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竞争制衡：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分析框架

刘雨辰

摘 要

在国际权力转移时期，大国权力竞争日益加剧，守成国家会如何对付与自己势均力敌的新兴国家？这是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现实问题。超竞争制衡是守成国家在超竞争情境下应对目标对手挑战的综合策略。在超竞争态势下，为获得领先对手的战略优势，守成国家偏好从实力地位出发，采取威慑、竞争与制衡的综合性对策，以发挥战略工具的最大化效能，实现对目标竞争对手的压制。美国印太战略把中国作为首要竞争对手，蕴含着超竞争制衡的逻辑，集综合威慑、极限竞争与复合制衡三位于一体，使中美关系呈现出选择性对抗、全面性竞争、有限性合作的多维特征。本文的结论是，美国对华战略的超竞争制衡态势将长期化，但是鉴于双边关系的超级复杂性、脆弱性和敏感性，中美双方应保持理性一致和战略克制，需要正视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现实，需要超越消极竞争，探索建立“护栏式机制”，努力构建一种积极和良性的竞争关系，以保持战略稳定，避免出现关系失控。未来中美关系会在震荡中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关键词 超竞争制衡 印太战略 中美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权力转移时期，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日益加剧。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守成国家往往会和与自己势均力敌的新兴国家展开激烈的战略博弈。那么总体实力处于相对衰落中的守成国家会以何种策略对付新兴国家？这是新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现实问题。在当今世界，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总体实力相对衰落的守成国家，而中国则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不断崛起的新兴大国，目前学界已把中国视为与美国势均力敌的战略竞争对手（peer competitor），

Jo Inge Bekkevold， ystein Tunsj. The Geopolitical Foundations for U.S. Strategy in a New U.S.China Bipolar System［J］.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2022，4（1）：3954.對抗中国也正在成为美国战略精英的普遍共识。

近年来美国主张对抗中国的文献层出不穷，可参见：Bradley A. Thayer. Confronting China： An Evaluation of Op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J］. Comparative Strategy，2005， 24（1）： 7198;Charles L.Glaser. A U.S.China Grand Bargain？ The Hard Choice between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Accommodation［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5，39（4）： 4990;Nikki Haley.How to Confront an Advancing Threat from China：Getting Tough on Trade Is Just the First Step［EB/OL］.（20190718）［20220519］.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90718/howconfrontadvancingthreatchina; Garret S. Bowman.Securing the Precipitous Heights： U.S. Lawfare as a Means to Confront China at Sea， in Space， and Cyberspace［J］. Pac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2021，34（1）： 81.美国军事智库的学者强调，“在可预见的未来，除了武装冲突之外的超竞争将是最有可能的美中对抗形式”

Nathan Freier， et al. An Army Transformed： USINDOPACOM Hypercompetition and US Army Theater Design［R］. Carlisle：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nd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20：4358.。

理解美国对华战略对抗的逻辑，不妨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发布的一系列战略文本中寻找答案。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公布了与印太相关的四份战略文件，即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2018年的《国防战略》、2019年的《印太战略报告》和2020年解密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拜登政府执政后先后发表了三份重要战略文件，一个是2021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一个是2022年公布的《印太战略报告》，还有一个是2022年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纵观这些战略文件， 涉及中国的话语表述充满“竞争”“平衡” “威慑”和“印太”这些高频词汇（见表1）。这些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战略决策者的对抗性思维和政策偏好，奠定了对华关系叙事的主基调，折射出美国对华的战略意图与本质。那么问题是，美国对华战略为什么要综合运用威慑、竞争和制衡的手段？如何从理论上解构美国的策略选择？这些问题对于理解美国对华战略的对抗逻辑，把握美国对华战略本质，研判未来美国对华关系走向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需要对美国的这些关键性政策工具再审视、再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超竞争制衡的概念，尝试构建一个统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一个整合性视角探究美国在印太地区精心谋划抗衡中国的游戏与谋求战略优势的策略布局。笔者认为，当前中美互动处于一个激烈博弈的超竞争情境。在超竞争态势下，美国意欲维持或者继续获取对华战略性优势，偏好从实力地位出发，采取一种集威慑、竞争和制衡的综合性对策，把本国拥有的战略工具进行重置或再分配，实现优化组合，充分发挥这些战略工具的效能，实现效用最大化，达到对中国强化制衡和对抗的战略目标。

本文主要采用规范分析和战略分析研究方法，对内容结构作如下安排：首先对超竞争概念与内涵进行分析梳理，明晰超竞争情境下竞争行为体战略优势的特征；其次指出威慑、竞争和制衡与战略优势的逻辑关系，为概念统合奠定基础；再者，对超竞争制衡的概念与内涵进行界定，明确其核心要义和基本边界；然后是阐释超竞争制衡的发生机理，构建出一个集威慑、竞争与制衡为一体的统合性分析框架；最后是分析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的超竞争制衡实践，并对全文观点进行总结。

二、超竞争：超竞争制衡的生成情境

竞争是位于冲突与合作之间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两个行为体尽管彼此关系紧张，但是可以保持共处共存的状态。

Geoffrey F. Gresh. To Rule Eurasias Waves ：The New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t Sea［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20：5.超竞争制衡是国家在超竞争情境下应对目标对手的综合策略。理解超竞争制衡，必须首先把握超竞争这个基本前提，这是超竞争制衡发生的核心情境。

（一）概念的来源

超竞争（hypercompetition）原本是企业管理领域经常出现的词汇，这一概念是由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企业战略学者理查德·达维尼（Richard DAveni）在1994年提出的，主要用来分析激烈竞争情势下企业的管理战略。在《超级竞争：管理战略机动的动态策略》一书中，他将超竞争定义为：“一个以激烈和快速竞争为特征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竞争对手必须迅速行动以建立优势并削弱竞争对手的优势。”

Richard A. DAveni， Robert E. Gunther. Hypercompetition： Managing the Dynamics of Strategic Maneuvering［M］. New York ：Free Press，1994：217218.他认为，随着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企业间的竞争将是一种超竞争，在这种态势下，企业间的竞争优势都会在动态竞争中发生变化，没有持续长久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会被更加频繁地破坏，因而只能拥有一种短期的优势。为了在动态竞争中能够持续不断地获取领先对手的竞争优势，企业只有制定和实施超竞争战略，不断进行创造性破坏，更加重视速度、惊喜等因素，才能更好地达到战略目标。

Richard A. DAveni. Waking up to the New Era of Hypercompetition［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998， 21（1）：183195.简言之，超竞争行为是行为体不断产生新的竞争优势并破坏、淘汰或抵消对手竞争优势的过程。

Hypercompetition［EB/OL］.（20140322） ［20220707］.https：//www.mbaknol.com/strategicmanagement/hypercompetition/.

为了能够创造新的竞争优势，达维尼也提出了七个超竞争战略（7S结构），其中包括：（1）利益相关者的卓越满意度；（2）策略性的预测；（3）追求速度；（4）制造惊喜；（5）改变竞争规则；（6）发出战略意图信号；（7）保持同步和连续的战略重心。

Richard A.DAveni，Robert E. Gunther. Hypercompetition： Managing the Dynamics of Strategic Maneuvering［M］.New York ：Free Press，1994：2934.這七个战略大致可划分为三类：愿景、能力和策略。其中，利益相关者的卓越满意度和策略性的预测是创造市场的愿景；第三个和第四个强调速度和惊喜，两者是跨市场竞争使用的关键能力；最后三个，改变竞争规则、发出战略意图信号及保持同步和连续的战略重心都是针对竞争对手的破坏性策略。

鉴于这一概念的普遍适用性，后来“超竞争”一词逐渐被移植到各种具有竞争性的领域，

这些竞争性的领域包括体育、科技、制造、企业经营、组织管理、市场营销、国际政治、军事等。参见：金占明.战略管理：超竞争环境下的选择［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郑湘明，关健，吴承逊.超竞争环境下企业并购定价与时机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刘成，司虎克，刘兰娟.竞技体育超竞争环境下体育竞争情报的价值与价值链流程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11）：2126；李伟.超竞争格局下的主题公园合作机制研究［J］.商业研究，2010（3）：109112；赵光洲，徐莉.基于AHP的云南东盟科技合作超竞争状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0（10）：145149；邓维康，韩耀.网络经济下的合作竞争与超竞争情报战略研究［J］.情报科学，2005（9）：12871291; Herbert Kotzab， et 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Hypercompetition［J］. Logistics Research， 2009（1）： 513; Alexandra Kriz， Ranjit Voola & Ulku Yuksel. The Dynamic Capability of Ambidexterity in Hypercompetition： Qualitative Insights［J］.Journal of Strategic Marketing， 2014，22（4）： 287299; J. K. Sengupta. Model of Hypercompeti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2002， 33（8）： 669675;Thomas Biedenbach， Anders Sderholm.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 Change in Hypercompetitive Industries： A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 of Change Management， 2008，8（2）： 12314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军事战略界已经把这一概念借用到国际战略领域，用于分析大国的竞争战略，特别是美国印太战略及其对当前大国军事战略竞争的影响，并明确指出，大国超竞争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所有的竞争领域正在持续。

超竞争已经在美国军事领域运用，成果可参见：Nathan Freier， et al. An Army Transformed： USINDOPACOM Hypercompetition and US Army Theater Design［R］.Carlisle：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nd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20;Nathan Freier.Game on or Game over： Hypercompetition  and  Military Advantage［EB/OL］. （20180522）［20220711］. https：//warroom.armywarcollege.edu/articles/thenewdefensenormalninefundamentalsofhypercompetition/。

