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说起

一

感谢陈众议教授的邀请，很高兴能参加“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专题论坛”。 我题目中提到的李辰冬这个人，有些朋友可能还比较陌生，但他在红学界已经越来越引起重视，在《诗经》研究领域他也正在引起关注。我大胆预测一下，他也必将引起比较文学研究界的关注，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关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史，你实在无法忽略这个人。他是最早动用欧洲第一流批评家研究欧洲第一流作品的方法，来与《红楼梦》作比较研究，以论定《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上经典地位的人。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的说法有点夸张，《红楼梦》早就经典化了，早就家喻户晓了，轮不到李辰冬多嘴。是吗？不见得啊。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李辰冬其人。李辰冬是河南济源轵城人，1907年生。轵城这个地方，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时为轵国，归周王朝直接管辖，相当于直辖市。战国时曾为韩国的都城，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秦代设立轵县，再次受朝廷直接管辖。汉代是侯国。一直到了清代，它才成为乡镇。轵城这个名字，与春秋五霸之首晋文公有关，轵，说的是车轴的顶端。怎么跟车轴联系到一起呢？这跟晋文公有关。因为晋文公拥立周襄王，他曾经把晋楚交战之后俘获的楚军都交给周襄王处置，周襄王就宣布晋文公为霸主。晋文公假模假式地推让了多次，才收下这个称号。周襄王当时还写了《晋文侯命》来表扬晋文公。这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35年。周襄王当时把夏王朝的都城，一个叫“原”的地方，还有阳樊、温、攒茅都四个城邑，都给了晋文公。阳樊这个地方，《诗经大雅蒸民》中曾经提到过。当晋文公率领军队来阳樊接收城池时，遇到了麻烦。阳樊紧闭城门，誓死抵抗，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周王朝的地方，怎么能给晋国呢？何况阳樊当时是归周王室直接管辖的，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我本来是直辖市，现在你却让我被一个诸侯国管辖，比省会城市降到地级市还惨。说起来，这个晋文公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能混成五霸之首，也是有真本事的。瞧，他决定以德服人，也就是只围不打，劝阳樊老百姓归附。但是阳樊人却不吃这一套，于是局势也就僵住了。后来，阳樊大夫苍葛出面了，对晋文公说，周襄王对你，是赐地，而非赐百姓。我呢，愿意交出城池，但是我要把城里的百姓带走。不愿意失信于天下的晋文公，只好答应了。于是，苍葛就带着百姓，退出20里之外，在今天轵城这个地方停了下来。这个地主，北依太行山，南连五屋山和黄河，地势险要。苍葛担心晋文公变卦，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用战车防卫，车与车相依，轵与轵相连，作为防护屏障。我们都知道，三国时期的赤壁大战，有个火烧战船的故事。如果晋文公用火攻，一把火问题就解决了。但这是春秋，中国人还没有那么不要脸，还比较讲究信义。那么，这个地方后来就叫轵城了，在东周时期已经有九门九关。到了秦代，这个地方由朝廷直接管辖称为轵县。这个地方，历来名人辈出。当然，现在我们提到轵城，更多人会想到聂政。我前面提到了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它记载于《史记·刺客列传》，我们知道郭沫若曾据此写过一部历史剧，就是《棠棣之花》，以赞颂聂政的侠义精神。聂政墓如今还在济源，我曾多次路过聂政墓，翠柏丛生，属于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红楼梦》里，也提到过聂政。在小说的第五十七回，史湘云要替邢岫烟打抱不平，黛玉笑史湘云：“你充什么荆轲、聂政？”我在小说《应物兄》中，也提到过聂政。在小说的第71节，一批儒学家在德国开会，晚上到中餐馆吃饭，酒至半酣，应物兄回忆起他和程济世先生的一次交谈，谈的就是《史记》中的《游侠列传》。他告诉程先生，对于历史的那些儒家，他是尊重；而对于侠客，他则是崇敬。他认为，《史记》中写得最好的就是《游侠列传》。风萧萧兮易水寒，生死聚散兮弹指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心是尧舜的心，血是聂政的血，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何处觅。应物兄说，对于那些侠客，自己虽身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写这一段的时候，我确实想到了聂政墓，野有蔓草，岁岁枯荣；墓有松柏，万古长青。

我说这些，似乎与李辰冬无关。其实是有关系的。这些故事对于当地的平民百姓来说，可能意思不大，但对李辰冬来说却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李辰冬的家庭有些不一般。我看到有些资料上说，他出身于农民家庭，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他的家族虽然是个农民大家庭，但他所在的村子却不一般，他的家族更不一般。他的家族有世代办学的传统，他们家里办的小学现在还有，只是改名叫育才中学了。这种家族文化，使他能够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接受不到的历史信息。这个家族出了几个重要人物。一个是李保和，此人1917年赴美国留学，是个发明家，他研究发明了用木炭作燃料的煤气机，可代替汽油发动机推动汽车前进，后来他在汉口开办一个煤气机制造厂。抗战时期，在汽油短缺的情况下，煤气机可就派上用场了。新中国建立后，李保和曾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工程师，1962年病逝于上海。一个就是李保蕙，也就是李辰冬的父亲，做过小学校长，毕业于上海理科学校，这个学校到底是什么学校的前身，我还没有弄清楚。民国17年，也就是1928年，李保蕙任河南林县知县，后来又任职于河南省国民政府。这个人对《红楼梦》非常熟悉。不仅他很熟悉，他的夫人，也就是李辰冬的母亲，对《红楼梦》也非常熟悉。李辰冬曾在《红楼梦研究》里提到，受父母的影响，他们家没有一个不爱读红楼梦的，“由喜爱而互相讲述，由讲述而互相辩论，由辩论而有研究的意向，这样，使我们全家充满了红楼梦的气氛”。

李辰冬后来就读于河南省立第十中学，后来又转入开封基督教办的圣安德烈中学，这为他后来用英文阅读和写作奠定了基础。1924年他来到北京，就读于燕京大学国文系，开始对文学评论感兴趣，写成《章实斋的文论》一文，发于胡适主编的《现代评论》。章实斋是谁啊，就是章学诚啊。清代史学家、思想家，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章学诚的主要观点，我们都知道，比如“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研究清代文学、近代文学的必读书。章学诚的主要哲学思想，就是对“道”、“器”关系的重新论述：“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道因器而显”。“六经皆史”当然不是章学诚首先提出来的，但只有到了章学诚，才进入了现在所谓的学术论述的层面。章学诚对《红楼梦》当然也有很深的研究。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多次引用章学诚的观点。比如章学诚考证，曹寅为两淮巡盐御史，刻古书凡十五种 ，世称“曹楝亭本”是也，“至今为世大夫所称”。胡適在引用了章学诚的《丙辰札记》之后，还埋怨了一通，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说，“不幸章学诚说的那‘至今为学士大夫所称的曹寅，竟不曾留下一篇传记给我们做考证的材料”。

李辰冬深受章学诚的影响，比如李辰冬后来撰述的《诗经通释》，可以说就是在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影响下进行的学术实践。说到这里，我插一段关于李辰冬的《诗经》研究。他的这个研究啊，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啊。就是他通过考证，认为《诗经》三百篇，全都出自尹吉甫之手，写了五十年，从周宣王三年，写到周幽王七年。以前人们认为，尹吉甫是总编辑，也曾参与撰稿，现在他通过考证，认为都是尹吉甫的个人写作啊。他的整个考证过程，就像一部侦探小说。他把《诗经》的篇目重新编排了一下，吓死人啊，因为《诗经》经过重新编排，顿时变成了用诗歌形式写成的《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奇迹啊。他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三百篇，就像一件打碎了的周鼎，在地下埋葬了千年，长满了铜锈，盖满了泥土。这个人说它是这个，那个人说它是那个，谁也不确定它到底是什么。他呢，就是细心地泥土洗掉，铜锈刮掉，渐渐地露出它原来的面目。他的方法，不是先把大的碎片支撑起来，撑起一个轮廓，再依着碴口、花纹、形状，厚薄，把细片凑合起来。这一凑合，就凑成了一件完整的物件。这个方法，是不是考古学中器物复原的方法？我必须承认，李辰冬关于《诗经》的研究，是最近幾十年来《诗经》研究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对他的考证，你当然可以存疑。不过，有趣的是，他的考证过程，非常让人折服。当然了，看到他对《诗经》的考证，我隐隐觉得，李辰冬或许应该去写小说。如果他去写小说，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小说家呢？值得琢磨。李辰冬自从发表了《章学斋的文论》之后，接着又写了关于刘知几、刘勰、陆机、曹植等人的文论。这说明什么，说明李辰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下过大功夫，熟悉得很，而且很有新的发现。这是他后来研究比较文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背景。我不知道，现在研究比较文学，或者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有多少人有这个背景。

