平、互利共赢的风度拓展了中国发展的宽度，赢得了诸多国家和人民的广泛赞誉，也极大驳斥了“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各种错误论调。

四、超越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西方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

现代化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工业文明取代了农业文明、现代社会取代了传统社会。工业文明意味着人对自然的崇拜历史性地转换成人对自然的普遍占有。在西方现代化的场域中，工业文明以资本为原则，确立了资本所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的普遍占有就表现为“使资本所驱使的生产力将整个人的周围的自然界变成了为我性的效用世界”[27]。这促使资本在无形中创造了丰富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且延展了人类生存与实践活动的可能性空间，但它也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即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业创造源源不断从自然界攫取物质材料，自然界成为不变资本并服务于社会生产和交换体系的运转，被资本家当作发财致富的工具，不能充当商品交换和服务于价值增殖的物质就被视为无用的、不存在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这个社会生产与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28]。在市场交换面前呈现的是毫无伦理、宗法关系的平等法权主体，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庞大的商品堆积（物）所掩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金钱与效率，将包括自然在内的一切进行量化、标准化与抽象化，工具理性压制了价值理性，缺失了对他者（包括自然）的主体性关怀与情感共通。自18世纪以来，英国、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启了工业革命，对自然矿产资源过度开发、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与污染，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冲突、非和谐的状态。而违反自然规律必然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重大灾难和隐患，正如恩格斯所讲，“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9]。

（二）中国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视角出发，力倡建设美丽中国与清洁美丽世界，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中走向更广阔的发展天地。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人能够得以生存与发展，首先就必须确证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有机体、生命共同体的这种关系。这澄明了人作为有生命的、肉体的存在的基本前提就是，人要依赖于自然界，从自然界中获得让自己存活的材料，进而才能从事历史活动，创造丰富性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表征了人与自然是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关系，昭示着人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基本哲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大生态理念，都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维度，将自然生态摆在与人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最有力的当代回响，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中对生态环境的蛮横與奴役。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究其本质，乃是基于人对自然的承认。人作为自然界的高级动物，进行吃喝住穿的物质活动，有了对自然进行物质与能量索取的权利，就必然相应地具有了对自然环境保护的义务。在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中，中国坚持开发的同时做好对环境的修护和治理，并制定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体系，防止过度开发自然，使人与自然在权利与义务的基础上实现“共荣共利”的双赢局面。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不仅要建设美丽中国，而且要以人与自然同处于共同体之中的整体性视角为全球生态治理问题贡献中国思路，并付出实际行动，力求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与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还人类以绿色、低碳、环保的美好场景，竭力消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二元对立，从而达到和谐共处的全新状态，这是对人类重建生存之家园的有效方案。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迈向社会主义所开创出来的，是人民通往美好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胸怀天下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打破了西方现代化中的资本逻辑、虚假民主、霸权主义以及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陈旧观念。比较中西方现代化的差别，能够进一步凸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世界意义——它推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世界其他国家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贡献了中国智慧，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17.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2、925-926.

[3][5][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1、456、389-390.

[6] 陶文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6）：13.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1.

[8] 习近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人民日报，2021-08-18（1）.

[9]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J].求是，2022（6）：5.

[10]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0.

[11]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14.

[1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64.

[13]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1.

[14]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95-396.

[15] 董树彬，付金辉.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比较优势[J].理论探索，2022（5）：44.

[16] 中国人权研究会.美式民主的局限与弊端[EB/OL].（2021-12-23）.https：//www.humanrights.cn/html/rqyjh/8/2021/1223/62458.html.

[17] 张维为.制造混乱动荡，美式民主神话破灭——美国煽动“颜色革命”危害世界和平稳定[N].人民日报，2022-09-20（17）.

[18] 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35.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10.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8 .

[21]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EB/OL].（2022-06-15）.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06/15/c_1128739416.htm.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1.

[23] 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M].徐轶杰，杨燕，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47.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36.

[2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36.

[2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47-248.

[27] 张一兵.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再研究[J].中州学刊，2022（3）：119.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560.

责任编辑：王天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