自2018年以来，美国陆军战争学院（USAWC）的研究人员认识到，超竞争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个框架可以审视美国最紧迫的军事挑战，同时美国军方领导层也在利用这一框架深度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在大国超竞争态势下，美国如何重置军事战略，建立适合持续超竞争优势的部队？针对这一问题，美国军方认为，达维尼的超竞争概念与美国新军事概念有着重要相似之处，这可以在2018年美国陆军发布的有关多域作战（MDO）等新文件中找到关联概念，

U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TRADOC）. The US Army in MultiDomain Operations 2028， TRADOC Pamphlet 52531［R/OL］.（20210226）［20220711］.https：//info.publicintelligence.net/USArmyMultidomainOps2028pdf.可以說，企业管理中的超竞争概念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印太战略的制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具有巨大的创造性破坏能力的世界霸主，美国对大国超竞争具有天然的敏感度，在超竞争中特别希望能够占得竞争先机，获取领先对手的战略优势，以谋求战略主动权。

赵鼎新.“创造性破坏”与“垫背陷阱”：美国的性质与中国的应对［J］.文化纵横，2021（5）：3042.美国的印太战略是一个专门针对中国而精心设计、全力竞争的地缘战略游戏，其目的是在国际权力转移时期能够持续谋求对华实力优势。

（二）概念界定与内涵

在国际关系中，超竞争是指若干个实力接近、相互竞争而又相互联系的国家行为体之间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展开的动态竞争，也是一种高烈度的极限竞争。

Jeffrey P. Shay，Frank T. Rothaermel. Dynamic Competitive Strategy： Towards a Multiperspective Conceptual Framework［J］.Long Range Planning，1999，32（6）： 559572.国家间的超竞争往往突出表现在外交、经济、科技和军事等领域。在超竞争状态下，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争夺暂时的竞争优势，以获得对目标对手的压制。理解超竞争的内涵，可以从竞争环境、竞争行为体、竞争过程、竞争策略和竞争结果五个维度去把握。

第一，从竞争环境来看，超竞争环境是一种快速变化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当今世界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多发，大国竞争汹涌澎湃，地缘政治纵横捭阖，世界处于超竞争时代。超竞争时代具有VUCA的特点，即动荡（volatile）、无常（uncertain）、复杂（complex）以及模糊（ambiguous），学界也往往把超竞争时代称为“VUCA时代”。

近年关于VUCA时代的相关文献，可参见：李进生，赵曙明.VUCA时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创新的取向与路径——以“三支柱”模式为主线［J］.江海学刊，2021（5）：9096；张戈.边缘领导模式构建——VUCA时代的领导能力升级［J］.领导科学，2021（20）：7174; Chandibai Potsangbam. Adaptive Performance in VUCA EraWhere Is Research Go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7，8（6）： 99108; Ciro Troise， et al. How Can SMEs Successfully Navigate VUCA Environment： The Role of Agility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ra［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2（174）： 121227; Robi Mantik Tarliman， et al. The Influence of Work Motivation and Leadership Style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 the VUCA Era［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2， 5（1）：18761886.在超竞争环境中，竞争者的信息不对称、意图不透明、沟通不及时会加剧竞争的烈度，同时现实中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普遍存在，使得竞争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相互竞争的行为体面临的是充满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环境。面对复杂的超竞争情势，竞争行为体只有快速调整思维，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才能在多变且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的环境中生存、立足和发展。

第二，从竞争行为体来看，时代变化影响了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超竞争环境下的竞争行为体，实力大致相当，彼此相互竞争、相互对抗，但又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彼此不是完全敌对的状态。因此，理解超竞争的行为体互动，需要把握竞争特点的新变化：其一，竞争者之间的变化速度太快，行为体的超竞争是一种在快速变化下的动态竞争，创造和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也越来越困难；

Hypercompetition Factors［EB/OL］. （20200427）［20220708］. https：//valutrics.com/hypercompetitionfactors/.其二，实力相近的竞争者数量越多，竞争的活性也就越强，环境变化就越快，对竞争行为体的应对也就要求越及时，否则就会出现应对滞后，无法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最终导致竞争失败；其三，超竞争是一种基于创新能力的竞争，行为体的超竞爭能力建立在连续创新和创造的基础之上，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拥有领先对手的竞争优势。对相互竞争的行为体来说，超竞争最终比拼的是彼此在各领域创新的资源、能力与策略。

第三，从竞争过程来看，竞争行为体之间的超竞争特征体现在竞争的超级性上，这种超级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超竞争是一种超大规模的竞争。竞争行为体之间在体量、实力等方面相当接近，战略竞争不是一事一域的问题，而是全体系、全方位的竞争，涉及的部门与行业领域极其广泛。其次，超竞争是一种超高强度的竞争。在战略中，竞争强度是指竞争对手相互施加压力的程度，行为体的资源投入、技术创新等因素往往会影响竞争强度，

Seigyoung Auh， Bulent Menguc. Balanc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mpetitive Intensity［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5，58（12）：16521661.竞争是一种资源消耗的过程，竞争强度会随着资源投入力度的变化而变化。按资源消耗程度来划分，竞争强度可划分为低烈度竞争和高烈度竞争。低烈度竞争是反映资源消耗较少的竞争，高烈度竞争是反映资源消耗较大的竞争。在超竞争状态下，竞争主导者与目标对手为了达到竞争胜出的目的，不愿意轻易在竞争中失败，因此实践中偏好采用整合性的高强度施压策略。最后，超竞争是一种超高成本的竞争。在双方都不愿意输掉竞争的心态下，竞争主导者的资源高投入提升了战略竞争强度；在竞争主导者的高压力态势下，目标对手被迫采取跟随战略，加大相应的战略资源投入，强化策略回应，使竞争成本被迫提高。日益增大的战略成本将直接影响竞争者的相对收益。

第四，从竞争策略来看，超竞争的复杂性使行为体的竞争策略选择聚焦于复合型、高压性、破坏性手段谋求创新性竞争优势，以增大对手竞争成本。一方面，行为体之间存在超竞争，将直接决定双方在战略性竞争中的最终地位和命运，因此双方都会使用各种策略、手段、工具来让自己持续获得领先对手的优势；另一方面，在超竞争中，由于竞争激烈，加之彼此实力相对接近，实力占优的一方为了继续保持竞争优势，往往会主动采取创造性破坏的方式，利用现有资源进行颠覆性、创新性变革来创造更大的优势，以确保领先对手，让追赶者或者竞争者无法超越自己。在超竞争环境下，竞争行为体需要快速转变思维，适应竞争新情势，制定以加速度竞争（turbo competition）和动态竞争（dynamtic competition）为内核的复合战略：（1）加速度竞争。在超竞争情境下，竞争优势保持在很短时间内，难以长时间持续，需要竞争者不断创新优势，甚至主动破坏自己已有的优势，倒逼自己去创造新的优势。加速度竞争的要求是竞争者能够对环境变化进行快速而且精准的判断和反应，“以快制快”式的应对策略可以打乱对手的节奏，重新按照竞争者自己的战略思维和节奏进行竞争布局，从中争取相对有利的态势。（2）动态竞争。动态竞争有两层含义：一是竞争本身是动态的，即一个反应就一定会造成另一个反击，从竞争对手角度来讲，都有攻击性，并会对竞争对手造成一定的影响；二是竞争本身是相对的，优势和劣势是相对的，而且任何竞争优势都是短暂的，因为对手也会做出反应。

谭凌波，等.宗庆后：超越人本［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150.竞争者与目标对手面对的都是高强度和高速度的竞争环境，双方根据竞争态势的动态演化而灵活调整自己的竞争策略，建立动态能力。动态能力将推动竞争者的创新竞争及行为竞争、增加回报和打破现有竞争格局，

郑俊生，主编.企业战略管理［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108.以更好适应环境变化，抓住新机遇，在竞争中发展壮大自己。

第五，从竞争结果来看，相互竞争的行为体经过激烈的竞争，竞争关系面临着三种可能的结果与状态：第一种是双方在竞争中能够以战略克制和自我约束的方式处理竞争关系，就存在的问题建立对话机制，彼此保持沟通，相互尊重对方利益关切，最终能够协商解决摩擦和误解，增进战略信任关系，实现双赢或者多赢，由此形成一种良性竞争关系，这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竞争，也是一种可持续的包容性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包容性的竞争能促进双方关系的发展。

门洪华，李次园.国际关系中的大国竞争：一项战略研究议程［J］.当代亚太，2021（6）：447.第二种竞争是恶性竞争，竞争行为体在激烈竞争中，以零和博弈思维看待竞争，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导致在竞争过程中形成的矛盾不断累积，加之在偶发因素的刺激下诱发彼此的战略性冲突与对抗，最终导致双输、多输的局面。第三种结果是介入前两者之间的一种状态，即折中竞争，这种竞争使竞争行为体既无法产生信任，也不会导致反目成仇，通过相互约束行为，以避免关系失控，维持一种不好不坏、没有大起大落的关系状态。这三种竞争结果有点类似于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所描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三种文化，即康德文化、霍布斯文化和洛克文化。这三种文化分别塑造了朋友、敌人和竞争对手的三种国家角色身份。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44299.