1928年，李辰冬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去了法国，在巴黎大学研究攻读比较文学及文学批评。法国是欧洲汉学的研究中心，直到今天，仍然是。不过，法国人对《红楼梦》并不感兴趣，我认为直到今天，这种局面并没有大的改观。在《红楼梦》的翻译出版方面，它落后于俄国、德国、美国、英国。与《红楼梦》相比，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金瓶梅》、《三国演义》、《西游记》。这当然会刺激李辰冬。这一点，我们留到后面再说。现在我要说的是，就是在法国，李辰冬迷上了泰勒，有的译为泰纳，有的译为丹纳。泰勒的《艺术哲学》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青年的案头书。李辰冬非常着迷秦勒的《巴尔扎克传》，把它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发表于《文学季刊》。随后，他又开始系统阅读泰勒所著的《英国文学史引言》，和我刚才提到的《艺术哲学》。泰勒这个人，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他是法国19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家、美学家。他的重要艺术观点就是“三因素”说，所谓“三因素”，指是“种族、环境和时代”。他有一个比喻，就为种族就是植物的种子，全部生命力都在里面，起着孕育生命的作用；环境和时代，犹如自然界的气候，起着自然选择与淘汰的作用。在《英国文学史引言》中，他提到，艺术要引导人们去认识一个“真正的人”，把人们带进一个无限的、隐蔽的新世界——心理和情感的世界。那么从哪里着手呢，就是种族、时代和环境。他把这三者称为“三个原始力量”：种族，是内部主源，时代是外部压力，环境是后天动量。前年，我读到王鸿生先生关于《应物兄》的评论，评论的第一句话，谈《应物兄》的灵感可能从哪里来，他谈到了种子的作用，他认为贾宝玉是《应物兄》的一粒种子。我当然会联想到，王鸿生先生也可能受到了泰纳的批评理论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跟曹雪芹一样，巴尔扎克其实是非常难以概述的作家，所以泰勒的研究对李辰冬有很大的启示。说起来，巴尔扎克与曹雪芹反差太大了，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一个拼命往上钻营，一个则是没落贵族。套用泰勒的话，这既是种族的不同，也是时代和环境的不同造就的。我本人很喜欢读茨威格的传记，茨威格说时代造就命运，法国大革命把这个乡下佬巴尔扎克推上了风口浪尖，他本人又有着与生俱来的哪里有钱就往哪里钻的劲头。这当然跟曹雪芹有着完全不的生活经验。我本人曾三次到过巴尔扎克故居，最近一次是在去年的10月份，每次去都很感慨。每次去，我也附庸风雅点一杯咖啡。我们都知道，他是喝咖啡喝死的，为了出人头地，他拼命地写作，靠喝咖啡提神，总之动机不够高尚。不过，这没有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我不知道这个事实是否足以说明，我们真的不能用简单的道德批评话语，来批评作家的写作，当然也包括中国作家的写作。

巴尔扎克是真正的19世纪作家。他出生于1799年，18世纪的最后一年。19世纪的人可以跟他开玩笑，说他也是从旧世纪过来的人。他一生创作了91部小说，据说他笔下的人物达到了2400多个，那真是一个广大的人间，所以他的小说合称为“人间喜剧”。这个人小时候成绩很差，不爱学习，这一点与贾宝玉有点类似。在中学会考中，35名学生中他考的是32名。谁也没有料到，他的父亲也没有想到，他后来竟然成了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一个真正的文学大师。他死之后，另一个文学大师雨果在他的葬礼上说：“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属于头等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他的才智是惊人的，不同凡响的，成就不是眼下能得说得尽的。”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也有很高的评价，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我前面说了，正是阅读了泰勒的《巴尔扎克传》，李辰冬开始写作《红楼梦研究》。李辰冬本人的生活经历、对中国文学传统和批评传统的熟稔，加上他对巴尔扎克的阅读，以及他对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阅读，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经验的差异”。这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比较文学研究有所不同。更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发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所呈现的经验的共同性、艺术的共同性，才进行比较研究，但李辰冬最早却是因为感受到这种不同，并深受刺激，从而开始了他的比较研究。

李辰冬于1931年正式开始用法文写作《红楼梦研究》，1934年完成，由巴黎罗德斯丹图书公司出版。这一年，他以此书获得博士学位，并从法国回到了中国。1937年，抗战爆发，他到重庆执教于中央政治学校，受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的邀请，成为主任秘书，并且主编《文化先锋》和《文艺先锋》两个月刊。开个玩笑，我以前以为，“先锋”这个词是吴亮提出来的，现在得改一下了，只能说80年代的“先锋”一词是吴亮提出来的。李辰冬亲自将《红楼梦研究》翻译成中文，经冯友兰推荐，1942年由重庆中正书局出版。现在看来销量是不错的，因为1943年就出了6版，1946年就出了4版，1947年出了3版。这个“版”的概念，应该指的印刷次数。在重庆期间，他还完成了另一部书，《三国、水浒与西游》（1945）。这是个牛人，将四大名著全都研究了一遍。后来呢，后来他在大陆就没有后来了，他去了台湾。他这辈子著述颇丰，我顺便提一下，他著有《文学欣赏的新途径》《文学原理》《陶渊明评传》《杜甫作品系年》，此外还有译作《巴尔扎克研究》和《浮士德研究》。就研究范围之大，研究深度之深，研究发现之多，李辰冬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都是罕见的。这当中，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他的《诗经通释》和《红楼梦研究》。1983年，他在美国休斯敦探亲时病逝。

几十年来，他在大陆没有任何影响，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他的赴台。无论是红学界还是批评界，在谈到他时都失语了。他的再次被发现、被报道，源于一个偶然事件。2011年，雍和嘉诚拍卖公司在秋拍的时候，有人拿着俞平伯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共15件参拍。其中一页，题目叫“关于李辰冬”。这篇特殊环境中写成的材料，非常有意思，透露出来的心思极为复杂，我们不妨看一下。

关于李辰冬

李辰冬，我本不认识，因他亦写了些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我并不赞成，却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曾到法国留学。据有人告诉我，他把我早年的《红楼梦辨》改头换面，写成论文，在法国得了学位（博士？）。有一次，某日上午（年月都不记得了，总在抗战以前）我去访周作人，某书室已先有客在，周未向我介绍，坐下来说了一会儿，我就把李辰冬窃取我写的书骗外国人的笑话讲了，不记得话是怎么说的，总是玩笑讥讽。及客去后，周作人才告我，这个人就是李辰冬！這把我弄得反而很窘。我一向不喜欢奚落人的，更不愿意当面骂李辰冬，且有些怕他，因我知这人是个坏蛋，鬼把戏很多的，但话已说出，亦无可如何了。

抗战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回到北平，搞得乌烟瘴气，李辰冬在那时很得意、活跃，有一次在酒楼招宴文人，我也被邀而去。请客目的总是约人写文章，正因为我心鄙其为人，又不愿意再次得罪他。回想仿佛有过这么一回事，印象实已很模糊了，不能说得很明确。