综上，超竞争是指竞争行为体所处的一种复合型竞争态势，具体特征就是竞争环境的超快变化；竞争行为体实力的超级接近；行为体竞争互动的超级复杂，含有对抗、合作与竞争的多重意味；竞争过程的超大规模、超宽领域、超高强度和超远影响；竞争结果的超不确定性。鉴于此，这种复合型态势使行为体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复杂、敏感和脆弱。

面对超竞争态势，竞争主导者需要整合自己的优势或者资源，对目标对手施加强大压力甚至是最大压力（maximum pressure），以确保自己在竞争中保持或者获得领先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传统的单一竞争战略已经无法满足超竞争或者极限竞争的要求，需要去制定或者寻找一种新的整合性战略，以更好地适应充满不确定性且快速变化的环境。对此，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学教授内森·弗赖尔（Nathan Freier）指出了超竞争的本质，他强调，“恢复美国在陆地、空中、海上、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永久军事优势是不可能的。相反，美国的决策者和战略家需要創造性地思考和战斗，以抓住或重新抓住暂时的优势。这就是超级竞争的本质”

Nathan Freier. Game on or Game over： Hypercompetition and Military Advantage［EB/OL］.（20180522）［20220711］. https：//warroom.armywarcollege.edu/articles/thenewdefensenormalninefundamentalsofhypercompetition/. 。换言之，超竞争的本质就是相互竞争的行为体在势均力敌的状态下，竞争主导者通过复合型手段整合资源，进行连续性和快速性创新，甚至通过创造性破坏以建立领先对手的竞争新优势。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劲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对华战略开始出现范式转向。这一范式转向随着特朗普执政并公开将中国视为美国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而基本完成；拜登入主白宫后，继续推进对华战略竞争，在执政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表示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EB/OL］.（20210204）［20221110］.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此后，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更是明确将对华战略竞争描述为三位一体的复合架构，即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须对抗时对抗。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EB/OL］. （20210303）［20221109］. https：// 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美国对华竞争覆盖几近是全领域、全体系的，反映出美国战略界浓重的地位焦虑情绪。

韦宗友.地位焦虑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J］.国际观察，2022（3）：7096.“中美战略竞争的地域范围，也逐渐从传统的东亚地区向南、向西延伸至涵盖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的整个印太地区”

韦宗友.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J］.美国研究，2018（4）：5174.。总之，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具有结构性、长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这种新态势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和分析，

近年来有关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中外文献成果非常多，可参见：Stephen R. Nagy.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Converging Middle Powe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J］. Strategic Analysis， 2022， 46（3）：260276;Sung Chul Jung， Jaehyon Lee & JiYong Lee.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US Alliance Network Expandability： Asian Middle Powers Positions on SinoUS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IndoPacific Region［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21， 30（127）：5368; Ashley J. Tellis.The Return of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R］. Seattle and Washington， D.C.：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2020：143; Benjamin Schreer. Why USSino Strategic Competition Is Good for Australia［J］.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73（5）：431448; Jae Jeok Park， Erwin Tan.Exploiting SinoUS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View from Seoul and Singapore［J］.Asian Studies Review， 2018，42（3）：537555; R.C.De Castro. 21st Century U.S. Policy on an Emergent China： From Strategic Constrainment to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2018， 9（3）： 259283；Minhyung Kim. Why Provoke？ The SinoUS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and North Koreas Strategic Choice［J］.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016，39（7）：979998;王健.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本质、特点与内在紧张［J］.国际问题研究，2022（2）：5169；肖河.避险与威慑：美国对华竞争的复合逻辑［J］.当代美国评论，2022（3）：124；张蕴岭，孙志强.全面战略竞争：美国对华战略新定位［J］.文化纵横，2021（5）：4352；赵明昊.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J］.和平与发展，2021（3）：1436； 滕建群.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探析［J］.当代世界，2018（12）：2327；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刘飞涛.美国强化对华竞争及中美关系的走势［J］.国际问题研究，2016 （1）： 4962；陶文钊.中美在西太平洋的竞争与顺应［J］.和平与发展，2014 （6）：2342；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3）：426；阎学通，漆海霞.中美竞争前景： 假朋友而非新冷战［J］. 国际政治科学，2012 （3）：123. 但笔者尝试从超竞争的角度，试图构建一个复合型的新分析框架，以便更好认识和理解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本质。

三、超竞争制衡：概念界定与框架构建

（一）概念与内涵

笔者认为，超竞争制衡是在超竞争态势下，竞争主导国家针对势均力敌的目标对手而制定的旨在谋求战略竞争优势的一种综合战略，它统合了威慑、竞争与制衡的多元工具，注重以创新组合应对环境变化，借以向目标对手施加高压，抬高成本，获取战略主动，扩展战略空间，以压制和阻遏目标竞争对手的实力发展，获取相对竞争优势，护持自己的权力与地位稳定。超竞争制衡体现了在权力转移时期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逻辑。

根据这个定义，可以推论超竞争制衡具有四重内涵：一是竞争环境是动态演进的，高度不确定的竞争环境使竞争主导国对目标对手的快速竞争追赶存在强烈的危机感和焦虑感，这往往会导致竞争主导国对目标对手发展或者崛起的整体认知出现失调；二是竞争行为体由于实力过于接近，二者势均力敌，虽然相互对抗，但在现实中存在一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三是竞争主导国家虽然依然拥有领先竞争对手的优势资源和能力，但是其现有实力已经不足以完全战胜或者打败竞争对手，需要不断通过工具与策略的创造性破坏或者颠覆性变革谋求新的竞争优势，以产生更强大的战略效用；四是在国内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经济的双重作用下，竞争主导国应对目标竞争对手时有战略强硬偏好，试图通过各种力量、手段和策略的分化组合来谋求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呈现“为达到目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心态。

在超竞争态势下，竞争主导国对目标对手采取集威慑、竞争与制衡于一体的超竞争制衡战略，可谓“一举多得”：（1）通过超竞争制衡，增加对手的战略成本，实现成本强加；

成本强加战略是奥巴马政府对华在灰色地带竞争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可以参见：Kenneth P.Ekman. Applying Cost Imposition Strategies against China［J］.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2015，9（1）：2659; Kenneth P.Ekman. Winning the Peace through Cost Imposition［R］.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2014; Carlyle A.Thayer. Indirect Cost Imposition Strateg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S. Leadership and ASEAN Centrality［R］.Washington， D.C.：CNAS，2015;Junichi Fukuda. Denial and Cost Imposition： LongTerm Strategies for Competition with China［J］.AsiaPacific Review， 2015，22（1）：4672.（2）通过塑造共同威脅，凝聚联盟团结，实现向盟友和伙伴的防务成本转移；

Attila Mesterhazy. Burden Sharing： New Commitments in a New Era［R］. Brussels：Defence and Security Committee （DSC），2018： 170.（3）通过极限竞争，获得相对竞争优势；

Elbridge A Colby， A. Wess Mitchell. The Age of Greatpower Competition： H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Refashioned American Strategy［J］. Foreign Affairs， 2020， 99 （1）：118130.（4）通过威慑对手，迫使对手放弃侵犯意图，不会对自己轻举妄动；（5）通过制衡对手，恢复均势结构，维护霸权地位。简言之，超竞争制衡就是国家在动态竞争情境中，竞争主导者整合优化资源，以高强度压力、高速度创新的竞争方式向对手施加最大化压力，给对手制造战略障碍，以扭转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或状态，重新恢复有利于自身的权力平衡、利益平衡和关系平衡。

（二）超竞争制衡的生成机理

1．理论前提

在国际权力转移过程中，守成国家与崛起国家的战略互动是一种超竞争情境下的关系重构，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属性，因此承认和接受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1）国际社会处在无政府状态；（2）国家依然是理性行为体；（3）在国际权力的斗争过程中，国家实力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重要手段；

［日］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M］.刘小林，张胜军，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0：125.（4）国家首要的关注是安全，会不断评估并准备应对威胁，国家对威胁的认知取决于对目标对手的整体实力、地理位置、进攻能力和进攻意图的综合评估；

［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M］.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025.（5）体系内的守成国家把自己视为当然的体系平衡“管理者”，且存在崛起国家必将“取而代之”的主观假定。当崛起国打破平衡时，守成国家偏好采取强化制衡的态度应对崛起国家的挑战，以恢复对己有利的体系平衡，而不是主动接受或者包容新兴国家的崛起。

Gil Merom.Realist Hypotheses on Regional Peace［J］.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003，26（1）：109135.

2动因逻辑

从军事战略角度看，超竞争制衡的战略动机是与目标对手抢占先机，扩展战略空间，赢得战略主动，确立战略竞争优势，保持有利的军事平衡。

Nathan Freier， et al. An Army Transformed： USINDOPACOM Hypercompetition and US Army Theater Design［R］. Carlisle：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nd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20： 1926.作为制衡的实施国，守成国家对新兴崛起国采取超竞争制衡战略，其竞争动机的强烈程度与守成国的实力、认知和利益变量存在因果性逻辑：其一，实力缩小是超竞争制衡的“原罪”。在既有国际体系内，体系内的守成国与新兴国的综合实力越接近，守成国面临的竞争环境压力越大，其地位流失的焦虑感就越强，守成国对新兴国家进行制衡强化的动机就越强。

David A.Baldwi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 A.Simmons， 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13：273297.其二，威胁认知是超竞争制衡的催化剂。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体系内的守成国对竞争对手的威胁感知越强烈，其护持主导地位的意愿就越突出，对竞争对手采取制衡强化的动机也就越强烈。

Daniel H.Nexon.Review：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Balance［J］. World Politics， 2009， 61（2）：330359.其三，利益冲突是超竞争制衡的内生动力。在国际体系中，体系内的守成国与新兴国家存在结构性矛盾，在双方利益重叠的区域或者领域，双方的利益冲突会导致利益协调困难，利益冲突越多，守成国对新兴国的制衡强化动机也就越强烈。

Kenneth N.Waltz.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C］//Richard Betts，ed. Conflict After the Cold War：Arguments on Causes of War and Peace.New York： Routledge， 2015：110116.

3分析框架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间竞争是一种常态化存在，而威慑、竞争与制衡则是国家对外战略的常用工具，这些工具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功能，体现出实施者的不同意图。在国与国之间形成超竞争态势的情境下，竞争主导国难以运用单一力量或者手段来构建竞争优势，实现对目标对手的压制，因而往往把多种力量或手段整合在一起，综合运用，以获得安全的满足。同时，也能有利于竞争主导国构建新的战略优势，发挥最大化战略效用，达到打压、围堵和遏制目标竞争对手发展的目的。因此，超竞争制衡是竞争主导国在大国超竞争态势下生成的针对目标对手的一个现实主义战略，它以威慑、竞争与制衡为核心支柱，向竞争对手强化制衡，以达到对目标对手的威胁、对抗与牵制意图，从而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利益。由此可以推导出竞争主导国超竞争制衡的逻辑进路，具体分析框架如下图（图1）：

理解超竞争制衡，首先必须从超竞争情境着手，这是超竞争制衡存在的基本前提，它影响了竞争行为体的互动行为。超竞争环境是一种激烈的竞争情境，在该情境下若干个实力相近的国家为了权力和地位进行激烈的竞争性博弈。超竞争制衡由以下一些要素构成，即制衡生成的环境，制衡的施动者、受动者以及它们的互動、制衡的策略与手段，制衡的结果与影响。国家间竞争的标的是权力，权力是国际政治的硬通货，也是稀缺资源。在国际体系转移过程中，守成国家与新兴国家更是为了结构性权力而竞争。在国际权力转移的条件下，竞争主导国与目标竞争对手之间实力日益接近，战略竞争呈现白炽化，双方围绕地位展开全面竞争，这主要是因为守成国家和崛起国家都存在地位考虑，地位能够衍生出资源、权力和声望等高附加值的东西，

Thazha Varkey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William C. Wohlforth，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C］.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5887.备受大国青睐，从而形成以地位为中心的竞争格局。为了稳固长期的霸主地位和战略优势，主导国偏好选择超竞争制衡策略来对付首要目标对手。超竞争制衡是守成国和新兴国展开的一种资源竞争、权力竞争，同时也是地位竞争和声望荣誉竞争，其基础条件就是守成国依然拥有相对优势能力，不愿意让崛起国挑战自己的地位，并且有强烈意愿动员全政府、全社会资源对崛起国进行全体系、全方位的打压围堵。

在超竞争态势下，如何认知对手是竞争行为体采取应对策略的重要因素。认知是人们根据自身感觉到的外界刺激和信息去推测并判断客观事物的心理过程，是基于个人的经验以及对有关线索进行分析而形成的对信息的理解、分类、归纳、演绎和计算。

王琦，主编.健康评估［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124.在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名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一书中，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知觉“是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对其他人的认识”。同时，他还分析了错误认知的生成机制、认知相符现象、诱发定势和历史包袱。在此基础上，杰维斯论述了国际政治中四种常见的错误知觉：（1）国家决策者往往把对方想象成内部团结一致、铁板一块的行为体，使得对方任何无意、巧合和偶然的事件都会被视为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2）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一旦出现有利情景，就认为是自己影响所致；而一旦出现不利结果，则认为是对方的敌意预谋，与自己行动无关。（3）愿望思维。人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总是趋于避开自己不愿听到或不愿看到的事情，总是希望接收到自己愿意听到和看到的消息。（4）认知失调。当人们在考虑应该采取一种政策的时候，却发现关于这一政策不妥的意见和评论，自己认为正确的，别人认为不正确，于是就会出现认知失调现象。为了保持自己的认知相符，人们便寻找理由，以自圆其说。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373412.这些认知（错误知觉）往往导致错误的判断与决策，因而会使双方发生冲突或对抗。在印太战略中，美国军方把中国视为首要竞争对手，但是又充满了矛盾的认知逻辑。一方面，美国把中国看作威胁；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保持着经济联系。“印度—太平洋是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地区，在这个地区，竞争对手中国正在积极寻求并试图推进一个可信的、取代美国领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方案。该地区也是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和盟友必须展示有效反击中国强大挑战的首要地区。同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不太可能像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那样简单或二元对立。一个大国对手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命运与另一个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两个对手在商业、金融和文化上相互依赖，事实上彼此也是如此”

Nathan Freier，et al. An Army Transformed： USINDOPACOM Hypercompetition and US Army Theater Design［R］. Carlisle：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nd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20：712.。正是这种充满矛盾的定位，才使得美国印太战略充斥着竞争、对抗与合作的复杂心态，使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行为充斥两个极端：一个是歇斯底里式的对华设置“小院高墙”，大搞对抗与竞争；一个是千方百计地设置“护栏”，防止中美关系陷入失控危机。这种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交织，构成了美国对华超竞争行为的逻辑根源。

竞争主导国针对目标对手的快速追赶，在战略上往往会从实力地位出发，偏好采取多管齐下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应对策略。为了能够确保获取竞争优势，抑制目标对手的发展与崛起，竞争主导国可以不计成本、不择手段。竞争、威慑和制衡工具是国家最常用的策略与工具，可以向竞争对手的挑战设置障碍，增大竞争压力，表明自己维护竞争优势和主导地位的意志与决心。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定：

第一，威慑是战略优势的基础来源。在超竞争状态下，竞争主导国偏好以战略威慑手段向对手施压，以获取相对竞争优势。

竞争主导国注重提升威慑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并确保威慑有效可信，借此向竞争对手展示自己的威胁意图，以高成本逼迫对手不会轻举妄动，从而维持现状。威慑是可以防止冲突的一种战略，“它是一场通过制造精神压力而非真枪实弹来战胜竞争对手的战争”

［美］戴维·赫西，珀·詹斯特.竞争对手分析［M］.高文瑾，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26.，它成立的最基本前提是必须拥有强大、先进而且领先对手的实力。我国军事学者金一南认为，威慑是一方对另一方战略优势的体现，“它凭借力量、声势、哲理和状态，让感受方心生畏惧和震惊，并迫使感受方改变对施威方不顺的作为和态势”

金一南.胜者思维［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218.。还有学者指出，“对敌人造成的阻碍越大，我方控制其行为的力量就越大”

毛翔.远战：美国全球公域介入与远程打击概念的发展［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6：120.。鉴于核武器拥有超大杀伤力、破坏力以及美国在核武器技术上的先进性，核威慑已成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基础，成为领先他国的战略优势力量所在。

第二，竞争能力是战略优势的重要来源。在超竞争状态下，竞争主导国也注重自身竞争能力的建设与提升，以压制对手的追赶，从而获取相对竞争优势。

竞争是指不同的行为体为同一个目标展开角逐、博弈或对抗的行为、现象、过程或状态，促使某种有利于自己的结果获得实现。竞争所导致的结果往往就是优胜劣汰。在企业中，“企业资源能力的性质和多寡决定了竞争优势”

成韵.基于顾客价值的企业市场创新研究［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39.，竞争优势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命運。同样要看到，国家间战略竞争也必须依赖其拥有的资源、战略与能力，一国竞争资源、布局、制度和能力的整体状况可以为国家战略优势的生成提供有效的助力，可以有助于创造领先目标对手的机会。还有人认为，竞争性的策略会有助于确立领先对手的战略实力优势。

Craig W.Mastapeter. The Instruments of National Power：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Advantage in a Changing World［D］. Monterey：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2008.竞争主导国注重在竞争资源的优化配置上向重点领域倾斜，加强布局，改善竞争状况，加大竞争强度，借此向目标对手传递对抗意图，展示自己的竞争优势，谋得竞争先机和主动。

第三，制衡策略是战略优势的间接来源。在超竞争态势下，竞争主导国在策略上会充分利用既有外交资源，构建和扩大联盟网络，对目标对手进行威胁制衡，从而形成相对竞争优势。

制衡是维持均势结构的基本策略，

Robert S.Ross.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J］.Security Studies， 2006，15（3）： 355395.可以为国家发展和安全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更有利于获取领先对手的战略实力优势。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强调，在美国大战略中，制衡对战略优势的生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有利于实现预先设定的战略目标，“一个离岸制衡战略有两个关键目标：使美国卷入未来大国战争（可能是核战争）的风险最小化；增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权力”

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Americas Future Grand Strategy［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7，22（1）： 87.。竞争主导国通过利用军事制衡、联盟制衡和规则制衡等多种方式，围堵打压目标对手，向其传递清晰的牵制意图，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权力平衡。超竞争制衡通过统合威慑、竞争与制衡，使其能够发挥自身能力、资源与策略的最大化效用，实现对目标竞争对手的压力最大化，由此可以让竞争主导国强化对目标对手的战略制衡。

竞争主导国的超竞争制衡必然对竞争对手带来影响，目标对手的应对策略也会根据自己的认知、资源与能力采取相应的回应策略，目标对手的反制措施自然也会让竞争主导国受到反推力的冲击，并影响制衡成效。从结果来看，双方的竞争互动存在三种可能的方向：第一种是双方在竞争中建立有管控的机制，可以沟通信息，减少误判，增进信任和友情，约束无序的超竞争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会向良性的竞争方向发展。第二种是没有管控的机制，缺乏改进的意愿，这种情境下会成为恶性竞争。竞争主导国对目标对手的制衡强化，损害了竞争主导国与目标对手的战略互动，一方面，双方的信任基础受到破坏和动摇，彼此猜疑加深，形成敌意认知螺旋，双方关系恶化的下降通道打开，如果不加管控，则大概率会引发关系危机；另一方面，竞争主导国对目标对手的制衡强化，也必然引起目标对手的反应，基于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需要，目标竞争对手的反制手段也会层出不穷，使竞争主导国能够受到反制的消极冲击。第三种是竞争主导国对目标对手采取的是一种折中竞争，即介于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之间。竞争主导国把目标国家视为竞争对手，全力进行竞争，在一些领域又进行激烈对抗；同时也能够表明对目标对手的沟通意愿，并在冲突和摩擦中能够进行对话，甚至在一些领域进行有限度合作。这种状态下，竞争主导国和目标对手之间的关系呈现为在竞争中对抗、在对抗中合作的样态。