红蓝书店，我既无它的股票，亦未和该店作过什么交涉，为出版书籍之类，我总毫无所知。

俞平伯 1969.4.24

这份交代材料，写在《文学评论》稿笺上。我在《应物兄》中也写到了俞平伯，我对俞平伯先生是很尊重的。顺便说一句，我并不认为他的散文创作有多么高的成就。说实话，如果他不是与朱自清先生有过同题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人们几乎想不起来他是个散文家。但他的《红楼梦研究》确实在红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新红学的奠基人。他以文学家的敏感，力证《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确实分属两个作者。他晚年对昆曲《牡丹亭》的整理、改编也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的。具体到这篇交代材料，我想说，它让我再次感受到，“文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环境之恶劣，以及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竭力自保的那种窘态。有人可能认为是丑态，即便是丑态，我们也应该表示理解。谁都不敢保证，自己在巨大的压力下不露出那种丑态。不过，我认为，说这是丑态，可能小看了俞平伯。俞平伯的心思复杂得很呢。这里面埋着一层意思，就是别人抄我的书，就可以在法国弄到博士学位。这既是他对要求他写交代材料的人的炫耀，一种自尊，同时也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安慰，意思是我很牛的，我应该保持内心的骄傲。

不过，我关心的问题是，这份材料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太佩服李辰冬了。对俞平伯当面的指责，而且是没有根据的指责，李辰冬竟能一言不发，连一句辩解都没有，这种精神定力，这种自信，这种不屑一顾，实在让人敬佩。俞平伯讲的另一件事，就是抗战胜利之后，李辰冬请客，竟然又请了曾经当面骂过自己的俞平伯，还要请他写文章。有这回事吗？至少现在还没有出现旁证。但如果这事是真的，那么李辰冬就更了不起了。我想，其实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俞平伯先生是后来才看到李辰冬的论文的。他对李辰冬的研究并不认同，以致他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因为想象而出现了偏差，竟然在回忆中看到自己当面讥讽李辰冬。俞平伯的记忆，被政治压力、学术自负——我可没说嫉妒，以及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想象力给毁了。这一点也提醒我们，对于作家的回忆录，真的不能太当真。作家的记忆特别容易与想象混合到一起。

但历史就是如此吊诡，随着这个交代材料在拍卖会上的出现，李辰冬开始逐渐回到人们的视野。这恐怕也是俞平伯先生万万想不到的。不过，俞平伯先生的在天之灵也应该感到欣慰：因为李辰冬，他的《红楼梦研究》也将被人不断提起。

二

我们来看一下，在李辰冬的研究之前，人们对《红楼梦》到底是怎么评价的。骂《红楼梦》的人，我们就不谈了。不谈是因为没法谈，是因为那些人都没留下来，是因为他们连“尔曹”都不算嘛。这里说的，还是学术上的一些评价。先接着前面提到的俞平伯先生来谈。俞平伯虽然写了《红楼梦辨》，是“新红学”的奠基人，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续书和版本问题做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现在大多已成定论，即便不是定论，也被绝大多数人接受了。但是，他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高。1954年10月开始的红学大批判，使俞平伯的名字家喻户晓，这使得人们容易产生一种误解，以为他对红楼梦评价过高而招致批判。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来看他的一段评价，这段话说得极为诚恳，可见完全是他的真实想法：

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红楼梦》底态度虽有上说的三层，但总不过是身世之感，牢愁之语。即后来底忏悔了悟，以我从楔子里推想，亦并不能脱去东方思想底窠臼；不过因为旧欢难拾，身世飘零，悔恨无从，付诸一哭，于是发而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即以全书体裁而论，亦微嫌其繁复冗长，有矛盾疏漏之处，较之精粹无疵的短篇小说自有区别。我极喜欢读《红楼梦》，更极佩服曹雪芹，但《红楼梦》并非尽善尽美无可非议的书。所以我不愿意因我底偏好，来掩没本书底真相。作者天份是极高的，如生于此刻可以为我们文艺界吐气了；但不幸他生得太早，在他底环境时会里面，能有这样的成就，已足使我们惊诧赞叹不能自已。《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我虽以为应列第二等，但雪芹却不失为第一等的天才。天下事情，原有事倍功半的，也有事半功倍的。我们估量一个人底价值，不仅要看他底外面成就，并且要考察他在那一种的背景中间成就他底事业。古人所说“成败不足论英雄”，正是这个意思了。

简单地说，他虽然肯定曹雪芹天分很高，但认为这部书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创造，是一本闲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可列为第二等，但却不得入近代文学之林。

那么，新红学的奠基人胡适先生，又是如何看待《红楼梦》的？1915年，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在给他的族叔胡近仁的信件中对中西小说做了比较，他提出以西方小说之长补中国小说之短，还列出了他认为“可以不朽”的八部中国古典小说，并进行了评价和排序：

第一：《水浒传》；第二：《儒林外史》；第三：《红楼梦》；第四：《镜花缘》；第五：《西游记》；第六：《七侠五义》；第七：《儿女英雄传》；第八：《品花宝鉴》。

做出这番评价的时候，胡适还是个年轻人。随着学识的增长，随着他后来从事《红楼梦》研究，而且他还下了那么大功夫，他会不会把《红楼梦》的名次往前提一点呢？评价会不会高一点呢？后来，到了台湾，有一年台湾的中国广播公司因为要播送《红楼梦》，在开播之前，约请几个红学家前去捧场。第一位当然要先请胡适先生发言，胡适的第一句话就是：“《红楼梦》毫无价值。”主持人都蒙圈了，问：“胡先生，《红楼梦》既然毫无价值，那么我们明天还播不播？”胡适感到自己说话不当了，就说：“我只讲考证问题。至于价值问题，请李先生讲好了。”胡适说的李先生就是李辰冬。主持人又问胡适：“《红楼梦》既然毫无价值，您考证它干什么？”胡适说：“我对考证有兴趣，只是为考证而考证。”关于这个场景，李辰冬也有记述。李辰冬是这么说的：

我们这种六七十岁年纪的人，从小就喜欢《红楼梦》，而重视它的原因，由于胡先生的提倡。现在从胡先生的口里说它毫无价值，真正难以置信。但后来打听，才知道胡先生讲这样的话不止这一次。

胡适不仅在公开场合贬低《红楼梦》，私下也是如此。1960年11月20日，他在写给苏雪林的信中说：

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也曾指出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其实这一句话已是过分赞美《红楼梦》了。我当然同意你（苏雪林）说，“原本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作品。”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

当中隔了几天，1960年11月24日，在《与高阳书》中，胡适重复了《答苏雪林书》的观点，进而评价了曹雪芹：

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曹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能够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的旧王孙的诗，正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胡适与俞平伯，可是新紅学的代表人物啊，代表人物的观点当然极有代表性。那么，现在到了问题的节骨眼上，到底是何种批评方法，让他们生产出了这样的观点？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著名红学家郭豫适教授有一篇文章，《论“红楼梦毫无价值论”及其他——关于红学研究中的非科学性问题》。郭豫适分析了胡适等人贬低《红楼梦》的原因，认为这是由于文学观的不同。胡适、陈独秀、俞平伯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贬低《红楼梦》，是因为他们机械地照搬西方的文艺观点和欣赏习惯，来衡量中国的古典小说。他说：“胡适对《红楼梦》的评论有两个要点，一个是认为《红楼梦》的创作方法是‘自然主义，一个是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这两者结合在一块，使胡适自己无法理解《红楼梦》思想和人物的概括意义，无法理解《红楼梦》这部小说及其一系列成功的文学典型形象所反映的社会思想内容的广阔性和深刻性，因为无法对《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做出合乎实际的评价。从这个角度来说，要充分地体认和阐述《红楼梦》的价值，对他来说并不只是愿意与否的问题，还有个可能不可能的问题。”我觉得郭豫适教授的分析是中肯的。