综上所述，超竞争制衡战略是竞争主导国基于大国超竞争态势下生成的一种现实主义战略，它蕴含着威慑、竞争与制衡的复杂逻辑，折射出其在权力转移时期对强大竞争对手崛起的战略认知与态度。制衡强化使大国竞争互动的战略博弈的冲突性、曲折性概率增加，给战略关系管理带来困难，也给世界的发展与安全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但是由于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现实，大国之间又无法完全割裂这种联系，需要对超竞争进行管理，以免重演“修昔底德陷阱”的悲剧。

四、美国对华超竞争制衡：实践逻辑

寻找、锁定并聚焦于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展开战略布局，是美国护持霸权的惯性，也是二战后美国对霸权的贪婪本性所致。把苏联和当前的中国先后作为对手均为美国的主动选择，由此形成了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和当今的中美战略竞争。美国之所以已把中国作为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Fact Sheet：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EB/OL］. （20220328）［20220720］.https：//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22/06/2022_NDSFACTSHEET.pdf.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缩小，国际影响力大增，冲击了美国的霸主地位。为了应对中国的竞争，美国制定并实施了印太战略，强调从实力地位出发，集威慑、竞争与制衡三位于一体，带有目标定向、议题多元、方法多样、全域施压的地缘政治色彩，体现了浓厚的超竞争制衡逻辑。

（一）中美互动的超竞争态势

在21世纪，中国快速崛起，美国认为中国崛起已经对其全球地位构成了挑战，中美已經形成了超竞争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以下超级性特征：（1）中美竞争具有超大规模。就目前来看，美国既是守成国家，同时也是战略竞争的主导者，它是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发达国家，无论是军事、经济，还是科技、文化、教育，尚未有哪个国家能够与之抗衡比肩。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借助和平的国际环境和正确的发展政策，实现了全面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保持在30%左右，中国经济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王震.中国这十年，经济发展有了大提高、生态环境有了大改善［EB/OL］. （20220521）［20220710］.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0512/c100432420292html. 是当之无愧的新兴国家代表，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都有追赶美国的势头。超大规模、超大体量的中美竞争是一种超级竞争，自然引发举世关注。美国智库在一份报告中承认，“自从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超过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经济体以来，美国现在第一次面临着一个与它一样大的经济对手，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比它更大”

Graham Allison， Nathalie Kiersznowski，Charlotte Fitzek.The Great Economic Rivalry： China vs the U.S.［R］. Cambridge：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2022.。当然，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在军事、太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中国也在奋力追赶，出现了“真正的势均力敌”。

Jo Inge Bekkevold， ystein Tunsj. The Geopolitical Foundations for U.S. Strategy in a New U.S.China Bipolar System ［J］.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2022，4（1）：3954.当前中美实力日益接近，超竞争态势已然形成。（2）中美竞争是一种超宽领域的竞争。中美两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双方的战略竞争绝不是单一领域和单一部门的竞争，而是全政府、全体系的竞争。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涉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各种体系，这对国家的能力考验是全面的，史无前例。再者，美国对华竞争是全领域的，从贸易到科技，从网络到工业制造，从太空到海洋，从基础设施到国际规则，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刻意强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这种超宽领域的竞争意味着美国不愿意失去自己的竞争优势，而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措施来保住和维持自己的优势，以便能够确保自己在对华竞争中胜出。（3）中美竞争具有超大影响。超竞争的风险不仅仅是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双边关系，其外溢效应溢出了双边边界，对区域乃至全球的国际关系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的超竞争影响更是结构性、系统性、全面性、长远性的。正是考虑到输掉竞争的影响对其是重大的和致命的，美国自然不愿意接受对华战略竞争的失败。

从当今中美关系现状来看，两国间的超竞争关系是基于竞争对手的角色，而非敌人的角色。正如国内学者所言：“中美在尊重主权的前提下开展竞争，以竞争对手而不是敌手的身份看待对方，构建了具有明显洛克文化特征的中美间安全文化。”

何英.突破“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的建构主义再解读［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7：77.这种关系是在承认彼此主权的原则下，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生存权利，不以消灭对方或者推翻对方政权为目标，战争和武力不再是双边关系的主题，而是在现实中既对抗又竞争，既竞争又合作，从而形成一种对抗、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中美关系出现复合型特征，一方面是中国崛起缩小了双方实力差距，扩大了结构性矛盾，引起了美国对中国的忌惮，加之塑造中国战略失败而产生的失落，导致美国对华关系范式从战略接触、战略协调、战略合作转向战略竞争和对抗；另一方面是因为中美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关系，尽管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千方百计与中国脱钩，但事实上脱钩极其困难，完全脱钩的成本代价巨大，自然美国也必将遭受脱钩的反噬，损害自身的利益。不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中美关系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的现实无法扭转，两国在很多问题上需要面对现实、保持合作。竞争、对抗与合作的多重旋律交织，就是对中美超竞争关系的一种真实反映。

当前，世界已进入大国超竞争时代。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实力相对均衡的大国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同时冲突不断，这使大国竞争具有长期性、不平衡性与冲突性的特点。虽然这种发展态势为未来提供了诸多可能性，但无论美国还是中国，抑或欧盟和俄罗斯，未来的大国之路必然要以全面竞争为预设前提，行走在有限合作和适度冲突的现实路线之间。

（二）美国对华战略的超竞争制衡

随着中美总体实力的相对接近，美国对华战略呈现新态势，两国超竞争充满了新的复杂博弈，经济竞争加剧安全冲突，并削弱政治互信，政治与安全逻辑试图压倒经济逻辑，安全-经济的错位联动导致中美关系在多议题联动、多平台爆发，导致中长期风险将占据主导。

周超.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何以生成与应对［J］.当代亚太，2022（1）：59100.在竞争驱动下，印太战略是美国专门针对中国崛起而制定的地缘政治战略，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基于大国竞争和实力至上原则的超竞争制衡战略；美国已把中国视为超越俄罗斯的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动员全政府力量、全社会资源，进行全领域、全体系的高强度竞争，使两国关系充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见图2）。

1综合威慑

威慑是强制外交的一种形式，被美国国防部定义为“通过存在不可接受的反击的可信威胁或相信行动成本超过预期收益来预防侵犯行动的发生”

Adam Taylor.Conventional Deterrence and the US Navy： Why the Future Needs to Happen Now［EB/OL］. （20210408）［20220709］.https：//cimsec.org/conventionaldeterrenceandtheusnavywhythefutureneedstohappennowpti/. ，历来被美国视为国防战略的首要基石，也是其获取全球战略优势、维护全球霸权的基础性来源。综合威慑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军方提出的新军事概念。2021年4 月，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提出综合威慑战略，强调把技术、作战概念和各种能力以可靠、灵活方式编织成网，建立分散、高度联通的军事力量，应对大国竞争，谋求所有潜在冲突领域的技术优势，推动跨域跨军种协同作战，开发新作战概念，提高整体威慑力。

郑杰光.应对疫情挑战，能力建设呈现新特点：2021 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国防工业发展回眸［J］.国防科技工业，2021（12）：2833.随后，综合威慑的思想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方针。

Colonel Savage.US INDOPACOMs Integrated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Vision 2028： Integrated Deterrence toward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J］.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2022，5（1）：110.当下，拜登政府认为中国是其全球主导地位和战略利益最大的挑战者，因而偏好以综合威慑战略来对抗中国。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Carlos Del Toro）于2021年10月在海军战争学院的演讲中公开强调，“（美国）海军对中国的态度是威慑，而不是打仗”

Heather Mongilio. SECNAV： New Navy Strategic Guidance Emphasizes Deterrence in the Pacific［EB/OL］. （20211006）［20211221］.https：//news.usni.org/2021/10/06/secnavnewnavystrategicguidanceemphasizesdeterrenceinthepacific.。2022年5月，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的斯泰西·佩蒂约翰（Stacie Pettyjohn）和珍妮·馬图沙克（Jennie Matuschak）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中俄是美国的主要威胁，“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多极核世界，核危险正在增加，美国必须同时威慑两个核大国”

Stacie Pettyjohn， Jennie Matuschak. Long Shadows：Deterrence in a Multipolar Nuclear Age［R］. Washington，D.C.：CNAS，2022：2425.。从美国对华威慑的实践来看，综合威慑大致表现在威慑能力、威慑部署、威慑投入和威慑行动等方面。

其一，强化综合威慑能力建设，加快推进核武器能力的现代化升级。在核威慑能力上，为了增强战略核威慑的可信性，拜登政府计划更换或升级陆基、海基和空基“三位一体”核武器系统，包括“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B21战略轰炸机和新一代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重点就是运用人工智能提高这些战略核武器系统的自主性和突防力。美国还通过机器学习应用和深度学习算法，提高核爆炸过程的数值模拟能力，确保其核威慑可靠性。为了推动核武器的现代化升级，美国政府在近年的国防预算开支中不断编列核武器升级预算，推动陆基、海基和空基三位一体的核武器装备的运输、装备、指挥、控制以及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改造。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计，2021—2030年，美国核力量运行和现代化的总成本约为6340亿美元，其中约1880亿美元用于核武器和运载系统的现代化。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Projected Costs of U.S. Nuclear Forces，2021 to 2030［R］. Washington，D.C.：CBO，2021：24.