当然了，在胡适、俞平伯等人之外、之前，对《红梦楼》评价很高的人也是有的。比如黄遵宪就说过，这是“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灭者”。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话是对谁说的，原来他是说给日本人听的。当时黄遵宪是驻日公使参赞，他是有感于日本人谈到中国的白话小说，只能列举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当然还有《金瓶梅》和《肉蒲团》，才说出这番话的。意思是，除了这些打打杀杀，妖魔鬼怪，声色犬马，好东西我们不是没有，有！那是能与日月争辉的。黄遵宪是在与日本学者源辉声谈话的时候说出这番话的。源辉声说，知道知道，你们的《红楼梦》写的是荣国府、宁国府闺闱，我们的《源氏物语》写的是九重禁庭之情。这位源辉声，也有译为大河内辉声的，虽然知道《红楼梦》，但并没有读过。这次谈话之后，立即借来《红楼梦》，通读之后，又加注断句，准备出版日语评注本。但是不久，这个人就去世了，出版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里或许需要顺便提到鲁迅的评价。鲁迅对《红楼梦》的评价是：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这个评价，说高也高，说不高也不高。坦率地说，鲁迅先生的这个评价，对《红楼梦》经典地位的形成，其实没有太大关系。这里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我们的经验与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经验。我相信，无论是胡适还是俞平伯，我认为他们都是诚恳的，而且我认为他们都有很好的艺术判断力，胡适可能差一点，但俞平伯和鲁迅的判断力都是一流的。那么，他们为什么都没有判断出《红楼梦》是第一流的作品。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后面还要提到。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李辰冬之前，国外是如何看待《红楼梦》的。前面已经约略提到，我们的近邻、与中国文化相通的日本人对《红楼梦》的忽视，那么欧洲人对《红楼梦》就更加难以理解了。

最早将《红楼梦》介绍到西方的，是一个德国传教士，汉语名字叫郭士立。1842年，他用英语发表了一篇介绍《红楼梦》的文章。但他对《红楼梦》的评价不高，而且还把贾宝玉当成了女子，以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国人提起贾宝玉说的都是“少女宝玉”。最早的德语本，是从俄语翻译过去的，是节译本，翻译的只是第一回的部分文字。在德国比较完整的译本是一个名叫库恩的人译的，此人也翻译过《金瓶梅》。我看到德国著名汉学家马汉茂介绍说，库恩从1923年起，先后把十三部中国长篇小说译成德文，如《好逑传》《二度梅》《玉蜻蜓》《水浒传》《三国演义》。1938年，这个人译了茅盾的《子夜》，1954年这个人还译了《儿女英雄传》。外国译者选书，口味真是难以捉摸啊。中国作家介绍译者的时候，比方说，如果库恩是自己的译者，就会说我的作品与《水浒》《子夜》一个译者，而不会说与《二度梅》一个译者。其实，他们可能是把你的作品当成《二度梅》了。《二度梅》是个什么玩意儿？是乾隆年间出现的一部才子佳人小说，但故事是唐朝故事。就是这个库恩先生，他在翻译《红楼梦》的时候，进行了大幅的改写和重新组装，故事围绕着宝玉、黛玉、宝钗三个人展开，一百二十回的故事，变成了五十回的故事，于1932年出版。显然，在他眼里，《红楼梦》与《二度梅》差不多。这个德语本，后来被转译成英语本、法语本、意大利语本、荷兰语本等，在西方影响很大。完整的意大利语本、荷兰语本，从汉语直接翻译的，直到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我与他们的译者都有过对话，他们都拿到了中国的出版翻译资助。没有资助，他们会下功夫翻译吗？好像不可能。他们什么时候能译完，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见他们都会开玩笑，看来你们好像没有什么动力啊，没有太把我们的《红楼梦》当回事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翻译中国当下的某些三流小说，你们怎么那么有动力呢？现在，作品海外推广研究，已经成了研究项目，据说还很热闹，不知道有没有人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库恩对《红楼梦》有什么评价呢？他在译后记中说：

我的译本亦非全译。我一定要成为欧洲第一个征服《红楼梦》这座火山的主峰的人。这就是说，围绕着宝玉、黛玉和宝钗这三个人物发生的主要情节，一定要详细地再现于我的译本之中。

对了，还得补充一点，先于库恩德译本的英译本的译者阿瑟韦利，也强调他的翻译是围绕着那个三角恋爱进行的。库恩接下来的话很有意思：

欧洲一直重视每一种行将衰落的语文化的每一个无足轻重的证明，不惜工本和不辞辛劳地从荒漠中发掘每一具恐龙的骨架、每一个残剩的废墟、每一根涂画过的木头，这样一个关心精神文明的欧洲，怎么可能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保持完整的巨大艺术作品，这样一座文化丰碑忽视和遗忘了百年之久呢？

这里有几层意思，自己去品味。我们还来说库恩。库恩认为，中国青年男女提到《红楼梦》，他们的眼睛就会发亮，他们不是通读过一遍，而是三四遍，有些地方他们已背得烂熟。这表明小说十分严肃认真地探讨了与中国青年男女直接有关的几乎一切问题。库恩由此得出结论说：“这部小说类似一本中国青年的生活教科书！”这就是库恩对中国人的误解了。从《红楼梦》诞生到今天，没有哪个年轻人把《红楼梦》当成生活的教科书，当然更不会有家长让孩子把书中的恋爱故事当成教科书。为什么？因为宝玉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是完全行不通的。一个男孩子，不爱读书，就知道与姑娘们混，还觉得姑娘脸上的胭脂是最好吃的，这怎么行？家长还不烦死？

在库恩看来，《红楼梦》的主题有两个：一是道家思想。这不仅表现在小说的很多章回中，而且还表现在小说以太虚幻境（即道教天国）中的序幕开始，以真如福地（即同一场合的另一名称）中的最后一幕结束。而小说结束以前的两行诗句“喜笑悲哀都是假，贪求思慕总因痴”，更表明了整部小说的道教倾向。库恩说：“我认为，小说的第二个主题是‘母爱的精神，这种精神通过善饮、常乐和团结了整个贾氏家庭的贾母这个完美的形象而得到了体现。”库恩还认为：“在一部中国小说中，总会出现以态度严厉、忠于职守的宝玉之父贾政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是这个题目与上述两个主题相比处于次要地位。”没搞错吧？《红楼梦》的主题是“道家思想”和“母爱精神”？这种理解，只能是库恩的理解，在我们看来，当然是误读了，至少有相当大的误读成分，是不是？当然了，可能正是由于这种误读，催生了库恩向德国读者介绍《红楼梦》的豪情。

如果我们把翻译也看成文学批评或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部分，那么，库恩的批评或研究就非常有意思了。一方面，他觉得这样的小说主题与西方小说不一样。也就是说，他首先感到了经验的差异。他的说法是：“当人们进一步考虑到中国人具有儒教和佛教的社会思想，具有人道仁爱思想，具有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思想，具有佛教和道教的报恩思想、出世思想、救苦救难思想、禁欲主义思想的时候，就必然会提出下面的一个问题：欧洲在精神上能够为这样一个具有上述伦理观念的民族提供什么呢？难道他们是一群一定要改变信仰的异教徒吗？如果《红楼梦》德译本能有助于消除许多过时的偏见，促进东西方的相互理解，那么在这部小说上所花费的力气就不会是徒劳的了。”另一方面，他看到了经验的汇通：他的汇通首先是个人经验与《红楼梦》的汇通，因为库恩实在可以称作德国宝玉啊。库恩本人终生未娶，他比卡夫卡还卡夫卡，因为他先后6次放弃结婚的机会。他说：“我不被任何德国女性所影响，我选取了獨特的方式，固执的、坚定不移地追随我心中的那颗星。”那颗星指的是什么我不知道。《红楼梦》里说，宝玉潦倒不通世务，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库恩也是，经济潦倒，不娶不婚，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也就是说，库恩在《红楼梦》中既看到了他者，又看到自我。他的翻译，既是一种促进东西方文化相互了解的需要，也是一种个人性情的抒发。或者说，他是在“他者”文化中当中找到了“自我”。我觉得，库恩这个译本，非常值得研究：他为什么改写？这种改写，与他本人以及德国受众是什么关系？我不懂德语，据说他对人物的外貌描写，都有相当大的改动，以符合他本人的审美。他是不是让黛玉穿上了裙子呢？是不是连宝玉的宝玉也换成了胸针呢？大家不妨去查一下。总的来说，至少我们都看到了，库恩仍然没有从艺术的角度肯定《红楼梦》的贡献。