其二，强化前沿威慑部署。目前，美国在印太地区部署了数量最多的水下核打击力量，以增强其海上威慑的能力。据美国《海军时报》网站2022年4月15日报道，美国海军向关岛派遣了2艘攻击型核潜艇，目前有5艘核潜艇以关岛为母港，与2021年11月的2艘相比有所增加。截至2022年3月，美国海军拥有68艘核潜艇，其太平洋舰队拥有41艘核潜艇，其中包括8艘战略核潜艇、2艘巡航导弹核潜艇和31艘攻击型核潜艇，占美国核潜艇总数的约60%。

谢瑞强.美公布“康涅狄格”号核潜艇事故调查报告，专家：一些内容存疑［EB/OL］. （20220524） ［2022070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247865.在常规威慑能力上，知名保守派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制定了增强美国竞争力的对策建议，包括维持常规的军事威慑；确保美国技术优势的安全性；促进美国的经济实力与领导；加强美国的外交；在意识形态和叙述方面展开竞争；促进数字自由，抗衡高科技的非自由流动；培养人才，加强与中国的竞争。

Ely Ratner， et al.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R］.Washington，D.C.：CNAS，2019：752.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略界依赖美国海上威慑应对新兴国家海上崛起的基本思路。美国国防部于2021年11月29日公布了《全球态势评估报告》，计划改善美军在关岛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其目的是“对抗中国的军力建设和对力量的运用”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8 Nuclear Posture Review Final Report［R/OL］. （20180205）［20220713］.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01872886/1/1/1/2018NUCLEARPOSTUREREVIEWFINALREPORT.PDF. 。报告强调了印太地区是美国军队的优先区域，而在关岛和澳大利亚完善机场建设，包括增设更多储存燃料和弹药的设施，可以让战机和军事人员的增派在短时间内实现。

其三，推动“太平洋威慑倡议”（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落地实施。美国印太司令部于 2020 年 3 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太平洋威慑倡议”预算报告，该倡议旨在使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投资保持一种可信的威慑，以及将一种长期的“全政府式”的对地区的承诺置于首要位置，规划未来 6 年国会为国防战略投入专项资金支持。

Jim Garamone. Esper Discusses Importance of IndoPacific Strategy［EB/OL］. （20200721）［20200913］.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2280887/esperdiscussesimportanceofindopacificstrategy/source/GovDelivery/.“太平洋威慑倡议”赋予美国印太军事战略以持续、大量的资金支持，从作战理念、前沿部署、多国协作、长期准备、一体化威慑等五个领域革新美国印太军事战略，旨在锐化美军针对中国的军事效能，重申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并促进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发展。2022年3月，美国印太司令部向国會提交了一份有关威慑资金的研究报告，要求国会在2022—2027年增加大约270亿美元的支出，内容包括购置部署新型武器、建造新设施以及与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开展更密切的军事合作等。与2014年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威慑计划”投入200亿美元相比，美国针对中国的“太平洋威慑计划”预算申请多出了50多亿美元，以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态势。在2023财年中，美国把“太平洋威慑计划”的开支增加到71亿美元之多，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leases the Presidents Fiscal Year 2023 Defense Budget［EB/OL］. （20220328）［20220709］.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980014/thedepartmentofdefensereleasesthepresidentsfiscalyear2023defensebudg/#：～：text=On%20March%2028%2C%202022%2C%20the%20BidenHarris%20Administration%20submitted，which%20is%20for%20the%20Department%20of%20Defense%20%28DoD%29. 创下历史新高。

其四，对华采取灰色地带威慑行动。为了应对中国的海上挑战，一些与政府、军方密切联系的智库与学界提出运用灰色地带威慑策略来应对所谓“胁迫行为”。灰色地带威慑是由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提出的专门针对我国海洋行为进行应对的威慑策略。2017年5月，该中心发表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等人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在南海实施定制威慑的策略。该报告把灰色地带威胁的矛头直指中国，污蔑中国在南海一系列的行为意在“胁迫邻国”，呈现的冲突包括船只和飞机、在争议水域和空域的军事行动、在多方声索区域的捕鱼和执法活动、使用经济和外交杠杆以及在争议区域进行土地改造和建设等。报告还无理指责中国“充分利用非对称优势对抗美国及其盟友、合作伙伴，这些行为正在逐渐改变现状”

Ely Ratner.Course Correction： How to Stop Chinas Maritime Advance［J］. Foreign Affairs， 2017，96（4）： 6472.。面对这种情况，报告建议美国政府迫切需要采取新的方法抗衡，否则美国在该地区的声望和利益将受到损害。为此，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在南海实施定制威慑的策略，建议美国领导人及其盟友和伙伴调整威慑战略，澄清威慑承诺，接受预计的风险，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并在展示决心的同时保持克制。

Michael Green， et al. Countering Coercion in Maritime Asia：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ay Zone Deterrence［R］. Washington，D.C.：CSIS，2017：266.2017年2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也发表了《重塑美国海上力量：美国海军新的舰队架构》的研究报告，基调与灰色地带的威慑战略相同，其明确提出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今后应聚焦中国和俄罗斯，采取“拒止和惩罚”威慑战略。

Bryan Clark， et al. Restoring American Seapower： A New Fleet Architecture for the United States Navy［R/OL］. （20170209）［20220713］.https：//csbaonline.org/uploads/documents/CSBA6224Fleet_Architecture_Study_WEB.pdf. 为了推进印太战略的落实，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南海实施常规军事威慑行动，保持高压甚至加强态势。目前，美国在南海每天至少有3艘军舰，维持不低于900 个舰日的水面力量存在和每天2—3架次、每年上千架次的空中力量存在。

陈永.精准修正主义与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策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9）：4173.除了宣示性的“航行自由行动”，美军还在南海针对中国采取存在感行动、军事侦察和情报搜集活动、训练和演习、战场建设及作战概念验证和威慑行动等五种灰色地带行为。这些军事活动经常围绕中国南沙岛礁展开，挑衅意味越来越浓。

近年来，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威慑行动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航行与飞越自由行动保持高频甚至加强态势，更加注重台海和南海的联动；第二，军事演习活动常态化、多样化，更加注重不同舰种、不同武器平台以及与盟友之间的作战协同；第三，强调创新和综合威慑的作战概念；第四，加强海上战略威慑的资金投入。

贺先青.拜登政府的南海叙事逻辑、政策意涵与行为选择［J］.南洋问题研究，2022（2）：115132.为了验证这些新的概念、技术、装备等实际效果，美国在南海地区开展了大量的综合海上打击、海上拦截作战、反潜战、海上补给、编队机动、导航作战等演习项目，试图形成对华新的战略威慑优势。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海域实施的灰色地带威慑，也反复强调要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兰德公司在应对灰色地带挑战的报告中认为，规避风险是美国在灰色地带获取战略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则，

Lyle J. Morris，et al.G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Gray Zone： Response Options for Coercive Aggression below the Threshold of Major War［R］.Santa Monica：The RAND Corporation，2019：132.这种对风险规避的强调体现了美国灰色地带威慑策略的弹性，为实际操作留下了一定的回旋空间。

2极限竞争

极限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是美国对华实施超竞争制衡的第二根支柱，也是其试图谋取海上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与策略。作为一种压力最大化的展示手段，极限竞争意在从心理到态势上营造强大的压力，以此逼迫竞争对手无奈退让或者妥协认输，从而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极限竞争是美国在特定时期内针对中国崛起的超级竞争，通过竞争目标、布局和资源的重新优化与配置，向重点目标地区和国家进行倾斜，采取压力最大化的方式向目标对手施压，以获取领先对手的相对竞争优势，创造有利于自身的竞争态势或者状态。极限竞争反映了美国强烈的求胜欲，彰显了意欲与崛起的中国一争高下的决心。

从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

Hamidreza Azizi， Vali Golmohammadi， Amir Hossein Vazirian. Trumps“Maximum Pressure”and Anticontainment in Irans Regional Policy［J］.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2020，29（2）：150166.到拜登政府的极限竞争

Wu Xinbo.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J］.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2021，87（2）：523.，不管是“美国优先”的理念，还是“美国回来了”的口号，本质上如出一辙，都采取了对华极限竞争的策略，

Christopher Paul， et al. A Guide to Extreme Competition with China［R/OL］. （20211201）［20220327］.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13781html.美国总统拜登曾宣称，“中国将面临来自美国的极限竞争”

Biden： China Should Expect ‘Extreme Competition from US［EB/OL］.（20210207）［20210302］.https：//www.fox44news.com/news/politicalnews/bidenchinashouldexpectextremecompetitionfromus/.。這反映了美国政界对中国崛起的基本共识，就是与中国采取全方位、高强度的极限竞争，以最大化的压力确保美国包括海上军事在内的竞争优势。特朗普政府以全政府、全社会之力对华发起了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等。拜登政府则偏好以“群狼”战术对中国进行围堵，并不断掏空和虚化“一个中国”原则，对抗性十足；继续在经贸、安全、科技等领域开展“议题竞争”，但不主张与中国全面脱钩；在气候变化、控制疫情等全球性议题上，接受对华“菜单式合作”；主张通过合纵连横对中国构建“包围圈”，并以“小院高墙”的方式筑牢美国对华科技封锁网，同时重返多边机构“对冲中国影响力”，

谢卉.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对华认知及其影响［J］.国际研究参考，2021（4）：36.与所谓“志同道合”的盟友联手，大搞排他性的“俱乐部式多边主义”。

Shen Wei， Hu Yaohui. US “Minilateralism” and Its Effort to Reshape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J］.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2022， 92 （1） ：138168.总体上，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呈现出花样多、势头猛、力道大等特点，其“群狼”战术也远比前任政府更为阴险和虚伪。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战术层面，我国面临美国印太战略带来的新挑战要比以前更复杂、更艰巨。可以预期，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刻意在我国周边四处布局，着力构建新的“抗华统一阵线”，

William Briggs. Drawing ASEAN into the AntiChina Crusade［J］. Green Left Weekly，2022（1346）：15.对我国构成的战略压力必将有增无减。