我们再来看看李辰冬留学的法国对《红楼梦》的评价。我们通常认为，那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事实也是如此。我去年在马赛大学，确实看到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是别的国家不能比的，我看了高行健研究中心，也到他们的图书馆看了看。莫言的书，当然翻得很全，很多书是莫言获奖之前就翻译了的。是莫言的法语译者埃诺·杜特莱，领着我去看的。顺便说一下，杜特莱先生的翻译与葛浩文先生的翻译，两种方法迥异：一个忠实于原著，一个并不那么忠實于原著，他都敢删改啊。有时候，不仅删改，还要补写呢。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英译本，译者为了符合美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都会补写一些段落。别笑，这不能说明余华写得不好，只是因为译者是美国译者，所以他自认为有权力这么做。现在做译介学研究的人，好像对此还不够敏感啊，还打不到七寸啊。我顺便说一句，可能说得不对，请批评。这其实是欧洲翻译家与美国翻译家的区别，美国的翻译家似乎兼具两种身份：一个是译者，一个是编辑。美国的编辑，一个个都把自己看成我们的《收获》的编辑，很牛的。他们可以对文本进行删改的。你看过索尔·贝娄和厄普代克的相关自述就明白了，对这些大牌作家的作品，编辑也是铁面无私，六亲不认，手起刀落，尸横遍野。索尔·贝娄是何等人物？海明威、福克纳之后，美国乃至英语世界最伟大的作家，对此也只能双手掩面，捶胸顿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除了乖乖就范，还真是没辙。目前从事翻译研究、译介学研究的人，不妨对此做个比较分析。在我看来，这也属于文学批评范畴啊。我们的批评空间，没有打开的地方多着呢。好了，我们还是回到马赛的那个中心，我对那个中心还是有感慨的，因为我的书在那里也有陈列，有原著，有不同的译本。我的书，除了德语有再版，法语也有再版，而且卖得还不错。你想啊，像我这样没什么名气的人，都会引起他们的关注，说明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观察是持续进行的。这个事情说明，现在的语际交流，比当时要频繁多了。法国最早翻译《红楼梦》的汉学家，叫苏利叶·德·莫朗，他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论》中节译了《红楼梦》的第一回，篇幅为15页，将近两万字，从女娲补天说起，然后说，看了这一回，就可窥一斑就全豹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故事还没开始呢。此后几十年间，虽然法国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小说，但《红楼梦》的翻译，大都是由留法的中国学生、学者翻译的片段，也包括从德译本转译的片段。也就是说，李辰冬写作《红楼梦研究》的时候，法国还没有《红楼梦》的完整译本。《法楼梦》的完整译本是什么时候才有的？1981年，译者李治华和夫人用27年心血才翻译完《红楼梦》，长达3580页。

但这并不表明，此前没有关于《红楼梦》的评论。最早的评论是1885年法国作家菲利浦·达利尔在《中国世界》一书中提到的。这个评论非常有意思，非常有代表性：

一般说来，中国小说属于道德说教类型，小说中罪恶总是要受到惩罚，美德总是得到回报，但也有一些极其色情淫秽的小说，还常常配有着色的插图，最流行的要属《红卧房的梦》一书，它以几百万册计地流行者。

《红卧房的梦》？对，就是《红楼梦》。顺便补充一下，这个评价，其实不是菲利浦·达利尔的首创，而是抄袭同时代的中国人的说法。比如，清代著名文学家、楹联学家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提到，“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说，“淫书以《红楼梦》为最”。陈其元这个人，以博学多见著称，也出生于名门望族，宦游四方，他的家世也是清代兴衰史的缩影。谈到清代的官场，陈其元的名声是极好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看法，代表了他们的真实想法。但就是这样的人，都恨不得把《红楼梦》从世间抹去。我们也都知道，《红楼梦》被视为淫词小说，在清代确实曾受到禁毁。

不过，李辰冬在法国研究《红楼梦》的时候，法国以及欧洲的年轻人倒确实出现过一次读《红楼梦》的热潮。这与“二战”前夕经济大萧条有关。这场源于美国的大萧条波及欧洲，导致大规模的失业。这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在德国，它甚至催生了纳粹上台，并最终导致二战爆发。在这样的状况中，人们基于现实的危机而催生了一种乌托邦梦想，来自异国他乡的《红楼梦》意外地构成了梦想的载体，青年读者幻想自己生活在一个具有奇幻色彩的大观园里，美酒、美食、美人，谈恋爱。要知道，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生活经历曾经跟曹雪芹很相似，跟小说中描述的人物的生活也有相似之处。都是吃完饭没事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因为没有必要嘛，贾宝玉家里可以收租子，他们也可以收租子，因为有殖民地啊。这梦想，在追忆中呈现，现在出现在了遥想的东方，他们通过阅读，在想象中抵达了那个乌托邦。

而李辰冬的心情，与法国人则有不同。他刚到法国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时的中国政府一开始实施的是不抵抗政策。在与西方同学交流的时候，李辰冬不断被问到这个问题，这让他深感屈辱。他在《红楼梦研究》自序中写道：“由于耻辱，由于苦闷，由于自己国家地位的低落，渐渐回想到我国光荣的古代文化。我想把《红楼梦》介绍给西洋人，意思是我们也有与你们同样伟大的作品。”

三

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可以说是王国维之后，最重要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我们都知道，王国维之前的红学研究，我们通常称为“旧学红派”，主要有两派：一派是索隐派，就是透过字面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索隐派是在乾嘉时期经学考据风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学派。索隐派的主要手段是大作烦琐的考证，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索隐派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观点有“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性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亦称福临与小宛情事说；还有“和珅家事说”等。这种索引，能不能算作文学批评，大家可以讨论。如果是分析本事与文本中的故事的关系，我觉得应该算作文学批评，大概可以归入小说起源学研究范畴。有人认为，可以算作小说发生学研究，好像不是很准确。因为发生学主要研究某种观念是如何发生的，包含着逻辑推理，起源学研究的是事件是如何起源的，在方法论上具有实证主义倾向。还有一派，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评点派。评点作为一种中国式的批评方法，始于明代中叶，金圣叹评点《水浒》，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都是典范。张竹坡的评点，对《红楼梦》研究也有很多启示，比如他指出《金瓶梅》是第一奇书，而非淫书，是愤世之作，他肯定了《金瓶梅》的美学价值和艺术特色。我们可以说，《金瓶梅》的文学史地位的确立，与张竹坡的评点有很大关系，人称“张评”，《红楼梦》的评点，最有名当然是脂砚斋，人称“脂评”。

评点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近年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确实是中国最重要的批评资源，值得重新检索，重新认识。我觉得作家很适合做评点，作家对文学作品的批评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成评点式批评。如果评得好的话，可以起到画龙点睛式的效果。我在《莽原》杂志做编辑的时候，曾邀请很多小说家对文学名篇进行评点。不过，有些人很懒，拿笔画出一个词、一个句子、一段话，然后在旁边写上一个字：好。所以我每次约稿的时候，都要给他们说清楚，可以写“好”，但必须写清楚，为什么好。这种批评方法，按朱自清的说法，是在南宋时期出现的。小说家格非认为，可以把评点的文字，也看作文本的一部分，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作品，评点是与评点的对象一起印刷出版的，当然可以看成是小说文本的一部分，而且评点之人或者后人会根据这些评点对小说进行修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金圣叹腰斩《水浒传》。金圣叹手起刀落，把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以下章节全都砍掉，把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作为楔子；把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改为《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噩梦》，作为第七十回，也就是结尾。他的理由是，他少年时读《忠义水浒传》就觉得，小说七十回以后的文字是他人的续作，文字不好，是“恶札”。所以他裁剪《水浒传》，到排座次为止，在让梁山好汉的革命事业达到巅峰时戛然而止，只是以卢俊义做噩梦，梦见兄弟们被抓的噩梦，来预告《水浒传》未来的故事走向。按胡适的说法：“他（金圣叹）删去《水浒》的后半部，正是因为他最爱《水浒》，所以不忍见《水浒》受‘狗尾续貂的耻辱。”我本人倾向于把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看成是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在金圣叹这里，成了砍瓜切菜般地修改文章，我想可以看成文學批评对文学创作的强制性表现。金圣叹的这个工作，既是批评工作，也是编辑工作。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编辑其实也是一种批评，就像我前面说的，翻译其实也可以看作一种批评。