从海权角度来看，为了对抗中国，全面压制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影响力，美国采取各种手段，全面强化海权布局，意欲对华开展高强度的极限竞争：（1）重构海权战略优势规划。为了继续保持海权优势，美国海军部门对其海权战略不断提出新的构想，具体包括由军事海运司令部发起的“联合我们航行”项目

Scott Sundt，Jon Kaskin. American Sea Power at a Crossroads［EB/OL］.（20190520）［20190523］.https：//www.lmi.org/blog/americanseapowercrossroads. 、由海军参谋部和交通运输部发起的“军事海运国家战略”项目

Ben Werner. Marad： National Military Sealift Strategy Expected Soon［EB/OL］.（20200225）［20200327］.https：//news.usni.org/2020/02/25/maradnationalmilitarysealiftstrategyexpectedsoon. 、由海军作战部部长发起的“保持海上优势设计20”项目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A Design for Maintaining Maritime Superiority Vision 20［R/OL］.（20181217）［20190123］.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5633091ADesignforMaintainingMaritimeSuperiority.html/.、由海岸警卫队发起的“北极战略展望”项目

U.S. Coast Guard. Arctic Strategic Outlook［R/OL］.（201904）［20200120］. https：//assets.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5973939/ArcticStrategicOutlookAPR2019pdf.、海洋防务产业基地规划

Bryan Clark，Timothy A. Walton，Adam Lemon. Strengthening the U.S. Defense Maritime Industrial Base：A Plan to Improve Maritime Industrys Contribution to National Security［R/OL］.（20200212）［20201123］.https：//csbaonline.org/uploads/documents/CSBA8199_Maritime_Industrial_FINAL.pdf. 和全球军事基地重组计划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Base Closure and Realignment （BRAC）：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R/OL］. （20190425）［20200121］.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 。这些规划是美国海军维持海上力量优势的新措施，成为其继续保持全球海权优势的战略指南。同时，美国海军部还发布《2018年海军陆战队航空兵计划》，加强舰载机航空兵建设。2018年1月23日，海军陆战队发布《2018年海军陆战队航空兵计划》，系统阐述了海军陆战队航空兵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2）重组其印太军事体制架构。2018年5月30日，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这是美军紧密呼应特朗普政府“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概念的重要军事举措，美军在该地区构建新型军事指挥架构，象征着美军在印太的战略部署发生了重大调整，军事存在得以强化。（3）推动作战理念和战场变革。美国海军把 “打赢战争，威慑侵略，维护海洋自由”作为明确使命，

U.S. Navy. Mission ［EB/OL］.（20200905）［20211203］. https：//www.navy.com/about/mission.html.相继提出与未来海上作战相关的“多域战场”“全域海军”“第三次抵消”“分布式打击”“前沿防御态势”等一系列新概念，引领海上作战理念和能力的系统性变革。（4）加速军事基地资源整合。美国现有海外军事基地大约750个，每年维持运营这些基地的经费巨大，据统计，2021财年美国海外基地花费纳税人大约550亿美元，

David Vine， Patterson Deppen，and Leah Bolger. Drawdown： Improving U.S. and Global Security through Military Base Closures Abroad［R/OL］. （20210920）［20220109］. https：//quincyinst.org/report/drawdownimprovingusandglobalsecuritythroughmilitarybaseclosuresabroad/.高昂的開支对美国而言是一个沉重负担。在特朗普政府国防战略指导下，国防部加速推进国防改革，重点是加大投入力度，提升军事基地基础设施水平，大力优化海外军事基地建设，揭开了新一轮基地整合序幕，以更好集中战略资源，聚焦与中国军事竞争的需求。新一轮基地重组与关闭（Base Realignment and Closure， BRAC）目标重点在印太地区。有美军学者指出，新一轮军事调整是确保军事基础设施与未来战略所要求的力量结构相匹配的最佳工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为未来设施增加更多投入，以增强美军基地的利用效能，提高战斗力。

Frederico Bartels.A New Defense Strategy Requires a New Round of BRAC［J］.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2019， 13（3）：7392.为了支持海外基地重组，国会已经两度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在预算支出上给予支持。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Base Closure and Realignment （BRAC）：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R/OL］.（20190425）［20190723］.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5）更新海上作战行动指南。2018年12月17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发布名为《保持海上优势20》的新版发展指南，

U.S. Navy.A Design for Maintaining Maritime Superiority， Version 20［R/OL］.（20200723）［20210918］. https：//media.defense.gov/2020/Jul/23/2002463490/1/1/1/A%20DESIGN%20FOR%20MAINTAINING%20MARITIME%20SUPERIORITY_20PDF.认可了2016年版战略环境判断和执行情况。

U.S. Navy. A Design for Maintaining Maritime Superiority， Version 10［R/OL］.（20160105）［20210918］. https：//authorzilla.com/06NZr/adesignformaintainingmaritimesuperioritynavy.html.新版规划指出，海军面临的威胁已经拓展到从海底至网络空间的全部领域，美国的竞争优势正在缩小，海军需要根据当前形势进行快速反应，强化对海底、水下、水面、空中和太空等多个领域的利用程度，借助信息化的趋势，以技术开发和应用为基础，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安全环境。（6）增加海军预算，扩大海军舰队规模。特朗普政府执政后，不断增加国防预算，改变了奥巴马政府国防费用下降的势头，海军部门的支出规模也连年增加，2017财年海军经费为1649亿美元，2018财年为1715亿美元，2019财年达到1941亿美元，2020财年提升到2056亿美元；拜登总统上台后，海军的预算费用持续上升，2021财年为2071亿美元，2022财年为2117亿美元，2023财年达到2309亿美元。海军经费的持续上升，为美国扩大舰队规模提供了财政支持。哈德逊研究所于2020年10月发布了一份关于未来海军力量结构的报告，建议舰队拥有442艘载人舰艇和139艘大型无人舰船，其中包括12艘弹道导弹潜艇、60 艘战略核潜艇（SSNs）、9艘大甲板核动力航母（CVNs）、64艘大型水面战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52艘小型水面战斗舰（护卫舰和濒海战斗舰）、80艘护卫舰、30艘大型两栖船等。

Bryan Clark， Timothy A. Walton， and Seth Cropsey. American Sea Power at a Crossroads： A Plan to Restore the US Navys Maritime Advantage［R/OL］. （20200929） ［20201021］.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6406americanseapoweratacrossroadsaplantorestoretheusnavysmaritimeadvantage.综合美国智库的研究来看，未来美国还将持续增加海军舰船数量，以应对其所谓的“大国海上竞争”。

The US Triservice Maritime Strategy［J］.Strategic Comments， 2021，27（5）：ivvi.

从长远趋势判断，美国不会轻易放弃极限竞争策略，也不会减弱力道，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两党政客在对待中国崛起问题上的立场大同小异，甚至在选举期间比拼“谁对华更强硬”，似乎只有向选民展示对华强硬立场，才能赢得选民认同，才能在选举中获胜。因此，极限竞争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通过军事、经济、科技、经贸以及多边机构等领域强化竞争力道，这是由美国作为守成国家试图挽救自身衰落的决心以及贪恋霸主地位的野心决定的。如果出现一些偶发因素，美国的对华战略导向不排除从极限竞争滑向全面对抗，进而诱发国家关系的战略性冲突。

3复合制衡

复合制衡是超竞争制衡的第三根支柱，也是美国印太外交的主要策略。美国借助外交与军事的路径对中国崛起进行多种形式的制衡，以恢复对美国有利的区域均势结构，这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要义。复合制衡也称混合制衡，是美国在面对中国快速崛起时采取的外交和安全应对策略，是在军事战场已经无法完全将对手打败的情况下，转向寻求集军事制衡、联盟制衡以及规则制衡于一体的复合型制衡。以复合制衡为特征的安全逻辑，已经成为当下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形态，这是由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双重逻辑共同影响的结果。

王浩.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的双重逻辑及其互动［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3）：4769.

其一，军事制衡是硬制衡，也是一种内部制衡，它强调内部的进攻性与防御性能力的增强。一方面是加强前沿部署。美国着力加强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海上部署，以中国台湾北部的宫古海峡、南部的巴士海峡，以及东海、南海和菲律宾海为主，形成“两峡三海”的戰场重心，以此加强与中国的海权竞争。从兵力部署上看，按照美国《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等文件要求，海军在印太地区正大力加强兵力部署。美国把全球60%左右的海军兵力、舰艇部署在印太地区，以强化两栖突击舰的战斗力，使其发挥轻型舰艇的效能，包括陆军、陆战队等地面兵力则将部署反舰导弹，以在必要时封锁海上交通航道，尽力减轻海军舰队的压力。美军在把驻防关岛的B52轰炸机移防本土后，将更具突防力与打击力的B1B超音速轰炸机多批次引入东海、南海，展现高速机动部署能力。2016年，美国把一艘独立级“蒙哥马利”号濒海战斗舰部署到印太地区，至2019年已经部署了3艘。

FranzStefan Gady. US Navy Deploys Littoral Combat Ship to IndoPacific Region for First Time since 2016［EB/OL］.（20190702）［20200122］.https：//thediplomat.com/2019/07/usnavydeployslittoralcombatshiptoindopacificregionforfirsttimesince2016/. 这些部署对于印太地区海洋政治与安全的发展、中美海上战略互动关系的稳定都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是加大海上活动力度。一是强化情报搜集，对华实施抵近侦察。美国空军自2020年4月起多次派遣B1轰炸机巡弋西太平洋，并进驻关岛。2020年5月8日，美军两批次的B1B以“钳型攻势”的姿态分别由巴士海峡、菲律宾南方的苏禄海飞抵南海。