关于脂评，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脂砚斋与曹雪芹关系很不一般。脂砚斋的评点中，也处处暗示，他与曹雪芹的关系非同寻常。比如小说第八回，“众人都笑说：‘前儿在一处看见二爷写的斗方，字法越发好了，多早晚赏我们贴贴。”脂砚斋此处有个眉批：“余亦受过此骗，今阅至此，赧然一笑。此时有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矣，乃使彼亦细听此数语，彼则潸然泣下，余亦为之败兴。”意思是，曹雪芹写这段话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呢，他不仅是《红楼梦》的第一个读者，而且部分地参与了创作。对于我们压根不可能注意到的一些字词，脂砚斋都会有所评点。比如，脂砚斋提到，曹雪芹如果写到西边的园子，他不用“西”字，而用“后”字，因为写到“西”字，就要流泪啊，也怕别人流泪啊。一个“西”字，为什么就会让人流泪呢？原来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自称“西堂扫花使者”，人称西堂公，喜欢把花园称为西园，把花园里的亭子称为西亭。一个“西”字，代表着曹家昔日的兴盛。

脂砚斋的评点，对后来的《红楼梦》研究影响太大了。胡适和俞平伯的研究，就受到脂评的深刻影响，李辰冬的研究也大量引用过脂评。但是评点派也好，胡适后来的考证派也好，都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系统之内对《红楼梦》进行研究。引入外来视角，使用西方理论话语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批评或者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个人是王国维。

王国维幼年的遭遇，有点类似于林黛玉。林黛玉的母亲贾敏，是在黛玉五六岁的时候死的；王国维的母亲凌夫人，是在王国维四岁的时候死的。王国维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但是科举却很不顺，参加乡试，考了两次吧，都考不上，从此对科举没有了兴趣。据说，他有一次考试，是故意交了白卷的。这一点又与宝玉有点像，就是无心科举。不过，宝玉压根不喜欢读书，他却是喜欢读书的。还有一点，他与宝玉的差别很大，那就是宝玉长得很好，粉嘟嘟的，人见人爱，王国维的长相就比较奇怪了，龅牙，牙齿是黄的，塌鼻子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而且说话结巴。胡适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是个风流才子呢。个子也很矮，据说是一米五。同样身材不高的鲁迅对王国维的描述是：老实得如火腿一般。现在清华大学以王国维为荣，但如果王国维去现在的清华大学应聘，相信我，第一轮就刷下来了。

王国维能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是因为他从22岁到30岁，先在上海的报馆工作，又到日本留学，后来又任教于南通师范、江苏学堂等。这期间，他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又攻读了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他自称这一时期，“兼通世界之学术”。后来，他又向中国人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进行介绍和比较。对于自己以后的人生方向，或者事业发展方向，王国维是游移不定。他有过深刻的自我分析：做哲学家呢，苦于感情太多而知力太少；做诗人呢，则苦于感情太少而理性太多。顺便插一句，王国维之所以喜欢浮士德，可能跟浮士德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理性与感性相冲突有关。他在浮士德身上看到了自己。对于自己的研究《红楼梦》，他说，近日之嗜好，以后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也。借用李卓吾的说法就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我们现在都知道，王国维是读完叔本华的《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受到启发，开始用叔本华的哲学来研究《红楼梦》，并完成了他的《红楼梦评论》的。先从文章的篇章结构上看，《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共分四章，《世界作为表象初论》《世界作为意志初论》《世界作为表象再论》《世界作为意志再论》，然后是附录《康德哲学批判》。与叔本华的结构类似，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也是四章加一个余论，或者说附录。

王国维认为，人生、生活的本质就是欲。他开篇即说，《老子》说了“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也说了“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忧患与劳苦之生相对待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劳苦者，人人之所恶也。然后，他便引出叔本华的基本观点：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望多，而难以满足，就有了痛苦。那么，实现了欲望，就幸福了吗？没有啊，因为厌倦之情随之而生。人生啊，就像个钟摆，在苦痛与厌倦之间摆过来摆过去。这个“钟摆论”，也来自叔本华。如何从哲学上解决这个问题呢？王国维认为，两千年来，仅有叔本华的《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引用叔本华的悲剧说，谈到悲剧有三种：

第一种，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运命者；第三种，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

翻成白话就是：第一种悲剧，里面有大坏蛋，大恶人，大反派；第二种悲剧，造成这种不幸的罪魁祸首不是某个坏人，而是天命，是盲目的命运，它的表现形式是偶然和一系列错误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三种悲剧呢，没有什么坏人捣乱，也不是因为偶然，而是因为剧中人物不同的地位和关系造成的，你都不知道谁对谁错，都还没有搞清楚呢，你就已经是悲剧人物了。叔本华认为，这第三种悲剧才是最宝贵的，因为那是从人之为人的欲望、性格和行为中产生的。从艺术的角度看，第三种悲剧的艺术创作也是最难的。王国维说，中国的悲剧大都属于第一种，善与恶的斗争嘛，充满着道德说教嘛。鲁迅不是说了，狂人晚上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鲁迅要批判的礼教社会。那么，在王国维看来，只有《红楼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种悲剧，是“悲剧中的悲剧”。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凡一万四千字，涉及的西方原典，从《圣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歌德、莎士比亚，可谓多矣。它充分显示了王国维的博古通今，东西文化汇通。他将浮士德博士与贾宝玉做比较，更是首次将西方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与中国小说的典型人物进行比较分析。这个分析，现在看来依然极有说服力。他说，浮士德与贾宝玉，同中有异。在他看来，文学艺术的任务，就是“描写人生之苦痛于其解脱之道”，而浮士德与宝玉两个人都有极大的痛苦，那么这两部作品的不同，就是描写他们不同的“解脱之道”：浮士德最后双眼失明，他的解脱之道是升天，所谓永恒之女性引我们上升，而宝玉的解脱之道则是出世做和尚。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同，是因为东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不同。在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中，解脱须寄托于外力，寄托于上帝，而在中國的文化传统中，解脱是个人的体悟的结果，是认识到人生如梦，四大皆空。

顺便再被补充一点，在谈到解脱之道时，王国维还强调一个观点：出世是解脱，自杀则不是。这与叔本华的观点又是一致的。叔本华反对自杀，他说，所谓自杀，乃最怯懦的行为，唯有疯子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王国维后来却自杀了。这是不是说明，王国维最后都没有找到解脱之道？而他的导师叔本华，倒是真的解脱了。70岁的时候，他在租来的房子里，津津有味地吃着早餐，独自一人。一个小时以后，他的房东太太发现他仍然坐在桌子旁边，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跟马克思的死亡方式是一样的。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有一段话：“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脂砚斋在此有句旁批，“四句乃一部之总纲。”王国维用一万四千字，用叔本华的哲学，再次论证了这个道理。

鉴于以往的红学研究，或为评点式，或为索隐式，那么王国维的外来哲学、外来理论来评价中国文学，用西方的文学人物来比较分析中国的文学人物，可以说在中国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模式。王国维拿浮士德与贾宝玉进行比较研究，用现在的术语来说，是不是叫平行研究？这当然有助于《红楼梦》的经典化。但我们已经看到，王国维的研究，其实主要还不是论证《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他更多的是论述《红楼梦》的悲剧性质，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他是用贾宝玉的故事，来重温叔本华哲学的普世性质。

这里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批评家从哪个角度，让我们认识到一部作品是伟大的经典？这里我愿意引述哈罗德·布罗姆的一个观点。在《西方正典》一书的导言部分，布罗姆自信地认为，他所选择的26位经典作家，已经包括了但丁以降的主要西方作家，其中包括一位批评家。他说：

对于这26位作家，我试图直陈其伟大之处，即这些作家及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何在？答案常常在于其陌生性，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当你阅读一部经典作品时，你是在接触一个陌生人，产生一种怪异的惊讶而不是种种期望的满足。当你阅读《神曲》《失乐园》《浮士德》《哈吉穆拉特》《培尔金特》《尤利西斯》等作品时，人们会体会到它们共有的怪异特征，它们使你对熟悉环境产生陌生感的能力。

而在论述歌德的时候，布罗姆实际上也提到了经典的另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与前面提到的陌生性，似乎存在着张力。布罗姆说：

歌德自身就代表着整个一种文化，即存在于长期传统之中的文学人文主义文化，这一传统自但丁延续到《浮士德》，后者正是维柯所说的贵族时代的经典成就。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不满的人，俞平伯也好，陈其元也好，他们其实就在这个传统的内部。他们的不满，可能出自两个原因：一是无法感受到这种前面所说的陌生性，二是出于对这个文化的推崇，他们不具备反叛性。而《红楼梦》，则是以否定的形式，陌生化、批判性地全面地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如果套用别林斯基的那个著名概念，我们或许可以说，伟大作品呈现出的，就是熟悉的陌生感。事实上，这种熟悉的陌生感，甚至可以让另一种文化中的人感受到。当然，也可以套用赛义德的那个著名概念，就是“经验的差异”。我这里想提到博尔赫斯的一个伟大发现。我们对博尔赫斯的小说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对文学的洞见，是值得充分尊重的。他说：

奇怪的是——我不认为这点迄今已被人们觉察到——有些国家选出的人物并不与之十分相像。比如，我认为，英国应该推选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为其代表；但是没有，英国选择了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我们可以这么说——比任何其他英国作家都缺少英国味。最典型的英国味是understatement，即所谓尽在不言之中。而莎士比亚不惜大肆夸张地运用比喻，如果说莎士比亚是意大利人或犹太人，我们一点不会感到惊讶。另一种情况是德国，这是一个值得赞许而又容易狂热的国家，这个国家偏偏选择了一个宽宏大度而不好偏激的人做代表，此人不太在意祖国的观念，他就是歌德。法国还没有选出一位代表性作家，但倾向于雨果。诚然，我非常敬重雨果，但雨果不是典型的法国人，雨果是在法国的外国人；雨果善用华丽的辞藻，广泛运用隐喻，他不是法国的典型。另一个更加奇怪的例子是西班牙。西班牙本应由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克韦多来代表。然而不是，代表西班牙的是塞万提斯。塞万提斯是宗教法庭同时代的人，但他是个宽宏大度的人，既没有西班牙人的美德，也没有西班牙人的恶习。仿佛每个国家都得有一个不同的人来做代表，这个人可能成为医治这个国家的毛病的某种特效药、抗毒素、解毒剂。我们自己本来可以选择萨缅托的《法昆多》作为代表，这是我们国家的书，可是没有。我们有我们的战争史，刀光剑影的历史，我们却选择了一部逃兵的纪事录，我们选择了《马丁·菲耶罗》。尽管此书值得选为代表作，可是，怎么能设想我们的历史由一个征服旷野的逃兵来代表呢？然而，事情就这样，好像每个国家都有这种需要似的。

顺便说一句，我不知道这段话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何中国故事、中国人物有某种启示。不少论者都注意到了《红楼梦》的陌生感，即这样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从未出现过，贾宝玉这样的人物在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中也从未出现过。但也正是因为这种陌生感，导致一些人认为它是一部糟糕的作品。回到王国维的话题，现在我们可以做个小结，就是王国维的研究做了三个工作：一是拿他与以前的中国作品相比，突出他的原创性，这一点我前面没有提到；二是用叔本华的理论证明，《红楼梦》写出人类的悲剧性处境，以及面对这种悲剧性处境的脱解方法，三是通过把贾宝玉与浮士德作对比，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可以与西方伟大作家中的人物相提并论的人物。当然，对王国维的批评，持有批评意见的人，也大有人在，而且不能说没有道理，比如李长之就说过，“关于作批评，我尤其不赞成王国维的硬扣的态度，把作品来适就自己，是难有是处的”。钱锺书对此的评价是：“盖自叔本华哲学言之，《红楼梦》未能穷理窟而抉道根；而自红楼梦小说言之，叔本华空扫万象，敛归一律，不屑观海之澜；而只欲海枯见底。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厄。”说的都是王国维有生搬硬套之处。

回头再来说李辰冬。李辰冬对王国维的研究极为推崇，在《红楼梦研究》自序中，他说：“要了解红楼梦这样的著述，不是一年两年的时光，一个两个人的精力，和一个两个时代的智慧所能办到的。引我们入研究正轨的，始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继之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这两篇虽是短短论文，然前者规定了此书的价值，后者决定了作者是谁的争论。”那么，他现在所作的工作，就是把王国维的研究向前再推一步，以证明《红楼梦》确实是伟大的经典。

四、李辰冬的研究

在1990年出版的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中，李辰冬与大陆隔绝多年之后，终于有过一次露面。《辞典》是这么写的：

这是一部用西方文学观点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专著，认为可以“将曹雪芹置于莎士比亚之旁，作为客观主义作家最伟大的代表”。这是40年代一部有价值的《红楼梦》研究论著，本书根据1934年巴黎罗德斯丹图书公司的法文版《红楼梦研究》重新写成。重庆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版。

李辰冬是第一个以平等的姿态，将中国经典文学与世界经典文学做比较研究，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给中国小说进行定位的人。我们或许应该承认，李辰冬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先驱之一。可是很遗憾，2005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研究》，附录了20世纪比较文学研究主要论著的目录索引，但无论是单篇论文还是论著，李辰冬都不在列。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也压根就没有李辰冬什么事儿。

在《红楼梦研究》自序中，李辰冬曾写道：“我们这篇论文的用意，只是在解释它在世界文学的地位。意大利有但丁的《神曲》，英格兰有莎士比亚的悲剧，西班牙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德意志有歌德的《浮士德》，法兰西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俄罗斯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末我们有哪部杰作可与它们并驾齐驱呢？现在试作一个解答，也可说这是试答的开始。”李辰冬的比较研究，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五章，其实他最初的设想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详细、要深入得多。目前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中，收录了一个附录，是他写给胡适的信，信中列出了他的写作大纲，他说要在书中单辟一章，是预想中的第7章，题目就是“《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一章要分8个部分，分别是：《红楼梦》与莎士比亚、《神曲》、《浮士德》、《战争与和平》、拉辛的戏剧的比较。尽管这8个部分，没有最终完成，但他的比较文学的视野以及学科意识，能够被我们感觉到。他跟胡适写这样一封信，有两个目的，一是想请教胡适，他这种方法是否可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從胡适那里知道一些康熙年间的社会、教育、思想、政治、家庭等方面的材料。因为在他看来，康熙时代在文化上略等于英国的伊丽莎白、法国的路易十四、西班牙的十七世纪、意大利的中古时代，这跟《红楼梦》的产生有大关系，他想从胡适那里知道当时著名作家的日记或尺牍。

在李辰冬看来，《红楼梦》这部小说是空前绝后的，关于这一点，他先引用日本人森谷克在《中国社会经济发达史》中的一段话，说：“在清朝时代的中国社会，因为历史的地理的诸条件，包括一切的文化阶段，是现社会诸关系的极度复杂的一国。”然后说：