苏紫云.美军战略机动确保区域安全［R］. 台北：“国防安全研究院”，2020.二是加强跨军种协同巡逻。美国海军、空军已多次进行紧密协同的航空兵力整合演习，由海军战机及空军B1轰炸机实施协同海上打击任务。美军派遣B1在西太平洋及南海实施巡逻任务，除展示美国捍卫西太平洋稳定的决心外，也验证了B1在西太海域实施海上远程打击的能力，从而熟悉作战航线，支持海军的“分布式海上作战”（Distributed Maritime Operations），同时也可检验美海空军在印太地区联合协同作战的能力。

舒孝煌，许智翔.美国空军B1轰炸机部署亚太意涵［R］.台北：“国防安全研究院”，2020. 三是执行海洋自由航行计划。“自由航行计划”（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是美国印太海权战略的重要内涵，其核心就是美国国防部指令海军通过显示兵力行动挑战他国“过度的海洋主张”，强化“国际公认的权利和自由”。有学者指出，“航行自由行动是自由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行使美国海军权力的核心”

Amitai Etzioni. Freedom of Navigation Assertions：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Worlds Policeman［J］. Armed Forces & Society， 2016， 42（3）：501517.。四是重点在西太地区举行海上军演，不断施加影响和提升备战水平。在印太战略下，美国着力在印太地区加强多边或双边的联合海上演习，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战斗力和威慑力。近年来，这些军演活动规模不断扩大，投入力量不断增多，实现了双边演习多边化、多边演习扩大化、演习内容多样化、活动持续常态化。“2014年，太平洋司令部主导了160次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举办了500多次军队高级将领互访和研讨会。2015年，演习数量上升到175次，其中第七舰队参加了110多次旨在加强情报交流和联合训练的演习。”

中国南海研究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2016［R］.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6：35.2019年，美国在印太地区与盟国和伙伴的联合军事演习达到85次，

Teddy Ng. South China Sea： US Stages 85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Regional Allies in 2019， Report Says［EB/OL］.（20191214）［20200123］.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42095/southchinaseausstages85militaryexercisesregional.全年平均不到5天就有一次军事演习，密度之大，前所未有。这些演习既有针对非传统安全的人道主义援救演习，也有旨在促进作战能力的军事化演习；既有指挥所演习，也有实兵演习；既有例行性常规训练，也有临时性强化演习；特别是美国海军在演习上趋于立体化态势，从地面到海洋，从太空到水下，从现实到虚拟，从电子战到心理战，各种演习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刷存在感”的主要方式和路径。高密度的联合军事演习无非就是彰显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升盟友和伙伴的军事能力，安抚盟友和伙伴的政治情绪。

其二，联盟制衡是外部制衡，主张以结盟的方式建立集体安全保障。美国在向盟友和伙伴大力推销印太战略的同时，还积极游说其全球盟友和伙伴加入其印太战略，进一步扩展联盟网络，并且美国印太联盟网络的主要成员呈现跨区域联动整合的态势，以此来制衡中国在印太区域的快速发展和日益扩大的影响力。自2021年1月执政以来，拜登政府以“美国回来了”为口号，重点加强与联盟和伙伴的外交关系，先后推出一系列围堵中国的措施：2021年9月5日，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宣布三方缔结安全伙伴关系（AUKUS）；2021年12月召开全球“民主峰会”；2022年5月23日，拜登在日本东京宣布成立由13个成员国组成的“印太经济架构”（IPEF）； 2022年5月24日，美、日、印、澳在东京召开的第二次四方安全对话（Quad）实体领袖峰会上宣布推出一项海上安全新倡议“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2022年6月24日，美国宣布与英國、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正式建立“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PBP）；2022年6月在北约马德里峰会上，美国推动北约联盟发表《战略新概念》，把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展现其决心介入印太事务的意图，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R/OL］. （20220630）［20220710］.https：//www.nato.int/strategicconcept/.同时在美国的策划和推动下，日、韩、澳、新亚太四国首脑也参加了北约峰会，这意味着北约亚太化已经向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这必将成为搅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与安全的新危险因素。

其三，规则制衡是一种软制衡，也是一种弹性制衡，主要是因为规则和规范已成为约束国家行为的重要工具。美国执行所谓“自由航行行动”，其打出的幌子就是要保障“海上自由航行原则”的落实；另外，对“南海仲裁案”持支持态度，鼓动越南、菲律宾等国对我国的海上领土争端进行搅局，其所谓的理由就是维护“基于法治”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海洋法治和规制现已成为美国对印太地区海洋事务发挥影响力的新型工具，必须指出的是，美国要求他国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而自己却极力充当“游戏判官”，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其既不签署也不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以任意侵犯他国海洋主权，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甚至危害他国战略安全，离间国家（地区）关系，挑起国际争端，以让自己从中获利。总之，美国的规则制衡居心叵测，是一种虚伪的双标式做法，透露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嘴脸。

作为一个体系守成国家同时也是大国竞争的主导国家，美国推出的印太战略是专门针对中国崛起，集综合威慑、极限竞争与复合制衡三位于一体的地缘政治战略，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属性。对华超竞争制衡的逻辑基点在于美国有以下四个重要认识：第一，美国认识到，通过经济融入来塑造中国并纳入欧美体系的努力已经失败，中国崛起打破了权力平衡的体系结构，冲击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因而美国对华认知定位发生转向，把中国视为破坏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和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第二，美国认为自己仍然是全球体系的“霸主”，拥有超过中国的物质能力与资源，在包括军事实力、海外基地、科技实力和联盟体系等方面擁有绝对优势，依然有机会和信心在战略竞争中能战胜中国、领先中国。第三，尽管实力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认为，对付中国崛起的手段必须更加投入、更加强硬和更加有力，只有强硬有力的打压围堵才能增大中国崛起的成本，迫使中国改变自己的战略行为。第四，美国认识到，全球化已经使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中美双边关系太大而且很复杂很重要，如果关系失控必将对两国造成不可承受的冲击，因而需要在激烈的中美竞争中加装“护栏”，维持“斗而不破”的对华战略更符合美国的利益。正是基于上述四个重要认识，美国在印太战略中极力对中国的全面崛起进行超竞争制衡，弹奏出美国对华战略“全面竞争—局部对抗—有限合作”的奇怪三重曲。

五、结语

21世纪是超竞争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化，大国竞争呈现出新的意涵：其一，从竞争环境上讲，外部环境变化具有超快性，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日新月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多变情境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其二，从竞争行为体上讲，大国在竞争实力上超级接近，在国际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作用下，相互竞争的国家综合国力差距缩小，一方面守成国家出现总体衰落，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双方成为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其三，从竞争互动上讲，大国竞争互动超级复杂，既相互对抗又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含有竞争、对抗和合作并存的多重属性。在全球化浪潮中，技术、人员、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加之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深入发展，使各国生成了一种复合相互依赖关系，即便是相互竞争的大国，其也存在一定的相互联系，这种既竞争又对抗、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影响和塑造了国家的战略行为选择。其四，从竞争过程来讲，大国竞争是一种超大规模、超宽领域、超高强度和超远影响的战略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竞争；由于总体实力和战略影响力的超级性，守成国家与新兴国家的竞争必然是变化速度快、涉及面广、覆盖领域多、后果影响大的超级竞争。其五，从竞争结果来看，大国激烈竞争存在超级不确定性，国家的战略决策者对目标对手的认知差异、决策偏好以及超竞争态势的变化，使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威胁感知强弱不同，在不同条件下的战略决策选择可能会让国家间关系在敌人、朋友和竞争对手之间来回摆动，这使竞争行为体之间的战略竞争前景存在模糊性。基于这些新特点、新要素，超竞争的大国只有保持战略克制、约束非理性行为，才能使大国竞争朝一个正常和积极的方向发展。

超竞争态势的出现，使竞争主导国偏好采取超竞争制衡的方式来应对目标竞争对手的挑战，即国际体系在权力转移进程中，体系内的主导大国为了确保在大国竞争中获胜，偏好从实力地位出发，采取威慑、竞争和制衡的综合性应对手段和策略，意在谋求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弱化降解目标对手的威胁能力，减轻对自身的利益损害和战略压力，获取大国博弈中的相对收益。总体来看，超竞争制衡是一种具有复合性、遏制性和对抗性的现实主义战略。

当前，在国内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经济的双重作用下，美国制定了印太战略，把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以选择性对抗—全面性竞争—有限性合作的三维框架来处理对华关系，战略手段已经转向为超竞争制衡，威慑、极限竞争和复合制衡多管齐下，其意在全面打压围堵中国的发展，维持领先中国的战略优势，稳定由其主导的规则与秩序，以护持霸权地位，继续谋取霸权红利。美国对华超竞争制衡将势必加剧两国关系的紧张，给两国关系的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中美关系能否跳出“修昔底德陷阱”，能否避免美国学者所言的“中美注定一战”，不再演绎“大国政治的悲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决策者是否拥有战略远见，是否不戴“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崛起，是否真正放弃零和博弈的新冷战思维。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将极大考验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的战略选择和战略智慧。

鉴于中美两国的体量和影响，中美关系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承担着时代重任。但美国至今依然抱有新冷战思维，坚持零和博弈，制定和推进对华超竞争制衡的印太战略，这并不能实现美国的战略预期，只会增加两国摩擦与冲突，给地区局势带来紧张，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不利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与各国“求安定、促发展”的共同诉求背道而驰，也最终难以得到广泛支持，注定面临失败的结局。要看到，尽管中美两国存在超竞争关系，中美维持“相互竞斗、斗而不破”的关系将长期化，但是依然不能否定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客观现实。这种不同于冷战的现实，需要两国平等相处，特别是美国的决策者需要消灭“心魔”，不要从实力地位出发对待中国，而应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妥善管控分歧，超越消极竞争，以两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为重，与中国一起探索构建积极、良性的新型大国关系，共同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的时代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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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灿）