文学是社会意识的表现，而社会意识跟社会演变之复杂而亦复杂，清朝既包括中国的一切文化阶段，那社会意识自然也包括一切阶段。《红楼梦》以前，因社会还未演变至此田地，不能产生《红楼梦》，《红楼梦》以后，因不久即受西洋文化的侵入，中国文化势必走向新的路线，也不能再产生《红楼梦》。如果要说，但丁是意大利精神的代表，莎士比亚是英格兰的代表，塞万提斯是西班牙的代表，歌德是德意志的代表，那曹雪芹就是中国以往一段灵魂之具体化。中国自诗经以来，以表现的社会意识复杂论，没有过于《红楼梦》的。

由此可以看到，李辰冬试图掌握的材料之多。这至少透露出，李辰冬对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尝试，而这种尝试是围绕着作品的文学性进行的。你们都是内行，所以肯定比我清楚，这种跨学科研究，起初是在文学与艺术之间进行，也就是王国维说的美术，后来扩大到人文科学的范畴，后来则突破了这个范畴，与自然科学对话，或者说将孔德的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引入比较文学。前面提到的泰勒，包括被普鲁斯特批驳的圣伯夫，都曾把实证主义作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基础，胡适也可以说采用的是实证主义批评方法。那么现在，我们从李辰冬的批评实践中可以感受到，他对这些方法进行了一次综合，在这种综合中，甚至包括了中国的评点批评，当然也包括带有实证主义色彩的索隐批评，因为他不仅采用了索隐派的成果，而且加入了自己的索隐和考证。

当然，李辰冬的研究，最终落实到了用平行比较的方法，来进行艺术价值的评判。按照别林斯基的说法，“确定作品美学上的优劣程度，应该是批评家的第一步工作。当一部作品经不住美学分析的时候，就不值得对它作历史的批评了”。

比如关于人物的塑造，李辰冬认为贾宝玉作为曹雪芹的代言人，正如堂吉诃德之于塞万提斯，哈姆雷特之于莎士比亚。但与另外几个人不同，贾宝玉是天生的哲学家，就像他身上就有一块玉一样，是天生的。而另外的人则是学而后知，是知识的产物。比如堂吉诃德是看了骑士小说，才去挑战风车的。在人物关系设置上，无论中外都往往把两个相反的人放在一起。比如在歌德那里，有浮士德，就有摩菲斯特；在塞万提斯那里，有堂吉诃德，就有桑丘。那么在曹雪芹这里，有宝玉，就有宝钗。所以李辰冬说，宝玉就是堂吉诃德，宝钗就是桑丘。他的理由是，宝钗虽然不像桑丘那样仅追求物质的满意，甚至她还可能轻视物质，但他们都没有理想。尤其是宝钗，她要做的，仅为一般人所谓的道德，所以她处处照世俗所谓的美德行事，毫无反抗精神。所以，在《红楼梦》里，除了宝玉和黛玉，没有人不喜欢宝钗的。宝钗的孝顺，宝钗的待人忠厚，宝钗的性格温柔，宝钗对作诗、作画无所不通，所以宝钗代表着绅士阶级对女性美德的向往。开个玩笑，我可以说，天底下所有的婆婆都喜欢宝钗。

李辰冬也分析不同作家的个性对人物的影响。比如，歌德是极度主观化的一个人。他引用德国美学家巩都尔富的关于歌德的传记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歌德三岁的时候，就不喜欢与丑孩子玩，一次在会场里，歌德哭了，喊着，快把那个黑脸棕发的孩子抱走，我简直不敢看他。你们知道吗，看到残疾人歌德就会呕吐，看到画纸上有污渍歌德就会头晕。我想起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人来找我，曾向我讲述他的痛苦，说他刚才坐地铁，看到地铁里的女人都要闭上眼睛，但因为没钱，无法打出租车，只好忍受对面坐着一个不好看的女人。我当时就对他说，你可以写诗，别写小说了。而曹雪芹则是一个极度客观化的人，是一个极端写实主义者，他的目的只是客观地、冷静地创造人物，给每个人物一种个性，并不誉此而贬彼。所以，曹雪芹一点也不像巴尔扎克、歌德、托尔斯泰那样，持一种说教者的态度。

不同人物的塑造，还与作家背后的文化传统有关。这方面，李辰冬也有详尽的论述。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讲了。我想着重提到一点，就是李辰冬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在结构方法上的不同。关于《红楼梦》的结构，李辰冬是这么说的：

人物既有，接着就得将人物安排起来，而使之成一整体，那就是结构。读《红楼梦的》，因其结构的周密、错综的繁杂，好像跳入大海一般，前后左右，波涛澎湃，且前起后涌，大浪伏小浪，小浪变大浪，也不知起于何地，止于何时，不禁兴茫茫沧海无边无际之叹！又好像入海潮正盛时的海水浴一般，每次波浪，都带来一种抚慰与快感，且此浪未覆，他浪继起，使读者欲罢不能，非至筋疲力尽而后已。

他先引用了泰勒的话，谈到了莎士比亚戏剧惯用的结构方式。简单地说，就是如果说曹雪芹的結构是涌动的波浪，那么莎士比亚的结构的就是奔腾的野马，有着不可思议的跳跃。然后，他详细地分析了，曹雪芹在结构方面，如何将尺水兴波变成惊涛骇浪的，这种结构方式是西方小说里没有的。而在《战争与和平》里，每一回故事都有起落，好像是数百篇短篇小说的连缀。如果要将一段文字选到中学课本里，你很轻易就从《战争与和平》里选取了，但《红楼梦》却不行，你选的再精彩，读者也会感到莫名其妙。那么巴尔扎克呢？他是让这部长篇小说与另一部长篇小说进行勾连，几十部小说，虽是单独成篇，实际上却是一个整体，为了让它成为一个整体，巴尔扎克倾尽了毕生的精力，而《红楼梦》本就是一个整体。那么，通过这样的结构分析，李辰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的结论是，曹雪芹通过一部小说的写作，而描写了整个宇宙。虽然看上去头绪万端，错综复杂，但它却有极一贯的系统。所以，以结构论，没有能与《红楼梦》相比的。除此之外，他还比较了东西方不同小说的风格以及对情感的不同处理方式。比如，他认为读托尔斯泰的小说，引发的是意念而非意象，是观念而非情感，等等。我们当然可以对李辰冬的观点持有不同意见，他的方法、观点、判断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确实为中国小说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当然更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伟大先驱。

《红楼梦》这样一部书能够成为经典，原因当然很多，包括普通读者的喜欢，政治家的喜爱，还有就是无数的红学家参与了对他的阐释，包括王国维、李辰冬这样的人对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李辰冬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史上进行定位，影响到很多红学家的看法，再由他们对《红楼梦》进行反复阐释，它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经典。任何一部作品，当他一旦成为经典，按照布罗姆的说法，它不仅取消了知识和意见的界限，而且成了永久的传承工具，也就是说，关于它的经典性，已成定位，不容怀疑。但对于任何一部书，对于它走向经典的道路，我们却是需要加以分析的。

同时，这是否可以说明，今天的小说创作，更应该放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进行评估？今天的文学批评，当然也需要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进行。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信息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事实上任何一部作品已经不可能仅仅在自己的文化系统内产生，因为自己的那个文化系统事实上已经不属于你自己。就像昨天晚上的欧冠比赛，曼城不是很牛吗？是驴是马，你得拉出来遛遛。一溜就看出来了，哈，瓜迪奥拉的球队原来是头骡子。我觉得，比较文学研究者，就相当于欧冠组织者。在东西方文化充分交流的今天，我们需要发现自己的价值，但自己的价值如何认定？需要在比较中认定。这对写作者，当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按照赛义德《差异的经验》中强调的，比较文学的意义在于获取一种超越自己民族的视域，而“视域”就是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本体。正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自身的学养，构成了这个比较视域。我们最终可能还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无论是对一部小说，还是对一篇批评文章，它的意义很多时候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与整个视域的关联方式，在于我们如何发现并阐释那个关联方式，并在文学的时空共同体内，对它进行恰当的定位。

（说明：）

【作者简介】李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